1 保尔·雷丁：知识分子之深本溯源（2/2）
《立法者与阐释者-英-齐格蒙.鲍曼》作者：立法者与阐释者-英-齐格蒙.鲍曼 2017-04-13 11:00
他们各自都有权利要求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
到这里为止，我们已经从保尔·雷丁在1937年出版的《原始宗教》（Primitive
Religion）一书的观点上走得够远的了（客观地说，作了比较自由的发挥）。即使考虑到上述分析中的某些解释，已经在本质上超出了他的研究的字面含义（就算不包括精神实质），我们也可以断定，在《原始宗教》一书中，雷丁激烈地打破了手段与效用之间的自我循环，后者只是使“思想者”的神话更加被制度化了，无论这思想者是僧侣，还是凡人，也不管他是“原始的”，还是现代的（前者是雷丁所遭遇的对象，后者是他的研究主题）。雷丁想要揭示的是这样的一种社会关系，在这种社会关系中，唯独“思想者”活动之合理性是得到保证的，但这种社会关系在神话的叙述中几乎看不到。如果我们把《原始宗教》与早它十年出版的雷丁的另一本书——《作为哲学家的原始人》（Prim－itive
Man as Philosopher）相比较，必定会有极大收获。《原始宗教》中的大多数材料，在《作为哲学家的原始人》一书中也都有了，但是，这两本书所得出的结论却截然不同。
下面引用的这段话可以用来表达《作为哲学家的原始人》一书的基本思想：
大多数人的行为特征就是适应对象，本质上，他们只关心实践的结果，而对人内在自我的要求和内心的骚动却漠不关心。即使他承认内在自我的存在，但也立刻把它扔在一边，不去理会，认为这种内在自我无论是在影响行为方面还是在解释行为方面，都是无效的。另一方面，尽管思想者无疑也渴望关注实践的结果……，但是，他的天性整个地驱迫他把相当多的时间用于自我剖析，并认为内在自我的状态，对于行为的影响，以及解释行为的进一步发展，都是非常重要的。
前者满足于既存的世界和已经发生了的事件。而解释活动是思想者活动的产物。思想者当然承认前者的存在，这是及手之物，但事实上，这种存在是与他没有任何关系的。他显示出对与这种活动类型相对立的另一种解释活动的偏好。他嗜好对事件系列之间的纯粹机械关系进行解释。他的精神节奏……的特征是，要求同样事件的无限重复……千篇一律令其心安……
于是，思想者的精神节奏是截然不同的了。
在这段论述中，思想者与非思想者（亦即“行动者”）被区分，依据是两者的精神倾向与天赋的差异。可是，思想者集团与行动者集团之间的关系，既非因这种差异而产生，亦非凭借这种差异而维持。即使这两个集团之间的关系，可以从上面所描述的差异中推导出来，也只可能是像美国著名的精神病学家克特·戈尔德斯特恩所设想的：
在所有原始社会中，人只能被划分为两种类型：一种人循规蹈距地生活，雷丁把这类人称为“非思想者”类型，另一种则是思想着的人，即所谓的“思想者”。思想者的人数可能很少，但他们在部落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他们提出概念，把概念构造成理论体系，随后，这些概念体系为“非思想者”所接受，而且通常是毫无批判地接受了。
雷丁在《作为哲学家的原始人》一书中的观点，在十年后发生了变化，前后的不同之处在于，十年之后，雷丁认为，思想者集团与非思想者集团的关系是历史进程、社会斗争和复杂的依赖关系的产物和要素，而在本书中，这种关系依然具有其神话的、“自然化的”外观。在本书中，人被看作只能各按其性生活，一些人生来适于从事思想，另一些人生来适于从事劳作。后者安于其命运，事实上，日常生活的烦杂事务的单调与重复，非常适合于他们，这种单调重复可以使他们从对于生活的烦心中摆脱出来。思想者则必须思考、质疑和创造，他们的生活必然非常地与众不同，“非思想者”类型的人并不愿意去效仿“思想者”的生活。思想者是文化英雄，受到赞颂和尊崇，但他们并不是普通人可以仿效的对象。人们猜测，正是源自于本性，才使思想者如此与众不同，这种本性把思想者的奇特的天赋，与其在世人中的特殊地位挂上了钩。
雷丁指出，人类学家所谓的原始文化，事实上是对非思想者的“精神节奏”的一种表达。雷丁的意思是，原始性其实是具有自我定义与解释学的自我包容、自我满足的性质，即只有在涉及原始性这一概念所指之所有现实存在的种种特征时，原始性这一概念才能被真正理解。这里，我们发现了对于知识分子的“神话式”定义的另一个令人困惑之处。这一定义不仅掩盖了知识分子的历史性特征，掩盖了知识分子的孤立处境与其优势地位（正如上述）之间的内在矛盾，而且，它还颠倒了形成这种对立的因果关系。这一定义显示了作为对立之一方的无名的原始性，从而也显示了对立之另一方的有名性（这一方似乎是为了否定前者的某些特征的缺陷才被创造出来的，因此，它被称为非原始性）。无论是从社会学的角度，还是从语义学的角度，这都是一种颠倒：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知识分子通过否定其对立面，定义了非原始性，而不是相反；从语义学的角度看，原始性意味着某些特征的缺乏，而这些特征正是其对立面所独有的，不管用何种方式来否定原始性，其意义都是肯定性的——即对另一面的某些特征进行解释，而原始性则被认为缺乏这些特征。知识分子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形式，至少具有一定程度的自我意识，具有为他们自己的角色游戏所设计的共同策略，这种知识分子的社会结构把其他的社会成员抛在了一边，后者被排斥在这个等级森严的体系的外面，他们凭借自身的性质也构成了一个整体，并有他们自己的特征（即使这些特征完全是由“特征的缺乏”所构成的）。原始性成为了对立面的存在，它是知识分子自我建构的副产品。
因此，原始性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更确切地说，是一个从属性概念，是那些清醒地意识到自身的存在，并置身于原始性一词所指称的范围之外的那些人的创造。置身其外者的自我意象构造了一条界线，在界线的那一边是需要诠释的概念，这种诠释是为了标志那是“这个世界的另一个部分”。
需要注意的是，上述原始性概念的派生性和从属性，在所有根源于不平衡的权力关系的概念体系中被运用，因为这种派生性和从属性是维持这种统治结构的基本要素。如何灵活地运用不同的概念，视某种具体的统治或社会权力分布的规模所可能遭遇的危险性而定。雷丁的原始性概念，暴露了这一概念家族中内在的血缘关系：这一类型的概念通常只是被应用于当（发达的、先进的、复杂的、文明的，以及诸如此类的）西方社会需与世界的其他地区划清界线的时候，这当然是从西方人的视角来看，而在世界的“非知识分子”部分，这类概念便突然丧失了意义，而在另一种统治结构的背景下面，它也是如此被运用着。由于在这一家族的概念之间享有某些共同的特征，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它们是可以相互替代的。这种替代之所以是可行的，而不至于产生语义上的混淆，自然是由于权力分配的不平衡，它们在根本上具有相同的性质。更使我们关注的是，任何统治结构都可以在这个前提性的概念中得到反映和支持，这些概念都是被创造、琢磨、推导出来的，不是整个权力结构中的统治集团，而是其中的知识分子创造了这些概念，这一事实至少可以给我们提供部分解释。知识分子的自我意象（或者，更根本地说，通过知识分子独特的实践模式所形成的认知倾向），给不平衡的权力关系罩上了虚假的面纱，这已不令人感到吃惊。
尽管与那些被统治集团或群体所下的定义截然不同，但它们几乎都会提及某些精神方面的缺陷，在这里，我们尤其可以认识到上述的知识分子对不平衡权力关系的文饰。不管是被统治集团叫作原始的，还是传统的，或者，野蛮的；也不管这些群体被称为非欧洲文化的，还是非白种人的，或者，社会下层、妇女、精神病患者、病人、罪犯等等，它们都被看作是智力低下，缺乏道德判断力，没有能力进行自我反思，特别是没有理性的自我分析能力，在对这些群体的定义中，这些特征几乎永远是显而易见的。普遍主义的根本产物就是知识的君临一切，这一特征与知识分子的实践方式可谓天衣无缝，赋予社会上层以合法性是其核心。出于同样的原因，要求统治权和优势地位（只要是想通过一种拐弯抹角的方式），就必然会对以知识分子的权力合法性为基础的那些要素称颂有加。
知识分子概念将被运用于本研究中，目前为止，为了建构这一概念的意义，我们已搜集了所有必需的要素，同时，这些要素还将被用来描绘一种策略，我们打算用这个策略对知识分子这一社会范畴的今昔进行分析。
首先，在本研究中，知识分子概念并不是指那些实际的或假设的特征，这些特征可以归功于或归咎于社会某一特定群体的诸如天性、经过努力形成的特性或获得的属性。可以这样说，知识分子范畴从来不曾、将来也永远不可能“自足地被定义”，那些通行的知识分子的定义，都只是依据范畴自身的特点来解释知识分子在整个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它们都无法超出被知识分子合法化了的社会结构的合法性层面，也就是说，这些通行的知识分子定义，深深地依赖于范畴自身所产生的权力修辞学，它们“错误地把问题当作了解决的方法”。
其次，任何试图通过“枚举”的方法来构建作为一个集体的知识分子的定义的企图都应予以避免——如，通过举出技术、职业、生活态度以及生活类型，等等，在某个具体历史时代或现实社会中，这种东西可能被要求从属于，或者被认为从属于知识分子范畴；甚至更应避免卷入到那些目的在于决定哪些知识分子或集团“依然属于”，哪些“恰恰不属于”知识分子范畴的争论（这些争论首先具有极其重要的政治意义，其次才具有社会学的意义）。在我们看来，这些争论既是从知识分子范畴的某些领域发展出来的权力修辞学的一个基本要素——服务于“结束”斗争这一目的，也是那些缺乏洞见者把权力修辞学与社会学分析混为一谈的产物。在这种情况下，问题又被错误地当作了答案。这种我们拒绝卷入的争论下面，是一种希望：希望从理论上对当前正在进行的瞬息万变的政治斗争有所预见，要么就是运用那些参与者所使用的武器——用政治手段来解决真理问题，以试图干预这种斗争的结果。相反，本研究将限于以下问题：把知识分子范畴看作是在一个更广阔的社会结构中的一个“点”，一个“局部领域”，并且找到它的定位；这一领域置身于一个人员流动的社会，像其他所有的一般的领域一样，它也会面临入侵者、征服者，也会有合法性的要求。
我们将把知识分子范畴当作一种社会整体（societal
figura-tion）的结构要素，要界定这个要素，不能从它自身性质出发，而应从这一结构要素在社会整体结构形式所呈现出来的依赖系统中所占的位置出发，从这一结构要素在维持和推动整体结构的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出发。可以假设：知识分子范畴的社会学含义，只能通过对作为一个总体的整体结构形式（figuration）的研究才能成功地获得。不过，另一个假设也是成立的：知识分子范畴表现为整体形式的一个结构要素，这一事实反过来对理解所要讨论的整体形式也是至关重要的——对理解凝聚整体之依赖性及整体再造机能的本质（即整体的自我维持与自我创新）是至关重要的。对知识分子范畴的分析与对整体的分析，表明此两者在同一个解释学循环中被不可分离地束缚在一起。
以知识分子范畴作为结构要素的整体结构形式必然具有以下特点。
首先，在我们所要讨论的整体中，许多成分交织在一起，它们之间的相互依赖主要建立在个体（个人或个人形成的集团）处理自身日常事务时的无能为力感，这种感受源于社会。他们的活动舞台，不管是物质层面的，还是精神层面的，不管是实践活动，还是观念活动，都无法为他们所控制，从而，他们需要他人的建议、帮助或主动干预。
其次，个人有限性产生了真正的依赖，因为这种有限性把“助人者”抛到了不确定性这一源头的附近，也就是抛到统治者的位置上去了。米歇尔·福柯曾经把这一过程描述为一种“牧人式”（pastoral）权力的形成，这种权力的统治是“为了”被统治者的“福利”，关注被统治者的利益，目的在于对被统治者的日常生活事务进行适当的、全面的指导。
第三，被统治者缺乏知识，或者，缺乏运用知识于实践的能力，正是由于这种缺乏，才出现了这种牧人式的权力。同理，统治者拥有前者所不曾拥有的知识，拥有决定和控制知识之分配的权力，拥有能随心所欲地运用其知识，并且分享知识运用之成果的资源。因此，那些进行着统治的，就是圣贤、教师或专家。
最后，在那些知识由既定的圣贤、教师或专家集团所控制的地方，他们的统治力度和统治范围依赖于由于普通人的无知所产生的不确定之感或被剥夺感的严重程度，而且，还依赖于前者激发或强化后者的这种不确定之感或被剥夺感的能力，换句话说，依赖于他们造成的对于他们所控制的知识的社会必要性。
不过，有两点需要作进一步的说明。第一点，上面所说的那种使整体成为一个统一体，并使这一整体得以再造的依赖与控制的类型，通常并不是只有一种。个体的对于生活事务的控制能力的缺乏，也能产生其他的统治类型，而并不只是知识的权力统治（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就是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和对分配消费品的权力的掌握）。因此，对于知识分子范畴的分析，不仅要求我们研究在这一方面的知识分子与在另一方面的“知识的服务对象”之间的关系，还要求我们对众多互为自主的统治要素，以及这些统治要素所产生的各种社会群体之间的复杂的竞争性关系进行研究。第二点，“整体性方法”（figurationalmethod）这个术语，可以用来明确地表达上述所描绘的对于知识分子范畴的分析方法，这个方法的运用通常并不限于所谓与“总体性社会”（global
society）有关的问题之研究。这个方法似乎还可以同样地被运用于总体性社会这一范畴中的范围更小的局部性研究，如处于整体中的某一个阶级、某一个组织化的集团，或者，某一个社会生活的功能领域。
到这里为止，我们已经从保尔·雷丁在1937年出版的《原始宗教》（Primitive
Religion）一书的观点上走得够远的了（客观地说，作了比较自由的发挥）。即使考虑到上述分析中的某些解释，已经在本质上超出了他的研究的字面含义（就算不包括精神实质），我们也可以断定，在《原始宗教》一书中，雷丁激烈地打破了手段与效用之间的自我循环，后者只是使“思想者”的神话更加被制度化了，无论这思想者是僧侣，还是凡人，也不管他是“原始的”，还是现代的（前者是雷丁所遭遇的对象，后者是他的研究主题）。雷丁想要揭示的是这样的一种社会关系，在这种社会关系中，唯独“思想者”活动之合理性是得到保证的，但这种社会关系在神话的叙述中几乎看不到。如果我们把《原始宗教》与早它十年出版的雷丁的另一本书——《作为哲学家的原始人》（Prim－itive
Man as Philosopher）相比较，必定会有极大收获。《原始宗教》中的大多数材料，在《作为哲学家的原始人》一书中也都有了，但是，这两本书所得出的结论却截然不同。
下面引用的这段话可以用来表达《作为哲学家的原始人》一书的基本思想：
大多数人的行为特征就是适应对象，本质上，他们只关心实践的结果，而对人内在自我的要求和内心的骚动却漠不关心。即使他承认内在自我的存在，但也立刻把它扔在一边，不去理会，认为这种内在自我无论是在影响行为方面还是在解释行为方面，都是无效的。另一方面，尽管思想者无疑也渴望关注实践的结果……，但是，他的天性整个地驱迫他把相当多的时间用于自我剖析，并认为内在自我的状态，对于行为的影响，以及解释行为的进一步发展，都是非常重要的。
前者满足于既存的世界和已经发生了的事件。而解释活动是思想者活动的产物。思想者当然承认前者的存在，这是及手之物，但事实上，这种存在是与他没有任何关系的。他显示出对与这种活动类型相对立的另一种解释活动的偏好。他嗜好对事件系列之间的纯粹机械关系进行解释。他的精神节奏……的特征是，要求同样事件的无限重复……千篇一律令其心安……
于是，思想者的精神节奏是截然不同的了。
在这段论述中，思想者与非思想者（亦即“行动者”）被区分，依据是两者的精神倾向与天赋的差异。可是，思想者集团与行动者集团之间的关系，既非因这种差异而产生，亦非凭借这种差异而维持。即使这两个集团之间的关系，可以从上面所描述的差异中推导出来，也只可能是像美国著名的精神病学家克特·戈尔德斯特恩所设想的：
在所有原始社会中，人只能被划分为两种类型：一种人循规蹈距地生活，雷丁把这类人称为“非思想者”类型，另一种则是思想着的人，即所谓的“思想者”。思想者的人数可能很少，但他们在部落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他们提出概念，把概念构造成理论体系，随后，这些概念体系为“非思想者”所接受，而且通常是毫无批判地接受了。
雷丁在《作为哲学家的原始人》一书中的观点，在十年后发生了变化，前后的不同之处在于，十年之后，雷丁认为，思想者集团与非思想者集团的关系是历史进程、社会斗争和复杂的依赖关系的产物和要素，而在本书中，这种关系依然具有其神话的、“自然化的”外观。在本书中，人被看作只能各按其性生活，一些人生来适于从事思想，另一些人生来适于从事劳作。后者安于其命运，事实上，日常生活的烦杂事务的单调与重复，非常适合于他们，这种单调重复可以使他们从对于生活的烦心中摆脱出来。思想者则必须思考、质疑和创造，他们的生活必然非常地与众不同，“非思想者”类型的人并不愿意去效仿“思想者”的生活。思想者是文化英雄，受到赞颂和尊崇，但他们并不是普通人可以仿效的对象。人们猜测，正是源自于本性，才使思想者如此与众不同，这种本性把思想者的奇特的天赋，与其在世人中的特殊地位挂上了钩。
雷丁指出，人类学家所谓的原始文化，事实上是对非思想者的“精神节奏”的一种表达。雷丁的意思是，原始性其实是具有自我定义与解释学的自我包容、自我满足的性质，即只有在涉及原始性这一概念所指之所有现实存在的种种特征时，原始性这一概念才能被真正理解。这里，我们发现了对于知识分子的“神话式”定义的另一个令人困惑之处。这一定义不仅掩盖了知识分子的历史性特征，掩盖了知识分子的孤立处境与其优势地位（正如上述）之间的内在矛盾，而且，它还颠倒了形成这种对立的因果关系。这一定义显示了作为对立之一方的无名的原始性，从而也显示了对立之另一方的有名性（这一方似乎是为了否定前者的某些特征的缺陷才被创造出来的，因此，它被称为非原始性）。无论是从社会学的角度，还是从语义学的角度，这都是一种颠倒：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知识分子通过否定其对立面，定义了非原始性，而不是相反；从语义学的角度看，原始性意味着某些特征的缺乏，而这些特征正是其对立面所独有的，不管用何种方式来否定原始性，其意义都是肯定性的——即对另一面的某些特征进行解释，而原始性则被认为缺乏这些特征。知识分子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形式，至少具有一定程度的自我意识，具有为他们自己的角色游戏所设计的共同策略，这种知识分子的社会结构把其他的社会成员抛在了一边，后者被排斥在这个等级森严的体系的外面，他们凭借自身的性质也构成了一个整体，并有他们自己的特征（即使这些特征完全是由“特征的缺乏”所构成的）。原始性成为了对立面的存在，它是知识分子自我建构的副产品。
因此，原始性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更确切地说，是一个从属性概念，是那些清醒地意识到自身的存在，并置身于原始性一词所指称的范围之外的那些人的创造。置身其外者的自我意象构造了一条界线，在界线的那一边是需要诠释的概念，这种诠释是为了标志那是“这个世界的另一个部分”。
需要注意的是，上述原始性概念的派生性和从属性，在所有根源于不平衡的权力关系的概念体系中被运用，因为这种派生性和从属性是维持这种统治结构的基本要素。如何灵活地运用不同的概念，视某种具体的统治或社会权力分布的规模所可能遭遇的危险性而定。雷丁的原始性概念，暴露了这一概念家族中内在的血缘关系：这一类型的概念通常只是被应用于当（发达的、先进的、复杂的、文明的，以及诸如此类的）西方社会需与世界的其他地区划清界线的时候，这当然是从西方人的视角来看，而在世界的“非知识分子”部分，这类概念便突然丧失了意义，而在另一种统治结构的背景下面，它也是如此被运用着。由于在这一家族的概念之间享有某些共同的特征，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它们是可以相互替代的。这种替代之所以是可行的，而不至于产生语义上的混淆，自然是由于权力分配的不平衡，它们在根本上具有相同的性质。更使我们关注的是，任何统治结构都可以在这个前提性的概念中得到反映和支持，这些概念都是被创造、琢磨、推导出来的，不是整个权力结构中的统治集团，而是其中的知识分子创造了这些概念，这一事实至少可以给我们提供部分解释。知识分子的自我意象（或者，更根本地说，通过知识分子独特的实践模式所形成的认知倾向），给不平衡的权力关系罩上了虚假的面纱，这已不令人感到吃惊。
尽管与那些被统治集团或群体所下的定义截然不同，但它们几乎都会提及某些精神方面的缺陷，在这里，我们尤其可以认识到上述的知识分子对不平衡权力关系的文饰。不管是被统治集团叫作原始的，还是传统的，或者，野蛮的；也不管这些群体被称为非欧洲文化的，还是非白种人的，或者，社会下层、妇女、精神病患者、病人、罪犯等等，它们都被看作是智力低下，缺乏道德判断力，没有能力进行自我反思，特别是没有理性的自我分析能力，在对这些群体的定义中，这些特征几乎永远是显而易见的。普遍主义的根本产物就是知识的君临一切，这一特征与知识分子的实践方式可谓天衣无缝，赋予社会上层以合法性是其核心。出于同样的原因，要求统治权和优势地位（只要是想通过一种拐弯抹角的方式），就必然会对以知识分子的权力合法性为基础的那些要素称颂有加。
知识分子概念将被运用于本研究中，目前为止，为了建构这一概念的意义，我们已搜集了所有必需的要素，同时，这些要素还将被用来描绘一种策略，我们打算用这个策略对知识分子这一社会范畴的今昔进行分析。
首先，在本研究中，知识分子概念并不是指那些实际的或假设的特征，这些特征可以归功于或归咎于社会某一特定群体的诸如天性、经过努力形成的特性或获得的属性。可以这样说，知识分子范畴从来不曾、将来也永远不可能“自足地被定义”，那些通行的知识分子的定义，都只是依据范畴自身的特点来解释知识分子在整个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它们都无法超出被知识分子合法化了的社会结构的合法性层面，也就是说，这些通行的知识分子定义，深深地依赖于范畴自身所产生的权力修辞学，它们“错误地把问题当作了解决的方法”。
其次，任何试图通过“枚举”的方法来构建作为一个集体的知识分子的定义的企图都应予以避免——如，通过举出技术、职业、生活态度以及生活类型，等等，在某个具体历史时代或现实社会中，这种东西可能被要求从属于，或者被认为从属于知识分子范畴；甚至更应避免卷入到那些目的在于决定哪些知识分子或集团“依然属于”，哪些“恰恰不属于”知识分子范畴的争论（这些争论首先具有极其重要的政治意义，其次才具有社会学的意义）。在我们看来，这些争论既是从知识分子范畴的某些领域发展出来的权力修辞学的一个基本要素——服务于“结束”斗争这一目的，也是那些缺乏洞见者把权力修辞学与社会学分析混为一谈的产物。在这种情况下，问题又被错误地当作了答案。这种我们拒绝卷入的争论下面，是一种希望：希望从理论上对当前正在进行的瞬息万变的政治斗争有所预见，要么就是运用那些参与者所使用的武器——用政治手段来解决真理问题，以试图干预这种斗争的结果。相反，本研究将限于以下问题：把知识分子范畴看作是在一个更广阔的社会结构中的一个“点”，一个“局部领域”，并且找到它的定位；这一领域置身于一个人员流动的社会，像其他所有的一般的领域一样，它也会面临入侵者、征服者，也会有合法性的要求。
我们将把知识分子范畴当作一种社会整体（societal
figura-tion）的结构要素，要界定这个要素，不能从它自身性质出发，而应从这一结构要素在社会整体结构形式所呈现出来的依赖系统中所占的位置出发，从这一结构要素在维持和推动整体结构的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出发。可以假设：知识分子范畴的社会学含义，只能通过对作为一个总体的整体结构形式（figuration）的研究才能成功地获得。不过，另一个假设也是成立的：知识分子范畴表现为整体形式的一个结构要素，这一事实反过来对理解所要讨论的整体形式也是至关重要的——对理解凝聚整体之依赖性及整体再造机能的本质（即整体的自我维持与自我创新）是至关重要的。对知识分子范畴的分析与对整体的分析，表明此两者在同一个解释学循环中被不可分离地束缚在一起。
以知识分子范畴作为结构要素的整体结构形式必然具有以下特点。
首先，在我们所要讨论的整体中，许多成分交织在一起，它们之间的相互依赖主要建立在个体（个人或个人形成的集团）处理自身日常事务时的无能为力感，这种感受源于社会。他们的活动舞台，不管是物质层面的，还是精神层面的，不管是实践活动，还是观念活动，都无法为他们所控制，从而，他们需要他人的建议、帮助或主动干预。
其次，个人有限性产生了真正的依赖，因为这种有限性把“助人者”抛到了不确定性这一源头的附近，也就是抛到统治者的位置上去了。米歇尔·福柯曾经把这一过程描述为一种“牧人式”（pastoral）权力的形成，这种权力的统治是“为了”被统治者的“福利”，关注被统治者的利益，目的在于对被统治者的日常生活事务进行适当的、全面的指导。
第三，被统治者缺乏知识，或者，缺乏运用知识于实践的能力，正是由于这种缺乏，才出现了这种牧人式的权力。同理，统治者拥有前者所不曾拥有的知识，拥有决定和控制知识之分配的权力，拥有能随心所欲地运用其知识，并且分享知识运用之成果的资源。因此，那些进行着统治的，就是圣贤、教师或专家。
最后，在那些知识由既定的圣贤、教师或专家集团所控制的地方，他们的统治力度和统治范围依赖于由于普通人的无知所产生的不确定之感或被剥夺感的严重程度，而且，还依赖于前者激发或强化后者的这种不确定之感或被剥夺感的能力，换句话说，依赖于他们造成的对于他们所控制的知识的社会必要性。
不过，有两点需要作进一步的说明。第一点，上面所说的那种使整体成为一个统一体，并使这一整体得以再造的依赖与控制的类型，通常并不是只有一种。个体的对于生活事务的控制能力的缺乏，也能产生其他的统治类型，而并不只是知识的权力统治（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就是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和对分配消费品的权力的掌握）。因此，对于知识分子范畴的分析，不仅要求我们研究在这一方面的知识分子与在另一方面的“知识的服务对象”之间的关系，还要求我们对众多互为自主的统治要素，以及这些统治要素所产生的各种社会群体之间的复杂的竞争性关系进行研究。第二点，“整体性方法”（figurationalmethod）这个术语，可以用来明确地表达上述所描绘的对于知识分子范畴的分析方法，这个方法的运用通常并不限于所谓与“总体性社会”（global
society）有关的问题之研究。这个方法似乎还可以同样地被运用于总体性社会这一范畴中的范围更小的局部性研究，如处于整体中的某一个阶级、某一个组织化的集团，或者，某一个社会生活的功能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