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
《回顾-美-爱德华·贝拉米》作者：回顾-美-爱德华·贝拉米 2017-04-13 10:59
我们和太太小姐们约好在餐厅见面，一同吃晚饭，饭后，她们另有约会先走了。我们坐在桌边，吸烟饮酒，谈了许多别的事情。
“医生，”在谈话中我说，“说真的，拿你们的社会制度同以前世界上流行的任何制度，特别是同我自己那个最不幸的世纪的制度相比，要是我不加以赞美的话，那我就未免太麻木了。如果今晚我经过催眠，又睡得像上次那么久，同时，时光倒流，而非前进，我又在十九世纪中醒来，等我把自己看到的情形告诉朋友，他们每人一定会承认，你们的社会是一个有秩序的、平等的和幸福的天堂。但我同时代的人都是很现实的，当他们赞美这个制度的高尚道德和物质繁荣以后，接着就会开始猜测并询问：你们怎样获得了财富，使每人都能生活得这么愉快呢？因为，要使整个国家保持舒适的、甚至奢华的生活水平，像我从周围看到的那样，当然就必须要有大大超过我那个时代整个国家所创造的财富。虽然你们社会制度的主要特征，我差不多都能解释给他们听，但我也肯定无法回答这个问题，这样一来，由于他们都是认真核对事实的人，他们就会说我是在作梦，不论我说什么，再也不会相信了。在我那个时代，据我知道，全国每年的生产总额，即使绝对平均地加以分配，每人所得也不超过三四百元，只够用来维持最低的生活，谈不到什么舒服。可是，你们怎么又会有那么多的财富呢？”
“问题提得很好，韦斯特先生，”利特医生回答，“如果像你所想像的那样，你的朋友们因为你不能圆满地答复这个问题而认为你谈的全是梦话，我也不能责怪他们的。这个问题如果要详细答复，不是单靠一次谈话就可以办得到的。至于可以证实我的一般说明的确切的统计数字，我得请你参考我的图书室里的书籍。不过万一发生像你所说的那种情况，由于我没有告诉你一些概念而让你被你的老朋友们问得狼狈不堪，那我真会觉得太抱歉了。
“让我们先从一些细小的项目谈起，在这方面，和你们相比，我们节省了财富。我们没有国家发行的或州、县市发行的公债，因而也就不必偿还公债的款项。我们根本没有支付海陆军军饷和物资这一项经费，我们没有陆军、海军或民兵。我们没有税务，也没有大批估税员和收税员。至于谈到我们的司法官、警察、警官和监狱看守，你们当时马萨诸塞一州所保持的人数，远超过我们现在全国所需的人数。我们没有像你们当时所有的那个掠夺社会财富的犯罪阶级。由于身患残疾，或多或少地丧失了工作能力的人，例如残废、生病和衰弱的人，在你们当时成为强健者的重累，但是现在他们在卫生而舒适的环境下生活着，人数已经减到很少，而且一代少于一代，就快没有了。
“我们节省财富的另一项，就是废除了货币以及与各种金融活动有关的成千种工作。这类工作以前占用了大批本来可以从事有益的工作的人员。同时请你想一想，你们当时的有钱人由于追求个人穷奢极欲的享受而造成的浪费现象也没有了，尽管这项浪费很容易被人估计过高。另外，还请想一想，现在不论贫富，都没有游手好闲的人，——没有懒汉了。
“造成从前社会贫困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各家洗衣烧饭以及各自单独从事其他许多家务，在人力物力方面造成的巨大浪费，现在，我们采取了合作的方式。
“我们的分配系统组织起来以后所取得的节约成果，比上述任何一项节约都大得多，真比上述各种节约的总和还大。这种分配工作过去是由大小商人、店主以及他们的各种等级的雇员、批发商、零售商、代理人、旅行推销员和各种各样的经纪人来担任的，在盲目的调运和无休止的转手中造成了极大的人力浪费，现在却由十分之一的人手来完成，而且没有任何不必要的周转。我们的分配办法就像你所已经了解的那样。据我们的统计学家估计，全部分配过程所需要的人员，只占工人总数的八十分之一，而你们当时却占了全部人口的八分之一，也就是从参加生产的劳动力中减少了这些人数。”
“我开始明白你们的巨大财富是怎样得来的了，”我说。
“对不起，”利特医生回答，“可是我认为你现在还没有懂得哩。我以上所述的各种节约，通过节省物资，直接或间接地节省了人力，因此这些节约的总和，可能等于你们全年生产的财富总额再加上一半。但是，如果把这些节约同私人企业经营全国各项生产必然造成的其他惊人浪费相比，是不值一提的，不过这些浪费现在已经没有了。不论你们同时代人在生产品的消费方面作了多大的节约，也不论机械发明的进步多么惊人，但是只要他们抓住那种制度不放，就永远无法从贫困的泥沼中脱身出来。
“就利用人力的方式来说，再没有比这更浪费的了。为了顾全人类智慧的信誉，我们应该记住，人类从未发明过这种制度，它只是野蛮时代的一种遗风。当时因为没有社会组织，所以也不可能有什么合作的办法。”
“我毫不犹豫地承认，”我说，“从道德上讲，我们的生产制度是很坏的，但是，撇开道德不谈，如果单纯把它当作一种谋财致富的工具来看，我们倒觉得它是很不错的。”
“我在前面说过，”医生答道，“这个题目范围太广，现在不可能详细讨论。不过，如果你真有兴趣想知道我们现代人把你们的生产制度和我们自己的对比以后，提出了哪些批评，我倒可以简单地说几点。
“把生产事业交给不负责任的个人去经营，他们彼此完全不了解或是根本不合作，结果所造成的浪费主要有四方面：第一，由于经营失当所造成的浪费；第二，由于从事生产事业者的竞争和相互敌视所造成的浪费；第三，由于周期性的生产过剩和危机使生产陷于停顿所造成的浪费；第四，由于资金和劳力经常闲置所造成的浪费。即使这四大漏洞中有三个被堵住了，但只要留下一个，就足以在一个国家中造成贫富悬殊的现象。
“让我们先从经营失当所造成的浪费谈起吧。在你们那个时代，商品的生产和分配是在没有协作或无组织的状况下进行的，所以便无法知道人们对某一类产品究竟有怎样的需求，究竟有多大供应量。因此，私人资本家经营的任何企业，通常总是一种没有把握的实验。企业创办人不像我们的政府那样对于生产和消费能有全面的了解，因此决不可能知道人们需要什么，也不可能知道其他资本家为了满足这些需求做了什么安排。从这一点来看，我们就不会奇怪，为什么创办任何一种特定的企业多半总是失败，而且那些最后得到成功的人们往往都曾经一再遭到过失败。如果一个鞋匠每制成一双鞋子都要糟蹋四、五双鞋子的皮料，并且还要浪费时间，那么，他的发财机会也正和你的同时代人在私人经营企业制度下的情形相同，要平均失败四、五次才能成功一次。
“第二种大浪费是竞争造成的。整个生产领域是一个像世界那么辽阔的战场，在这里，从事这种工作的人相互攻击，浪费了精力，而这些精力如果能像今天这样同心协力地加以使用，便可以使大家富足。在这种战斗中，根本谈不到什么慈悲或宽大，如果有人处心积虑地投入某一企业界，摧毁原先占据这个地盘的人的企业，以便在它们的废墟上建立起自己的企业，那么他的这种成就一定会博得大众的赞扬。就斗争带来的精神上的痛苦和**上的折磨，以及失败者和那些依靠他们的人的悲惨遭遇来说，即使把这种斗争比作真正的战争，也不能说是想入非非。现代人对于你们那个时代首先感到最惊讶的一点，就是那些从事同一生产事业的人不像同志和同事那样为了一个共同目的而友爱互助，竟然彼此把对方看成是应该扼杀和打倒的对手和敌人。这确实像一种疯狂的行为，只有疯人院里才会出现。但是，如果进一步考虑，就能看出事实并不如此。你的同时代人尽管你死我活地搏斗着，然而对自己的打算却很清楚。十九世纪的生产者不像我们的生产者那样为了集体的生存一同工作，而是各自完全为了自己的生存，牺牲集体利益。如果一个生产者在实现这个目的的过程中，同时也增加了公共财富，那也只是附带的。同样地，使用损害公共利益的办法来充实个人私囊，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平常的事情。每个生产者的最可怕的敌人，必然就是他的同行，因为，在你们那个以个人利益作为生产动机的制度下，每个生产者所希望的，就是他所生产的东西越少越好。从他的利益来说，除了他自己所能生产的以外，最好没有别人再生产这类商品。他所经常努力的，就是要在环境允许的条件下用打击并消灭他的同行的办法来实现上述目的。当他消灭了所有可以消灭的同行以后，他的策略就是同他不能消灭的同行们联合起来，把彼此间的战斗转变为对社会大众的战斗，采用的办法是垄断市场——我知道你们通常是这样说的——并且把价格提高到人们愿意购买这种货物时所能忍受的最高点。十九世纪生产者的梦想是企图绝对控制某些生活必需品的供应，以便使大众处于饥饿的边缘，并经常将他所供应的物品按缺货时的行情出售。韦斯特先生，这就是十九世纪的所谓生产制度。请你来评判一下，在某些方面，这是否更像是一种阻碍生产的制度。将来等我们有充分的空闲时间，我想请你坐下来和我谈一谈，让我了解那些我已经作了很多研究却仍然不能明了的情况，这就是为什么你的同时代人在很多方面都显得那么机灵，竟会把供应全体人民的事情交给一个为了本身利益而要饿死全体人民的阶级。我肯定地告诉你，我们感到惊奇的，倒不是这个世界在这种制度下没有富裕起来，而是它没有因为贫乏而彻底消灭。当我们继续研究那个时代所特有的一些其他巨大的浪费时，这种惊奇之感也就更强烈了。
“除了由于经营不当，以及在生产斗争中经常损伤元气所造成的劳动力和资金方面的浪费以外，你们的制度还容易发生周期性的波动。不论聪明的和不聪明的生产者，也不论在你死我活的斗争中是胜利者或牺牲者，都免不了同归于尽。我指的是每隔五年到十年出现的商业危机，它破坏了全国的各项生产事业，使一切薄弱的企业一蹶不振，使实力最雄厚的企业一落千丈。接踵而至的是一个长期的所谓停滞时期，通常要继续很多年，在这个期间，资本家慢慢地重新聚集他们被削弱了的力量，而工人阶级则处于挨饿和骚动之中。于是，又出现了另一个短暂的繁荣时期，接着又转入另一个危机，随后又是萧条的年代。随着商业的发展，在各国之间形成了相互信赖的关系，因此，这些危机就转变为世界性的危机。同时因为受到波动影响的范围扩大，并且缺乏挽回颓势的中心，嗣后发生的崩溃状态也就较前更为持久。随着世界生产事业的发展和复杂化，加上投资数额的增加，这些商业方面的大震动相应地更加频繁起来了，直到十九世纪末叶，便出现了一年好、两年坏的情形。而以前从来没有这么广泛、这么壮大的生产系统，在它本身的荷负下也仿佛摇摇欲坠了。经过无休止的讨论，你们的经济学家当时似乎已经开始得出绝望的结论，认为对于这些危机，正如对付旱灾或飓风那样，是没有办法加以防止或控制的。人们力所能及的，只是把它们当作无可避免的灾难加以忍受，等到它们过去以后，再把这个支离破碎的生产机构重建起来，正像一个时常发生地震的国家的居民那样，继续在原来的地点上重建他们的城市。
“你们的同时代人认识到，这些混乱的根源包含在他们的生产制度中，就这点而论，当然是正确的。这些混乱起源于制度基础的本身，当实业组织日渐扩大复杂以后，混乱就必然变得越来越严重。这些根源之一就是：不同的生产事业缺乏统一的管理，因此便不可能互相协调地、互相配合地发展。由于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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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在谈话中我说，“说真的，拿你们的社会制度同以前世界上流行的任何制度，特别是同我自己那个最不幸的世纪的制度相比，要是我不加以赞美的话，那我就未免太麻木了。如果今晚我经过催眠，又睡得像上次那么久，同时，时光倒流，而非前进，我又在十九世纪中醒来，等我把自己看到的情形告诉朋友，他们每人一定会承认，你们的社会是一个有秩序的、平等的和幸福的天堂。但我同时代的人都是很现实的，当他们赞美这个制度的高尚道德和物质繁荣以后，接着就会开始猜测并询问：你们怎样获得了财富，使每人都能生活得这么愉快呢？因为，要使整个国家保持舒适的、甚至奢华的生活水平，像我从周围看到的那样，当然就必须要有大大超过我那个时代整个国家所创造的财富。虽然你们社会制度的主要特征，我差不多都能解释给他们听，但我也肯定无法回答这个问题，这样一来，由于他们都是认真核对事实的人，他们就会说我是在作梦，不论我说什么，再也不会相信了。在我那个时代，据我知道，全国每年的生产总额，即使绝对平均地加以分配，每人所得也不超过三四百元，只够用来维持最低的生活，谈不到什么舒服。可是，你们怎么又会有那么多的财富呢？”
“问题提得很好，韦斯特先生，”利特医生回答，“如果像你所想像的那样，你的朋友们因为你不能圆满地答复这个问题而认为你谈的全是梦话，我也不能责怪他们的。这个问题如果要详细答复，不是单靠一次谈话就可以办得到的。至于可以证实我的一般说明的确切的统计数字，我得请你参考我的图书室里的书籍。不过万一发生像你所说的那种情况，由于我没有告诉你一些概念而让你被你的老朋友们问得狼狈不堪，那我真会觉得太抱歉了。
“让我们先从一些细小的项目谈起，在这方面，和你们相比，我们节省了财富。我们没有国家发行的或州、县市发行的公债，因而也就不必偿还公债的款项。我们根本没有支付海陆军军饷和物资这一项经费，我们没有陆军、海军或民兵。我们没有税务，也没有大批估税员和收税员。至于谈到我们的司法官、警察、警官和监狱看守，你们当时马萨诸塞一州所保持的人数，远超过我们现在全国所需的人数。我们没有像你们当时所有的那个掠夺社会财富的犯罪阶级。由于身患残疾，或多或少地丧失了工作能力的人，例如残废、生病和衰弱的人，在你们当时成为强健者的重累，但是现在他们在卫生而舒适的环境下生活着，人数已经减到很少，而且一代少于一代，就快没有了。
“我们节省财富的另一项，就是废除了货币以及与各种金融活动有关的成千种工作。这类工作以前占用了大批本来可以从事有益的工作的人员。同时请你想一想，你们当时的有钱人由于追求个人穷奢极欲的享受而造成的浪费现象也没有了，尽管这项浪费很容易被人估计过高。另外，还请想一想，现在不论贫富，都没有游手好闲的人，——没有懒汉了。
“造成从前社会贫困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各家洗衣烧饭以及各自单独从事其他许多家务，在人力物力方面造成的巨大浪费，现在，我们采取了合作的方式。
“我们的分配系统组织起来以后所取得的节约成果，比上述任何一项节约都大得多，真比上述各种节约的总和还大。这种分配工作过去是由大小商人、店主以及他们的各种等级的雇员、批发商、零售商、代理人、旅行推销员和各种各样的经纪人来担任的，在盲目的调运和无休止的转手中造成了极大的人力浪费，现在却由十分之一的人手来完成，而且没有任何不必要的周转。我们的分配办法就像你所已经了解的那样。据我们的统计学家估计，全部分配过程所需要的人员，只占工人总数的八十分之一，而你们当时却占了全部人口的八分之一，也就是从参加生产的劳动力中减少了这些人数。”
“我开始明白你们的巨大财富是怎样得来的了，”我说。
“对不起，”利特医生回答，“可是我认为你现在还没有懂得哩。我以上所述的各种节约，通过节省物资，直接或间接地节省了人力，因此这些节约的总和，可能等于你们全年生产的财富总额再加上一半。但是，如果把这些节约同私人企业经营全国各项生产必然造成的其他惊人浪费相比，是不值一提的，不过这些浪费现在已经没有了。不论你们同时代人在生产品的消费方面作了多大的节约，也不论机械发明的进步多么惊人，但是只要他们抓住那种制度不放，就永远无法从贫困的泥沼中脱身出来。
“就利用人力的方式来说，再没有比这更浪费的了。为了顾全人类智慧的信誉，我们应该记住，人类从未发明过这种制度，它只是野蛮时代的一种遗风。当时因为没有社会组织，所以也不可能有什么合作的办法。”
“我毫不犹豫地承认，”我说，“从道德上讲，我们的生产制度是很坏的，但是，撇开道德不谈，如果单纯把它当作一种谋财致富的工具来看，我们倒觉得它是很不错的。”
“我在前面说过，”医生答道，“这个题目范围太广，现在不可能详细讨论。不过，如果你真有兴趣想知道我们现代人把你们的生产制度和我们自己的对比以后，提出了哪些批评，我倒可以简单地说几点。
“把生产事业交给不负责任的个人去经营，他们彼此完全不了解或是根本不合作，结果所造成的浪费主要有四方面：第一，由于经营失当所造成的浪费；第二，由于从事生产事业者的竞争和相互敌视所造成的浪费；第三，由于周期性的生产过剩和危机使生产陷于停顿所造成的浪费；第四，由于资金和劳力经常闲置所造成的浪费。即使这四大漏洞中有三个被堵住了，但只要留下一个，就足以在一个国家中造成贫富悬殊的现象。
“让我们先从经营失当所造成的浪费谈起吧。在你们那个时代，商品的生产和分配是在没有协作或无组织的状况下进行的，所以便无法知道人们对某一类产品究竟有怎样的需求，究竟有多大供应量。因此，私人资本家经营的任何企业，通常总是一种没有把握的实验。企业创办人不像我们的政府那样对于生产和消费能有全面的了解，因此决不可能知道人们需要什么，也不可能知道其他资本家为了满足这些需求做了什么安排。从这一点来看，我们就不会奇怪，为什么创办任何一种特定的企业多半总是失败，而且那些最后得到成功的人们往往都曾经一再遭到过失败。如果一个鞋匠每制成一双鞋子都要糟蹋四、五双鞋子的皮料，并且还要浪费时间，那么，他的发财机会也正和你的同时代人在私人经营企业制度下的情形相同，要平均失败四、五次才能成功一次。
“第二种大浪费是竞争造成的。整个生产领域是一个像世界那么辽阔的战场，在这里，从事这种工作的人相互攻击，浪费了精力，而这些精力如果能像今天这样同心协力地加以使用，便可以使大家富足。在这种战斗中，根本谈不到什么慈悲或宽大，如果有人处心积虑地投入某一企业界，摧毁原先占据这个地盘的人的企业，以便在它们的废墟上建立起自己的企业，那么他的这种成就一定会博得大众的赞扬。就斗争带来的精神上的痛苦和**上的折磨，以及失败者和那些依靠他们的人的悲惨遭遇来说，即使把这种斗争比作真正的战争，也不能说是想入非非。现代人对于你们那个时代首先感到最惊讶的一点，就是那些从事同一生产事业的人不像同志和同事那样为了一个共同目的而友爱互助，竟然彼此把对方看成是应该扼杀和打倒的对手和敌人。这确实像一种疯狂的行为，只有疯人院里才会出现。但是，如果进一步考虑，就能看出事实并不如此。你的同时代人尽管你死我活地搏斗着，然而对自己的打算却很清楚。十九世纪的生产者不像我们的生产者那样为了集体的生存一同工作，而是各自完全为了自己的生存，牺牲集体利益。如果一个生产者在实现这个目的的过程中，同时也增加了公共财富，那也只是附带的。同样地，使用损害公共利益的办法来充实个人私囊，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平常的事情。每个生产者的最可怕的敌人，必然就是他的同行，因为，在你们那个以个人利益作为生产动机的制度下，每个生产者所希望的，就是他所生产的东西越少越好。从他的利益来说，除了他自己所能生产的以外，最好没有别人再生产这类商品。他所经常努力的，就是要在环境允许的条件下用打击并消灭他的同行的办法来实现上述目的。当他消灭了所有可以消灭的同行以后，他的策略就是同他不能消灭的同行们联合起来，把彼此间的战斗转变为对社会大众的战斗，采用的办法是垄断市场——我知道你们通常是这样说的——并且把价格提高到人们愿意购买这种货物时所能忍受的最高点。十九世纪生产者的梦想是企图绝对控制某些生活必需品的供应，以便使大众处于饥饿的边缘，并经常将他所供应的物品按缺货时的行情出售。韦斯特先生，这就是十九世纪的所谓生产制度。请你来评判一下，在某些方面，这是否更像是一种阻碍生产的制度。将来等我们有充分的空闲时间，我想请你坐下来和我谈一谈，让我了解那些我已经作了很多研究却仍然不能明了的情况，这就是为什么你的同时代人在很多方面都显得那么机灵，竟会把供应全体人民的事情交给一个为了本身利益而要饿死全体人民的阶级。我肯定地告诉你，我们感到惊奇的，倒不是这个世界在这种制度下没有富裕起来，而是它没有因为贫乏而彻底消灭。当我们继续研究那个时代所特有的一些其他巨大的浪费时，这种惊奇之感也就更强烈了。
“除了由于经营不当，以及在生产斗争中经常损伤元气所造成的劳动力和资金方面的浪费以外，你们的制度还容易发生周期性的波动。不论聪明的和不聪明的生产者，也不论在你死我活的斗争中是胜利者或牺牲者，都免不了同归于尽。我指的是每隔五年到十年出现的商业危机，它破坏了全国的各项生产事业，使一切薄弱的企业一蹶不振，使实力最雄厚的企业一落千丈。接踵而至的是一个长期的所谓停滞时期，通常要继续很多年，在这个期间，资本家慢慢地重新聚集他们被削弱了的力量，而工人阶级则处于挨饿和骚动之中。于是，又出现了另一个短暂的繁荣时期，接着又转入另一个危机，随后又是萧条的年代。随着商业的发展，在各国之间形成了相互信赖的关系，因此，这些危机就转变为世界性的危机。同时因为受到波动影响的范围扩大，并且缺乏挽回颓势的中心，嗣后发生的崩溃状态也就较前更为持久。随着世界生产事业的发展和复杂化，加上投资数额的增加，这些商业方面的大震动相应地更加频繁起来了，直到十九世纪末叶，便出现了一年好、两年坏的情形。而以前从来没有这么广泛、这么壮大的生产系统，在它本身的荷负下也仿佛摇摇欲坠了。经过无休止的讨论，你们的经济学家当时似乎已经开始得出绝望的结论，认为对于这些危机，正如对付旱灾或飓风那样，是没有办法加以防止或控制的。人们力所能及的，只是把它们当作无可避免的灾难加以忍受，等到它们过去以后，再把这个支离破碎的生产机构重建起来，正像一个时常发生地震的国家的居民那样，继续在原来的地点上重建他们的城市。
“你们的同时代人认识到，这些混乱的根源包含在他们的生产制度中，就这点而论，当然是正确的。这些混乱起源于制度基础的本身，当实业组织日渐扩大复杂以后，混乱就必然变得越来越严重。这些根源之一就是：不同的生产事业缺乏统一的管理，因此便不可能互相协调地、互相配合地发展。由于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