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2/2）
《回顾-美-爱德华·贝拉米》作者：回顾-美-爱德华·贝拉米 2017-04-13 10:59
乏这种统一管理，这些生产事业必然继续不能协调而且和需求脱节。
“关于市场需求的情况，当时根本没有像有组织的分配提供给我们的那种判断标准。在任何一类生产事业中，供过于求的最初现象是物价的猛跌，制造商的破产，生产的停顿，工资的下降，或是工人的解雇。这种过程，即使在所谓景气时期，也在很多生产部门中经常进行着，但只有当受到波及的生产部门的范围相当广泛的时候，才会发生危机。于是，市场商品充斥，超过需求，不论以何种价格出售，都无人购买。制造某些过剩商品的那些人的工资和利润减少了，或完全没有了，因此，他们作为其他原非自然过剩的商品的消费者的购买力，也丧失殆尽，结果，这些原非自然过剩的商品就人为地变成过剩了。最后，这些商品的价格也暴跌下来，制造者失业了，没有收入。这时，危机已经相当严重，无法加以阻止，直到耗尽国家元气为止。
“你们的制度还包含着另一个时常制造危机并且往往严重地加深危机的因素，这就是货币和信贷这种手段。当生产掌握在许多私人手里，人们必须通过买和卖才能获得个人需要的时候，货币是必不可少的。但是，货币显然会引起这样的缺点，就是仅仅用一种习惯的象征物来代替食物、衣服以及其他东西。这就会使人们把商品及其象征物混淆起来，而信贷制度以及人们对它的巨大错觉便由此产生了。人们在习惯以货币代替商品以后，进一步以信用代替了货币，因而根本不再注意象征物所代表的商品了。货币是真实商品的一种符号，但信贷只是符号的符号而已。金银即货币本身是有一种自然的限制的，但是信贷却没有这种限制，结果，信贷（即货币信用）的数额不可能和货币保持一定的比例，更不可能和实际商品保持比例。在这种制度下，经常而带有周期性的危机必然产生，其规律有如失去重心的建筑物必然要倒塌一样。如果你们认为只有政府和它授权的银行才能发行货币，那是你们的一种幻想，只要每个人放出一元价值的信贷，就等于发行了一元货币。信贷同货币一样，能使货币流通额膨胀，直到下次危机出现时为止。信贷制度的巨大扩展，是十九世纪后期的特点，而且主要造成了这个时期所特有的、几乎连续不断的商业危机。尽管信贷如此可怕，你们也不得不加以使用，因为既然没有国家的或公共的机构把国内的资金集中起来，信贷便成为你们在生产企业方面集中资金和运用资金的唯一手段。这样一来，在扩大私人企业制度的主要危险方面，信贷便成了一个极有力的工具，因为它使某些生产部门能够吸收过多的国内游资，从而种下了灾难的种子。商业企业彼此之间或对银行和资本家经常借有巨额的信贷借款，这种信贷借款每当危机征兆最初出现时，立即被收回，因此便往往加速了危机的到来。
“你的同时代人不得不把他们的商业组织同某种遇到意外随时可以爆炸的因素联系在一起，这是他们的不幸。他们的处境正像一个用火药代替灰泥来建造房屋的人，因为可以同信贷相比的，再没有其他东西了。
“如果你要明白我所谈的这些商业波动是多么不必要，而这些波动又怎样完全由于私人无组织地经营生产事业造成的，你只要想一想我们制度的实际工作情况就行了。某些生产部门的生产过剩是你们那个时代的巨大妖魔，现在却不可能发生了，因为通过分配和生产之间的联系，供应与需求有了衔接，就像一架发动机同调节其速度的调节器相衔接一样。即使由于判断错误，某种商品生产过多，因而引起这方面生产的减缓或停顿，也并不会使任何人失业。暂时停工的工人立即会在这个庞大工厂的某个其他部门找到工作，所损失的只不过是一些调换工作的时间罢了。至于说到过剩，由于国家的买卖很大，不管超过需求的产品的数量多大，它都能贮存起来，以待需求赶上供应。像我所假定的这种生产过剩，对我们来说，并不像你们那样会使任何复杂的机构陷于混乱，把原有的错误扩大一千倍。当然罗，我们既然连货币都没有，更谈不到什么信贷了。一切预算都直接以实物来计算，例如面粉、铁、木材、羊毛以及劳动力等。对你们来说，货币和信贷都是这些东西的最令人迷惑的象征物。我们计算消费是不会发生错误的。从全年生产中扣除人们生活所需的数额，而且把下一年生产消费品的必要劳动力也作了准备。所剩的物资和劳动力就可以有把握地用来增进生产和改善生活。如果收成不好，大不了这一年的积余比往年少些而已。除了这种自然灾害所引起的轻微而不常发生的影响以外，并没有什么商业波动。国家的物质繁荣一代代地不断发展下去，就像一条一直在扩大和加深的河流一样。
“仅仅由于你们的商业危机，韦斯特先生，”医生接着说，“正如我刚才提到的任何一种巨大的浪费一样，就足以使你们永受折磨了。但我还必须谈一谈你们贫困的另一个重大原因，那就是，你们有很大一部分的资本和劳动力闲置不用。就我们来说，政府有责任使国内点滴可用的资本和劳动力经常得到利用。你们当时对资本或劳动力都缺乏全面管理，有很大一部分没有使用。你们常说，‘资本本来是胆怯的。’在任何商业投机都有极大可能遭受失败的时代，要是不小心翼翼地投资的话，那确实是胡搞一通了。不论什么时候，只要投资稳妥可靠，投入生产事业的资本额就不愁不大量增加。投入产业生产的资金额，按照人们对生产稳定情况所产生的那种不敢肯定的感觉的大小，经常发生剧烈的变动，因此每年全国各生产部门的产量就大不相同。但是，在风险特大时期的投资额，远比在相当稳定的时期要少，根据同样道理，有很大一部分资金根本从未使用，因为在最繁荣的时期，商业的风险也总是非常大的。
“还应该看到，大量资金通常总是寻找有相当可靠保证的出路，因此，一旦出现这种投资机会，就在资本家中间引起了剧烈的竞争。资金的闲置，以及不敢轻易投资的结果，当然也相应地使劳动力闲置不用。而且，商业调整中的每一个变化，商业或制造业情况中的每一个微小的变动，往往使得许多人失业几星期、几个月甚至几年；至于在最繁荣时期内每年发生的无数商业破产所造成的失业，那就更不必说了。大批的求职者经常在国内游荡，终于成为专门的流浪者，甚至沦为罪犯。成群的失业者几乎一年四季都呼喊着：‘给我们工作！’而在商业萧条的季节里，这群人越来越多，越来越铤而走险，使政府的安全也受到了威胁。在这样一个普遍贫困、各种物资都告缺乏的时代里，资本家不得不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以求获得一个可靠的机会来投资，另一方面，工人们因为找不到工作而暴动和纵火；这样看来，还有什么能比这一事实更确切地证明私人企业制度根本无法成为富国之道呢？”
“说到这里，韦斯特先生，”利特医生接着说，“我希望你能记住，我所谈的这几点，表明了我们没有私人企业制度的某些致命的缺陷和极端的软弱性，因此，只是从消极方面来证明国有生产组织的长处。你必须承认，单凭这些，已经可以很好地说明，为什么这个国家现在要比你们当时富裕得那么多。可是，我们超过你们的更多的优点，也就是积极的一面，我还没有说出来哩。假定私人企业制度没有我所说的那些大漏洞；就是说，假定没有那种由于对需求判断错误而经营失当以及对生产领域不能全面了解而引起的浪费，假定也没有因为竞争而抵销和浪费了力量，而且，假定也没有在生产破产和长期停顿期间的商业恐慌和危机所造成的浪费，也没有资金和劳动力闲置的浪费；假定这些由私人资本经营的生产事业所必然产生的缺点居然能不可思议地加以防止，同时却依然能保留这个制度，即使如此，由国家管理的现代生产制度所获得的卓越成就，仍然是非常突出的。
“即使在你们那个时代，往往也有一些规模相当大的纺织业制造厂，尽管它们不能和我们的纺织厂相比。毫无疑问，你在当时曾经访问过这些大工厂，它们占地面积很广，雇用成千上万的工人，并且把上百种不同的生产工序，例如把棉花织成光滑的棉布的各个生产工序合并在一厂之内，置于单一管理之下。每个齿轮、每只手完善地互相配合而产生的机械力量，使劳力大为节省。对于这一点，你曾感到惊羡。毫无疑问，你也曾想到，如果那个工厂雇用的工人人数不变，但是却分散独立地工作着，那么，他们所完成的工作将要减少很多。这些分散地工作着的工人，尽管彼此关系十分融洽，但是如果把他们的力量加以统一管理，他们的最大生产量不仅将按百分比而且也会若干倍地增加。对于这种说法，你会认为过分吗？因此，韦斯特先生，国家生产组织加以统一领导之后，全部生产工序都互相衔接起来，这样，它的总产量要比在旧制度下所能生产的最高产量（即使不考虑上面提过的四大浪费）增加好几倍，正如那些工厂工人通过合作所增加的比例一样。一个国家的劳动力在私人资本多头领导下（即使各领导者彼此并非仇敌）和在单一领导下相比，从效率上说，也许正如一群暴徒或一大群拥有成千小首领的野蛮民族和一支由一个将军所统率的纪律严明的队伍（例如毛奇将军①时代德**队那样的战斗工具）在军事效率方面形成的对比一样。”
①冯·毛奇（VonMoltke，1800—1891），德国陆军元帅，当时著名的军事学家，普法战争的要角。——译者
“听了你这番话，”我说，“我对于国家现在比以往富裕这一点，确实不那么感到奇怪了，可是你们也并不全是克里塞斯②啊。”
②克里塞斯（Croesus，死于公元前546年），利地亚（Lydia）国王，以广有财富著名。——译者
“唔，”利特医生回答，“我们都很富裕。我们的生活已经达到了我们所希望的那种舒适标准。你们那时，人们竞相铺张，除了造成浪费以外，丝毫不能使你们舒服。这种现象，在一个人民的财富完全相等的社会里，当然是不可能存在的。我们所希望的，只是一个能使我们享受生活的环境。如果我们决定使用我们生产的积余，每人确实会得到更多的收入，但是，我们宁愿把积余用在大家都能享受的公共事业和娱乐方面，用来建造公共礼堂和大楼、美术馆、桥梁、雕像、交通工具，以及改善我们城市的各种设施，举办巨大的音乐演奏会和戏剧演出，并且广泛地为人民提供休养条件。你还没有了解我们是怎样生活的哩，韦斯特先生。我们在家里过着舒适的生活，但是，我们最美好的一部分生活却是在社会活动方面，也就是和全国人民共同享受的那一方面。当你了解更多情况以后，你就会明白，像你们通常所说的那样，钱究竟用到哪儿去了。我想你会同意，我们的钱是花得正当的。”
“我想，”当我们从餐厅缓步回家的时候，利特医生议论道，“对于你们那个拜金主义时代的人们来说，没有一种责难会比指摘他们不知怎样赚钱更使他们伤心的了。然而，这正是历史替他们作出的定论。他们那种无组织的和相互敌对的生产制度，从经济观点来说是荒唐的，而且在道德上也是卑鄙的。自私是他们唯一的人生哲学，而在生产事业中，自私就是自杀。竞争是自私的本能表现，换句话说，就是力量的浪费；而联合却是进行有效生产的一个秘诀。可是，只有等到增加公共积累的观念代替了增加个人私蓄的观念，生产活动的结合才能实现；人们才能真正开始获得财富。即使说全体人民有福同享这样一个原则并不是社会唯一合情合理的基础，为了经济上的方便，我们也仍然应该加以执行，因为利己主义所具有的那种瓦解作用，如果不加以抑制，真正的生产协调是不可能的。”
“关于市场需求的情况，当时根本没有像有组织的分配提供给我们的那种判断标准。在任何一类生产事业中，供过于求的最初现象是物价的猛跌，制造商的破产，生产的停顿，工资的下降，或是工人的解雇。这种过程，即使在所谓景气时期，也在很多生产部门中经常进行着，但只有当受到波及的生产部门的范围相当广泛的时候，才会发生危机。于是，市场商品充斥，超过需求，不论以何种价格出售，都无人购买。制造某些过剩商品的那些人的工资和利润减少了，或完全没有了，因此，他们作为其他原非自然过剩的商品的消费者的购买力，也丧失殆尽，结果，这些原非自然过剩的商品就人为地变成过剩了。最后，这些商品的价格也暴跌下来，制造者失业了，没有收入。这时，危机已经相当严重，无法加以阻止，直到耗尽国家元气为止。
“你们的制度还包含着另一个时常制造危机并且往往严重地加深危机的因素，这就是货币和信贷这种手段。当生产掌握在许多私人手里，人们必须通过买和卖才能获得个人需要的时候，货币是必不可少的。但是，货币显然会引起这样的缺点，就是仅仅用一种习惯的象征物来代替食物、衣服以及其他东西。这就会使人们把商品及其象征物混淆起来，而信贷制度以及人们对它的巨大错觉便由此产生了。人们在习惯以货币代替商品以后，进一步以信用代替了货币，因而根本不再注意象征物所代表的商品了。货币是真实商品的一种符号，但信贷只是符号的符号而已。金银即货币本身是有一种自然的限制的，但是信贷却没有这种限制，结果，信贷（即货币信用）的数额不可能和货币保持一定的比例，更不可能和实际商品保持比例。在这种制度下，经常而带有周期性的危机必然产生，其规律有如失去重心的建筑物必然要倒塌一样。如果你们认为只有政府和它授权的银行才能发行货币，那是你们的一种幻想，只要每个人放出一元价值的信贷，就等于发行了一元货币。信贷同货币一样，能使货币流通额膨胀，直到下次危机出现时为止。信贷制度的巨大扩展，是十九世纪后期的特点，而且主要造成了这个时期所特有的、几乎连续不断的商业危机。尽管信贷如此可怕，你们也不得不加以使用，因为既然没有国家的或公共的机构把国内的资金集中起来，信贷便成为你们在生产企业方面集中资金和运用资金的唯一手段。这样一来，在扩大私人企业制度的主要危险方面，信贷便成了一个极有力的工具，因为它使某些生产部门能够吸收过多的国内游资，从而种下了灾难的种子。商业企业彼此之间或对银行和资本家经常借有巨额的信贷借款，这种信贷借款每当危机征兆最初出现时，立即被收回，因此便往往加速了危机的到来。
“你的同时代人不得不把他们的商业组织同某种遇到意外随时可以爆炸的因素联系在一起，这是他们的不幸。他们的处境正像一个用火药代替灰泥来建造房屋的人，因为可以同信贷相比的，再没有其他东西了。
“如果你要明白我所谈的这些商业波动是多么不必要，而这些波动又怎样完全由于私人无组织地经营生产事业造成的，你只要想一想我们制度的实际工作情况就行了。某些生产部门的生产过剩是你们那个时代的巨大妖魔，现在却不可能发生了，因为通过分配和生产之间的联系，供应与需求有了衔接，就像一架发动机同调节其速度的调节器相衔接一样。即使由于判断错误，某种商品生产过多，因而引起这方面生产的减缓或停顿，也并不会使任何人失业。暂时停工的工人立即会在这个庞大工厂的某个其他部门找到工作，所损失的只不过是一些调换工作的时间罢了。至于说到过剩，由于国家的买卖很大，不管超过需求的产品的数量多大，它都能贮存起来，以待需求赶上供应。像我所假定的这种生产过剩，对我们来说，并不像你们那样会使任何复杂的机构陷于混乱，把原有的错误扩大一千倍。当然罗，我们既然连货币都没有，更谈不到什么信贷了。一切预算都直接以实物来计算，例如面粉、铁、木材、羊毛以及劳动力等。对你们来说，货币和信贷都是这些东西的最令人迷惑的象征物。我们计算消费是不会发生错误的。从全年生产中扣除人们生活所需的数额，而且把下一年生产消费品的必要劳动力也作了准备。所剩的物资和劳动力就可以有把握地用来增进生产和改善生活。如果收成不好，大不了这一年的积余比往年少些而已。除了这种自然灾害所引起的轻微而不常发生的影响以外，并没有什么商业波动。国家的物质繁荣一代代地不断发展下去，就像一条一直在扩大和加深的河流一样。
“仅仅由于你们的商业危机，韦斯特先生，”医生接着说，“正如我刚才提到的任何一种巨大的浪费一样，就足以使你们永受折磨了。但我还必须谈一谈你们贫困的另一个重大原因，那就是，你们有很大一部分的资本和劳动力闲置不用。就我们来说，政府有责任使国内点滴可用的资本和劳动力经常得到利用。你们当时对资本或劳动力都缺乏全面管理，有很大一部分没有使用。你们常说，‘资本本来是胆怯的。’在任何商业投机都有极大可能遭受失败的时代，要是不小心翼翼地投资的话，那确实是胡搞一通了。不论什么时候，只要投资稳妥可靠，投入生产事业的资本额就不愁不大量增加。投入产业生产的资金额，按照人们对生产稳定情况所产生的那种不敢肯定的感觉的大小，经常发生剧烈的变动，因此每年全国各生产部门的产量就大不相同。但是，在风险特大时期的投资额，远比在相当稳定的时期要少，根据同样道理，有很大一部分资金根本从未使用，因为在最繁荣的时期，商业的风险也总是非常大的。
“还应该看到，大量资金通常总是寻找有相当可靠保证的出路，因此，一旦出现这种投资机会，就在资本家中间引起了剧烈的竞争。资金的闲置，以及不敢轻易投资的结果，当然也相应地使劳动力闲置不用。而且，商业调整中的每一个变化，商业或制造业情况中的每一个微小的变动，往往使得许多人失业几星期、几个月甚至几年；至于在最繁荣时期内每年发生的无数商业破产所造成的失业，那就更不必说了。大批的求职者经常在国内游荡，终于成为专门的流浪者，甚至沦为罪犯。成群的失业者几乎一年四季都呼喊着：‘给我们工作！’而在商业萧条的季节里，这群人越来越多，越来越铤而走险，使政府的安全也受到了威胁。在这样一个普遍贫困、各种物资都告缺乏的时代里，资本家不得不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以求获得一个可靠的机会来投资，另一方面，工人们因为找不到工作而暴动和纵火；这样看来，还有什么能比这一事实更确切地证明私人企业制度根本无法成为富国之道呢？”
“说到这里，韦斯特先生，”利特医生接着说，“我希望你能记住，我所谈的这几点，表明了我们没有私人企业制度的某些致命的缺陷和极端的软弱性，因此，只是从消极方面来证明国有生产组织的长处。你必须承认，单凭这些，已经可以很好地说明，为什么这个国家现在要比你们当时富裕得那么多。可是，我们超过你们的更多的优点，也就是积极的一面，我还没有说出来哩。假定私人企业制度没有我所说的那些大漏洞；就是说，假定没有那种由于对需求判断错误而经营失当以及对生产领域不能全面了解而引起的浪费，假定也没有因为竞争而抵销和浪费了力量，而且，假定也没有在生产破产和长期停顿期间的商业恐慌和危机所造成的浪费，也没有资金和劳动力闲置的浪费；假定这些由私人资本经营的生产事业所必然产生的缺点居然能不可思议地加以防止，同时却依然能保留这个制度，即使如此，由国家管理的现代生产制度所获得的卓越成就，仍然是非常突出的。
“即使在你们那个时代，往往也有一些规模相当大的纺织业制造厂，尽管它们不能和我们的纺织厂相比。毫无疑问，你在当时曾经访问过这些大工厂，它们占地面积很广，雇用成千上万的工人，并且把上百种不同的生产工序，例如把棉花织成光滑的棉布的各个生产工序合并在一厂之内，置于单一管理之下。每个齿轮、每只手完善地互相配合而产生的机械力量，使劳力大为节省。对于这一点，你曾感到惊羡。毫无疑问，你也曾想到，如果那个工厂雇用的工人人数不变，但是却分散独立地工作着，那么，他们所完成的工作将要减少很多。这些分散地工作着的工人，尽管彼此关系十分融洽，但是如果把他们的力量加以统一管理，他们的最大生产量不仅将按百分比而且也会若干倍地增加。对于这种说法，你会认为过分吗？因此，韦斯特先生，国家生产组织加以统一领导之后，全部生产工序都互相衔接起来，这样，它的总产量要比在旧制度下所能生产的最高产量（即使不考虑上面提过的四大浪费）增加好几倍，正如那些工厂工人通过合作所增加的比例一样。一个国家的劳动力在私人资本多头领导下（即使各领导者彼此并非仇敌）和在单一领导下相比，从效率上说，也许正如一群暴徒或一大群拥有成千小首领的野蛮民族和一支由一个将军所统率的纪律严明的队伍（例如毛奇将军①时代德**队那样的战斗工具）在军事效率方面形成的对比一样。”
①冯·毛奇（VonMoltke，1800—1891），德国陆军元帅，当时著名的军事学家，普法战争的要角。——译者
“听了你这番话，”我说，“我对于国家现在比以往富裕这一点，确实不那么感到奇怪了，可是你们也并不全是克里塞斯②啊。”
②克里塞斯（Croesus，死于公元前546年），利地亚（Lydia）国王，以广有财富著名。——译者
“唔，”利特医生回答，“我们都很富裕。我们的生活已经达到了我们所希望的那种舒适标准。你们那时，人们竞相铺张，除了造成浪费以外，丝毫不能使你们舒服。这种现象，在一个人民的财富完全相等的社会里，当然是不可能存在的。我们所希望的，只是一个能使我们享受生活的环境。如果我们决定使用我们生产的积余，每人确实会得到更多的收入，但是，我们宁愿把积余用在大家都能享受的公共事业和娱乐方面，用来建造公共礼堂和大楼、美术馆、桥梁、雕像、交通工具，以及改善我们城市的各种设施，举办巨大的音乐演奏会和戏剧演出，并且广泛地为人民提供休养条件。你还没有了解我们是怎样生活的哩，韦斯特先生。我们在家里过着舒适的生活，但是，我们最美好的一部分生活却是在社会活动方面，也就是和全国人民共同享受的那一方面。当你了解更多情况以后，你就会明白，像你们通常所说的那样，钱究竟用到哪儿去了。我想你会同意，我们的钱是花得正当的。”
“我想，”当我们从餐厅缓步回家的时候，利特医生议论道，“对于你们那个拜金主义时代的人们来说，没有一种责难会比指摘他们不知怎样赚钱更使他们伤心的了。然而，这正是历史替他们作出的定论。他们那种无组织的和相互敌对的生产制度，从经济观点来说是荒唐的，而且在道德上也是卑鄙的。自私是他们唯一的人生哲学，而在生产事业中，自私就是自杀。竞争是自私的本能表现，换句话说，就是力量的浪费；而联合却是进行有效生产的一个秘诀。可是，只有等到增加公共积累的观念代替了增加个人私蓄的观念，生产活动的结合才能实现；人们才能真正开始获得财富。即使说全体人民有福同享这样一个原则并不是社会唯一合情合理的基础，为了经济上的方便，我们也仍然应该加以执行，因为利己主义所具有的那种瓦解作用，如果不加以抑制，真正的生产协调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