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编 适用于所有代议制政府的政治原则(上)
《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法-贡斯当》作者：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法-贡斯当 2017-04-13 10:58
看来人们已经普遍认识到，现行宪法即使已被法国人民所接受，它的某些条款也仍然有待改进。我相信，仔细研究这部宪法将会发现，它的某些条款同那些维系人类交往和热爱自由的原则并不相容。把宪法中规定的权力交给当局，让他们去改进那些决定他们权限和确定他们相互关系的条款，仍然是有益和明智的。
我在很久以前就曾提出，因为宪法是人民自由的保障，任何有关自由的东西都是合宪的，同时任何与自由没有关系的东西都是不合宪的；把一切事务都推给宪法，意味着把一切事务都转化为对它的威胁，在它周围挖掘了一圈陷阱；有一些总的原则是不能指望某种单独的国家权力加以贯彻的，但是多种国家权力联合起来，就能够解决任何与那些原则互不相容的问题。[1]
因此，我认为，从总体上和细节上审视一下我们的宪法并不是多余的，因为，尽管它已被这个民族投票认可，但对它加以改进仍然是可能的。
对于我这里所发表的研究，读者将会经常发现，其中不仅有着和我以前的作品相同的思想，而且还有相同的语汇。从我开始有了思考政治问题的兴趣以来，已经过去快二十年了，而且我一直是抱着相同的主张，表达着相同的希望。那时我要求的是个人自由，出版自由，消除专横权力，尊重所有人的权利。现在这些仍是我满怀热情并抱着更大希望加以提倡的事情。
毫无疑问，如果我们只从表面上审视法国的处境，我们很容易相信她正处于险恶的威胁之中。大量的军队聚集起来反对我们。各民族就像他们的领袖一样，似乎被他们的记忆蒙蔽了双眼。两年前曾受着那场民族运动鼓舞的残余势力仍然试图把他们所要求的努力说成是民族的需要。但是，如果我们更密切地观察一下就会看到，这些让人惊恐的预言几乎没有什么重要意义。今天这些民族正在保卫的已不再是他们自己的故乡：他们正在攻击一个呆在自己疆界之内并且不想跨出疆界的民族；一个只是主张自己的内部独立，主张有权选择自己政府的民族，所采取的方式就像德国在选择哈布斯堡的鲁道夫时提出的要求一样，就像招降布伦瑞克王室时的英国一样，就像把王冠授予布拉甘萨公爵时的葡萄牙一样，就像选举古斯塔夫·瓦萨时的瑞典一样：一句话，就像每一个欧洲民族在某些时候做出的、通常是它历史上最辉煌的成就一样。
在人们的心灵中，有一种总是在最后才显出迹象的天然理智；如果人民是在为一项并非他们自己的事业而流血，他们很快就会对此感到厌倦。对我们来说，绝大多数法国人都有两种感情：渴望自由和痛恨外国统治。我们都知道，自由不可能从外国来到我们中间。我们都知道，一个出现在外国旗帜之下的政府，无论与我们的权利还是我们的利益都是对立的。充溢于所有人心中的这种信念，是和那些能够唤醒民族骄傲的全部记忆联系在一起的：我们黯然失色的荣耀，我们被侵占的省份，守卫巴黎门户的野蛮人和面目可憎、蛮横粗暴的胜利者，激起了每一个法国人的憎恶，每当他看到外国人的旗帜飘扬在我们的高塔之上，每当穿越我们的街道，进入我们的剧院，回到我们家中的时候，还要乞求一个俄罗斯人的宽容或者一个普鲁土人的节制，都会让他感到憎恶。到了今天，甚至就连这种宽容和节制都被弃置不顾了。现在没有一个人提起宪法或者自由。这是一个正在受到谴责的民族：它们打算惩罚那支军队的暴行。
当然，我们的敌人记忆力欠佳。他们现在恢复使用的语言，在二十三年前破坏了他们的王权。那时他们像现在一样进攻我们，因为我们想要我们自己的政府，因为我们从什一税中解放了农民，从偏执中解放了持异议者，从审查制度下解放了思想，从任意监禁和流放中解放了公民，从特权阶层的凌辱下解放了平民。然而，这两个时期之间存在着一个区别：那时他们和我们作战只是反对我们的原则，而现在他们和我们作战，反对的是我们的利益，即由时间、习俗及无数具体事务证明与我们的原则相一致的那些利益。我们那时的预感，现在已经成为我们的经验。我们尝试过反革命。我们曾经试图把它同我们所需要的保障协调起来。我们曾经固执地相信（我本人比其他一些人相信的时间更长）一种其必要性十分明显的良好信仰。过去的日子已经证明，对自由的仇恨甚至比自我保护的本能还要强烈。我们不想侮辱苦难：我们尊重时代和不幸。但是试验已经做完，原则遭到反对，利益产生了分歧，联系已被打破。
1．论人民主权
我们的现行宪法正式承认人民主权的原则，”即是超越任何个别意志的至高无上的普遍意志。确实，这个原则是无可争议的。在我们的时代，有许多人都在试图把它弄得模糊不清；在强化普遍意志的借口下所产生的罪恶和犯下的罪行，使那些想为政府的权力指定一个不同来源的人更加理直气壮。然而那些论证却经不起对它们使用的语汇进行简单定义的考验。法律所表达的，要么是所有人的意志，要么是部分人的意志。如果你把排他性的特权授予少数人，那么这些特权的来源是什么呢？假如它是权力，那么权力属于掌握它的人。它没有构成一种权利，而如果你承认它是合法的，那么，无论是谁把手放在上面都将是合法的，每一个人都想在轮到自己时征服它。如果你假定少数人的权力是经过全体同意而被认可的，那么这种权力就变成了普遗意志。
这个原则适用于所有制度。神权政治，君主政治，贵族政治，只要它们还支配着人们的头脑，它们就都是普遍意志。另一方面，一旦它们对人们头脑的支配宣告失败，它们便只剩下了暴力。简单说，世界上只有两种权力：一种是非法的，那就是暴力；另一种是合法的，那就是普遍意志。但是，一旦我们承认了那种意志的权利，即人民主权，我们就必须认清它的确切性质并规定它的确切范围，这一点至关重要。
没有精确的定义，理论的胜利在它的运用中就可能会成为灾难。对人民主权的抽象承认丝毫不会提高给予个人的自由的价值。如果我们认为那种主权具有它未必具有的广泛涵义，尽管有那个原则，或者正是因为那个原则，那么，自由可能就会丧失。
我们提出并且我们会记住的忠告，对于党派人土来说最不司缺少，不管他们的目的多么完美元缺，他们总是不愿意限制主权。他们自认为是主权的当然继承人，他们要管理他们未来的财产，即使它现在还掌握在他们敌人的手中。他们不信任这样那样的政府，不信任这样那样的统治阶级；但如果让他们以自己的方式组织权力，让他们把权力交给他们选出的代表，他们就会相信对它来说不存在限制。
如果你确信人民主权不受限制，你等于是随意创造并向人类社会抛出了一个本身过度庞大的权力，不管它落到什么人手里，它必定构成一项罪恶。把它委托给一个人，委托给几个人，委托给所有人，你仍将发现它同样都是罪恶。你会认为它是这种权力的掌握者的错误，根据情况的不同，你将逐个谴责君主政治、贵族政治、民主政治、混合型政府或者代议制度。你错了：事实上应受谴责的是暴力的程度，而不是暴力的掌握者。应当反对的是武器，而不是掌握武器的手臂，因为武器必然要做的事情就是残酷打击。对于人的手来说，有些东西的分量是过于沉重了。
那些真诚热爱自由却将无限权力授予人民主权的人们，他们的错误产生于他们的政治观念的形成方式。他们注意到历史上有过一小部分人、甚至某个个人掌握巨大权力所造成的严重危害。但他们愤怒地反对的是权力的掌握者，而不是权力本身。他们只想取代它而不是毁灭它。它过去是个祸根，但他们还是把它看作一种征服。他们把它授予整个社会。它必然从全社会转给大多数人，又从大多数人那里落人极少数人、经常是一个人的手中。它产生的罪恶和从前产生的罪恶一样多；于是，各种事例、缺陷、理由和证据会层出不穷地出来反对所有的政治制度。
一个建立在人民主权基础上的社会，当然没有任何个人、任何阶级应当屈从于其他人的特殊意志。但是，认为作为整体的社会可以对它的成员行使无限权力，却是错误的。
全体公民享有主权的含义是，除非得到授权，没有任何个人、任何派别、任何有偏向的联合体能够悟取主权。但是，也不能由此就认为，全体公民，或者那些被他们授予主权的人，对个人的存在能够全权处置。相反，人类生活的一部分内容必然仍是属于个人的和独立的，它有权置身于任何社会权能的控制之外。主权只是一个有限的和相对的存在。这是独立与个人存在的起点，是主权管辖权的终点。社会跨过这一界限，它就会像手握屠刀的暴君——这是他惟一的称号——一样邪恶。没有篡夺，社会就不会超越它的权能，没有派别之争，社会也不会把多数忽略不计。无论如何，多数人的同意并不足以使社会的行为合法化：有些行为是不可能得到任何赞同的。无论某些权力何时作出这类行为，都与权力的来源没有多大关系；不管它自称是一个人还是一个民族，都没有用处。假如它是整个民族，那么，除了在它压迫下的公民之外，没有什么东西是更合法的了。
卢梭忽视了这个真理，他在《社会契约论》中所犯的错误，经常被用来作为自由的颂辞，但是，这些颂辞却是对所有类型的**政治最可怕的支持。他给契约下的定义留给社会及其成员的印象是，每个人应当把他的所有权利毫无保留地全部让渡给共同体。为了某种抽象存在的利益而放弃我们的全部存在，将会造成什么后果呢？为了消除我们的疑虑，他告诉我们，主权者，即社会，既不能损害社会成员的整体，也不能损害他们中具体的任何个人。既然每个人都作出了完全的奉献，所有人都享有同样的地位，因此，没人愿意让这种地位加重他人的负担。既然每个人都把自己献给了整体，他不会再把自己献给任何具体的个人。每个人都能从伙伴那里获得相同的权利，因为他已经为了他们的利益而放弃了权利。因此，他失去了一切，但又会获得这一切，这失去的一切将汇集成更大的力量来维护他所拥有的东西。然而，卢梭忘了，他赋予了所有上述专有属性的这个抽象存在——他称之为主权者——是产生于这一事实：它是由无一例外的所有个人组成的。但是，一旦主权者必须使用他所拥有的权力，或者换句话说，一旦必须开始运作实际的权力组织，那么，由于主权者不可能亲自行使主权，他必须把它委托出去，结果便是所有那些属性将会荡然无存。由于以全体的名义实施的行为，必定——不管我们喜欢与否——是由一个单独的个人或极少数人支配的，因此当一个人把自己奉献给全体时，他并不是把自己奉献给了抽象的人，相反，他是让自己服从于那些以全体的名义行事的人。由此可见，我们做出了全部奉献之后，并不能取得与全体平等的地位，因为某些人会从其他人的牺牲中获取独享的利益。认为没人愿意让别人承担更多的义务，这不是实情，因为有些社会成员的地位高于一般人的地位。认为所有的社会成员都能得到他们所被弃的同一权力，这不是实情。不是他们中的所有人都能既有所失，又有同样的所得，而且他们做出牺牲的结果是——或者说可能是——创造了一种能够从他们那里夺走一切的权力。
卢梭本人也被这些后果所震惊。他这样制作出来的巨大的社会权力对他产生了强烈刺激，他不知道该把这种令人恐怖的力量托付到谁的手中，除了设法让它不可能运转之外，他找不到其他办法去对付这种主权所必然造成的危险。他宣布主权不能被转让、被委托或被代表。换句话说，这等于是宣布它不可能被行使。实际上这意味着他刚刚宣布的原则已被摧毁。
让我们再来看看，**政治的信徒在根据同一原则出发时，对他们的目标是多么地直言不讳，因为那是一个有力支持着他们的原则。霍布斯极为聪明地把**政治归纳为一种体制，接着，他又认为主权是没有限制的，以便肯定一个单独的个人实行**统治的合法性。他说，主权是绝对的，这是一个在所有时代都得到承认的真理，甚至那些煽动叛乱或发动内战的人也给予了承认：他们的目的不是要消灭主权，而是要把它转移到别处去行使。民主政体是全体人掌握绝对主权；贵族政体是某些人掌握绝对主权；君主政体是一个人掌握绝对主权。人民出于对君主的爱戴而交出了绝对主权，于是君主便成为它的绝对拥有者。
显然，霍布斯赋予人民主权的这种绝对性，是他整个体系的基础。绝对一词使整个问题走了样，给我们带来了一系列新颖独特的含义。它是这位作者诡辩而离弃真理之路的出发点，是他在动身时给自己提出的目标。他要证明的是，由于人所制定的惯例并不足以保证能被人们遵守，因此需要有一种强制性权力迫使人们去遵守。社会必须保护自己不受外来侵略，因此需要一支共同的军队从事共同防卫。人们各有所求，因此需要法律来规范他们的权利。霍布斯从第一点得出结论说，君主拥有绝对的惩罚权；从第二点得出结论说，君主拥有绝对的宣战权；从第三点得出结论说，君主是绝对的立法者。再也没有什么事情能比这些结论更为荒谬的了。君主确实有惩罚的权力，但只能针对犯罪行为。君主有宣战的权力，但只能用于社会受到攻击的时候。君主有制定法律的权力，但只能用于这些法律需要制定并合乎正义要求的时候。因此，这些属性根本没有绝对或任意的含义。民主政体确实是把权力授予全体之手，但只限于共同安全所需要的那种权力。贵族政体授予少数人的也是同一种权力。君主政体是把同一种权力授予单独一个人。人民可能会出于对一个单独的个人或少数人的爱戴而放弃自己的权力，但这些人的权力就像给他们授权的人民的权力一样也是有限的。由于让一个单词毫无道理地挤进句子结构，在它的压力下，霍布斯那令人心寒的整个体系便土崩瓦解了。反过来说，无论是什么制度——下面我们就要看到——只要使用绝对一词，那么，无论是自由、和平还是幸福，都是不可能的。平民统治只能是一种暴政，而君主的统治不过是更为集权的**。
一旦主权不受限制，个人在政府面前将无处可逃，即使你声称要让政府服从普遍意志，那也是徒劳。总是他们在支配着这种意志的内容，而你的所有戒备全都无济于事。
卢梭说，人民既是君主又是臣民。但实际上这两种关系经常混淆不清。权力为了迫使作为主权者的人民表达权力命令它所要表达的意志，可以很容易地压迫作为臣民的人民。
没有什么政治组织能够逃脱这种危险。你可以随心所欲地分割权力，如果权力的整体不受限制，那些被分割的权力只需结合在一起即可，人们仍然无法破除**政治。对于我们来说，问题不在于我们的权利不应在未经彼人同意的情况下受到此人的侵犯，而是任何权力对我们的任何侵犯均应受到禁止。行政机构应当诉诸立法者的权力，这还不够；立法者不可批准他们合法范围之外的行为。行政权没有法律的支持无权采取行动，这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除非这种法律支持也受着限制，除非规定存在着一些立法者无权为之制定法律的对象，或者换句话说，主权是有限的，存在着无论人民还是它的代表都无权拥有的意志。
这就是我们必须阐明的；这是至关重要的真理，是我们必须确立的永恒原则。
世上没有不受限制的权力，不管是人民的权力，还是那些自称人民代表的人的权力，不管是拥有什么称号的国王的权力，还是——最后——根据统治方式不同而表达着人民意志或君主意志的法律的权力，都要受到权力得以产生的同一范围的约束。
公民拥有独立于任何社会政治权力之外的个人权利，任何侵犯这些权利的权力都会成为非法权力。公民的权利就是个人自由、宗教自由和言论自由，包括公开表达自己的自由、享有财产及免受一切专横权力侵害的保障。没有任何权力能够对这些权利提出异议而又不会败坏自己的声誉。
人民的主权并非漫无边际，既然它的意志并不足以使它的随便什么愿望都能合法化，因此，真实或自以为真实地表达了那种
毫无疑问，仅有对主权的抽象限制是不够的。我们必须为政治制度寻找基础，以此来组合不同掌权者的利益，这样，他们最明确、最持久、最稳定的利益就会保持在他们各自属性的限度之内。然而首要的问题仍然是主权的权能和界限的问题。在能够理清头绪之前，我们必须确定它的性质和范围。
其次，即使不像哲学家们经常做的那样，对真理的作用加以夸大，我们也可以确信，某些原则一旦得到清晰而完整的证明，它们就有可能成为自身的保障。普遍的看法是这些原则是在即将得到认可的证据基础上形成的。如果人们能够认识到世界上没有不受限制的权力，那么任何时代都不会有人敢于要求这样的权力。经验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例如，我们不再会不加思索地认为生与死的权利属于整个社会，因而没有一个现代政府想要行使任何此类权利。古代共和国的暴君在我们看来远比现代历史上的统治者更肆无忌惮，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由于这一特定的原因造成的。一个单独个人的**，其绝大多数恶行的依据，往往就是全体的无限权力说。
因此，对主权加以限制既是现实的，也是可能的。使这一点得到保证的，首先是那个使公认的真理合法化的力量——舆论。其次，权力的分散与制衡将使它得到更为严格的保障。
但是，你必须从承认这种有益的限制开始做起。如果没有这种基本的警觉，一切都是徒劳。
把人民主权置于正义的限度之内，你不必害怕什么。你可以依靠个人，也可以依靠集体，从**政治那里收回它命令你同意给它的表面支持，因为你可以证明，就算这种同意千真万确，它仍然缺乏能给任何事物以支持的权力。
如果没有合法的证据，人民没有权利攻击任何一个无辜者，也没有权利像对待罪犯一样对待任何一个被告。人民没有权利侵犯言论自由、宗教自由、司法保护及保护形式。因此，没有一个**君主、没有一个议会能够声称已经得到人民授权去行使这种权利。因此，一切**政治都是非法的。没有什么东西能支持它，更不用说它所求助的民意了。事实上，它以人民主权的名义所要求的权力，并不是那种主权的一部分，它不仅是对现有权力的非法置换，而且是创造了一种根本就不应存在的权力。
2．论立宪君主制的王权的性质
我们的宪法在确定大臣的责任时，把大臣的权力与王权作了明确分离。君主不可侵犯、大臣各负其责的简单事实就表明了这一分离。不可否认的是，在这种情况下，大臣们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拥有一些真正属于他们的权力。如果仅仅把他们看做被动而盲目的执行人，他们的责任就显得荒诞不经，那就不如干脆说他们只对君主负责并严格执行他的命令。但是，宪法要求他们对国民负责，而且规定，在某些情况下君主的命令不能成为他们的借口。因此，他们显然不是被动的执行者。大臣的权力虽然出自王权，却是与后者真正分离的存在，而负责任的权力和神授权力之间有着本质上的重大区别。
由于这种区别业已得到我们宪法的支持，我想我必须根据另一些思想背景来谈谈它。其见解对我来说具有重大意义的人们已经发现，我在1814年宪章颁布之前发表的一本著作中所作的概述，是清楚而有益的。我确实相信，它是一切政治组织的关键。
王权（我指的是国家元首的权力，无论他碰巧被冠以什么称号）是一种中立的权力。而大臣的权力却是能动的权力。为了解释这个区别，让我们给那些早已众所周知的政治权力作一下界定。
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是三种各领一方、但必须在整体运作中进行合作的权能。当这些权能的职责被混淆，以致相互交叉、抵触和妨碍的时候，你就需要一种能够使它们回到恰当位置上去的权力。这种力量不能寓于三种权能的任何一种之内，不然它会帮助一种权能而破坏其他两种权能。它必须外在于任一权能，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必须是中立的，以便在真正需要它的时候能够采取恰当的行动，以便它能够保持或恢复秩序而又不致引起敌意。
立宪君主制在国家元首身上建立起了这种中立的权力。国家元首所真正关心的不是让这三种权能的任何一种推翻其他两种，而是让它们互相支持，互相理解，协调行动。
迄今为止，只能在政治组织中看到这三种权力。
在君主立宪的政体中，我相信我能划分出五种不同的权力：（1）王权，（2）行政权，（3）长期代议权，（4）舆论代议权，（5）司法权。
长期代议权寓于世袭制议院中；舆论代议权寓于选举制议院中；行政权被授予大臣；司法权属于法庭。前两种权力制定法律，第三种权力负责法律的普遍实施，第四种权力在个案中运用法律。王权处于中间位置，而且高于其他四种权力，是一个上级权力，同时又是一项中介性权力，它无意打乱平衡，相反，它对保持平衡具有强烈的关切。
由于人们并不总是按照他们十分清楚的利益行事，因此必须采取预防措施，使国家元首不能在其他权力的位置上发挥作用。严格地说，君主**政体和君主立宪政体的区别就在于这项预防措施之中。
我们不妨看看英国的制度，因为从抽象观念转向事实总是有助于我们的思考。
没有世袭制的上议院和选举制的下议院的参与，就不可能制定任何法律；没有大臣的签字，就不可能实施任何法令；除了独立的法庭，没有任何人能够进行宣判。有了这些预防措施，就能看出英国制度使用王权的方式：它被用来结束其他权力之间任何危险的冲突并重建和谐。万一行政权的行为带来了危险，国王将会罢免他的大臣。万一上议院被证明有害，国王将会册封一批新贵族，以迫使它进入一个新方向。万一下议院被证明行为险恶，国王可以行使他的否决权解散下议院。最后，万一司法权因对个人行为过度使用严厉的普遍惩罚而造成破坏性后果，国王将使用他的赦免权以淡化它的决定。
以往的所有宪法几乎都有一个通病，就是没能创造出一种中立的权力，并将本应成为能动权力的权力放在了权力之总和的位置上。一旦这些权力同立法权结为一体，那么，只应裁决案件的法律，就会裁决一切。如果没有限制，结果就是专横和暴政。于是就有了长期国会的滥用权力、意大利各共和国的国民议会的滥用权力，以及国民公会在其不同存在阶段的滥用权力。同样是这些权力，一旦和行政权结为一体，就会产生**政治。因而就有了导致罗马的独裁统治的僭主政治。
总起来说，罗马史是一个必须有中立权力调节各种能动权力的良好范例。在这个共和国，我们可以看到，在人民和元老院的摩擦中，每一方都在寻求保护措施。但是，由于它一成不变地让这些措施站在自己一方，于是每一种保护措施都成了反对对方的武器。因为人民的起义使城邦面临毁灭的威胁，他们便创造出独裁者，即忠于贵族阶级的执政官。尽管那个阶级实施的压迫使平民感到绝望，但独裁并没有被废止。他们采用了保民官制度，一种不折不扣的大众权力。于是人们再次相互为敌，不过他们每一方都加强了自己的地位。百人团是贵族政治，部族则是民主政治。没有元老院的支持就颁布的平民表决，对贵族来说仍然具有强制性。元老院法令虽然只是出自贵族，对平民来说也仍然是个束缚。因此，每一方都在轮番攫取并滥用本应托付给一双中立之手的权力，只要能动的权力拒绝放弃它，拒绝使它成为一种分离的权力，上述后果就无法避免。
对迦太基人的情形也可以做如是观：你可以看到，他们先后创设了suffetes（迦太基的执政官）以确保对元老院权力的限制；创设了百户法庭以限制执政官；创设了五户法庭以限制百户法庭。孔狄亚克说，他们为了强行限制一种权力，便创设了另一种同样需要加以限制的权力，因此滥用权力的情况依然如故，而他们却认为他们正在克服权力的滥用。
我已经说过，君主立宪制为我们提供了对所有合法自由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中立权力。在一个自由的国家，国王是一个远离并高居纷坛众说之上的存在，除了保持秩序和自由以外没有其他关切。他绝对不能回到那种常见的地位，当然也就很难产生置身那种地位所能产生的～切激情，很难发觉能够再次置身那种地位的任何前景，因此必定会册封一些被授予临时权力的执行人。这种庄严雄伟的王权一定会使君主的精神趋于平静，使他的灵魂得到休养；像这样的感觉几乎是任何处于次等地位的人所无法体味的。可以说他是浮于人间忧虑之上。这的确是政治组织的一件杰作，没有它，就不可能有什么自由；它在纷乱的争斗中创造了一个安全、崇高、公正的神圣领域，给那些争斗留出了没有危险的活动空间，规定它们不能超越某种界限，如果某些危险变得显而易见，它就会以合法的宪政手段去消除危险，而且没有任何专横的痕迹。如果我们把君主的权力降低到行政权的水平，或者把行政权提高到王权的水平，我们就会失去这种巨大的好处。
如果你混淆了这些权力，有两个重大问题将会变得无法解决：一是行政权本身的罢免问题，二是责任问题。
行政权事实上要依赖于大臣们，但是，能够罢免行政权的权力，在君主**政体下却有可能成为它的盟友，在共和国那里则有可能成为它的敌人。只有在君主立宪政体下，这种权力才能上升为行政权的法官。
例如，在君主**政体下，我们可以看到，除了颠覆以外没有罢黜行政权的更好办法，而颠覆手段往往是一种更为可怕的罪恶。尽管共和国一直都在尝试采用更易为人接受的措施，但那些措施也经常产生同样暴烈无序的后果。
克里特人发明了一种合法的造反行动，由此可以废黜所有的执政官，有几位作者对此备加赞赏。在雅典，法律允许每一位公民杀死任何企图剥夺共和国自由的执政官。罗马的帕布利阿斯·瓦利略.帕布里克拉法也是为了同一目的。佛罗伦萨人有他们的执政团，或者说是为应急而设立的特别委员会，它被授予了全权，拥有普遍罢免的权利。然而在所有这些制度下，罢免行政权的权利多少都有些放任自流，任凭掌权者的摆布，不管是谁抓住了它，实际上都不是用来摧毁暴政，而是用来实施暴政。由此产生的后果是，获胜的一方并不满足于罢免权，它还要诉诸暴力，由于它这样做的时候并不经过审判，结果往往是谋杀，而不是正义的行动。
在佛罗伦萨的暴风骤雨中诞生的执政团，把它的血统保持得太纯正了。它对受托掌握权力的人们作出的判决就是死刑、监禁、放逐，因为它没有其他手段剥夺他们的权力。于是，在把佛罗伦萨推入无政府状态之后，它成了美第奇家族权力的主要工具。
这里缺少的就是一种本身没有任何危险，却总能给执政团带来好处的宪政权力，就是说，它是这样一种权力，它只限于剥夺议会成员的权力，而不能对他们进行指控、监禁、掠夺和放逐；他们虽然无法保住权力，却不致遇到危险。
立宪君主制解决了这个大难题。为了更明确地证实这些思想，我要请读者听听我对现实的看法。这种现实能够在英国的君主制那里找到。英国的君主制创造了这种中立的中介性权力：从行政权中分离出来的王权。行政权可以被罢免，但没有人会受迫害。国王用不着为了罢免大臣而指控他们有什么过失、罪行或阴谋。他可以罢免他们，但不会惩罚他们。因此，所有必做的事情都能做得到，而没有什么非正义。此外，确凿无疑的是，由于这个办法是正义的，它在另一个方面也是有用的。无论什么制度，假如它给大权在握的人留下的选择余地，除了他们自己的权力就是断头台，那就堪称罪大恶极。
罢免行政权和惩罚其成员，同解散代议制议会和起诉它的成员，两者有着同样的区别。如果这些措施中的前者被后者所取代，我们就没有理由怀疑，不仅议会的政治存在，而且它们的成员的生存，都会受到威胁，他们将被那种危亡感逼得发疯，国家也会面临滔天的罪恶。行政权的情况亦复如此。假如你用对它的控告权取代不加任何控告的罢免权，你将激起它的恐惧和愤怒。议会解散后的议员和罢官之后的大臣应当重返普通公民的位置，这两项反对滥用权力的重大保护措施，因其是和平的，因而也是有效的。
类似的考虑也可用来说明责任问题。
世袭的君主能够而且必须不对任何人负责。他是金字塔尖上一个独立的存在。他的权利既属于作为个人的他，也永远属于他的世系，从他的祖先到他的后裔，这使他有别于自己的所有臣民。当一个家族被授权统治一个庞大民族，排除其他所有家族，独自承受继承的风险时，把一个人说成神圣不可侵犯也就不足为怪了。
君主本人不是不愿接过其大臣们的责任。但是，与琐细的行政管理和局部的权力行使相比，他有更为珍贵的东西需要去保卫。他的尊严是一种家族世产，因此他可以放弃内阁，退出斗争。但是只有在权力由此而变得神圣不可侵犯时，你才能把它同责任相分离。
定期更换的共和制权力就不是一种超然的存在。它决不会激发想像力。它没有权利纵容自己的错误，因为它是靠游说得到了它所占据的位置，因而它没有比自己的权威更为珍贵的东西值得去保卫，内阁的组成与它的人相同，它总是要向其展示自己的团结，因此一旦内阁遭到攻击，它立刻就会妥协。
使最高权力神圣不可侵犯，就要使大臣们对自己应当做出的服从加以判断。的确，他们要想拒绝服从，就只有辞职。但在这种情况下，舆论就会成为最高权力和大臣之间的仲裁者，而且，舆论天生就同情那些看来是出于良知而牺牲了自身利益的人。世袭君主国不会出现这种棘手的问题。君主为崇拜气氛所包围，使人无法把他和他的大臣相提并论，而他那永恒的尊严也能阻止前任大臣的追随者反对新内阁的努力。但是，在共和国里，人们就可以在最高权力和前大臣之间作出比较。这种比较会导致后者产生成为最高权力的**，而且这种打算不会遭到任何实质上或形式上的反对。
在不承担责任的共和国权力和承担责任的内阁之间，后者会总揽一切，而前者很快就会变得无足轻重。它不承担责任，这一事实将迫使政府只能通过其部长采取行为，否则就一事无成。那么，内阁之上的权力顶点是什么呢？君主政体能够防止其他人去侵占，因为它确立了一个牢固而无可争议的顶点，其他人无论怎么迷恋也够不着它。但共和国就根本不会发生这种情况，那里的所有公民都有可能接近最高权力。
试想一下1795年宪法推出的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督政府和一个能动而干劲十足的内阁。我们能够长时间容忍六个无所不为的人背后站着五个无所事事的人吗？共和制政府需要一种比世袭君主更绝对的权力用以驾驭它的部长，因为它面临的危险是，它手中的工具可能会变成它的敌人。但是，为了行使这样的权力，它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因为，假如一个人不能保证人们不受服从的后果的危害，他就不会得到人们的服从。
结果是，共和国被迫让最高权力承担责任，而这种责任接着会变得虚幻不实。
仅仅依靠那些一旦垮台就会造成对外关系中断、国家内部机制停止运转的人来履行的责任，将是永远得不到履行的责任。有谁愿意为了给某个人的权利平反，为了给十个、百个、千个分散在三万平方里格地域上的公民的权利平反，就把整个社会掀个底朝天？专横权力将一如既往，没有补救措施，因为那些补救措施总是让人感到，它比有节制的罪恶更令人厌恶。那些罪犯将会逃脱惩罚，或是因为他们让权力导致**所起的作用，或是因为那些准备控告他们的人不愿由于这样的控告而导致宪政结构毁于一旦。因为，对触犯个别法律的行为加以惩处，势必会危及为所有法律提供保障的东西。于是，弱者与智者，推利是图者与谨小慎微者都将发现——尽管出于不同原因——必须圆滑地对待那些不值得信任的行政权保管人。责任成了空谈，因为它被树得太高。最后，由权力的本质所定，只要可以不受惩罚地滥用，它就会受到更多地滥用，直到给人造成的烦扰逐渐积累到令人难以容忍的程度，责任才会得到落实，但它的矛头将直指政府首脑，其结局很可能是政府本身的毁灭。
我不想在这里讨论能否通过一种新的组织去补救共和制度中关于责任问题的缺陷。我推一想证明的是，要履行责任，必不可少的首要条件就是把行政权从最高权力中分离出来。立宪君主制完成了这一伟大目标。但是如果这两种权力混淆在一起，这一优点就会丧失殆尽。
毫无疑问，在自由的制度下，内阁权力是行政权的惟一所在，君主只能通过他的大臣这一中介提出动议。他决不能在大臣并未向国民承诺责任的事情上发号施令。
只有涉及到任命权的时候，才能由君主独自做出决定，这是他不容置疑的权利。但是，只要涉及直接行动，甚或只是提出一项动议，则应由大臣以其权力出面，以使争论或抵制不至危及国家元首的声誉。
有人宣称，英国的王权与臣权绝非如此截然分明。他们引用了一个偶发事件：君主的个人意志降服了大臣们的意志，拒不允许天主教徒与其他臣民分享同样的权利。然而，这里有两点被混淆了：一是维护现存事物的权利，那本来就属于王权，应当把它理解为——我已说过的——中立的专有权力；一是动议创设尚不存在的事物的权利，它是属于臣权的权利。
在这个事件中，只有一个维护现存事物的问题，因为反天主教徒的法律仍在全面实施，尽管人们对其执行不力。现在，没有王权的参与，哪一项法律也不可能被废除。我不想在此讨论在这个特例中行使这一权力是好是坏。我确实感到惋惜，那种出自良心的考虑虽然令人敬重，但它们在原则上是错误的，在应用中是灾难性的，它可能促成英国国王采取令人难以忍受的粗暴措施。但是我们这里所要说明的只是，在维护现存事物时，王权并未超越它的限度。为了使这一点更有说服力，让我们颠倒一下前提：假设反天主教徒的法律从未存在过。这样，君主的个人意志将不可能强迫任何大臣提议颁布它们，而且我敢说，在我们的时代，英王很难找到一个准备提出这种建议的大臣。于是，同一个例子也证实了王权与臣权之间的区别，而这个例子一般是被用来混淆这一区别的。前者的中立性和完全专有性是显而易见的；同样显而易见的是，在两者当中，只有后者是能动的：因为，如果后者拒绝行动，前者将找不到强迫它行动的手段，也不可能在没有后者的情况下采取行动。还请注意，在这种情况下，王权所带来的只有好处而没有弊端。事实上，英王会发现，如果他的内阎拒绝采取行动，他想提出违背国民精神和宗教自由的法律动议，会面临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同时，如果同一个内阁企图阻止王权提出符合国民精神和有利于宗教自由的法律动议，也不会起什么作用，国王可能将不得不撤换他的大臣，而此时没有人愿意挺身向舆论挑战并鼓动人们与开明观点对抗，但却会有许许多多的人自愿成为大众意志的代言人，并将得到全体国民的支持与赞同。[2]
我不想否认，在一幅更为活跃而能动的君权画面中，存在着一些颇具诱惑性的东西，但制度是更多地取决于时代，而不是取决于人。作为文明进步的结果，君主的直接行动不可避免地会变得更为微弱。放在其他时代能够使我们欣羡和感动的许多事物，放在今天就是完全不可接受的。试想一下法国国王在橡树下为自己的臣民主持正义的情景，你可能会被那个场面所打动，你可能会把威严而又无真地主持正义的慈父般行为视为神圣。但是，在今天，如果没有法庭的参与，我们在一次由国王主持的判决中会看到什么景象呢？对所有原则的侵犯，对所有权力的混淆，对所有等级都强烈盼望的司法独立的破坏。在记忆和诗歌中是不可能产生立宪君主制的。
在自由的制度下，君主们拥有高贵、完美而庄严的王权。赦免权属于他们，这几乎是一项神授性质的权力，它可以修正人间正义的失误，或者过分固执的苛刻，因为那同样也是错误。册封权属于他们，可以向功绩卓著的公民授予永久性荣誉，使他们跻身于集荣耀和最高政治职能的庄严于一身的世袭制地方显贵的行列。司法人员的任命权属于他们，以确保社会享有公共秩序，确保无辜公民的安全。解散立法议会的权力属于他们，以便在国民代表脱离正轨时保护国民，并要求他们做出新的选择。大臣的任命权属于他们，由于有了这项权力，只要大臣们恪尽君主赋予的职守，全体国民都会向君主表示感激。最后，恩德、恩宠、恩赐的分配权属于他们，在这里，王权可以用一言一瞥未酬谢某项报效国家的功绩，可以为君主国提供一座用之不竭的知识宝库，这个宝库能把所有的利己心转而为他所用，使他从其他人的雄心壮志中受益。
这当然是一项伟大的事业，它需要非凡的天赋和强烈而高贵的使命感。只有阴险狠毒的顾问们才会向一位立宪君主提出不受限制或不受束缚的**权力的目标，使他心向往之，或者扼腕惜之；那将是含义不清的权力，因为它不受限制；那将是发发可危的权力，因为它滥用暴力；它将使君主和人民同样面临灾难性的后果：前者必将误入歧途，后者或是忍受折磨，或是走向堕落。[3]
3．论解散代议制议会的权力
有些问题，所有的开明人士都认为早已得到解决，因而不愿再去谈论。但是，令他们大为吃惊的是，一旦需要从理论走向实践，这些问题就会再次引起争议。人们不禁要说，人类的头脑只因担心证据被实际运用，才会接受证据。
有些人反对解散代议制议会的权力，根据我们的宪法法案和英国宪章，那是授予最高权力拥有者的一项权力。然而，不管什么样的政治组织，只要不把这种权力授予国家元首，它一定会变成以蛊惑人心为能事的肆无忌惮的乱党；除非是**政治，它以权力的行动取代合法的王权，使议会蜕化成一个又聋又哑的被动工具。
毫无疑问，大国如果没有众多强有力的独立的各级议会，就不可能存在自由。但是，那些议会并不是毫无危险，为了自由本身的利益，有必要采取一些万无一失的措施以防止议会的失误。
议会倾向于毫无节制地扩**律的数量，这本身就是一个无可救药的缺陷，除非让他们面对无条件解散和以新成员重组议会，以此遏制他们鲁莽的冒进。
法律的扩张迎合了立法者的两种天然癖好：行动的需要，和自以为不可或缺引起的快感。只要你给一个人安排一项特殊任务，他很可能做得宁滥毋缺。负责在通衢大道上抓捕流浪汉的人，往往喜欢向任何旅行者寻衅滋事。当间谍一无所获时，他们会虚构情报。在一个国家设立一个部用来监视阴谋家、窃听他们不断的密谈也就够了。立法者们瓜分着人类的生活领域，其方式一如亚历山大的将领们根据征服者的权力瓜分世界。可以说，法律的扩张是代议制政府的通病，因为在那些国家，事事都要通过法律手段来决定；缺少法律则是不受限制的君主制国家的通病，因为在这些国家，事事都是由人来定夺。
法律的轻率扩张，在某些时期会使最高贵的东西——自由本身——丧失信誉，使人们只能在最悲惨、最低贱的奴役中寻求庇护。
确切地说，否决权是约束代议制议会轻率举动的直接手段，但是，过于频繁地使用这一手段会激怒仍然握有权力的他们。所以解散议会便是惟一有效的补救办法。
如果不对代议制权力施加限制，人民的代表将不再是自由的捍卫者，而是暴政的候选人，而且，一旦暴政得以建立，很可能会证实一切都更为可怕，因为暴君更为众多。只有在国民代表服从约束的制度下，包括国民代表在内的全体国民才是自由的。
一个既不受约束、也无人能控制的议会，是一切权力中最为盲目运作的权力，其后果是最无法预见的，甚至在它自己的成员看来也是如此。它那些仓促的越轨行为最初好像不那么值得重视。例如，我们目睹了对所有领域的入侵，即时法律的激增，让自已一味被冲动所左右，甚至故意强化这种冲动，讨好最为亢奋的那部分人民的**，对自己所遇到的抵抗或疑心的非难心怀怨恨：有时它反对国民精神．坚持自己的错误，有时党派精袖只留院并存但要离开上议院，而册封贵族只是为了生活？一个没有任何职责的世袭贵族阶层与身负重任的终身地方行政官并存，它会变成什么呢？这正是法国贵族在革命前最后几年的情形，也正是这一点为它的灭亡做好了准备。贵族身份仅仅被看作是一种高雅的装饰，没有任何明确的作用；拥有贵族身份的人沾沾自喜，没有这种身份的人们则脸上无光，但是他们共同失去的是实际的手段或力量。贵族显赫的地位几乎只有消极的作用：它所体现的与其说是既得利益阶层的明确优势，不如说是对平民百姓的排斥。它毫无节制地惹是生非。它不是一个能让人民遵守秩序、维护自由的中介机体。它是一个没有根基的团体，在社会机体中没有固定的位置。一切事物——甚至包括它自身成员的开明与个人优势——都在使它遭到削弱。观念的进步使它脱离了封建制度，这令人依稀感到，这是个已经坍塌大半的制度。
在我们的世纪，贵族需要紧紧抓住由宪法明确规定的特权。这些特权对贵族以外的人们几乎无伤害，却给拥有特权者以更大的力量。如果我们使用贵族这一名称来指代上议院，那么它不仅是一种荣誉，也是一项职责。它将更不易遭受攻击，更易于得到保护。
此外还要注意，如果上议院不是世袭的，则必须建立一些更新其成员的程序。它应当由国王任命吗？一个由国王任命的上议院，能够证明在力量上足以平衡由大众选举而产生的另一个议院吗？在世袭贵族中，那些获得任命之后立即享有独立地位的贵族，将会由于这一地位而变得强劲有力。在人民的心目中，他们有着与仅仅是王权代表的人不同的特征。希望两院——一个由国王任命，一个由人民任命——没有根本差别（因为终身入选与其他性质的人选几无不同），这意味着让一种权力去抗衡另一种权力，而在这两种权力之间确确实实需要一个媒介：我指的是国王的权力和人民的权力。
我们一定要相信经验。我们看到，在大不列颠，世袭贵族同高度的公民自由及政治自由和谐共存，所有出类拔革的公民都可以得到它。它没有世袭制中那种惟一真正令人厌恶的特性：排他性。任何公民，从被授予贵族爵位那天起，都可以享受最古老的贵族世家所享受的同样权利。英国王室的非长子后裔要回到民众的行列，他们构成了贵族与国民之间的联系，就像贵族本身构成了国民与王室之间的联系一样。
有人还会说，为什么不限制世袭制议院成员的人数？那些提出这种限制的人，没有一个考虑到它可能产生的后果。
世袭制议院是一个人民无权选举、政府无权解散的机构。如果那个机构的成员人数受到限制，其内部就可能形成朋党，虽然它没有政府或人民的赞同和支持，但却永远不可能被推翻，除非制度本身和它同时被推翻。
英国议会史中的一个非常时期可以用来说明这种看法的重要性。1783年，英国国王解散了他的顾问诺斯勋爵与福克斯的联盟。几乎整个议会都是那个联盟的同党，而英国人民却持有不同的看法。国王通过解散下议院求助于人民，绝大多数人民开始支持新内阁。但是，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国王不能解散这个联盟会给上议院带来什么好处。显然，假如王权没有册封足够数量的新贵族的权力，这个联盟尽管遭到国王和国民的反对，也仍会保持对局面的控制。
限制贵族或者上院议员的数量，有可能创造出一个可以同时向君主和臣民挑战的可怕的特权阶层。但任何犯下这个错误的制度很快就会土崩瓦解。因为必须相信，如果君主的意志和人民的意志保持一致，那就不应受到违抗；如果有些事情必定无法依靠制度措施来做到，也会通过置制度于不顾而做到。
有些人反感地认为，整个贵族阶层将会由于新贵族的激增而贬值。我的回答是，淮一符合君主利益的解决办法，就是不要贬低围绕在他身旁并给他以支持的这个整体的尊严。万一他背离了这一利益，经验将会使他迷途知返。
5．论代议制议会的选举
现行宪法保留了选举团，只有两项改进。其一是规定这些选举团要通过年度选举填补空额；其二是取消政府任命选举团主选官的权力。为国民及时提供代表机构的必要性不允许我们修订或更改《宪法法案》中这一至关重要的部分。但是，它无疑是法案中最不完善的部分。选举团虽然终身当选，但仍然面临着被解散的威胁，具有旧式选举议会的所有缺点，[3]却没有一点它们的优点。这些议会发源于平民大众，设立于应当进行任命之时，可以认为它大体上令人信服地代表了那些选举人的意见。但恰恰相反，这种意见只能缓慢而片面地渗入选举团内部。它从来不会打动多数，等到它成为选举团的意见时，已经逐渐变得不再是人民的意见了，因此，选举团中的少数成员能对它们的选择性质产生消极影响。选举国民代表的会议的人数，必须使其限于能够维持秩序的数量。在英国，候选人或是高居讲坛之上，或置身于公共广场之中，或是在聚集着一大群人的平地上，向围绕着他们的选民高谈阔论。我们的选举团则人数寥寥，形式拘谨，并且严格要求保持沉默。提不出任何激动人心的问题，甚至提不出能使个人私利受到片刻压抑的问题。任何热情都不可能存在。问题在于，庸人只是在身不由己时才会表现出公正，而除非让他们聚在一起相互作用，他们很难身不由己。一个人只能由于巨额财富或鼎鼎大名而吸引成千上万公民的注意。依靠几个至交，就能赢得两三百人集会上的多数。为了能被人民选中，一个人必须拥有其日常环境以外的支持者。若是想让几个选举人选自己，只要不去树敌就够了。优势被不利的一方占尽，机会甚至反对天才。因此，我们中间的那些国民代表经常证明，他们在许多事情上落后于舆论。[4]
如果我们希望有一天能在法国充分享受代议制政府的好处，我们必须采纳直接选举制度。正是直接选举，从1788年起，给英国下议院送来了所有最开明的人士。人们很难找出一个英国人以政治天才著称却没有获得当选的荣誉——除非他不愿为此而游说。
只有直接选举才能赋予国民代表实实在在的力量，使其深深植根于舆论之中。用其他办法任命的代表，到处找不着认同他的声音，没有哪个阶层的人民会承认他的勇气，因为他们的选票在一系列迂回曲折的事件中，或是改变了性质或是没了踪影，已使他们丧失了信心。
对于那些担心法国人天性急躁，不愿受法律束缚的人，我的回答是，我们之所以那样，是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养成控制自我的习惯。选举也就是支持一切与良好秩序有关的事物。正是由于毫无益处的防范措施，混乱才会发生和加剧。在法国，我们的大型场面，我们的节日庆典，总是士兵和刺刀林立。人们不禁会想，三位公民聚会，似乎也需要两个士兵隔在他们中间。在英国，两万人的集会中也不会出现一个士兵。他们每一个人的安全都托付给全体人的理智和利益，民众则感觉到肩负着社会稳定与个人安宁的重任，因而认真地履行着自己的责任。此外，有可能通过一种比英式选举更为复杂的体制，把更持久的平静注入人民权利的行使过程。在不止一个领域颇有名气的一位作者，即雄辩的作家、足智多谋的政治家、自由与道德的坚定支持者内克先生，曾在他的一部著作中提出一种似乎得到普遍赞成的选举制度。在每个地区，由一百名被同类人指定的有产者，向全体有投票权的公民提出五个候选人，由公民在五个人中作出选择。这种办法将用来取代那些我们迄今一直在尝试的办法。所有公民将因此直接参与任命自己的代表。
不过，这种制度有一个缺陷：假如你给一百个人优先权，一些在他的地区享有显赫名声的个人，可能会发现自己被排斥在名单之外。这一排斥将足以使投票人丧失信心，他们被召来在五个候选人中间进行选择，可能会找不到他们实际需要并使他们称心如意的人物。
我希望，在给人民留下最后选择机会的同时，也要给予人民最初的主动权。我希望，在每个地区，享有投票权的全体公民应该先提出一个五十人的初选名单，然后，由一个一百人参加的会议负责从这五十人中推举出五个人，再由全体公民从这五个人中做出选择。
采用这种方式，被委以提名权的一百人就不能为他们对某个候选人的偏爱所左右，不能只为这位候选人提名一些不可能当选的竞争者。不要认为这种危险是想像出来的：我们已经见过五百人团采取这种紧急措施强行组成督政府。这样的提名权经常是与除名权相等的。
我建议作出修改以减少麻烦：（1）提名候选人的会议必须在已被大众认定的人们之中选择候选人，因为他们已在他们的公民同胞中享有一定程度的信誉和威望。（2）如果一个声望卓著的人在最初名单中获得了多数选票，百人选举团将很难做到对他不予提名；另一方面，如果他们自做主张地在人民出于忠诚或猜疑而表明自己的选择之前拟定一个名单，如果没有合法暴力支持这个名单，将有可能导致人民排斥它所提出的人选。
只是出于对普遍看法的尊重，我才准备对直接选举做出妥协。在英国见识过争夺选票的表面混乱之后，我才清楚这些混乱场面被夸张到什么程度。确实，我看到了伴随着辩论、骚动、激烈争吵的选举，但也看到当选的机会落在了家产殷实、才具超群的人身上；选举一旦结束，一切都恢复正常。来自下层社会的选举人，不久前还固执得难以驾驭，现在重新变得勤劳、驯顺乃至令人尊敬。他们满意地行使了自己的权利之后，更容易服从权力，服从社会地位优越者的行为准则，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只根据自己的利益行事。选举结束之日，前一天的兴奋便荡然无存。人民继续他们的劳动，但是公益精神已经受了有益的震动，这对它的重新振奋是必要的。
有些开明人士出于同我的观点所依据的动机截然相反的动机，对保留选举团加以谴责。他们感到遗憾的是，选举不是由一个单独机构完成的，对他们用以支持这种遗憾心情的论点给予驳斥是有益的，因为它们看上去不无道理。“人民”，他们宣称，“完全没有能力向国家权力机构的各个部门指派那些品行和才具最为合适的人。没有必要让他们作出任何直接选择。一定不能在基层设立选举机构，选举机构必须从上层建起。选择不能从基层开始，那里的选择必定总是低劣不堪，但如果从上层开始，肯定总是适得其所。选举人最为关心的实际上永远是维护秩序、公共自由、制度稳定、思想进步、正确原则的恒定性以及法律和行政管理的逐步改善。如果让人民指派公仆去从事某些工作，这样的选择通常都会很糟。[5]如果涉及到最高行政官，下级选举机构本身做出的选择确实有限。杰出人物不时被指派履行职责，说到底不过是一种机遇。只有熟知所有立法的目标及一般目的的人，才有能力作出任命立法机构的决定，他们对局势和舆论的现状了如指掌，仅仅扫视一下国土的不同部分，就能肯定地指出那些才干、道德与知识的精华之所在。如果一个民族在没有中间环节的情况下任命其主要代表，而且众多人口散布在广表的疆域之内，这种做法必然迫使它把自己分区划片，这些区划相隔的距离不容它们相互之间进行交流或取得一致，结果就是局部的选择。所以必须从选举权的一致性中寻求选举的一致性。
这些推论的根据是一种极为夸张的普遍利益、普遍目标、普遍立法乃至什么东西都有普遍性的观念。如果在特殊利益之间没有协商可言，普遍利益究竟是什么东西呢？除了必须就其共同目标达成妥协的所有局部利益的代表之外，还有什么别的普遍利益吗？普遍利益当然与特殊利益不同，但这绝不意味着它们反对特殊利益。常言道，一人有所得，他人必有所失，这不过是特殊利益相互结合的结果。普遍利益与它们的区别，恰如一个肌体和它的局部的区别一样。个人利益就是个人有所关心的事情。局部利益就是同局部有关的事情。正是这些个人，这些局部，组成了政治肌体。所以，这些个人的利益和局部的利益必须得到保护。如果它们全都得到了保护，人们将会由于这一事实而摒弃每一种可能对他人造成伤害的个人利益。真正的公共利益只能从这里产生。这种公共利益无非就是在个人利益之间确定一种使彼此不相损害的互惠条件。由国家的一百个地区任命的一百名代表，带进议会的只是特殊利益，即他们所代表的选民的一己之见。这一立场对他们是有用的。由于必须共同决策，他们很快就会意识到各自做出牺牲是不可避免的。他们会试图缩小这些牺牲的范围，而这正是他们的任命方式的优势。共同事务需要他们团结在一起，而局部的选择越多，实现普遍目标所需要的代表就越多。如果你颠倒了自然秩序，如果你把选举机构放在建筑物的顶端，它所任命的人将会发现，对于需要他们评判的公共利益问题，他们根本就茫然无知。你让他们代表有关各方进行协商，他们却对各方的需要不是无知，就是蔑视。一个局部的代表是那个局部的工具，这是适得其所；他不应在没有首先捍卫他的任何权利的时候就放弃它们，无论它们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他应该是他所代表的局部利益的保护人，因为，尽管每位代表都偏袒自己的选民，但是当他们每个人的偏袒行为协调一致时，却会使所有人享有公正的好处。
尽管议会是由各个局部的代表所构成，但已经过分倾向于发展一种脱离国民的合作精神。代表们住在首都，远离任命他们的那部分人民，与他们所代表的行政区的习俗、需求及生活方式失去了联系。他们对这些事情变得不屑一顾、漠不关心。如果像某些人希望的那样，把这些公共工具从所有的地方责任[8]中解脱出来，永远凌驾于他们公民同胞的选举权之上，被某个机构挑出来安置在宪政大厦之巅，那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国家越大，其中央权力越强，一个单独的选举机构就越是不可取，直接选举就越是必不可少。一个十万人的部落也许可以授予元老院任命其代表的权利；联邦制共和国也许仍然可以这样做；至少它们的内部管理没有任何风险。但是，任何倾向于统一、倾向于取消国家不同地区所任命的代言人的政府，都意味着创建这样的团体：它们的思虑大而无当，为了献身于普遍利益而对个人利益漠不关心。
这绝对不是由元老院任命人民代表的惟一害处。
这种制度首先破坏了代议制政府一个最大的长处，即政府在不同社会等级之间建立的经常联系。这种优势只能是直接选举的成果。正是这种选举，要求掌握权力的等级持续关注下层社会。它为财产拥有者中最贫穷者的选举权安排了一种正义和慷慨的回报，以及对压迫的惩罚，迫使财富掩饰其傲慢，迫使权力节制其行为。我们不应轻率地放弃这一幸福与和谐的日常源泉，也不应该鄙视善意背后的动机：它最初可能是出于私利，但结果却成为名副其实的美德。
有人抱怨说，富人们都集中在首都，农业地区却被没完没了的捐赋榨得民穷财尽，它们把这些捐税给了首都，却永远得不到任何回报。直接选举会驱使土地拥有者回到他们的土地上去，而如果没有直接选举，他们都想离开自己的土地。只要人民的选举权对他们没用，他们的精打细算就会全都用于从自己的土地上获取尽可能高的收成。直接选举则建议他们进行某种更为高尚的精打细算，一种明显对依附于他们的人更有用处的精打细算。没有民众选举，他们所需要的只是信任，这就使他们向中央权力周围集结。而民众选举则使他们需要民众中的声望，促使他们扎根于自己领地的政治生活，回到产生民众声望的发源地。
我们间或会听到有人赞扬封建制度的有益影响，因为它使领主保持着他在仆从中的地位，并能使他全部领地上的财富得到平等的再分配。民众选举有着同样的好处，却不会继承它的弊病。
人们经常谈论要鼓励和尊重农业劳动。他们想指望随兴而致的颁发奖赏和舆论认为是并不公正的各种勋章来做到这一点。如果给农业各阶层以重要地位，事情将会简单得多。但是，这种重要地位不是靠命令创造出来的。它必须以人民的愿望和抱负为依据，使人民从中能够看到回报。
再者，由元老院任命的代表职责倾向于引起**，或者至少会削弱那些追求这一显赫职责的人的声誉。
对于为了感动民众而必须进行的游说和努力，无论把它们说得多坏，这种行为的结果都不会比竭力巴结一小撮掌权者的行为更为有害。
孟德斯鸠说，“在元老院游说是危险的；在一个贵族团体内是危险的；但在人民中却不会这样，人民的本性就是感情用事。”
如果一个人率领一大群人做事，他只能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羞耻心会使公开的行为有所节制。当我们在几个人面前折腰，向其中每个人请求一点好处时，我们就会匍匐在阴影里，而权贵们实在是太愿意享受我们卑贱的乞求和谄媚的央告了。
有时候，人们惧怕一切能够显示能量的事物。在暴政感到立足不稳时，受奴役的人仍然有望从中得到好处。这是文雅、恭顺、藏而不露的才华及个人品质备受赞扬的时候。但是，那实际上是道德启蒙的时期。它使藏而不露的才华扬名于世，使个人品质在家庭情感中找到回报，使文雅和恭顺获得要人的赞赏。那些引人注目、令人尊重的人，那些有资格得到人民的崇敬、忠诚与感激的人，会成为众望所归之所，而这些更有活力的人也会表现得很有节制。
人们总以为平庸就意味着平静。然而，平庸只有在不起作用的时候才意味着平静。当大批庸人有机会聚集在一起并得到一定的活力时，他们的平庸所到之处，甚至会表现得比天才本身在被激情冲昏头脑时还要狂躁，还要妒嫉，还要暴烈。惟有开明能够消除虚荣，从而平息激情，节制私情。
我提出的一些反对选举的理由，也被选举团用来同样强烈地反对直到最近还被我们的议会所使用的改选办法，幸好我们的现行宪法刚刚废除了它。我说的是定期引进三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做法，因为在代议制机构中，新来者总是发现自己是一个少数。
议会的改选，目的不仅是防止国民代表形成一个与人民相隔离的阶层，而且还为可能出现在两次选举之间的舆论变化提供可信赖的解释者。假如选举组织得井然有序，新当选者将会比上次选举中的当选者更为忠实地代表舆论。
当前舆论的代言人处于少数地位，而代表过时舆论的人却处于多数地位，这难道不荒唐吗？稳定性无疑是必要的，更新期决不应当一次接一次过于频繁。过于频繁的选举是荒唐的，因为舆论根本无法在两次选举之间变得更为知情。再者，我们还有一个体现着恒定性的世袭制议院。我们不要把冲突因素引入体现改良的选举制议院。保守精神与进步精神的斗争发生在两个议会之间，要比发生在一个议会内部更有益处。这样就不会出现咄咄逼人的少数。它在一个议会内部形成的狂热，会在另一个可以批准或否决其决议的议会的冷静面前烟消云散。不正当的做法与威胁恫吓不再是控制多数的合适手段，在必须作出裁决的法官眼中，那只会让人名声扫地。
改选三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做法，无论对于全体国民还是对议会本身来说，都有严重的弊端。
即使仅能提名三分之一或五分之一，也仍然可以激发起一切希望。它并未带来多样性的机会，只是一个激发所有野心的机会。遇到的困难会引起这些野心更多的嫉妒与敌视。人民像为总改选而激动一样，也为这三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选举而激动。新入选者在头一年受到压制，不久后他们就会成为压制者。这个真理已经被连续四次的经验所证实。[6]
我们这个缺少制衡机制的议会给我们留下的回忆，不断地使我们感到焦虑和困惑。我们认为自己看到了一个能在任何议会引起混乱的因素，在我们看来，在任何全部改选的议会中，这个因素会起到更强大的作用。然而，这种危险越真实，我们就越是要对自己采取的预防措施的性质多加小心。我们只能采取那些已经证明有效，而且肯定成功的措施。
我们的现行宪法所允许的不受限制的连选连任，既充分体现了三分之一或五分之一改选的惟一好处，又消除了它的所有害处，而我们以前的所有宪法都犯下了排斥这一做法的错误。
无论从哪个方面说，不可能连选连任都是一个极大的错误。不间断地连选连任的机会，只会提供有价值的回报，在一个民族中产生大批令人难忘和肃然起敬的名字。任何个人的影响力都不会被令人反感的制度所破坏。在既定时刻，那种影响力无论以什么方式存在，对于这一时刻本身都是必要的。我们不要再用嫉贤妒能的律法排挤天才了。以这种方式疏远杰出人物，将得不到任何好处。大自然希望杰出人物在人类制度的首席就座。宪政的艺术恰恰就在于把他们安排到那个位置上去，无需他们为了得到它而扰乱公共安宁。
没有任何事情比人民代表在任期届满后遭到强行排斥更妨碍自由、同时更有利于混乱了。让议会中的人不能连选连任，就意味着让许多软弱之辈去取代他们，这些人为了在退休之后得到一些补偿或者安度余生，希望尽量少树敌。如果你为无限制的连选连任设置障碍，你就会挫伤他们理应施展的天赋和勇气，你就为懦夫和蠢货准备了慰藉和成功，你就把心口如一的人和厚颜无耻效力于宗派的人或自鸣得意地效力于专横权力的人，放在了同一条水平线上。孟德斯鸠认为，[11]终身制官员有这样的优点：他们用不着像那些注定要重返普通公民行列的人在权力终结之前那样，不时地表现出优柔寡断和软弱无力。如果重新当选并非必然的话，它也会提供同样的优点：树立道德形象符合政治家自身的利益。只有精打细算的人才能取得持久的成功，但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需要时间。
此外，在公共事务中，诚实、勇敢、经验丰富的人真是多得数不胜数，以致我们可以任意拒绝那些已经受到普遍尊重的人们了吗？还会出现新的天才。人民的意向是欢迎他们。不要在这个方面给人民强加任何限制。不要在每次选举中强迫人民选择那些仍旧只关心自己的财产、只想为自己赢得名声的人。还是效仿伟大的榜样吧：看看美国，在那里，人民的选举一直围绕着国家独立的缔造者进行；看看英国，在那里，不间断的连选连任所造就的光辉灿烂的名字，已经成为一笔公共财富，这是忠诚的国民和那些有能力获得长期尊重的人们的幸福。
最后，我们的新宪法由于取消了一直向国民代表支付的薪俸，代之以适当的补贴，因而开始接近理想的原则。它使那些需要具备最高贵精神的职责摆脱了一切对个人利益的算计，从而会使下院的地位上升到我们的宪政体制所希望的高度。任何与代表职责有关的薪俸，很快就会成为代表们的首要目的。候选人把那些庄严的职责，仅仅理解为扩充或确定他们的财富、交通工具、金融利益的机会。选民本身则会沉洒于一种党派之爱，不由自主地去支持那些想要成家立业的新郎、想让儿子到首都受教育或想让女儿在首都出嫁但又手段有限的父亲。债权人选举他们的债务人，富人选举自己的亲属，他们更愿意用国家的而不是自己的开支来帮助他们。任命一旦颁布，人们必定维护已经到手的东西：手段变成了目的。思想在变通或沉默中终结。
向人民的代表支付报酬，并不意味着会使他们对认真履行职责感兴趣，而是仅仅意味着会使他们对继续担任这些职务感兴趣。
我还有其他一些考虑。
我不赞成履行公职要有雄厚的财产资格。事实上，允许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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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很久以前就曾提出，因为宪法是人民自由的保障，任何有关自由的东西都是合宪的，同时任何与自由没有关系的东西都是不合宪的；把一切事务都推给宪法，意味着把一切事务都转化为对它的威胁，在它周围挖掘了一圈陷阱；有一些总的原则是不能指望某种单独的国家权力加以贯彻的，但是多种国家权力联合起来，就能够解决任何与那些原则互不相容的问题。[1]
因此，我认为，从总体上和细节上审视一下我们的宪法并不是多余的，因为，尽管它已被这个民族投票认可，但对它加以改进仍然是可能的。
对于我这里所发表的研究，读者将会经常发现，其中不仅有着和我以前的作品相同的思想，而且还有相同的语汇。从我开始有了思考政治问题的兴趣以来，已经过去快二十年了，而且我一直是抱着相同的主张，表达着相同的希望。那时我要求的是个人自由，出版自由，消除专横权力，尊重所有人的权利。现在这些仍是我满怀热情并抱着更大希望加以提倡的事情。
毫无疑问，如果我们只从表面上审视法国的处境，我们很容易相信她正处于险恶的威胁之中。大量的军队聚集起来反对我们。各民族就像他们的领袖一样，似乎被他们的记忆蒙蔽了双眼。两年前曾受着那场民族运动鼓舞的残余势力仍然试图把他们所要求的努力说成是民族的需要。但是，如果我们更密切地观察一下就会看到，这些让人惊恐的预言几乎没有什么重要意义。今天这些民族正在保卫的已不再是他们自己的故乡：他们正在攻击一个呆在自己疆界之内并且不想跨出疆界的民族；一个只是主张自己的内部独立，主张有权选择自己政府的民族，所采取的方式就像德国在选择哈布斯堡的鲁道夫时提出的要求一样，就像招降布伦瑞克王室时的英国一样，就像把王冠授予布拉甘萨公爵时的葡萄牙一样，就像选举古斯塔夫·瓦萨时的瑞典一样：一句话，就像每一个欧洲民族在某些时候做出的、通常是它历史上最辉煌的成就一样。
在人们的心灵中，有一种总是在最后才显出迹象的天然理智；如果人民是在为一项并非他们自己的事业而流血，他们很快就会对此感到厌倦。对我们来说，绝大多数法国人都有两种感情：渴望自由和痛恨外国统治。我们都知道，自由不可能从外国来到我们中间。我们都知道，一个出现在外国旗帜之下的政府，无论与我们的权利还是我们的利益都是对立的。充溢于所有人心中的这种信念，是和那些能够唤醒民族骄傲的全部记忆联系在一起的：我们黯然失色的荣耀，我们被侵占的省份，守卫巴黎门户的野蛮人和面目可憎、蛮横粗暴的胜利者，激起了每一个法国人的憎恶，每当他看到外国人的旗帜飘扬在我们的高塔之上，每当穿越我们的街道，进入我们的剧院，回到我们家中的时候，还要乞求一个俄罗斯人的宽容或者一个普鲁土人的节制，都会让他感到憎恶。到了今天，甚至就连这种宽容和节制都被弃置不顾了。现在没有一个人提起宪法或者自由。这是一个正在受到谴责的民族：它们打算惩罚那支军队的暴行。
当然，我们的敌人记忆力欠佳。他们现在恢复使用的语言，在二十三年前破坏了他们的王权。那时他们像现在一样进攻我们，因为我们想要我们自己的政府，因为我们从什一税中解放了农民，从偏执中解放了持异议者，从审查制度下解放了思想，从任意监禁和流放中解放了公民，从特权阶层的凌辱下解放了平民。然而，这两个时期之间存在着一个区别：那时他们和我们作战只是反对我们的原则，而现在他们和我们作战，反对的是我们的利益，即由时间、习俗及无数具体事务证明与我们的原则相一致的那些利益。我们那时的预感，现在已经成为我们的经验。我们尝试过反革命。我们曾经试图把它同我们所需要的保障协调起来。我们曾经固执地相信（我本人比其他一些人相信的时间更长）一种其必要性十分明显的良好信仰。过去的日子已经证明，对自由的仇恨甚至比自我保护的本能还要强烈。我们不想侮辱苦难：我们尊重时代和不幸。但是试验已经做完，原则遭到反对，利益产生了分歧，联系已被打破。
1．论人民主权
我们的现行宪法正式承认人民主权的原则，”即是超越任何个别意志的至高无上的普遍意志。确实，这个原则是无可争议的。在我们的时代，有许多人都在试图把它弄得模糊不清；在强化普遍意志的借口下所产生的罪恶和犯下的罪行，使那些想为政府的权力指定一个不同来源的人更加理直气壮。然而那些论证却经不起对它们使用的语汇进行简单定义的考验。法律所表达的，要么是所有人的意志，要么是部分人的意志。如果你把排他性的特权授予少数人，那么这些特权的来源是什么呢？假如它是权力，那么权力属于掌握它的人。它没有构成一种权利，而如果你承认它是合法的，那么，无论是谁把手放在上面都将是合法的，每一个人都想在轮到自己时征服它。如果你假定少数人的权力是经过全体同意而被认可的，那么这种权力就变成了普遗意志。
这个原则适用于所有制度。神权政治，君主政治，贵族政治，只要它们还支配着人们的头脑，它们就都是普遍意志。另一方面，一旦它们对人们头脑的支配宣告失败，它们便只剩下了暴力。简单说，世界上只有两种权力：一种是非法的，那就是暴力；另一种是合法的，那就是普遍意志。但是，一旦我们承认了那种意志的权利，即人民主权，我们就必须认清它的确切性质并规定它的确切范围，这一点至关重要。
没有精确的定义，理论的胜利在它的运用中就可能会成为灾难。对人民主权的抽象承认丝毫不会提高给予个人的自由的价值。如果我们认为那种主权具有它未必具有的广泛涵义，尽管有那个原则，或者正是因为那个原则，那么，自由可能就会丧失。
我们提出并且我们会记住的忠告，对于党派人土来说最不司缺少，不管他们的目的多么完美元缺，他们总是不愿意限制主权。他们自认为是主权的当然继承人，他们要管理他们未来的财产，即使它现在还掌握在他们敌人的手中。他们不信任这样那样的政府，不信任这样那样的统治阶级；但如果让他们以自己的方式组织权力，让他们把权力交给他们选出的代表，他们就会相信对它来说不存在限制。
如果你确信人民主权不受限制，你等于是随意创造并向人类社会抛出了一个本身过度庞大的权力，不管它落到什么人手里，它必定构成一项罪恶。把它委托给一个人，委托给几个人，委托给所有人，你仍将发现它同样都是罪恶。你会认为它是这种权力的掌握者的错误，根据情况的不同，你将逐个谴责君主政治、贵族政治、民主政治、混合型政府或者代议制度。你错了：事实上应受谴责的是暴力的程度，而不是暴力的掌握者。应当反对的是武器，而不是掌握武器的手臂，因为武器必然要做的事情就是残酷打击。对于人的手来说，有些东西的分量是过于沉重了。
那些真诚热爱自由却将无限权力授予人民主权的人们，他们的错误产生于他们的政治观念的形成方式。他们注意到历史上有过一小部分人、甚至某个个人掌握巨大权力所造成的严重危害。但他们愤怒地反对的是权力的掌握者，而不是权力本身。他们只想取代它而不是毁灭它。它过去是个祸根，但他们还是把它看作一种征服。他们把它授予整个社会。它必然从全社会转给大多数人，又从大多数人那里落人极少数人、经常是一个人的手中。它产生的罪恶和从前产生的罪恶一样多；于是，各种事例、缺陷、理由和证据会层出不穷地出来反对所有的政治制度。
一个建立在人民主权基础上的社会，当然没有任何个人、任何阶级应当屈从于其他人的特殊意志。但是，认为作为整体的社会可以对它的成员行使无限权力，却是错误的。
全体公民享有主权的含义是，除非得到授权，没有任何个人、任何派别、任何有偏向的联合体能够悟取主权。但是，也不能由此就认为，全体公民，或者那些被他们授予主权的人，对个人的存在能够全权处置。相反，人类生活的一部分内容必然仍是属于个人的和独立的，它有权置身于任何社会权能的控制之外。主权只是一个有限的和相对的存在。这是独立与个人存在的起点，是主权管辖权的终点。社会跨过这一界限，它就会像手握屠刀的暴君——这是他惟一的称号——一样邪恶。没有篡夺，社会就不会超越它的权能，没有派别之争，社会也不会把多数忽略不计。无论如何，多数人的同意并不足以使社会的行为合法化：有些行为是不可能得到任何赞同的。无论某些权力何时作出这类行为，都与权力的来源没有多大关系；不管它自称是一个人还是一个民族，都没有用处。假如它是整个民族，那么，除了在它压迫下的公民之外，没有什么东西是更合法的了。
卢梭忽视了这个真理，他在《社会契约论》中所犯的错误，经常被用来作为自由的颂辞，但是，这些颂辞却是对所有类型的**政治最可怕的支持。他给契约下的定义留给社会及其成员的印象是，每个人应当把他的所有权利毫无保留地全部让渡给共同体。为了某种抽象存在的利益而放弃我们的全部存在，将会造成什么后果呢？为了消除我们的疑虑，他告诉我们，主权者，即社会，既不能损害社会成员的整体，也不能损害他们中具体的任何个人。既然每个人都作出了完全的奉献，所有人都享有同样的地位，因此，没人愿意让这种地位加重他人的负担。既然每个人都把自己献给了整体，他不会再把自己献给任何具体的个人。每个人都能从伙伴那里获得相同的权利，因为他已经为了他们的利益而放弃了权利。因此，他失去了一切，但又会获得这一切，这失去的一切将汇集成更大的力量来维护他所拥有的东西。然而，卢梭忘了，他赋予了所有上述专有属性的这个抽象存在——他称之为主权者——是产生于这一事实：它是由无一例外的所有个人组成的。但是，一旦主权者必须使用他所拥有的权力，或者换句话说，一旦必须开始运作实际的权力组织，那么，由于主权者不可能亲自行使主权，他必须把它委托出去，结果便是所有那些属性将会荡然无存。由于以全体的名义实施的行为，必定——不管我们喜欢与否——是由一个单独的个人或极少数人支配的，因此当一个人把自己奉献给全体时，他并不是把自己奉献给了抽象的人，相反，他是让自己服从于那些以全体的名义行事的人。由此可见，我们做出了全部奉献之后，并不能取得与全体平等的地位，因为某些人会从其他人的牺牲中获取独享的利益。认为没人愿意让别人承担更多的义务，这不是实情，因为有些社会成员的地位高于一般人的地位。认为所有的社会成员都能得到他们所被弃的同一权力，这不是实情。不是他们中的所有人都能既有所失，又有同样的所得，而且他们做出牺牲的结果是——或者说可能是——创造了一种能够从他们那里夺走一切的权力。
卢梭本人也被这些后果所震惊。他这样制作出来的巨大的社会权力对他产生了强烈刺激，他不知道该把这种令人恐怖的力量托付到谁的手中，除了设法让它不可能运转之外，他找不到其他办法去对付这种主权所必然造成的危险。他宣布主权不能被转让、被委托或被代表。换句话说，这等于是宣布它不可能被行使。实际上这意味着他刚刚宣布的原则已被摧毁。
让我们再来看看，**政治的信徒在根据同一原则出发时，对他们的目标是多么地直言不讳，因为那是一个有力支持着他们的原则。霍布斯极为聪明地把**政治归纳为一种体制，接着，他又认为主权是没有限制的，以便肯定一个单独的个人实行**统治的合法性。他说，主权是绝对的，这是一个在所有时代都得到承认的真理，甚至那些煽动叛乱或发动内战的人也给予了承认：他们的目的不是要消灭主权，而是要把它转移到别处去行使。民主政体是全体人掌握绝对主权；贵族政体是某些人掌握绝对主权；君主政体是一个人掌握绝对主权。人民出于对君主的爱戴而交出了绝对主权，于是君主便成为它的绝对拥有者。
显然，霍布斯赋予人民主权的这种绝对性，是他整个体系的基础。绝对一词使整个问题走了样，给我们带来了一系列新颖独特的含义。它是这位作者诡辩而离弃真理之路的出发点，是他在动身时给自己提出的目标。他要证明的是，由于人所制定的惯例并不足以保证能被人们遵守，因此需要有一种强制性权力迫使人们去遵守。社会必须保护自己不受外来侵略，因此需要一支共同的军队从事共同防卫。人们各有所求，因此需要法律来规范他们的权利。霍布斯从第一点得出结论说，君主拥有绝对的惩罚权；从第二点得出结论说，君主拥有绝对的宣战权；从第三点得出结论说，君主是绝对的立法者。再也没有什么事情能比这些结论更为荒谬的了。君主确实有惩罚的权力，但只能针对犯罪行为。君主有宣战的权力，但只能用于社会受到攻击的时候。君主有制定法律的权力，但只能用于这些法律需要制定并合乎正义要求的时候。因此，这些属性根本没有绝对或任意的含义。民主政体确实是把权力授予全体之手，但只限于共同安全所需要的那种权力。贵族政体授予少数人的也是同一种权力。君主政体是把同一种权力授予单独一个人。人民可能会出于对一个单独的个人或少数人的爱戴而放弃自己的权力，但这些人的权力就像给他们授权的人民的权力一样也是有限的。由于让一个单词毫无道理地挤进句子结构，在它的压力下，霍布斯那令人心寒的整个体系便土崩瓦解了。反过来说，无论是什么制度——下面我们就要看到——只要使用绝对一词，那么，无论是自由、和平还是幸福，都是不可能的。平民统治只能是一种暴政，而君主的统治不过是更为集权的**。
一旦主权不受限制，个人在政府面前将无处可逃，即使你声称要让政府服从普遍意志，那也是徒劳。总是他们在支配着这种意志的内容，而你的所有戒备全都无济于事。
卢梭说，人民既是君主又是臣民。但实际上这两种关系经常混淆不清。权力为了迫使作为主权者的人民表达权力命令它所要表达的意志，可以很容易地压迫作为臣民的人民。
没有什么政治组织能够逃脱这种危险。你可以随心所欲地分割权力，如果权力的整体不受限制，那些被分割的权力只需结合在一起即可，人们仍然无法破除**政治。对于我们来说，问题不在于我们的权利不应在未经彼人同意的情况下受到此人的侵犯，而是任何权力对我们的任何侵犯均应受到禁止。行政机构应当诉诸立法者的权力，这还不够；立法者不可批准他们合法范围之外的行为。行政权没有法律的支持无权采取行动，这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除非这种法律支持也受着限制，除非规定存在着一些立法者无权为之制定法律的对象，或者换句话说，主权是有限的，存在着无论人民还是它的代表都无权拥有的意志。
这就是我们必须阐明的；这是至关重要的真理，是我们必须确立的永恒原则。
世上没有不受限制的权力，不管是人民的权力，还是那些自称人民代表的人的权力，不管是拥有什么称号的国王的权力，还是——最后——根据统治方式不同而表达着人民意志或君主意志的法律的权力，都要受到权力得以产生的同一范围的约束。
公民拥有独立于任何社会政治权力之外的个人权利，任何侵犯这些权利的权力都会成为非法权力。公民的权利就是个人自由、宗教自由和言论自由，包括公开表达自己的自由、享有财产及免受一切专横权力侵害的保障。没有任何权力能够对这些权利提出异议而又不会败坏自己的声誉。
人民的主权并非漫无边际，既然它的意志并不足以使它的随便什么愿望都能合法化，因此，真实或自以为真实地表达了那种
毫无疑问，仅有对主权的抽象限制是不够的。我们必须为政治制度寻找基础，以此来组合不同掌权者的利益，这样，他们最明确、最持久、最稳定的利益就会保持在他们各自属性的限度之内。然而首要的问题仍然是主权的权能和界限的问题。在能够理清头绪之前，我们必须确定它的性质和范围。
其次，即使不像哲学家们经常做的那样，对真理的作用加以夸大，我们也可以确信，某些原则一旦得到清晰而完整的证明，它们就有可能成为自身的保障。普遍的看法是这些原则是在即将得到认可的证据基础上形成的。如果人们能够认识到世界上没有不受限制的权力，那么任何时代都不会有人敢于要求这样的权力。经验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例如，我们不再会不加思索地认为生与死的权利属于整个社会，因而没有一个现代政府想要行使任何此类权利。古代共和国的暴君在我们看来远比现代历史上的统治者更肆无忌惮，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由于这一特定的原因造成的。一个单独个人的**，其绝大多数恶行的依据，往往就是全体的无限权力说。
因此，对主权加以限制既是现实的，也是可能的。使这一点得到保证的，首先是那个使公认的真理合法化的力量——舆论。其次，权力的分散与制衡将使它得到更为严格的保障。
但是，你必须从承认这种有益的限制开始做起。如果没有这种基本的警觉，一切都是徒劳。
把人民主权置于正义的限度之内，你不必害怕什么。你可以依靠个人，也可以依靠集体，从**政治那里收回它命令你同意给它的表面支持，因为你可以证明，就算这种同意千真万确，它仍然缺乏能给任何事物以支持的权力。
如果没有合法的证据，人民没有权利攻击任何一个无辜者，也没有权利像对待罪犯一样对待任何一个被告。人民没有权利侵犯言论自由、宗教自由、司法保护及保护形式。因此，没有一个**君主、没有一个议会能够声称已经得到人民授权去行使这种权利。因此，一切**政治都是非法的。没有什么东西能支持它，更不用说它所求助的民意了。事实上，它以人民主权的名义所要求的权力，并不是那种主权的一部分，它不仅是对现有权力的非法置换，而且是创造了一种根本就不应存在的权力。
2．论立宪君主制的王权的性质
我们的宪法在确定大臣的责任时，把大臣的权力与王权作了明确分离。君主不可侵犯、大臣各负其责的简单事实就表明了这一分离。不可否认的是，在这种情况下，大臣们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拥有一些真正属于他们的权力。如果仅仅把他们看做被动而盲目的执行人，他们的责任就显得荒诞不经，那就不如干脆说他们只对君主负责并严格执行他的命令。但是，宪法要求他们对国民负责，而且规定，在某些情况下君主的命令不能成为他们的借口。因此，他们显然不是被动的执行者。大臣的权力虽然出自王权，却是与后者真正分离的存在，而负责任的权力和神授权力之间有着本质上的重大区别。
由于这种区别业已得到我们宪法的支持，我想我必须根据另一些思想背景来谈谈它。其见解对我来说具有重大意义的人们已经发现，我在1814年宪章颁布之前发表的一本著作中所作的概述，是清楚而有益的。我确实相信，它是一切政治组织的关键。
王权（我指的是国家元首的权力，无论他碰巧被冠以什么称号）是一种中立的权力。而大臣的权力却是能动的权力。为了解释这个区别，让我们给那些早已众所周知的政治权力作一下界定。
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是三种各领一方、但必须在整体运作中进行合作的权能。当这些权能的职责被混淆，以致相互交叉、抵触和妨碍的时候，你就需要一种能够使它们回到恰当位置上去的权力。这种力量不能寓于三种权能的任何一种之内，不然它会帮助一种权能而破坏其他两种权能。它必须外在于任一权能，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必须是中立的，以便在真正需要它的时候能够采取恰当的行动，以便它能够保持或恢复秩序而又不致引起敌意。
立宪君主制在国家元首身上建立起了这种中立的权力。国家元首所真正关心的不是让这三种权能的任何一种推翻其他两种，而是让它们互相支持，互相理解，协调行动。
迄今为止，只能在政治组织中看到这三种权力。
在君主立宪的政体中，我相信我能划分出五种不同的权力：（1）王权，（2）行政权，（3）长期代议权，（4）舆论代议权，（5）司法权。
长期代议权寓于世袭制议院中；舆论代议权寓于选举制议院中；行政权被授予大臣；司法权属于法庭。前两种权力制定法律，第三种权力负责法律的普遍实施，第四种权力在个案中运用法律。王权处于中间位置，而且高于其他四种权力，是一个上级权力，同时又是一项中介性权力，它无意打乱平衡，相反，它对保持平衡具有强烈的关切。
由于人们并不总是按照他们十分清楚的利益行事，因此必须采取预防措施，使国家元首不能在其他权力的位置上发挥作用。严格地说，君主**政体和君主立宪政体的区别就在于这项预防措施之中。
我们不妨看看英国的制度，因为从抽象观念转向事实总是有助于我们的思考。
没有世袭制的上议院和选举制的下议院的参与，就不可能制定任何法律；没有大臣的签字，就不可能实施任何法令；除了独立的法庭，没有任何人能够进行宣判。有了这些预防措施，就能看出英国制度使用王权的方式：它被用来结束其他权力之间任何危险的冲突并重建和谐。万一行政权的行为带来了危险，国王将会罢免他的大臣。万一上议院被证明有害，国王将会册封一批新贵族，以迫使它进入一个新方向。万一下议院被证明行为险恶，国王可以行使他的否决权解散下议院。最后，万一司法权因对个人行为过度使用严厉的普遍惩罚而造成破坏性后果，国王将使用他的赦免权以淡化它的决定。
以往的所有宪法几乎都有一个通病，就是没能创造出一种中立的权力，并将本应成为能动权力的权力放在了权力之总和的位置上。一旦这些权力同立法权结为一体，那么，只应裁决案件的法律，就会裁决一切。如果没有限制，结果就是专横和暴政。于是就有了长期国会的滥用权力、意大利各共和国的国民议会的滥用权力，以及国民公会在其不同存在阶段的滥用权力。同样是这些权力，一旦和行政权结为一体，就会产生**政治。因而就有了导致罗马的独裁统治的僭主政治。
总起来说，罗马史是一个必须有中立权力调节各种能动权力的良好范例。在这个共和国，我们可以看到，在人民和元老院的摩擦中，每一方都在寻求保护措施。但是，由于它一成不变地让这些措施站在自己一方，于是每一种保护措施都成了反对对方的武器。因为人民的起义使城邦面临毁灭的威胁，他们便创造出独裁者，即忠于贵族阶级的执政官。尽管那个阶级实施的压迫使平民感到绝望，但独裁并没有被废止。他们采用了保民官制度，一种不折不扣的大众权力。于是人们再次相互为敌，不过他们每一方都加强了自己的地位。百人团是贵族政治，部族则是民主政治。没有元老院的支持就颁布的平民表决，对贵族来说仍然具有强制性。元老院法令虽然只是出自贵族，对平民来说也仍然是个束缚。因此，每一方都在轮番攫取并滥用本应托付给一双中立之手的权力，只要能动的权力拒绝放弃它，拒绝使它成为一种分离的权力，上述后果就无法避免。
对迦太基人的情形也可以做如是观：你可以看到，他们先后创设了suffetes（迦太基的执政官）以确保对元老院权力的限制；创设了百户法庭以限制执政官；创设了五户法庭以限制百户法庭。孔狄亚克说，他们为了强行限制一种权力，便创设了另一种同样需要加以限制的权力，因此滥用权力的情况依然如故，而他们却认为他们正在克服权力的滥用。
我已经说过，君主立宪制为我们提供了对所有合法自由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中立权力。在一个自由的国家，国王是一个远离并高居纷坛众说之上的存在，除了保持秩序和自由以外没有其他关切。他绝对不能回到那种常见的地位，当然也就很难产生置身那种地位所能产生的～切激情，很难发觉能够再次置身那种地位的任何前景，因此必定会册封一些被授予临时权力的执行人。这种庄严雄伟的王权一定会使君主的精神趋于平静，使他的灵魂得到休养；像这样的感觉几乎是任何处于次等地位的人所无法体味的。可以说他是浮于人间忧虑之上。这的确是政治组织的一件杰作，没有它，就不可能有什么自由；它在纷乱的争斗中创造了一个安全、崇高、公正的神圣领域，给那些争斗留出了没有危险的活动空间，规定它们不能超越某种界限，如果某些危险变得显而易见，它就会以合法的宪政手段去消除危险，而且没有任何专横的痕迹。如果我们把君主的权力降低到行政权的水平，或者把行政权提高到王权的水平，我们就会失去这种巨大的好处。
如果你混淆了这些权力，有两个重大问题将会变得无法解决：一是行政权本身的罢免问题，二是责任问题。
行政权事实上要依赖于大臣们，但是，能够罢免行政权的权力，在君主**政体下却有可能成为它的盟友，在共和国那里则有可能成为它的敌人。只有在君主立宪政体下，这种权力才能上升为行政权的法官。
例如，在君主**政体下，我们可以看到，除了颠覆以外没有罢黜行政权的更好办法，而颠覆手段往往是一种更为可怕的罪恶。尽管共和国一直都在尝试采用更易为人接受的措施，但那些措施也经常产生同样暴烈无序的后果。
克里特人发明了一种合法的造反行动，由此可以废黜所有的执政官，有几位作者对此备加赞赏。在雅典，法律允许每一位公民杀死任何企图剥夺共和国自由的执政官。罗马的帕布利阿斯·瓦利略.帕布里克拉法也是为了同一目的。佛罗伦萨人有他们的执政团，或者说是为应急而设立的特别委员会，它被授予了全权，拥有普遍罢免的权利。然而在所有这些制度下，罢免行政权的权利多少都有些放任自流，任凭掌权者的摆布，不管是谁抓住了它，实际上都不是用来摧毁暴政，而是用来实施暴政。由此产生的后果是，获胜的一方并不满足于罢免权，它还要诉诸暴力，由于它这样做的时候并不经过审判，结果往往是谋杀，而不是正义的行动。
在佛罗伦萨的暴风骤雨中诞生的执政团，把它的血统保持得太纯正了。它对受托掌握权力的人们作出的判决就是死刑、监禁、放逐，因为它没有其他手段剥夺他们的权力。于是，在把佛罗伦萨推入无政府状态之后，它成了美第奇家族权力的主要工具。
这里缺少的就是一种本身没有任何危险，却总能给执政团带来好处的宪政权力，就是说，它是这样一种权力，它只限于剥夺议会成员的权力，而不能对他们进行指控、监禁、掠夺和放逐；他们虽然无法保住权力，却不致遇到危险。
立宪君主制解决了这个大难题。为了更明确地证实这些思想，我要请读者听听我对现实的看法。这种现实能够在英国的君主制那里找到。英国的君主制创造了这种中立的中介性权力：从行政权中分离出来的王权。行政权可以被罢免，但没有人会受迫害。国王用不着为了罢免大臣而指控他们有什么过失、罪行或阴谋。他可以罢免他们，但不会惩罚他们。因此，所有必做的事情都能做得到，而没有什么非正义。此外，确凿无疑的是，由于这个办法是正义的，它在另一个方面也是有用的。无论什么制度，假如它给大权在握的人留下的选择余地，除了他们自己的权力就是断头台，那就堪称罪大恶极。
罢免行政权和惩罚其成员，同解散代议制议会和起诉它的成员，两者有着同样的区别。如果这些措施中的前者被后者所取代，我们就没有理由怀疑，不仅议会的政治存在，而且它们的成员的生存，都会受到威胁，他们将被那种危亡感逼得发疯，国家也会面临滔天的罪恶。行政权的情况亦复如此。假如你用对它的控告权取代不加任何控告的罢免权，你将激起它的恐惧和愤怒。议会解散后的议员和罢官之后的大臣应当重返普通公民的位置，这两项反对滥用权力的重大保护措施，因其是和平的，因而也是有效的。
类似的考虑也可用来说明责任问题。
世袭的君主能够而且必须不对任何人负责。他是金字塔尖上一个独立的存在。他的权利既属于作为个人的他，也永远属于他的世系，从他的祖先到他的后裔，这使他有别于自己的所有臣民。当一个家族被授权统治一个庞大民族，排除其他所有家族，独自承受继承的风险时，把一个人说成神圣不可侵犯也就不足为怪了。
君主本人不是不愿接过其大臣们的责任。但是，与琐细的行政管理和局部的权力行使相比，他有更为珍贵的东西需要去保卫。他的尊严是一种家族世产，因此他可以放弃内阁，退出斗争。但是只有在权力由此而变得神圣不可侵犯时，你才能把它同责任相分离。
定期更换的共和制权力就不是一种超然的存在。它决不会激发想像力。它没有权利纵容自己的错误，因为它是靠游说得到了它所占据的位置，因而它没有比自己的权威更为珍贵的东西值得去保卫，内阁的组成与它的人相同，它总是要向其展示自己的团结，因此一旦内阁遭到攻击，它立刻就会妥协。
使最高权力神圣不可侵犯，就要使大臣们对自己应当做出的服从加以判断。的确，他们要想拒绝服从，就只有辞职。但在这种情况下，舆论就会成为最高权力和大臣之间的仲裁者，而且，舆论天生就同情那些看来是出于良知而牺牲了自身利益的人。世袭君主国不会出现这种棘手的问题。君主为崇拜气氛所包围，使人无法把他和他的大臣相提并论，而他那永恒的尊严也能阻止前任大臣的追随者反对新内阁的努力。但是，在共和国里，人们就可以在最高权力和前大臣之间作出比较。这种比较会导致后者产生成为最高权力的**，而且这种打算不会遭到任何实质上或形式上的反对。
在不承担责任的共和国权力和承担责任的内阁之间，后者会总揽一切，而前者很快就会变得无足轻重。它不承担责任，这一事实将迫使政府只能通过其部长采取行为，否则就一事无成。那么，内阁之上的权力顶点是什么呢？君主政体能够防止其他人去侵占，因为它确立了一个牢固而无可争议的顶点，其他人无论怎么迷恋也够不着它。但共和国就根本不会发生这种情况，那里的所有公民都有可能接近最高权力。
试想一下1795年宪法推出的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督政府和一个能动而干劲十足的内阁。我们能够长时间容忍六个无所不为的人背后站着五个无所事事的人吗？共和制政府需要一种比世袭君主更绝对的权力用以驾驭它的部长，因为它面临的危险是，它手中的工具可能会变成它的敌人。但是，为了行使这样的权力，它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因为，假如一个人不能保证人们不受服从的后果的危害，他就不会得到人们的服从。
结果是，共和国被迫让最高权力承担责任，而这种责任接着会变得虚幻不实。
仅仅依靠那些一旦垮台就会造成对外关系中断、国家内部机制停止运转的人来履行的责任，将是永远得不到履行的责任。有谁愿意为了给某个人的权利平反，为了给十个、百个、千个分散在三万平方里格地域上的公民的权利平反，就把整个社会掀个底朝天？专横权力将一如既往，没有补救措施，因为那些补救措施总是让人感到，它比有节制的罪恶更令人厌恶。那些罪犯将会逃脱惩罚，或是因为他们让权力导致**所起的作用，或是因为那些准备控告他们的人不愿由于这样的控告而导致宪政结构毁于一旦。因为，对触犯个别法律的行为加以惩处，势必会危及为所有法律提供保障的东西。于是，弱者与智者，推利是图者与谨小慎微者都将发现——尽管出于不同原因——必须圆滑地对待那些不值得信任的行政权保管人。责任成了空谈，因为它被树得太高。最后，由权力的本质所定，只要可以不受惩罚地滥用，它就会受到更多地滥用，直到给人造成的烦扰逐渐积累到令人难以容忍的程度，责任才会得到落实，但它的矛头将直指政府首脑，其结局很可能是政府本身的毁灭。
我不想在这里讨论能否通过一种新的组织去补救共和制度中关于责任问题的缺陷。我推一想证明的是，要履行责任，必不可少的首要条件就是把行政权从最高权力中分离出来。立宪君主制完成了这一伟大目标。但是如果这两种权力混淆在一起，这一优点就会丧失殆尽。
毫无疑问，在自由的制度下，内阁权力是行政权的惟一所在，君主只能通过他的大臣这一中介提出动议。他决不能在大臣并未向国民承诺责任的事情上发号施令。
只有涉及到任命权的时候，才能由君主独自做出决定，这是他不容置疑的权利。但是，只要涉及直接行动，甚或只是提出一项动议，则应由大臣以其权力出面，以使争论或抵制不至危及国家元首的声誉。
有人宣称，英国的王权与臣权绝非如此截然分明。他们引用了一个偶发事件：君主的个人意志降服了大臣们的意志，拒不允许天主教徒与其他臣民分享同样的权利。然而，这里有两点被混淆了：一是维护现存事物的权利，那本来就属于王权，应当把它理解为——我已说过的——中立的专有权力；一是动议创设尚不存在的事物的权利，它是属于臣权的权利。
在这个事件中，只有一个维护现存事物的问题，因为反天主教徒的法律仍在全面实施，尽管人们对其执行不力。现在，没有王权的参与，哪一项法律也不可能被废除。我不想在此讨论在这个特例中行使这一权力是好是坏。我确实感到惋惜，那种出自良心的考虑虽然令人敬重，但它们在原则上是错误的，在应用中是灾难性的，它可能促成英国国王采取令人难以忍受的粗暴措施。但是我们这里所要说明的只是，在维护现存事物时，王权并未超越它的限度。为了使这一点更有说服力，让我们颠倒一下前提：假设反天主教徒的法律从未存在过。这样，君主的个人意志将不可能强迫任何大臣提议颁布它们，而且我敢说，在我们的时代，英王很难找到一个准备提出这种建议的大臣。于是，同一个例子也证实了王权与臣权之间的区别，而这个例子一般是被用来混淆这一区别的。前者的中立性和完全专有性是显而易见的；同样显而易见的是，在两者当中，只有后者是能动的：因为，如果后者拒绝行动，前者将找不到强迫它行动的手段，也不可能在没有后者的情况下采取行动。还请注意，在这种情况下，王权所带来的只有好处而没有弊端。事实上，英王会发现，如果他的内阎拒绝采取行动，他想提出违背国民精神和宗教自由的法律动议，会面临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同时，如果同一个内阁企图阻止王权提出符合国民精神和有利于宗教自由的法律动议，也不会起什么作用，国王可能将不得不撤换他的大臣，而此时没有人愿意挺身向舆论挑战并鼓动人们与开明观点对抗，但却会有许许多多的人自愿成为大众意志的代言人，并将得到全体国民的支持与赞同。[2]
我不想否认，在一幅更为活跃而能动的君权画面中，存在着一些颇具诱惑性的东西，但制度是更多地取决于时代，而不是取决于人。作为文明进步的结果，君主的直接行动不可避免地会变得更为微弱。放在其他时代能够使我们欣羡和感动的许多事物，放在今天就是完全不可接受的。试想一下法国国王在橡树下为自己的臣民主持正义的情景，你可能会被那个场面所打动，你可能会把威严而又无真地主持正义的慈父般行为视为神圣。但是，在今天，如果没有法庭的参与，我们在一次由国王主持的判决中会看到什么景象呢？对所有原则的侵犯，对所有权力的混淆，对所有等级都强烈盼望的司法独立的破坏。在记忆和诗歌中是不可能产生立宪君主制的。
在自由的制度下，君主们拥有高贵、完美而庄严的王权。赦免权属于他们，这几乎是一项神授性质的权力，它可以修正人间正义的失误，或者过分固执的苛刻，因为那同样也是错误。册封权属于他们，可以向功绩卓著的公民授予永久性荣誉，使他们跻身于集荣耀和最高政治职能的庄严于一身的世袭制地方显贵的行列。司法人员的任命权属于他们，以确保社会享有公共秩序，确保无辜公民的安全。解散立法议会的权力属于他们，以便在国民代表脱离正轨时保护国民，并要求他们做出新的选择。大臣的任命权属于他们，由于有了这项权力，只要大臣们恪尽君主赋予的职守，全体国民都会向君主表示感激。最后，恩德、恩宠、恩赐的分配权属于他们，在这里，王权可以用一言一瞥未酬谢某项报效国家的功绩，可以为君主国提供一座用之不竭的知识宝库，这个宝库能把所有的利己心转而为他所用，使他从其他人的雄心壮志中受益。
这当然是一项伟大的事业，它需要非凡的天赋和强烈而高贵的使命感。只有阴险狠毒的顾问们才会向一位立宪君主提出不受限制或不受束缚的**权力的目标，使他心向往之，或者扼腕惜之；那将是含义不清的权力，因为它不受限制；那将是发发可危的权力，因为它滥用暴力；它将使君主和人民同样面临灾难性的后果：前者必将误入歧途，后者或是忍受折磨，或是走向堕落。[3]
3．论解散代议制议会的权力
有些问题，所有的开明人士都认为早已得到解决，因而不愿再去谈论。但是，令他们大为吃惊的是，一旦需要从理论走向实践，这些问题就会再次引起争议。人们不禁要说，人类的头脑只因担心证据被实际运用，才会接受证据。
有些人反对解散代议制议会的权力，根据我们的宪法法案和英国宪章，那是授予最高权力拥有者的一项权力。然而，不管什么样的政治组织，只要不把这种权力授予国家元首，它一定会变成以蛊惑人心为能事的肆无忌惮的乱党；除非是**政治，它以权力的行动取代合法的王权，使议会蜕化成一个又聋又哑的被动工具。
毫无疑问，大国如果没有众多强有力的独立的各级议会，就不可能存在自由。但是，那些议会并不是毫无危险，为了自由本身的利益，有必要采取一些万无一失的措施以防止议会的失误。
议会倾向于毫无节制地扩**律的数量，这本身就是一个无可救药的缺陷，除非让他们面对无条件解散和以新成员重组议会，以此遏制他们鲁莽的冒进。
法律的扩张迎合了立法者的两种天然癖好：行动的需要，和自以为不可或缺引起的快感。只要你给一个人安排一项特殊任务，他很可能做得宁滥毋缺。负责在通衢大道上抓捕流浪汉的人，往往喜欢向任何旅行者寻衅滋事。当间谍一无所获时，他们会虚构情报。在一个国家设立一个部用来监视阴谋家、窃听他们不断的密谈也就够了。立法者们瓜分着人类的生活领域，其方式一如亚历山大的将领们根据征服者的权力瓜分世界。可以说，法律的扩张是代议制政府的通病，因为在那些国家，事事都要通过法律手段来决定；缺少法律则是不受限制的君主制国家的通病，因为在这些国家，事事都是由人来定夺。
法律的轻率扩张，在某些时期会使最高贵的东西——自由本身——丧失信誉，使人们只能在最悲惨、最低贱的奴役中寻求庇护。
确切地说，否决权是约束代议制议会轻率举动的直接手段，但是，过于频繁地使用这一手段会激怒仍然握有权力的他们。所以解散议会便是惟一有效的补救办法。
如果不对代议制权力施加限制，人民的代表将不再是自由的捍卫者，而是暴政的候选人，而且，一旦暴政得以建立，很可能会证实一切都更为可怕，因为暴君更为众多。只有在国民代表服从约束的制度下，包括国民代表在内的全体国民才是自由的。
一个既不受约束、也无人能控制的议会，是一切权力中最为盲目运作的权力，其后果是最无法预见的，甚至在它自己的成员看来也是如此。它那些仓促的越轨行为最初好像不那么值得重视。例如，我们目睹了对所有领域的入侵，即时法律的激增，让自已一味被冲动所左右，甚至故意强化这种冲动，讨好最为亢奋的那部分人民的**，对自己所遇到的抵抗或疑心的非难心怀怨恨：有时它反对国民精神．坚持自己的错误，有时党派精袖只留院并存但要离开上议院，而册封贵族只是为了生活？一个没有任何职责的世袭贵族阶层与身负重任的终身地方行政官并存，它会变成什么呢？这正是法国贵族在革命前最后几年的情形，也正是这一点为它的灭亡做好了准备。贵族身份仅仅被看作是一种高雅的装饰，没有任何明确的作用；拥有贵族身份的人沾沾自喜，没有这种身份的人们则脸上无光，但是他们共同失去的是实际的手段或力量。贵族显赫的地位几乎只有消极的作用：它所体现的与其说是既得利益阶层的明确优势，不如说是对平民百姓的排斥。它毫无节制地惹是生非。它不是一个能让人民遵守秩序、维护自由的中介机体。它是一个没有根基的团体，在社会机体中没有固定的位置。一切事物——甚至包括它自身成员的开明与个人优势——都在使它遭到削弱。观念的进步使它脱离了封建制度，这令人依稀感到，这是个已经坍塌大半的制度。
在我们的世纪，贵族需要紧紧抓住由宪法明确规定的特权。这些特权对贵族以外的人们几乎无伤害，却给拥有特权者以更大的力量。如果我们使用贵族这一名称来指代上议院，那么它不仅是一种荣誉，也是一项职责。它将更不易遭受攻击，更易于得到保护。
此外还要注意，如果上议院不是世袭的，则必须建立一些更新其成员的程序。它应当由国王任命吗？一个由国王任命的上议院，能够证明在力量上足以平衡由大众选举而产生的另一个议院吗？在世袭贵族中，那些获得任命之后立即享有独立地位的贵族，将会由于这一地位而变得强劲有力。在人民的心目中，他们有着与仅仅是王权代表的人不同的特征。希望两院——一个由国王任命，一个由人民任命——没有根本差别（因为终身入选与其他性质的人选几无不同），这意味着让一种权力去抗衡另一种权力，而在这两种权力之间确确实实需要一个媒介：我指的是国王的权力和人民的权力。
我们一定要相信经验。我们看到，在大不列颠，世袭贵族同高度的公民自由及政治自由和谐共存，所有出类拔革的公民都可以得到它。它没有世袭制中那种惟一真正令人厌恶的特性：排他性。任何公民，从被授予贵族爵位那天起，都可以享受最古老的贵族世家所享受的同样权利。英国王室的非长子后裔要回到民众的行列，他们构成了贵族与国民之间的联系，就像贵族本身构成了国民与王室之间的联系一样。
有人还会说，为什么不限制世袭制议院成员的人数？那些提出这种限制的人，没有一个考虑到它可能产生的后果。
世袭制议院是一个人民无权选举、政府无权解散的机构。如果那个机构的成员人数受到限制，其内部就可能形成朋党，虽然它没有政府或人民的赞同和支持，但却永远不可能被推翻，除非制度本身和它同时被推翻。
英国议会史中的一个非常时期可以用来说明这种看法的重要性。1783年，英国国王解散了他的顾问诺斯勋爵与福克斯的联盟。几乎整个议会都是那个联盟的同党，而英国人民却持有不同的看法。国王通过解散下议院求助于人民，绝大多数人民开始支持新内阁。但是，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国王不能解散这个联盟会给上议院带来什么好处。显然，假如王权没有册封足够数量的新贵族的权力，这个联盟尽管遭到国王和国民的反对，也仍会保持对局面的控制。
限制贵族或者上院议员的数量，有可能创造出一个可以同时向君主和臣民挑战的可怕的特权阶层。但任何犯下这个错误的制度很快就会土崩瓦解。因为必须相信，如果君主的意志和人民的意志保持一致，那就不应受到违抗；如果有些事情必定无法依靠制度措施来做到，也会通过置制度于不顾而做到。
有些人反感地认为，整个贵族阶层将会由于新贵族的激增而贬值。我的回答是，淮一符合君主利益的解决办法，就是不要贬低围绕在他身旁并给他以支持的这个整体的尊严。万一他背离了这一利益，经验将会使他迷途知返。
5．论代议制议会的选举
现行宪法保留了选举团，只有两项改进。其一是规定这些选举团要通过年度选举填补空额；其二是取消政府任命选举团主选官的权力。为国民及时提供代表机构的必要性不允许我们修订或更改《宪法法案》中这一至关重要的部分。但是，它无疑是法案中最不完善的部分。选举团虽然终身当选，但仍然面临着被解散的威胁，具有旧式选举议会的所有缺点，[3]却没有一点它们的优点。这些议会发源于平民大众，设立于应当进行任命之时，可以认为它大体上令人信服地代表了那些选举人的意见。但恰恰相反，这种意见只能缓慢而片面地渗入选举团内部。它从来不会打动多数，等到它成为选举团的意见时，已经逐渐变得不再是人民的意见了，因此，选举团中的少数成员能对它们的选择性质产生消极影响。选举国民代表的会议的人数，必须使其限于能够维持秩序的数量。在英国，候选人或是高居讲坛之上，或置身于公共广场之中，或是在聚集着一大群人的平地上，向围绕着他们的选民高谈阔论。我们的选举团则人数寥寥，形式拘谨，并且严格要求保持沉默。提不出任何激动人心的问题，甚至提不出能使个人私利受到片刻压抑的问题。任何热情都不可能存在。问题在于，庸人只是在身不由己时才会表现出公正，而除非让他们聚在一起相互作用，他们很难身不由己。一个人只能由于巨额财富或鼎鼎大名而吸引成千上万公民的注意。依靠几个至交，就能赢得两三百人集会上的多数。为了能被人民选中，一个人必须拥有其日常环境以外的支持者。若是想让几个选举人选自己，只要不去树敌就够了。优势被不利的一方占尽，机会甚至反对天才。因此，我们中间的那些国民代表经常证明，他们在许多事情上落后于舆论。[4]
如果我们希望有一天能在法国充分享受代议制政府的好处，我们必须采纳直接选举制度。正是直接选举，从1788年起，给英国下议院送来了所有最开明的人士。人们很难找出一个英国人以政治天才著称却没有获得当选的荣誉——除非他不愿为此而游说。
只有直接选举才能赋予国民代表实实在在的力量，使其深深植根于舆论之中。用其他办法任命的代表，到处找不着认同他的声音，没有哪个阶层的人民会承认他的勇气，因为他们的选票在一系列迂回曲折的事件中，或是改变了性质或是没了踪影，已使他们丧失了信心。
对于那些担心法国人天性急躁，不愿受法律束缚的人，我的回答是，我们之所以那样，是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养成控制自我的习惯。选举也就是支持一切与良好秩序有关的事物。正是由于毫无益处的防范措施，混乱才会发生和加剧。在法国，我们的大型场面，我们的节日庆典，总是士兵和刺刀林立。人们不禁会想，三位公民聚会，似乎也需要两个士兵隔在他们中间。在英国，两万人的集会中也不会出现一个士兵。他们每一个人的安全都托付给全体人的理智和利益，民众则感觉到肩负着社会稳定与个人安宁的重任，因而认真地履行着自己的责任。此外，有可能通过一种比英式选举更为复杂的体制，把更持久的平静注入人民权利的行使过程。在不止一个领域颇有名气的一位作者，即雄辩的作家、足智多谋的政治家、自由与道德的坚定支持者内克先生，曾在他的一部著作中提出一种似乎得到普遍赞成的选举制度。在每个地区，由一百名被同类人指定的有产者，向全体有投票权的公民提出五个候选人，由公民在五个人中作出选择。这种办法将用来取代那些我们迄今一直在尝试的办法。所有公民将因此直接参与任命自己的代表。
不过，这种制度有一个缺陷：假如你给一百个人优先权，一些在他的地区享有显赫名声的个人，可能会发现自己被排斥在名单之外。这一排斥将足以使投票人丧失信心，他们被召来在五个候选人中间进行选择，可能会找不到他们实际需要并使他们称心如意的人物。
我希望，在给人民留下最后选择机会的同时，也要给予人民最初的主动权。我希望，在每个地区，享有投票权的全体公民应该先提出一个五十人的初选名单，然后，由一个一百人参加的会议负责从这五十人中推举出五个人，再由全体公民从这五个人中做出选择。
采用这种方式，被委以提名权的一百人就不能为他们对某个候选人的偏爱所左右，不能只为这位候选人提名一些不可能当选的竞争者。不要认为这种危险是想像出来的：我们已经见过五百人团采取这种紧急措施强行组成督政府。这样的提名权经常是与除名权相等的。
我建议作出修改以减少麻烦：（1）提名候选人的会议必须在已被大众认定的人们之中选择候选人，因为他们已在他们的公民同胞中享有一定程度的信誉和威望。（2）如果一个声望卓著的人在最初名单中获得了多数选票，百人选举团将很难做到对他不予提名；另一方面，如果他们自做主张地在人民出于忠诚或猜疑而表明自己的选择之前拟定一个名单，如果没有合法暴力支持这个名单，将有可能导致人民排斥它所提出的人选。
只是出于对普遍看法的尊重，我才准备对直接选举做出妥协。在英国见识过争夺选票的表面混乱之后，我才清楚这些混乱场面被夸张到什么程度。确实，我看到了伴随着辩论、骚动、激烈争吵的选举，但也看到当选的机会落在了家产殷实、才具超群的人身上；选举一旦结束，一切都恢复正常。来自下层社会的选举人，不久前还固执得难以驾驭，现在重新变得勤劳、驯顺乃至令人尊敬。他们满意地行使了自己的权利之后，更容易服从权力，服从社会地位优越者的行为准则，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只根据自己的利益行事。选举结束之日，前一天的兴奋便荡然无存。人民继续他们的劳动，但是公益精神已经受了有益的震动，这对它的重新振奋是必要的。
有些开明人士出于同我的观点所依据的动机截然相反的动机，对保留选举团加以谴责。他们感到遗憾的是，选举不是由一个单独机构完成的，对他们用以支持这种遗憾心情的论点给予驳斥是有益的，因为它们看上去不无道理。“人民”，他们宣称，“完全没有能力向国家权力机构的各个部门指派那些品行和才具最为合适的人。没有必要让他们作出任何直接选择。一定不能在基层设立选举机构，选举机构必须从上层建起。选择不能从基层开始，那里的选择必定总是低劣不堪，但如果从上层开始，肯定总是适得其所。选举人最为关心的实际上永远是维护秩序、公共自由、制度稳定、思想进步、正确原则的恒定性以及法律和行政管理的逐步改善。如果让人民指派公仆去从事某些工作，这样的选择通常都会很糟。[5]如果涉及到最高行政官，下级选举机构本身做出的选择确实有限。杰出人物不时被指派履行职责，说到底不过是一种机遇。只有熟知所有立法的目标及一般目的的人，才有能力作出任命立法机构的决定，他们对局势和舆论的现状了如指掌，仅仅扫视一下国土的不同部分，就能肯定地指出那些才干、道德与知识的精华之所在。如果一个民族在没有中间环节的情况下任命其主要代表，而且众多人口散布在广表的疆域之内，这种做法必然迫使它把自己分区划片，这些区划相隔的距离不容它们相互之间进行交流或取得一致，结果就是局部的选择。所以必须从选举权的一致性中寻求选举的一致性。
这些推论的根据是一种极为夸张的普遍利益、普遍目标、普遍立法乃至什么东西都有普遍性的观念。如果在特殊利益之间没有协商可言，普遍利益究竟是什么东西呢？除了必须就其共同目标达成妥协的所有局部利益的代表之外，还有什么别的普遍利益吗？普遍利益当然与特殊利益不同，但这绝不意味着它们反对特殊利益。常言道，一人有所得，他人必有所失，这不过是特殊利益相互结合的结果。普遍利益与它们的区别，恰如一个肌体和它的局部的区别一样。个人利益就是个人有所关心的事情。局部利益就是同局部有关的事情。正是这些个人，这些局部，组成了政治肌体。所以，这些个人的利益和局部的利益必须得到保护。如果它们全都得到了保护，人们将会由于这一事实而摒弃每一种可能对他人造成伤害的个人利益。真正的公共利益只能从这里产生。这种公共利益无非就是在个人利益之间确定一种使彼此不相损害的互惠条件。由国家的一百个地区任命的一百名代表，带进议会的只是特殊利益，即他们所代表的选民的一己之见。这一立场对他们是有用的。由于必须共同决策，他们很快就会意识到各自做出牺牲是不可避免的。他们会试图缩小这些牺牲的范围，而这正是他们的任命方式的优势。共同事务需要他们团结在一起，而局部的选择越多，实现普遍目标所需要的代表就越多。如果你颠倒了自然秩序，如果你把选举机构放在建筑物的顶端，它所任命的人将会发现，对于需要他们评判的公共利益问题，他们根本就茫然无知。你让他们代表有关各方进行协商，他们却对各方的需要不是无知，就是蔑视。一个局部的代表是那个局部的工具，这是适得其所；他不应在没有首先捍卫他的任何权利的时候就放弃它们，无论它们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他应该是他所代表的局部利益的保护人，因为，尽管每位代表都偏袒自己的选民，但是当他们每个人的偏袒行为协调一致时，却会使所有人享有公正的好处。
尽管议会是由各个局部的代表所构成，但已经过分倾向于发展一种脱离国民的合作精神。代表们住在首都，远离任命他们的那部分人民，与他们所代表的行政区的习俗、需求及生活方式失去了联系。他们对这些事情变得不屑一顾、漠不关心。如果像某些人希望的那样，把这些公共工具从所有的地方责任[8]中解脱出来，永远凌驾于他们公民同胞的选举权之上，被某个机构挑出来安置在宪政大厦之巅，那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国家越大，其中央权力越强，一个单独的选举机构就越是不可取，直接选举就越是必不可少。一个十万人的部落也许可以授予元老院任命其代表的权利；联邦制共和国也许仍然可以这样做；至少它们的内部管理没有任何风险。但是，任何倾向于统一、倾向于取消国家不同地区所任命的代言人的政府，都意味着创建这样的团体：它们的思虑大而无当，为了献身于普遍利益而对个人利益漠不关心。
这绝对不是由元老院任命人民代表的惟一害处。
这种制度首先破坏了代议制政府一个最大的长处，即政府在不同社会等级之间建立的经常联系。这种优势只能是直接选举的成果。正是这种选举，要求掌握权力的等级持续关注下层社会。它为财产拥有者中最贫穷者的选举权安排了一种正义和慷慨的回报，以及对压迫的惩罚，迫使财富掩饰其傲慢，迫使权力节制其行为。我们不应轻率地放弃这一幸福与和谐的日常源泉，也不应该鄙视善意背后的动机：它最初可能是出于私利，但结果却成为名副其实的美德。
有人抱怨说，富人们都集中在首都，农业地区却被没完没了的捐赋榨得民穷财尽，它们把这些捐税给了首都，却永远得不到任何回报。直接选举会驱使土地拥有者回到他们的土地上去，而如果没有直接选举，他们都想离开自己的土地。只要人民的选举权对他们没用，他们的精打细算就会全都用于从自己的土地上获取尽可能高的收成。直接选举则建议他们进行某种更为高尚的精打细算，一种明显对依附于他们的人更有用处的精打细算。没有民众选举，他们所需要的只是信任，这就使他们向中央权力周围集结。而民众选举则使他们需要民众中的声望，促使他们扎根于自己领地的政治生活，回到产生民众声望的发源地。
我们间或会听到有人赞扬封建制度的有益影响，因为它使领主保持着他在仆从中的地位，并能使他全部领地上的财富得到平等的再分配。民众选举有着同样的好处，却不会继承它的弊病。
人们经常谈论要鼓励和尊重农业劳动。他们想指望随兴而致的颁发奖赏和舆论认为是并不公正的各种勋章来做到这一点。如果给农业各阶层以重要地位，事情将会简单得多。但是，这种重要地位不是靠命令创造出来的。它必须以人民的愿望和抱负为依据，使人民从中能够看到回报。
再者，由元老院任命的代表职责倾向于引起**，或者至少会削弱那些追求这一显赫职责的人的声誉。
对于为了感动民众而必须进行的游说和努力，无论把它们说得多坏，这种行为的结果都不会比竭力巴结一小撮掌权者的行为更为有害。
孟德斯鸠说，“在元老院游说是危险的；在一个贵族团体内是危险的；但在人民中却不会这样，人民的本性就是感情用事。”
如果一个人率领一大群人做事，他只能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羞耻心会使公开的行为有所节制。当我们在几个人面前折腰，向其中每个人请求一点好处时，我们就会匍匐在阴影里，而权贵们实在是太愿意享受我们卑贱的乞求和谄媚的央告了。
有时候，人们惧怕一切能够显示能量的事物。在暴政感到立足不稳时，受奴役的人仍然有望从中得到好处。这是文雅、恭顺、藏而不露的才华及个人品质备受赞扬的时候。但是，那实际上是道德启蒙的时期。它使藏而不露的才华扬名于世，使个人品质在家庭情感中找到回报，使文雅和恭顺获得要人的赞赏。那些引人注目、令人尊重的人，那些有资格得到人民的崇敬、忠诚与感激的人，会成为众望所归之所，而这些更有活力的人也会表现得很有节制。
人们总以为平庸就意味着平静。然而，平庸只有在不起作用的时候才意味着平静。当大批庸人有机会聚集在一起并得到一定的活力时，他们的平庸所到之处，甚至会表现得比天才本身在被激情冲昏头脑时还要狂躁，还要妒嫉，还要暴烈。惟有开明能够消除虚荣，从而平息激情，节制私情。
我提出的一些反对选举的理由，也被选举团用来同样强烈地反对直到最近还被我们的议会所使用的改选办法，幸好我们的现行宪法刚刚废除了它。我说的是定期引进三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做法，因为在代议制机构中，新来者总是发现自己是一个少数。
议会的改选，目的不仅是防止国民代表形成一个与人民相隔离的阶层，而且还为可能出现在两次选举之间的舆论变化提供可信赖的解释者。假如选举组织得井然有序，新当选者将会比上次选举中的当选者更为忠实地代表舆论。
当前舆论的代言人处于少数地位，而代表过时舆论的人却处于多数地位，这难道不荒唐吗？稳定性无疑是必要的，更新期决不应当一次接一次过于频繁。过于频繁的选举是荒唐的，因为舆论根本无法在两次选举之间变得更为知情。再者，我们还有一个体现着恒定性的世袭制议院。我们不要把冲突因素引入体现改良的选举制议院。保守精神与进步精神的斗争发生在两个议会之间，要比发生在一个议会内部更有益处。这样就不会出现咄咄逼人的少数。它在一个议会内部形成的狂热，会在另一个可以批准或否决其决议的议会的冷静面前烟消云散。不正当的做法与威胁恫吓不再是控制多数的合适手段，在必须作出裁决的法官眼中，那只会让人名声扫地。
改选三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做法，无论对于全体国民还是对议会本身来说，都有严重的弊端。
即使仅能提名三分之一或五分之一，也仍然可以激发起一切希望。它并未带来多样性的机会，只是一个激发所有野心的机会。遇到的困难会引起这些野心更多的嫉妒与敌视。人民像为总改选而激动一样，也为这三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选举而激动。新入选者在头一年受到压制，不久后他们就会成为压制者。这个真理已经被连续四次的经验所证实。[6]
我们这个缺少制衡机制的议会给我们留下的回忆，不断地使我们感到焦虑和困惑。我们认为自己看到了一个能在任何议会引起混乱的因素，在我们看来，在任何全部改选的议会中，这个因素会起到更强大的作用。然而，这种危险越真实，我们就越是要对自己采取的预防措施的性质多加小心。我们只能采取那些已经证明有效，而且肯定成功的措施。
我们的现行宪法所允许的不受限制的连选连任，既充分体现了三分之一或五分之一改选的惟一好处，又消除了它的所有害处，而我们以前的所有宪法都犯下了排斥这一做法的错误。
无论从哪个方面说，不可能连选连任都是一个极大的错误。不间断地连选连任的机会，只会提供有价值的回报，在一个民族中产生大批令人难忘和肃然起敬的名字。任何个人的影响力都不会被令人反感的制度所破坏。在既定时刻，那种影响力无论以什么方式存在，对于这一时刻本身都是必要的。我们不要再用嫉贤妒能的律法排挤天才了。以这种方式疏远杰出人物，将得不到任何好处。大自然希望杰出人物在人类制度的首席就座。宪政的艺术恰恰就在于把他们安排到那个位置上去，无需他们为了得到它而扰乱公共安宁。
没有任何事情比人民代表在任期届满后遭到强行排斥更妨碍自由、同时更有利于混乱了。让议会中的人不能连选连任，就意味着让许多软弱之辈去取代他们，这些人为了在退休之后得到一些补偿或者安度余生，希望尽量少树敌。如果你为无限制的连选连任设置障碍，你就会挫伤他们理应施展的天赋和勇气，你就为懦夫和蠢货准备了慰藉和成功，你就把心口如一的人和厚颜无耻效力于宗派的人或自鸣得意地效力于专横权力的人，放在了同一条水平线上。孟德斯鸠认为，[11]终身制官员有这样的优点：他们用不着像那些注定要重返普通公民行列的人在权力终结之前那样，不时地表现出优柔寡断和软弱无力。如果重新当选并非必然的话，它也会提供同样的优点：树立道德形象符合政治家自身的利益。只有精打细算的人才能取得持久的成功，但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需要时间。
此外，在公共事务中，诚实、勇敢、经验丰富的人真是多得数不胜数，以致我们可以任意拒绝那些已经受到普遍尊重的人们了吗？还会出现新的天才。人民的意向是欢迎他们。不要在这个方面给人民强加任何限制。不要在每次选举中强迫人民选择那些仍旧只关心自己的财产、只想为自己赢得名声的人。还是效仿伟大的榜样吧：看看美国，在那里，人民的选举一直围绕着国家独立的缔造者进行；看看英国，在那里，不间断的连选连任所造就的光辉灿烂的名字，已经成为一笔公共财富，这是忠诚的国民和那些有能力获得长期尊重的人们的幸福。
最后，我们的新宪法由于取消了一直向国民代表支付的薪俸，代之以适当的补贴，因而开始接近理想的原则。它使那些需要具备最高贵精神的职责摆脱了一切对个人利益的算计，从而会使下院的地位上升到我们的宪政体制所希望的高度。任何与代表职责有关的薪俸，很快就会成为代表们的首要目的。候选人把那些庄严的职责，仅仅理解为扩充或确定他们的财富、交通工具、金融利益的机会。选民本身则会沉洒于一种党派之爱，不由自主地去支持那些想要成家立业的新郎、想让儿子到首都受教育或想让女儿在首都出嫁但又手段有限的父亲。债权人选举他们的债务人，富人选举自己的亲属，他们更愿意用国家的而不是自己的开支来帮助他们。任命一旦颁布，人们必定维护已经到手的东西：手段变成了目的。思想在变通或沉默中终结。
向人民的代表支付报酬，并不意味着会使他们对认真履行职责感兴趣，而是仅仅意味着会使他们对继续担任这些职务感兴趣。
我还有其他一些考虑。
我不赞成履行公职要有雄厚的财产资格。事实上，允许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