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汪维藩神学思想的特点（9）

    第五章  汪维藩神学思想的特点（9）

    他还说：“正如道必须成为肉身，上帝才能为人所看见，所感知一样，2000年基督教的流传史上，福音传入任何地区，都必须以其特定文化为‘棱镜’，基督才能为人所理解、所接受。”汪维藩中国神学及其文化渊源南京：金陵协和神学院文字工作室，1997117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数千年文化传统，且又饱经忧患，历尽沧桑的民族，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神学，就更要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棱镜，因为，只有这面棱镜所折射的基督形象才能为中国人所理解、所接受。当我们这个饱经苦难的民族在经历了历史的阵痛之后塑造自己的漫长过程中，基督教要想在其中自处，甚而有益于我们民族精神的重塑，就“必须植根于中国文化的精华，从中吸取养料，使自己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宗教”，而且还“必须能够提供它所特有的，同时又是中国传统文化所缺少的东西”汪维藩毁灭·反思·再生金陵神学志，1988（复）第9期。

    鉴于这种认识，汪维藩的神学思考非常重视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会通，其神学思考的各个命题中都充满了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思维的影子，而汪维藩的生生神学思想正是这种融合会通的最集中体现，是中国传统的生生不息的大道与生生不已之上帝的融合，是刚健自强、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与创生、维生、护生、利生的基督精神的会通，“生生”思想是汪维藩找到的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深层契合点和相通处，是他找到的基督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根”和“家”。除此而外，他还做了很多融合会通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探索和努力，找到了很多两者的契合点和相通处，如前所述注重伦理、注重实践、注重社会关怀等等。这里再列举一二：

    中国传统“人文主义”精神与基督教的会通

    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深厚的人文主义传统，重视人在世界中的地位和价值，注重人的人格追求和道德修养，关注人的旨趣和自我超越之理想，强调“以人为本”。著名历史学家钱穆就曾指出，中国“远从春秋时起，已在世界性社会性历史性里，探求一种人文精神，为其向往目标的中心……中国的知识对象与理想生活，很早便集中到人文整体之共同目标上。一切知识，成为此一知识之分支。一切发展，成为此一发展之阶梯。一切追求，成为此一追求之工具”钱穆国史新论133~134。

    这种深沉的人文主义精神与基督教的会通首先体现在中国教会的神学思考突破了西方以上帝为中心的神学框架，转而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直探基督”，汪维藩的神学思考继承老一辈神学家的传统也具有这种特点。

    其次，体现在汪维藩的神学思考试图突破西方神学研究的框架和模式，突破西方神学纯粹知识探究式的学问范畴，试图使其神学具有包容性、涵摄性、践履性等中国大人文学的特点，即具有世界观、人生观意义，具有道德性、宗教性的涵养，有助于立身处世，处事为人，注重人格修养和社会理想之追求。他说：

    “读神学而不知上帝与人如何相感互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