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经济学家们论赤字
《自由、市场与国家-美-詹姆斯.M.布坎南》作者：自由、市场与国家-美-詹姆斯.M.布坎南 2017-04-13 10:48
①
按照题意，以“赤字的经济后果”为题研讨会是非常及时的。然而遗憾的是，这方面的实际贡献还没有达到研讨的要求。尽管讨论会以上述题目为内容，关于与个人选择行为有关的公债与赤字的经济后果，还是被人们大大地忽略了。政治学家们的著作（阿伦逊、谢帕斯尔、雷伯锡卡）对赤字财政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所作出的贡献比经济学家们的工作还要令人满意。阿伦逊（Aranson）、谢帕斯尔（Shepsle）与香伯锡卡（Rabushka）这三个人对于正在进行的关于政治与政策的讨论都作出了相应的贡献，而经济学家们的工作却令人费解地越出了关于赤字财政的解释分析或规范论证的轨道。
我的评论是关于一般的经济学家的；某些与会的论文提供者同他们训练有素的同僚不相上下，他们各自的论文显示出很高的学术水平。然而，由于没有人直截了当地强调赤字的“经济后果”问题，因此，他们的研究仍停留在表面上。普雷斯顿.米勒（Preston
Miller）在最初的论文中提出了赤字问题，因为赤字影响了人们的预期。阿兰·伯林德（Alan
Blinder）在第2篇论文中考察了货币化问题，他的论文中包含了令人感兴趣的关于货币当局与财政当局之间相互作用的博弃理论，这种理论应该得到更充分的发展。万斯·罗莱（Vance
Roley）考察了挤占问题他以一组模拟模型描述了这个问题。阿兰·奥巴哈（Alan
Auerbach）与劳伦斯·科特列克沃夫（Laurence
Kotlikoff）分析了与赤字财政有关的投资与储蓄刺激之间的比较效应。杰罗姆·斯坦（Jerome
Stein）、斯各特·海恩（Scott Hein）、弗里德里希·米歇金（Frederick
Mishkin）、弗朗哥·莫迪格里安尼（Franco
Modigliani）提出了与主要论文的分析水平相一致的评论。默里·韦登鲍姆（Murray
Weidenbaum）对80年代我们所观察到的财政提出了一个总结性的分析。
就我的目的说来，罗杰·诺尔（Roger Noll）对阿伦逊与
雷伯锡卡的论文所作的评论既是最好的论文，也是最坏的论
文。说它是最好的,是由于在这篇论文中诺尔为我提供了批
评的最诱人的直接目标；说它是最坏的，是由于该评论非常具
体地反映了现代经济学家对于债务与赤字问题的错误态度。
诺尔甚至为我提供了这样一个观点：
“关于赤字的第二个观点是，赤字代表的是下一代人对这一代人的转移支付。我应拒绝这后一种看法；它混淆了财政手段与政治选择，而这里所谓的政治选择，就是在消费（私人与公共消费）与投资（私人与公共投资）之间的选择。人们越是少谈这后一个论点，就越是显得明智。”（第205页）
我们这些提出以上后一个论点的人应该感谢诺尔没有把我们的错误揭露出来，然而，遗憾的是，只要他没有指出我们的错误，我们就必定会继续认为，正是诺尔以及他的主流派人士，才坚持拒绝把他们的基本分析直截了当地公布出来。
在以往20多年时间里，我对我的许多同时代的经济学家们拒绝接受关于公债的基本原理而一直感到迷惑不解。②公众对于公共债务与政府赤字的后果的理解，比职业的经济学家们的理解要深刻得多，这个反常现象在普雷斯顿·米勒的第一篇论文中也论及了。
什么是公众理解到的而还没被经济学家所理解的？这就必然要有些麻烦地回到没有赤字与债务的情形中去。借债作为一种体制，允许挪在的消费类型可以偏离当前的收入流量类型。通过借贷、支出可以大于收入流量，而由以后阶段的收入流量的减少来抵消。不管在进行借债时，扩大支出规模的动机是什么，上述简单而又明确的原理总是成立的。如果扩大了的支出是用于购买能产生收入的资产,那么,这种与资产相关的收入将足以抵消为偿债而需要的与资产无关的收入流量。在另一方面，如果扩大了的支出是用于起初的消费、就不存在以后可供抵销的收入、那么，借债的净影响就必定会使支出减少到低于收入流量的情况。
在这种场合，私人债务与公共债务之间并不存在什么差别。公众对这个事实是充分理解的，他们对债务财政的赤字一直很关心。60年代、70年代与80年代的政治决策者们通过债务为公共消费筹措资金，已经摧毁了国民资本。有三种独立的但又是具有密切联系的因素会使精明的经济学家也难以认识上述基本逻辑。第一种因素是，许多经济学家至今仍没有摆脱凯恩斯主义者的宏观经济学的总量分析谬论，第二种因素是。大多数经济学家仍然抱着一个仁慈的君主专断的模式，以这种模式来进行政策分析，只有少数在他们的讨论中运用了公共选择原理；第三个因素，也是最重要的因素，是经济学家在这种特别的应用领域不能正确地运用机会成本理论。
现代宏观经济学家为了在经济效果范围内为经济变动的可预见的效应推导出微观经济学基础，已经作出了孜孜不倦的努力的结论。然而,
至今仍使人难以理解的是，他们对于作为集体决策过程的基础的选择理论一直是忽视的。只有个人效用极大化行为才受约束条件制约，只有个人才对约束条件的变化作出反应。从上述先决条件户看来只能得出如下结论，即如果约束条件的变化不是真正的环境的外生参数，而是别的什么，那么、只有个人才能施加这些制约。政治决策是个人在政治规则的约束下作出的，而上述个人必然会面临与这种决策有关的效益与成本方面的问题。分析一下“社会总量”中的变化似乎是这些总量才对那些个人施加直接的影响，似乎是个人在总量的直接影响下才作出选择，这种看法说得好一点也不过是一种模棱两可的观点，说得坏一点，这是一种混淆不清的观点。
在一个时期中被“政府”所挪用的资源必定不可能在同一时期被“私人”运用，这个简单的事实对于确定政府运用资源生产的商品与劳务所包含的成本对现时的影响是完全无关的。税收把过去选择的成本以现在的成本的名义包括在内了；公债发行又使这种过去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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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题意，以“赤字的经济后果”为题研讨会是非常及时的。然而遗憾的是，这方面的实际贡献还没有达到研讨的要求。尽管讨论会以上述题目为内容，关于与个人选择行为有关的公债与赤字的经济后果，还是被人们大大地忽略了。政治学家们的著作（阿伦逊、谢帕斯尔、雷伯锡卡）对赤字财政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所作出的贡献比经济学家们的工作还要令人满意。阿伦逊（Aranson）、谢帕斯尔（Shepsle）与香伯锡卡（Rabushka）这三个人对于正在进行的关于政治与政策的讨论都作出了相应的贡献，而经济学家们的工作却令人费解地越出了关于赤字财政的解释分析或规范论证的轨道。
我的评论是关于一般的经济学家的；某些与会的论文提供者同他们训练有素的同僚不相上下，他们各自的论文显示出很高的学术水平。然而，由于没有人直截了当地强调赤字的“经济后果”问题，因此，他们的研究仍停留在表面上。普雷斯顿.米勒（Preston
Miller）在最初的论文中提出了赤字问题，因为赤字影响了人们的预期。阿兰·伯林德（Alan
Blinder）在第2篇论文中考察了货币化问题，他的论文中包含了令人感兴趣的关于货币当局与财政当局之间相互作用的博弃理论，这种理论应该得到更充分的发展。万斯·罗莱（Vance
Roley）考察了挤占问题他以一组模拟模型描述了这个问题。阿兰·奥巴哈（Alan
Auerbach）与劳伦斯·科特列克沃夫（Laurence
Kotlikoff）分析了与赤字财政有关的投资与储蓄刺激之间的比较效应。杰罗姆·斯坦（Jerome
Stein）、斯各特·海恩（Scott Hein）、弗里德里希·米歇金（Frederick
Mishkin）、弗朗哥·莫迪格里安尼（Franco
Modigliani）提出了与主要论文的分析水平相一致的评论。默里·韦登鲍姆（Murray
Weidenbaum）对80年代我们所观察到的财政提出了一个总结性的分析。
就我的目的说来，罗杰·诺尔（Roger Noll）对阿伦逊与
雷伯锡卡的论文所作的评论既是最好的论文，也是最坏的论
文。说它是最好的,是由于在这篇论文中诺尔为我提供了批
评的最诱人的直接目标；说它是最坏的，是由于该评论非常具
体地反映了现代经济学家对于债务与赤字问题的错误态度。
诺尔甚至为我提供了这样一个观点：
“关于赤字的第二个观点是，赤字代表的是下一代人对这一代人的转移支付。我应拒绝这后一种看法；它混淆了财政手段与政治选择，而这里所谓的政治选择，就是在消费（私人与公共消费）与投资（私人与公共投资）之间的选择。人们越是少谈这后一个论点，就越是显得明智。”（第205页）
我们这些提出以上后一个论点的人应该感谢诺尔没有把我们的错误揭露出来，然而，遗憾的是，只要他没有指出我们的错误，我们就必定会继续认为，正是诺尔以及他的主流派人士，才坚持拒绝把他们的基本分析直截了当地公布出来。
在以往20多年时间里，我对我的许多同时代的经济学家们拒绝接受关于公债的基本原理而一直感到迷惑不解。②公众对于公共债务与政府赤字的后果的理解，比职业的经济学家们的理解要深刻得多，这个反常现象在普雷斯顿·米勒的第一篇论文中也论及了。
什么是公众理解到的而还没被经济学家所理解的？这就必然要有些麻烦地回到没有赤字与债务的情形中去。借债作为一种体制，允许挪在的消费类型可以偏离当前的收入流量类型。通过借贷、支出可以大于收入流量，而由以后阶段的收入流量的减少来抵消。不管在进行借债时，扩大支出规模的动机是什么，上述简单而又明确的原理总是成立的。如果扩大了的支出是用于购买能产生收入的资产,那么,这种与资产相关的收入将足以抵消为偿债而需要的与资产无关的收入流量。在另一方面，如果扩大了的支出是用于起初的消费、就不存在以后可供抵销的收入、那么，借债的净影响就必定会使支出减少到低于收入流量的情况。
在这种场合，私人债务与公共债务之间并不存在什么差别。公众对这个事实是充分理解的，他们对债务财政的赤字一直很关心。60年代、70年代与80年代的政治决策者们通过债务为公共消费筹措资金，已经摧毁了国民资本。有三种独立的但又是具有密切联系的因素会使精明的经济学家也难以认识上述基本逻辑。第一种因素是，许多经济学家至今仍没有摆脱凯恩斯主义者的宏观经济学的总量分析谬论，第二种因素是。大多数经济学家仍然抱着一个仁慈的君主专断的模式，以这种模式来进行政策分析，只有少数在他们的讨论中运用了公共选择原理；第三个因素，也是最重要的因素，是经济学家在这种特别的应用领域不能正确地运用机会成本理论。
现代宏观经济学家为了在经济效果范围内为经济变动的可预见的效应推导出微观经济学基础，已经作出了孜孜不倦的努力的结论。然而,
至今仍使人难以理解的是，他们对于作为集体决策过程的基础的选择理论一直是忽视的。只有个人效用极大化行为才受约束条件制约，只有个人才对约束条件的变化作出反应。从上述先决条件户看来只能得出如下结论，即如果约束条件的变化不是真正的环境的外生参数，而是别的什么，那么、只有个人才能施加这些制约。政治决策是个人在政治规则的约束下作出的，而上述个人必然会面临与这种决策有关的效益与成本方面的问题。分析一下“社会总量”中的变化似乎是这些总量才对那些个人施加直接的影响，似乎是个人在总量的直接影响下才作出选择，这种看法说得好一点也不过是一种模棱两可的观点，说得坏一点，这是一种混淆不清的观点。
在一个时期中被“政府”所挪用的资源必定不可能在同一时期被“私人”运用，这个简单的事实对于确定政府运用资源生产的商品与劳务所包含的成本对现时的影响是完全无关的。税收把过去选择的成本以现在的成本的名义包括在内了；公债发行又使这种过去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