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纽约公寓（2/2）
《胡适传》作者：胡适传 2017-01-24 00:28
央日报》很快就翻译连载，又收入1951年国民党编印的《本党与匪党搏斗史实》一书。胡适总算是给逃踞台湾而且惊魂未定的国民党政府说了“公平”话，为他们的失败找到了借口，也算是对发表《白皮书》的美国政府发泄了一点怨气。
1952年底至次年春，胡适在台湾“讲学”一个半月，主要讲“治学方法”、“杜威哲学”之外，又突击作**宣传，给逃踞台湾的国民党政府打气。
1952年胡适(前排左一)在台湾与老友重聚合影。图中为(前排中、右)陈诚、王世杰、(第二排右起)张历生、叶公超、吴国桢、陶希圣、(后排右起)张南如、黄少谷、张其旳、沉昌焕。
1954年2月，胡适又专程回台湾参加19日在台北开场的“国民大会”第二次会议，帮助蒋介石政府维持所谓“法统”。开会那天，他作为大会临时主席，开宗明义即说：
今天的第一届国大的第二次会议的召开，是继续维持宪法的法统，依据宪法第25条，第27条，第28条，第29条的规定，举行第二任总统副总统的选举。
胡适这几句话获得了阵阵掌声。
1954年胡适来台参加国大会议，“中国公学校友会”在台校友到机场迎接
但是，这个要维持“法统”的会本身就有个合法不合法的大问题。筹备期间，台湾各界及海外人士多有议论，认为按照“宪法”规定，第一届的“国大代表”六年任期已满，代表资格即已经没有法理的依据了，怎么可以再选第二任总统副总统呢？逃到台湾的“国大代表”们自然多盼望继续当代表，盼望开会，却也心存疑虑。虽经“**官”解释，台湾政界笼罩着的法律危机的乌云并没能驱散。在这样的情况下，胡适作为台湾人士眼中“民主自由”的象征人物能从美国专程来出席会议，本身就给人们不少安慰，而且，他还煞费苦心想出了一个“扣足日期的算法”，为这次会议的合法性辩护。他以考证家的身份振振有词地说：
有人曾提出疑问，第一届的国民大会可以两次选举总统副总统吗？我们可以毫不迟疑的答复，正因为我们是行宪的第一届国民大会，所以可以选举两次总统副总统。假如每届国民大会的任期是扣足六年计算的，那么就是在国家太平时期，第二任的总统副总统好像还是应该由第一届的国大选举出来的。第一届国民大会是民国卅七年三月廿九日开会的。国大代表的任期从卅七年三月廿九日开始，扣足计算，要到四十三年的三月廿九日，才算六年任满，而第一任总统副总统是卅七年五月一日由国民大会公告当选，至五月廿日才就职的。依据宪法第廿九条，国民大会于每届总统任满前90日召开。第一任总统任满前90天就是今天，正是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六年任期之内。所以我觉得第一任总统“任满前90日”或“任满前60日”，都在第一届国民大会六年任期之内，所以第二任总统副总统的选举是第一届国大代表的任务。……所以我们今天的集会是完全合法的，是完全有宪法的根据的。15
胡适演说时时而两拳高举，时而拍案，时而击桌，情绪异常激动。这“扣足六年任期”的算法竟获得意想不到的效果，国大代表们听了觉得比“**官”的解释更加有力，不时报以热烈的掌声，有的甚至老泪纵横，钦佩不已。有人事后还写了几首竹枝词，其中一首云：
民主象征一言重，任期扣足细推求。
阽危法统艰难甚，万众闻言泪迸流。16
这次会议居然顺利进行，选出蒋介石和陈诚为第二任“总统”、“副总统”。胡适还代表国民大会把“总统当选证书”送给蒋介石哩。
胡适这次回台北参加国民大会总算为台湾当局出了大力。返美以后，台湾当局便聘请他担任所谓“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的副主任。他也果然帮助“设计”起来。在所作《“司徒雷登回忆录”导言》中，17 胡适便指责美国不仅“在雅尔达出卖了中国”，又“在紧要关头的时候停止了对华的有效援助”，致使国民党政府垮了台，而美国却又发表“白皮书”推卸责任。这是胡适感到最伤心和最为不满的。他为台湾当局设想，要求美国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说：“美国为了赎罪而应该做到的起码事情，就是继续拒绝承认**政权并继续反对这个政权在联合国里取得中国的席位。”
1957年9月，胡适又奉蒋介石政府的委派出席联合国大会，并发表**演说，题为《匈牙利叛乱在中国大陆的反响》，18 极力攻击人民中国，并要求联合国大会拒绝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
胡适在纽约如此种种的表演，让人们看到了这位流亡寓公既可怜又顽固，在凄清飘零的异域顽固坚持着做蒋介石政府的孤臣孽子，当一名人民中国的反对派。
---------------------------------------------------------
①参看唐德刚《回忆胡适之先生与口述历史》，载台北《传记文学》第31卷第2期。
②同注①。
③关于葛斯德东方图书馆及胡适在该馆工作的情况，可参看陈纪滢的《胡适、童世纲与葛斯德东方图书馆》(载台北《传记文学》第27卷第1、2期)，及庄申的《记普林斯顿大学葛斯特东方图书馆追悼胡适之先生著作展览会及其相关之史料》(载台北《大陆杂志》第24卷第10期)。
④关于胡适在葛斯德东方图书馆的职务，大陆和台湾的研究者有各种不同的说法，诸如馆长、主持人、管理员等等。胡适自己按照聘约说得很明白，1950年5月15日他致赵元任夫妇信中说：
Princeton的事，昨天(5月14日)正式发表了，名义是Fellow of the University Library and Curator of the Gest Oriental Library with Rank of Full Professor。(见《胡适给赵元任的信》，台北萌芽出版社1960年6月版，第36页)
据此，译为馆长或管理员均可，相当于正教授职务。
⑤《胡适的日记》手稿本，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版，第16册。（三版注）
⑥此信保存在台北胡适纪念馆，转引自陈漱渝《飘零的落叶》一文，载北京《新文学史料》1991年第4期。（三版注）
⑦胡适1949年5月22日致赵元任信，见《胡适给赵元任的信》，第25页。
⑧《在北大同学会欢迎会上讲词》，收入《胡适言论集》，台北华国出版社1953年7月版，乙编。
⑨见台北《中央日报》1949年12月11日；参看《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16册1949年12月8日（三版注）。
⑩胡适1949年8月16日致赵元任信，见《胡适给赵元任的信》第29～30页。
11胡思杜的文章披露于1950年9月16日《文汇报》，9月22日香港《大公报》转载。胡适得知后曾答记者的访问说：“我们早知道，在**的国家里没有言论的自由；现在我们更知道，连沉默的自由那里也没有。”（见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版，第6册，第2152页。）胡思杜后来分配至唐山工业学院任教，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自杀身亡。1980年11月平反昭雪。（参看石原皋著《闲话胡适》，安徽教育出版社1985年6月版第53—55页。）
12《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17册，1951年2月24日。（三版注）
13参看《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16册，1950年6月25日；1952年11月《在台北市记者招待会上答问》、《在国大联谊会欢迎会上讲词》、《国际形势与中国前途》(均载《胡适言论集》乙编)及《东亚的命运》一文(载台北《自由中国》第8卷第1期)。（三版注）
14本文台北《中央日报》译文题为《史达林征服世界战略下的中国》，连载于1950年10月19日至21日；另有云轴译、毛子水校的译文，载台北《自由中国》第3卷第10期。（三版注）
15胡适在这次会议开始时的演词曾刊载于台湾各报。此处是根据台北《畅流》半月刊第9卷第2期载罗敦伟作《胡适之先生新五四精神》一文所记抄出。
16竹枝词系陆少青作，共五首，载罗敦伟《胡适之先生新五四精神》文中。此处所引为第二首。
17本文原题“Introduction to J.Leighton Stuart’s Fifty Years in China”，New York, Random House, 1954.由李宜培、潘焕昆合译为中文；后收入《胡适选集》“序言”册。
18胡适1957年9月26日在联合国大会的演说，题为“Repercussions of Hungavian Uprising on Mainland Chinese”，载1957年10月出版的“重要演说集”(Vitalspeehes)第24卷。台湾有关胡适的论著中多译为《中国大陆**抗暴运动》。
1952年底至次年春，胡适在台湾“讲学”一个半月，主要讲“治学方法”、“杜威哲学”之外，又突击作**宣传，给逃踞台湾的国民党政府打气。
1952年胡适(前排左一)在台湾与老友重聚合影。图中为(前排中、右)陈诚、王世杰、(第二排右起)张历生、叶公超、吴国桢、陶希圣、(后排右起)张南如、黄少谷、张其旳、沉昌焕。
1954年2月，胡适又专程回台湾参加19日在台北开场的“国民大会”第二次会议，帮助蒋介石政府维持所谓“法统”。开会那天，他作为大会临时主席，开宗明义即说：
今天的第一届国大的第二次会议的召开，是继续维持宪法的法统，依据宪法第25条，第27条，第28条，第29条的规定，举行第二任总统副总统的选举。
胡适这几句话获得了阵阵掌声。
1954年胡适来台参加国大会议，“中国公学校友会”在台校友到机场迎接
但是，这个要维持“法统”的会本身就有个合法不合法的大问题。筹备期间，台湾各界及海外人士多有议论，认为按照“宪法”规定，第一届的“国大代表”六年任期已满，代表资格即已经没有法理的依据了，怎么可以再选第二任总统副总统呢？逃到台湾的“国大代表”们自然多盼望继续当代表，盼望开会，却也心存疑虑。虽经“**官”解释，台湾政界笼罩着的法律危机的乌云并没能驱散。在这样的情况下，胡适作为台湾人士眼中“民主自由”的象征人物能从美国专程来出席会议，本身就给人们不少安慰，而且，他还煞费苦心想出了一个“扣足日期的算法”，为这次会议的合法性辩护。他以考证家的身份振振有词地说：
有人曾提出疑问，第一届的国民大会可以两次选举总统副总统吗？我们可以毫不迟疑的答复，正因为我们是行宪的第一届国民大会，所以可以选举两次总统副总统。假如每届国民大会的任期是扣足六年计算的，那么就是在国家太平时期，第二任的总统副总统好像还是应该由第一届的国大选举出来的。第一届国民大会是民国卅七年三月廿九日开会的。国大代表的任期从卅七年三月廿九日开始，扣足计算，要到四十三年的三月廿九日，才算六年任满，而第一任总统副总统是卅七年五月一日由国民大会公告当选，至五月廿日才就职的。依据宪法第廿九条，国民大会于每届总统任满前90日召开。第一任总统任满前90天就是今天，正是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六年任期之内。所以我觉得第一任总统“任满前90日”或“任满前60日”，都在第一届国民大会六年任期之内，所以第二任总统副总统的选举是第一届国大代表的任务。……所以我们今天的集会是完全合法的，是完全有宪法的根据的。15
胡适演说时时而两拳高举，时而拍案，时而击桌，情绪异常激动。这“扣足六年任期”的算法竟获得意想不到的效果，国大代表们听了觉得比“**官”的解释更加有力，不时报以热烈的掌声，有的甚至老泪纵横，钦佩不已。有人事后还写了几首竹枝词，其中一首云：
民主象征一言重，任期扣足细推求。
阽危法统艰难甚，万众闻言泪迸流。16
这次会议居然顺利进行，选出蒋介石和陈诚为第二任“总统”、“副总统”。胡适还代表国民大会把“总统当选证书”送给蒋介石哩。
胡适这次回台北参加国民大会总算为台湾当局出了大力。返美以后，台湾当局便聘请他担任所谓“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的副主任。他也果然帮助“设计”起来。在所作《“司徒雷登回忆录”导言》中，17 胡适便指责美国不仅“在雅尔达出卖了中国”，又“在紧要关头的时候停止了对华的有效援助”，致使国民党政府垮了台，而美国却又发表“白皮书”推卸责任。这是胡适感到最伤心和最为不满的。他为台湾当局设想，要求美国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说：“美国为了赎罪而应该做到的起码事情，就是继续拒绝承认**政权并继续反对这个政权在联合国里取得中国的席位。”
1957年9月，胡适又奉蒋介石政府的委派出席联合国大会，并发表**演说，题为《匈牙利叛乱在中国大陆的反响》，18 极力攻击人民中国，并要求联合国大会拒绝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
胡适在纽约如此种种的表演，让人们看到了这位流亡寓公既可怜又顽固，在凄清飘零的异域顽固坚持着做蒋介石政府的孤臣孽子，当一名人民中国的反对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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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看唐德刚《回忆胡适之先生与口述历史》，载台北《传记文学》第31卷第2期。
②同注①。
③关于葛斯德东方图书馆及胡适在该馆工作的情况，可参看陈纪滢的《胡适、童世纲与葛斯德东方图书馆》(载台北《传记文学》第27卷第1、2期)，及庄申的《记普林斯顿大学葛斯特东方图书馆追悼胡适之先生著作展览会及其相关之史料》(载台北《大陆杂志》第24卷第10期)。
④关于胡适在葛斯德东方图书馆的职务，大陆和台湾的研究者有各种不同的说法，诸如馆长、主持人、管理员等等。胡适自己按照聘约说得很明白，1950年5月15日他致赵元任夫妇信中说：
Princeton的事，昨天(5月14日)正式发表了，名义是Fellow of the University Library and Curator of the Gest Oriental Library with Rank of Full Professor。(见《胡适给赵元任的信》，台北萌芽出版社1960年6月版，第36页)
据此，译为馆长或管理员均可，相当于正教授职务。
⑤《胡适的日记》手稿本，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版，第16册。（三版注）
⑥此信保存在台北胡适纪念馆，转引自陈漱渝《飘零的落叶》一文，载北京《新文学史料》1991年第4期。（三版注）
⑦胡适1949年5月22日致赵元任信，见《胡适给赵元任的信》，第25页。
⑧《在北大同学会欢迎会上讲词》，收入《胡适言论集》，台北华国出版社1953年7月版，乙编。
⑨见台北《中央日报》1949年12月11日；参看《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16册1949年12月8日（三版注）。
⑩胡适1949年8月16日致赵元任信，见《胡适给赵元任的信》第29～30页。
11胡思杜的文章披露于1950年9月16日《文汇报》，9月22日香港《大公报》转载。胡适得知后曾答记者的访问说：“我们早知道，在**的国家里没有言论的自由；现在我们更知道，连沉默的自由那里也没有。”（见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版，第6册，第2152页。）胡思杜后来分配至唐山工业学院任教，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自杀身亡。1980年11月平反昭雪。（参看石原皋著《闲话胡适》，安徽教育出版社1985年6月版第53—55页。）
12《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17册，1951年2月24日。（三版注）
13参看《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16册，1950年6月25日；1952年11月《在台北市记者招待会上答问》、《在国大联谊会欢迎会上讲词》、《国际形势与中国前途》(均载《胡适言论集》乙编)及《东亚的命运》一文(载台北《自由中国》第8卷第1期)。（三版注）
14本文台北《中央日报》译文题为《史达林征服世界战略下的中国》，连载于1950年10月19日至21日；另有云轴译、毛子水校的译文，载台北《自由中国》第3卷第10期。（三版注）
15胡适在这次会议开始时的演词曾刊载于台湾各报。此处是根据台北《畅流》半月刊第9卷第2期载罗敦伟作《胡适之先生新五四精神》一文所记抄出。
16竹枝词系陆少青作，共五首，载罗敦伟《胡适之先生新五四精神》文中。此处所引为第二首。
17本文原题“Introduction to J.Leighton Stuart’s Fifty Years in China”，New York, Random House, 1954.由李宜培、潘焕昆合译为中文；后收入《胡适选集》“序言”册。
18胡适1957年9月26日在联合国大会的演说，题为“Repercussions of Hungavian Uprising on Mainland Chinese”，载1957年10月出版的“重要演说集”(Vitalspeehes)第24卷。台湾有关胡适的论著中多译为《中国大陆**抗暴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