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独立评论》的“独立精神”（2/2）
《胡适传》作者：胡适传 2017-01-24 00:28
和民团的赞扬，与对**和红军失败的描叙，字里行间流露出的心情是何等鲜明的对照！
对于国民党蒋介石，《独立评论》一班人的基本倾向是同情和支持，但也保持一点距离，也存在一些不大不小的矛盾。傅斯年曾说：
国民党固曾为民国之明星者若干年；而以自身组织紊乱之故，致有今日拿不起放不下之形势。……国民党诚然太对不起国民，……我们这专心同情于国民党及其前身20多年的人最伤心，今日诚有哑子吃黄连的苦处。13
他的这番话颇有特点，颇为坦白，也颇有代表性。“哑子吃黄连的苦处”一句妙语，正惟妙惟肖地写出了《独立评论》一些人的复杂心情：他们不相信**，却又哀怨国民党不争气；他们是高等知识分子，不像一般胡涂政客党人，更不是势利昏庸的三四等奴才，看到国民党那样拿不起放不下的形势，虽然同情支持，却又有许多说不出的怨恨和忧伤。
正因为如此，所以他们对国民党也作一点批评，提一点忠告，有时甚至言词也很尖锐。如批评国民党的“党化教育”，说：“党化与教育，是不能并立的：有了党化，便没了教育；反过来说，要有教育，先取消党化。”14 又批评国民党政府“箝制报纸言论与新闻”自由，“停止邮寄，或拘捕记者，或封禁报馆，——这种事件实在是把一个现代政府自己降低到和旧日张宗昌一辈人的政府做同辈”，并希望“领袖诸公应该早日停止一切‘统制文化’的迷梦”。15 立论相当尖锐，但都是寄希望于国民党政府改良统治。
1933年3月，国府行政院长汪精卫致信胡适，请胡出任教育部长。胡适却打定主意不做官，复汪信说：
我细细想过，我终自信我留在政府外边能为国家效力之处，似比参加政府为更多。我所以想保存这一点独立的地位，决不是图一点虚名，也决不是爱惜羽毛，实在是想要养成一个无偏无党之身，有时当紧要的关头上，或可为国家说几句有力的公道话。一个国家不应该没有这种人；这种人越多，社会的基础越健全，政府也直接间接蒙其利益。我深信此理，故虽不能至，心实向往之。以此之故，我很盼望先生容许我留在政府之外，为国家做一个诤臣，为政府做一个诤友。16
这是胡适内心的真实自白，也可以代表《独立评论》中一些人的心声。他们标榜“独立精神”，要保持一点“独立”的门面，为的是要更好地为政府说话，为党国做“诤友”和“诤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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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载《独立评论》第1期，1932年5月22日出版。
②胡适《独立评论的一周年》，载《独立评论》第51号，1933年5月21日出版。
③当年住在胡家为胡适帮办书稿抄写整理等工作的章希吕曾在日记中记下“独立评论社”初发起时社员捐各自薪俸百分之五的名单如下：
丁在君(共捐240元)
任叔永(360元)
竹尧生(330元)
吴陶民(340元)
胡适(360元)
翁咏霓(240元)
陈衡哲(240元)
傅孟真(200元)
蒋廷黻(240元)
顾湛然(520元)
周眉生(180元)
周寄梅(50元)
吴景超(30元)
※张奚若(570元)
※Cem Crozier(300元)
以上共4200元，为独立社之基本金。张奚若和Cem的非捐款，而是归还努力社款(张)和别的款(Cem)拨入的。（三版注）
④丁文江《所谓“剿匪”问题》载《独立评论》第6号，1932年6月26日出版。文末有胡适的“附注”云：
丁先生写成此文，给我全权修改。从第五段以下全是我改作的，来不及送丁先生审校了，只好由我声明负责。
由此可见，该文的观点不仅是胡适所同意的，有的还是他修改的，当然也就是他的观点。
⑤毛子水《南行杂记》“一关于剿共的”，载《独立评论》第18号，1932年9月18日出版。
⑥《写在孔子诞辰纪念之后》，载《独立评论》第117号，后收入《胡适论学近著》第1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出版。
⑦参看《协作外交原来是焦土外交》(载《独立评论》第98号)，及《独立评论》第101号《编辑后记》。
⑧参看叶叔衡的《现在要集中全国的知识能力来解决国防问题》(载《独立评论》第16号，1932年9月4日出版)，蒋廷黻的《未失的疆土是我们的出路》(载《独立评论》第47号，1933年4月23日出版)。
⑨丁文江《抗日剿匪与中央政局》，载《独立评论》第19号，1932年9月25日出版。
⑩任叔永的《剿匪中的四川问题》，载《独立评论》第119号，1934年9月23日出版；宋益清的《从四川匪区回来》，载《独立评论》第120号，同年9月30日出版。
11见《独立评论》第120号的《编辑后记》。
12《南游杂忆》“四广西的印象”，载《独立评论》第164号，1935年8月12日出版。《南游杂忆》全书，同年10月由国民出版社出版。
13傅斯年《“九·一八”一年了７，载《独立评论》第18号，1932年9月18日出版。
14任叔永：《党化教育是可能的吗?》载《独立评论》第3号，1932年6月5日出版。（三版注）
15胡适：《汪蒋通电里提起的自由》，载《独立评论》第131号，1934年12月1日出版；本文又载《大公报》1934年12月9日“星期论文”。（三版注）
16胡适1933年4月8日致汪精卫信(稿)，见《胡适来往书信逊，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5月1版，中册，第208页。
对于国民党蒋介石，《独立评论》一班人的基本倾向是同情和支持，但也保持一点距离，也存在一些不大不小的矛盾。傅斯年曾说：
国民党固曾为民国之明星者若干年；而以自身组织紊乱之故，致有今日拿不起放不下之形势。……国民党诚然太对不起国民，……我们这专心同情于国民党及其前身20多年的人最伤心，今日诚有哑子吃黄连的苦处。13
他的这番话颇有特点，颇为坦白，也颇有代表性。“哑子吃黄连的苦处”一句妙语，正惟妙惟肖地写出了《独立评论》一些人的复杂心情：他们不相信**，却又哀怨国民党不争气；他们是高等知识分子，不像一般胡涂政客党人，更不是势利昏庸的三四等奴才，看到国民党那样拿不起放不下的形势，虽然同情支持，却又有许多说不出的怨恨和忧伤。
正因为如此，所以他们对国民党也作一点批评，提一点忠告，有时甚至言词也很尖锐。如批评国民党的“党化教育”，说：“党化与教育，是不能并立的：有了党化，便没了教育；反过来说，要有教育，先取消党化。”14 又批评国民党政府“箝制报纸言论与新闻”自由，“停止邮寄，或拘捕记者，或封禁报馆，——这种事件实在是把一个现代政府自己降低到和旧日张宗昌一辈人的政府做同辈”，并希望“领袖诸公应该早日停止一切‘统制文化’的迷梦”。15 立论相当尖锐，但都是寄希望于国民党政府改良统治。
1933年3月，国府行政院长汪精卫致信胡适，请胡出任教育部长。胡适却打定主意不做官，复汪信说：
我细细想过，我终自信我留在政府外边能为国家效力之处，似比参加政府为更多。我所以想保存这一点独立的地位，决不是图一点虚名，也决不是爱惜羽毛，实在是想要养成一个无偏无党之身，有时当紧要的关头上，或可为国家说几句有力的公道话。一个国家不应该没有这种人；这种人越多，社会的基础越健全，政府也直接间接蒙其利益。我深信此理，故虽不能至，心实向往之。以此之故，我很盼望先生容许我留在政府之外，为国家做一个诤臣，为政府做一个诤友。16
这是胡适内心的真实自白，也可以代表《独立评论》中一些人的心声。他们标榜“独立精神”，要保持一点“独立”的门面，为的是要更好地为政府说话，为党国做“诤友”和“诤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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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载《独立评论》第1期，1932年5月22日出版。
②胡适《独立评论的一周年》，载《独立评论》第51号，1933年5月21日出版。
③当年住在胡家为胡适帮办书稿抄写整理等工作的章希吕曾在日记中记下“独立评论社”初发起时社员捐各自薪俸百分之五的名单如下：
丁在君(共捐240元)
任叔永(360元)
竹尧生(330元)
吴陶民(340元)
胡适(360元)
翁咏霓(240元)
陈衡哲(240元)
傅孟真(200元)
蒋廷黻(240元)
顾湛然(520元)
周眉生(180元)
周寄梅(50元)
吴景超(30元)
※张奚若(570元)
※Cem Crozier(300元)
以上共4200元，为独立社之基本金。张奚若和Cem的非捐款，而是归还努力社款(张)和别的款(Cem)拨入的。（三版注）
④丁文江《所谓“剿匪”问题》载《独立评论》第6号，1932年6月26日出版。文末有胡适的“附注”云：
丁先生写成此文，给我全权修改。从第五段以下全是我改作的，来不及送丁先生审校了，只好由我声明负责。
由此可见，该文的观点不仅是胡适所同意的，有的还是他修改的，当然也就是他的观点。
⑤毛子水《南行杂记》“一关于剿共的”，载《独立评论》第18号，1932年9月18日出版。
⑥《写在孔子诞辰纪念之后》，载《独立评论》第117号，后收入《胡适论学近著》第1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出版。
⑦参看《协作外交原来是焦土外交》(载《独立评论》第98号)，及《独立评论》第101号《编辑后记》。
⑧参看叶叔衡的《现在要集中全国的知识能力来解决国防问题》(载《独立评论》第16号，1932年9月4日出版)，蒋廷黻的《未失的疆土是我们的出路》(载《独立评论》第47号，1933年4月23日出版)。
⑨丁文江《抗日剿匪与中央政局》，载《独立评论》第19号，1932年9月25日出版。
⑩任叔永的《剿匪中的四川问题》，载《独立评论》第119号，1934年9月23日出版；宋益清的《从四川匪区回来》，载《独立评论》第120号，同年9月30日出版。
11见《独立评论》第120号的《编辑后记》。
12《南游杂忆》“四广西的印象”，载《独立评论》第164号，1935年8月12日出版。《南游杂忆》全书，同年10月由国民出版社出版。
13傅斯年《“九·一八”一年了７，载《独立评论》第18号，1932年9月18日出版。
14任叔永：《党化教育是可能的吗?》载《独立评论》第3号，1932年6月5日出版。（三版注）
15胡适：《汪蒋通电里提起的自由》，载《独立评论》第131号，1934年12月1日出版；本文又载《大公报》1934年12月9日“星期论文”。（三版注）
16胡适1933年4月8日致汪精卫信(稿)，见《胡适来往书信逊，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5月1版，中册，第20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