旨在加强中央权力的政策（2/2）
《剑桥中国隋唐史》作者：剑桥中国隋唐史 2017-01-24 00:17
的统治，派使者到长安，请求另一个可汗作他们的统治者。太宗抓住这个机会，又册立了另外一个新可汗，乙毗射匮。结果，都陆可汗很快失去了他所属的大部分部落的支持，被迫逃入吐火罗国。乙毗射匮可汗遣贡使到唐朝请婚，以加强他和中国的关系。太宗默许了他的要求，条件是要他割让五个塔里木盆地中的绿洲给中国作聘礼，其中的龟兹（库车）、于阗（和阗）和疏勒（喀什噶尔）大概不是可汗给的。①总之，太宗已经着手要以武力征服这个地区了。
中亚绿洲
随着西、东两突厥帝国的衰微和灭亡，太宗有可能对塔里木盆地的诸绿洲王国建立中国的宗主权，其中有些王国的居民是印欧语民族。这些绿洲的灿烂文化是受伊朗、印度、阿富汗和中国诸文化的影响而培育成的；诸绿洲对唐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因为“丝绸之路”就通过这里。中亚、波斯、东罗马帝国的商人通过这条路到达中国；因此，对这条路的控制是唐帝国政策的一个主要目的。
头一个归顺唐朝的大绿洲是最靠近中国的、温暖而富饶的高昌（喀喇和卓），它位于今新疆省东部的吐鲁番附近。它受到的中国文化影响比其它绿洲国家更多。自498年以来，高昌国由其祖先（可能是中国人或半中国人）麴氏王朝统治，但到7世纪初期它已高度中国化了。当隋代和唐高祖时期，高昌处于西突厥的统治下，但630年随着统叶护可汗之死，它日益处于东突厥处罗可汗次子阿史那社尔的势力之下。630年，高昌王麴文泰和他的王后一同到唐朝，受到盛情接待。
可是麴文泰回国几年后，他开始封闭丝路，这是由于塔里木盆地发生了一个深刻的政治变化。636年，阿史那社尔决心到长安作唐朝的将军。自638年以来，阿史那社尔在高昌的统治地位被西突厥东部联盟的首领都陆可汗所取代。由于都陆的支持，高昌王才敢于藐视唐朝。从西方带着货物往长安的商人不能继续前进，高昌以西各国的贡礼也被截留。①
由于这些困难，638年太宗准许高昌西南的另一个绿洲小国焉耆（喀喇沙尔）另开一条横越沙漠到中国边境的南路。麴文泰于是联合西突厥攻击焉耆和另一个绿洲小国伊吾（哈密），后者位于高昌之东，为通往长安的必经之路，近来改变它对西突厥的效忠而转向唐朝。太宗命麴文泰作为一个藩臣亲自来朝，但麴文泰置之不理。638年阴历十二月，太宗命侯君集率军远征高昌。起初麴文泰把唐军会跨越这么广大的沙漠地带远征他的王国当作可笑的念头，但他没有料到侯君集的坚毅精神，当他听到唐军已近在眉睫时，据说他惊恐而死。西突厥曾应允高昌，如果后者遭到进攻就给予援助，于是派出一支援军，但在唐军到达时援军竟转头逃跑。640年阴历八月，麴文泰的儿子高昌新王举国向侯君集投降。
太宗决心把高昌并为中国的一部分。①魏徵和褚遂良二人极力反对中国直接统治这个绿洲王国，因为它离中国太远，需要很多中国部队驻守，在征集戍兵和供应上都有困难。魏徵坚决否认这个地方的归并能使中国得到任何实利。②但太宗对这个劝告置之不理。高昌成了中国的一个州——西州，其后不久，唐在那里设立了安西都护府以治理周围地区。都护府兼管文、武两方面的事务，使用中国文官而由一支常备军支持。它是太宗及其继承者所建立的几个治理承认中国权力的外国民族的机构中的头一个。③它所辖的区域从甘肃极西的敦煌（沙州）直到西面的焉耆边境。
受印欧文化影响的焉耆，自632年以来就是唐朝的朝贡国，可是它很快因中国在紧靠它的、相距不到100英里的西州设立都护府和驻军而不安。因此它和西突厥联盟并停止向中国朝贡。结果，在644年后期，安西都护郭孝恪出征焉耆，俘虏了国王，打败了西突厥的援兵。于是焉耆恢复了对唐朝的朝贡关系。648年，焉耆国王被他的一个从兄弟推翻，当时为唐朝效劳的突厥首领阿史那社尔再度侵入该国，另立了一个王室成员作国王。新国王恭敬地自称是一个忠于唐朝的藩属。
不仅焉耆感到日益增长的中国势力威胁着中亚。它的西面是龟兹（库车）绿洲，龟兹是塔里木盆地所有王国中受印欧文化影响最深的绿洲。国王苏伐虽然名义上是唐朝藩臣，却援助了644年焉耆的反唐叛乱，停止向唐朝纳贡。648年，阿史那社尔在处置焉耆后，就进军攻占龟兹的都城，将龟兹置于安西都护郭孝恪统治之下。以后不久，龟兹的残余势力联合西突厥部落夺回国都，杀死郭孝恪。但阿史那社尔的军队很快重占该城；在另外五个龟兹的大城陷入他手之后，其余的城也都投降了。11000多名降服的居民死于刀下，作为对郭孝恪之死的报复。焉耆和龟兹的征服对中亚的印欧文化和文明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从此它再也没有恢复。①
这些国家的臣服意味着唐朝统治了几乎全部塔里木盆地，因为有三个西部绿洲国家在几年以前已经自愿臣服于唐朝，它们是：疏勒和于阗（632年臣服），莎车（叶尔羌，635年臣服）。649年初期，安西都护府的治所从高昌西移到龟兹，建立了归它节制的龟兹、疏勒、于阗和焉耆四镇，从而控制了中国在塔里木盆地的领土和今苏联吉尔吉斯共和国境内伊塞克湖周围的地区。②
吐谷浑和吐蕃
青海湖周围地区和今青海省的黄河源头是吐蕃化的鲜卑族——吐谷浑——的故乡。隋炀帝在608年曾把他们从故乡赶出，但当隋末国内大乱时，吐谷浑趁中国衰弱又恢复了他们的旧领土，并再次侵袭中国西北边境的诸州。唐朝兴起以后，吐谷浑可汗伏允曾率兵帮助高祖攻击甘肃的“叛乱者”李轨；高祖把伏允的儿子、被炀帝扣在中国作人质的伏顺送还，作为报答。此后，吐谷浑和新王朝继续保持比较亲切的关系，直到634年他们的使臣在从长安朝贡后的归途中掠夺中国边境时为止。唐太宗命年老的伏允可汗亲自到唐朝，但伏允未予置理。结果，可汗的一个儿子与唐“公主”的婚约被取消，吐谷浑于是入侵中国西北边境以图报复。
634年后期，太宗大兴问罪之师，命李靖和侯君集率军进攻吐谷浑。五个月以后，唐军多路分兵西进，经过几百英里的荒无人烟之地，在青海湖东北黄河源头附近追及吐谷浑，几次战败吐谷浑军，并俘获其贵族多人和几十万头牲畜。但伏允可汗经过沙漠逃往于阗。唐军紧追不舍，但他未被捕获，最后被其士兵所杀，或者自杀身亡。
伏允之子伏顺为伏允嫡妻所生，过去因在隋朝作人质而没有被立为太子。这时，伏顺废了原来取代他的太子，自立为君，举国投唐。太宗认为伏顺成长于中国，易受唐朝的政治影响，因而满意地承认他为新可汗。
但吐谷浑的政局依然不稳定。高度汉化的伏顺得不到他本国人的支持，继续要求唐军帮助以维系他摇摇欲坠的政权。尽管有中国的帮助，但在635年末，伏顺被他的下属所杀；在太宗朝余下的时间里唐军多次进入吐谷浑境内以图稳定政局，但是迄无成效。①
虽然中国显然对这一事情不甚了了，但吐谷浑局势不稳定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来自扩张中的吐蕃联盟的日益加大的政治压力；7世纪30年代以来，吐蕃一直在蚕食吐谷浑的属部。
直到隋代，吐蕃是被许多凶猛好战的部落所占据，它们就是中国人所说的土波、土鲁波或最常见的通称吐蕃，他们之间内战不息。但在六、七世纪之交的时候，吐蕃的中、南部诸部（拉萨周围）在一个首领论赞索的统治下统一起来，论赞索的儿子松赞干布（在位期为605？—649年）成功地把全吐蕃统一成一个紧密的联盟。
到了唐初，吐蕃人把领土从南面的喜马拉雅山扩张到南山山脉，还从克什米尔边境扩张到四川的边缘。在高祖时，吐蕃已开始对中国西北边境施加压力，在623年，又侵犯陇右道（甘肃）边境的一个州。634年，它与唐朝建立外交关系，并派使臣进贡。这是整个唐王朝时期约100个这类官方和非官方使团中的头一个。
几年以后，吐蕃王松赞干布听说唐朝的“公主”们曾嫁给突厥和吐谷浑的可汗，他也因此要求同享这种荣誉。不幸的是，太宗因低估了吐蕃的力量和侵略性而拒绝了这一要求。于是吐蕃进攻四川西境的松州，在唐军以惨重的损失为代价把他们赶走之前，他们以强大兵力围困了松州数日。这次进攻虽然被打退了，可是中国也认识到了必须和这个可怕的新邻国周旋，所以当641年松赞干布再次请婚时便立即应允。①
这次和亲带来了中国和吐蕃此后20年的和平关系；吐蕃在此时期逐渐巩固了它已占有的吐蕃文化区，并发展成为一个直到9世纪中叶都是中国最成问题的邻邦。虽然经历了 640和 641年的事件，太宗的朝廷对中国西部边境这个新威胁的程度之大还无所体会。
薛延陀
薛延陀是铁勒15部中最强的一部；铁勒为突厥民族，原住今新疆北部（准噶尔）的乌伦古河和塔尔巴哈台流域。①太宗初年，薛延陀和另一铁勒属部回纥起兵反抗它们的统治者东突厥，并集合铁勒的其余部落，由它们共同控制。如上所述，这次叛乱是唐朝征服东突厥的一个有利因素。
东突厥遗民被安置在中国北部边境以后，薛延陀占据了从鄂尔多斯到鄂尔浑河的原来东突厥的领土。
641年，突利可汗的一个弟弟企图行刺皇帝（太宗），于是唐朝想把突厥人遣回他们的游牧故地。但薛延陀坚决反对他们回来，又把他们赶回中国。后来，太宗又把突厥人迁到长城以外，这只能使薛延陀攻击他们，并开始经常袭扰中国边境。
薛延陀可汗是个暴君，臣民都痛恨他。645年，回纥人发动了一次针对他的起义，太宗决定利用这个机会发动进攻，不仅要消灭薛延陀的力量，而且要消灭所有的铁勒部落的势力。唐朝、突厥及其他非中国民族的联合大军刚一到达，薛延陀可汗就逃走了，后被回纥部民杀死。一旦薛延陀的新可汗向唐朝称臣，其他铁勒部落也纷纷效法。646年秋，太宗到长安之西受降并接受它们的贡礼，同时刻石立碑，亲自作诗纪功。
高丽
隋炀帝三次试图征服这个朝鲜的王国高丽未遂，并在征讨过程中毁灭了他的大帝国。几次战争也使高丽蒙受严重损失，战争的疮痍到618年高丽婴阳王（在位时期590—618年）死去和异母弟荣留王（在位时期618—642年）继位时还没有痊愈。高丽的权力转移与中国建立新王朝同时，所以两国的友好关系得以恢复。619年，高丽再度承认中国的宗主权并忠诚地向唐朝纳贡。过了三年，荣留王接受高祖的建议，交换双方在隋代远征时的俘虏。高丽共遣返了约一万中国战俘。①但很多中国人在隋末大乱时逃到朝鲜避难，在遣返战俘后，还有相当多的中国人留在高丽。在7世纪20年代，高丽谨慎地沿辽河西岸建造大量堡垒，以防中国人再度进行可能的入侵。这条防线用了大约十年的工夫才完成。
唐朝和高丽双方都有足够的理由要谨慎行事。高祖在位的大部分时间忙于平定国内叛乱，中国的经济还没有从十年内乱中恢复过来，唐朝还没有任何能力进行对外冒险。而高丽则希望有一个和中国持久友好的时期，以便收复在抗隋战争中被南部新罗、百济所夺去的领土。
可是随着太宗对唐朝的军事力量越来越自信，随着中国经济的恢复，隋炀帝在高丽的灾难性失败对太宗来说逐渐变成了一个难以忘怀和带挑战性的问题。到了641年，太宗公开对朝廷说，高丽在汉武帝时曾是中国的一部分，如果唐朝从陆、海两方进攻，高丽可能再度被征服。②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同年，他似乎已采取了一个实际步骤，即派职方部郎中陈大德侦察高丽的军事势态和防御工事，作为唐朝进攻的第一步；职方部为负责收集情报，测绘边区地图和维护边境防御设施的中央机构。
一个对高丽发动战争的借口是在642年出现的，当时长安得到消息说，负责沿辽河修筑堡垒并以对中国强硬闻名的泉盖苏文，在高丽朝廷的党派斗争中获胜，并在发动的一场政变中杀死了荣留王（他名义上是唐朝的藩臣）和他的一百多支持者，泉盖苏文立荣留王的弟弟大阳王之子宝藏王为新王（在位时期641—668年），自立为军事统帅——大莫离支，执行更加摆脱中国影响的独立政策。
太宗虽有了干涉高丽的足够理由，但还没有立刻采取行动；他提醒他的朝臣，进攻高丽的不可缺少的基地东北平原，仍遭受着20年前内乱所造成的经济破坏。
可是不久，朝鲜发生的几件事迫使他摊牌。三个朝鲜王国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张，高丽对中国的态度越来越敌对。643年的后期，声称是中国藩属的新罗报告唐朝说，高丽联合百济在几条战线攻击新罗，并切断新罗贡使前往长安的路线。太宗用外交手段阻止高丽侵略新罗的行动无效，泉盖苏文甚至拘留一个唐使。太宗于是决定亲自征讨这个犯上的国家。
出征高丽的计划在太宗的大臣中是不受欢迎的，他们不禁回想起隋炀帝在朝鲜战争中的惨重失败。太宗最亲密的顾问长孙无忌强烈反对任何远征，褚遂良极力谏止太宗亲征。唯一似乎赞成入侵朝鲜的宰相是太宗最有权势的大将李世；他提醒朝廷，由于以前没有采取强硬手段对付敌人，以至它后来悔恨不已。
尽管朝臣们反对，太宗还是决心实行自己的计划， 644年秋，开始精心准备远征。大部分军队被调到东北，一部分军队奉命探测高丽在辽东的防御。建造了400艘船往东北运粮。几个月以后，太宗前往洛阳，那里是他到前线的第一站。他在洛阳召见并询问了以前的隋朝官员、曾参与过隋炀帝进攻高丽的郑元。虽然郑元告诫太宗，唐军将遇到供应上的困难，并且事实证明，高丽具有守城能力，但太宗依然充满胜利的信心。①
太宗在洛阳向全国发布了一份诏书，宣告讨伐高丽的道义上的理由：泉盖苏文是个弑君者和专横暴虐者，他侵略忠诚的中国藩属新罗，因此必须受到惩罚。实际上，太宗所以念念不忘高丽可能有其他更为重要的原因。唐王朝要完成隋炀帝的未竟之业和收复中国的旧疆这种雄心壮志起了一定的作用。战略上的考虑也起了作用，因为出现了高丽统一整个朝鲜半岛的危险，而中国的利益在于保持朝鲜分裂，防止它与东满洲的靺鞨或与日本联盟。此外，太宗在643年的继位争论（见下文）后碰到了严重的个人危机，因而感到有必要离开朝廷亲自行动。
645年春太宗到达前线，进攻开始。太宗亲率大军和他的大将李世直趋辽东，①同时由大将张亮率领海军43000人分乘500只船从海道出攻高丽首都平壤。在开始时，一切顺利。在辽东获得鼓舞人心的进展，阴历五月，唐军攻克了曾顶住隋炀帝几次远征的高丽重镇辽阳（辽东城），从而使进展圆满结束。辽阳是在中国人修筑了一条横越辽河沼泽地带的堤道后攻下的。②但看来太宗犯了一个战略上的错误，因为他没有放下辽东的不很重要的目标而深入朝鲜半岛占领平壤。太宗可能想依靠海上入侵去占领这个目标。但看来他这个计划失败了，中国史料对其结果几乎始终没有提及。
在辽东，太宗的军队被阻在辽阳西南的重镇安市城。在经过两个月的无效进攻之后，太宗考虑到即将来临的朝鲜的严冬，不得不命令撤军。即使这样，在归途中唐军还是遭到大风雪的袭击，死了几千人，整个远征以灾难性的失败而告终。
太宗讨伐泉盖苏文的失败，使后者对中国更加傲慢。他开始拘留唐使并重新入侵新罗。647年初，太宗再度进攻高丽。和以前一样，唐军在牛进达和李海岸统率下取得一些进展，甚至在一次大战中战败高丽军，但结果还是不能取得决定性胜利。
这位皇帝依然决心与高丽周旋到底。647年的晚期，太宗命令四川及其以南诸道建造庞大的舰队，准备大规模入侵高丽。记载太宗晚期的史书生动地描述了这些地区民众的苦难，他们为了从财政上支持建设海军，承担了沉重的劳役和繁苛的赋税。648年，四川甚至发生一起小叛乱。①
648年阴历六月，太宗宣称将在次年以30万大军彻底粉碎高丽。甚至他的老朋友和顾问、宰相房玄龄临终时恳求，请他放弃这次消耗国力的和师出无名的远征，他也没有听从。②
当第二年太宗去世的时候，以打击他的可恶敌人为目的的决定性远征尚未发动起来，他所尝到的唯一一次大失败的苦果尚余味未尽。
征服高丽的惨败虽给太宗本人蒙上一层阴影，但几乎没有削弱唐朝在亚洲的日益增长的力量。由于帝国边境的扩展和声威远播，边远的民族，如住在中国极北部（可能是在中西伯利亚）的骨利干族、住在乌拉尔东部的赤发碧睛身材高大的高加索种族吉尔吉斯（结骨、黠戛斯）族，开始源源不断地向长安进贡。远在中国之西的国家也遣使前来。638年，波斯萨珊王朝的最后一个王伊嗣侯三世也派遣他的儿子卑路斯到长安，可能是请求中国帮助抗击正在侵略其王国的阿拉伯人。太宗没有允许，伊嗣侯和他的王朝因而灭亡。943年，太宗接见拂菻（拜占廷帝国的叙利亚省）王的使臣，据说这是东罗马帝国皇帝君士坦丁二世派往中国的使臣。到太宗时，长安已成为一个真正的国际都市。它接待了来自亚洲各国的使臣，居住着许多不同种族的民族，它的学院和寺院也给高丽、新罗、百济、吐蕃和高昌等国的王室子弟提供了学习的机会。③
随着大批外国人流入长安，外国货、外国娱乐、外国风俗和外国宗教也同时引进。佛教在这时已在中国长期流行，当然不再是外来宗教，但到太宗时期，由于最有名的中国朝圣者玄奘的返国，佛教与其印度及中亚根源的关系又得到恢复和加强。据17世纪发现的781年立于长安的一块石碑，在此以前不久，景教僧阿罗本（可能是罗本〔Reuben〕）在635年曾来唐并受到太宗的欢迎。看来，太宗对这种宗教是喜欢的，所以下令把阿罗本带来的景教经典译为汉文。
① 《唐会要》，卷46第824页。 ① 《唐会要》，卷46第824—827页。 ② 《资治通鉴》，卷193第 6089页。 ③ 《资治通鉴》，卷195第6145—6161页；《唐会要》，卷47第829—830页。 ① 《资治通鉴》，卷195第6146页。 ② 见642年褚遂良的谏书；《唐会要》，卷47第831页。 ③ 《帝范》，卷1第3—8页。 ① 详情可参考《剑桥中国史》第4卷中池田温所写的一章；此外还可参考竹田龙儿：《关于贞观氏族志编纂的一个考察》，载《史学》，25.4（1952年），第23—41页。 ② 《新唐书》，卷95第3842页。 ① 《新唐书》，卷172第5205—5206页。 ② 《文献通考》，卷29第276页；《太平御览》，卷629第1页。 ③ 《唐会要》，卷66第1157页。 ④ 《唐会要》，卷35第633页；《资治通鉴》，卷195第6135页。 ⑤ 《旧唐书》，卷3第42页；《新唐书》，卷48第1267—1268页；刘伯骥：《唐代政教史》（台北，1958年），第93页。 ⑥ 《唐会要》，卷64第1114—1115页。 ① 关于翰林院，可参考A.比绍夫：《翰林》（巴黎，1964年）。 ② 《资治通鉴》，卷195第6153页。 ③ 关于经学的详情，可参考《剑桥中国史》第4卷中麦克马伦所写的一章。 ④ 关于唐初史学的详情，可参考注③所引之书。 ① 《魏郑公谏录》，卷4第42—46页。 ② 《旧唐书》，卷191第5096页。 ③ 详情可参考《剑桥中国史》第4卷中崔瑞德所写的有关政府制度的一章。 ① 《旧唐书》，卷80第2729页。 ② 详情可参考《剑桥中国史》第4卷中S.温斯坦所写的一章。 ① 戴密微：《拉萨会议》（巴黎，1952年），第1页注2；邝平樟：《唐代公主和亲考》，载《史学年报》，2.2（1935年），第28页注19。 ① 见李树桐：《唐史考辨》（台北，1965年），第257页。 ② 《新唐书》，卷93第3814页；《资治通鉴》，卷191第6019—6026页；王谠编：《唐语林》（上海， 1957年），卷5第152页；李树桐：《唐史考辨》，第8章。 ① 如见罗香林：《唐代天可汗制度考》，收于《唐代文化史》（台北，1963年），第54—87页。 ① 《唐会要》，卷73第1312—1314页；《贞观政要》，卷9第284—287页；《魏郑公谏录》，卷2第8—12页。 ② 勒纳·格罗塞：《草原帝国》，诺亚米·沃尔福德英译本（新不伦瑞克，1970年），第92—93页。 ① 《旧唐书》，卷194下第5183页；威廉·萨莫林：《12世纪前的东突厥斯坦》（海牙，1964年），第 59页。 ① 岛崎昌：《唐朝征讨高昌国的原因》，载《中央大学文学部纪要》，14.4（1958年），第 62—83页。 ① 《唐会要》，卷95第1702页。 ② 《魏郑公谏录》，卷 2第13—14页。 ③ 关于安西都护，见戴何都：《中国唐代诸道的长官》，第31—32页。 ① 格罗塞：《草原帝国》，第100—101页。 ② 伊濑仙太郎：《中国西域经营史研究》（东京，1955年），第187—201、243—246页；戴何都：《中国唐代诸道的长官》，第31—32页。 ① 加布里埃拉·莫尔：《从北魏到五代时期的吐谷浑》（罗马，1970年）。 ① 《唐会要》，卷97第1730页；《资治通鉴》，卷196第6164—6165页。吐蕃王国不仅要求通婚，还要求能读写汉文的人；吐蕃王室成员被派往长安上国子学。高宗初期，吐蕃还要求派人能传授养蚕、酿酒、造纸和盖碾房技术的技工。 ① 以前薛延陀被认为是Syr Tardush族，铁勒被认为是Tolos族，但现在这个说法被证明不可信。关于他们的最早的突厥语名称还没有一致意见。 ① 《旧唐书》，卷199上第5321页。 ② 《资治通鉴》，卷196第6169—6170页。 ① 《资治通鉴》，卷197第6213页。 ① 《资治通鉴》，卷197第6214页。 ② 《资治通鉴》，卷197第6220页。 ① 《资治通鉴》，卷199第6261—6262页。 ② 《旧唐书》，卷66第2464—2466页；《资治通鉴》，卷199第6260页。 ③ 《唐会要》，卷35第633页。
中亚绿洲
随着西、东两突厥帝国的衰微和灭亡，太宗有可能对塔里木盆地的诸绿洲王国建立中国的宗主权，其中有些王国的居民是印欧语民族。这些绿洲的灿烂文化是受伊朗、印度、阿富汗和中国诸文化的影响而培育成的；诸绿洲对唐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因为“丝绸之路”就通过这里。中亚、波斯、东罗马帝国的商人通过这条路到达中国；因此，对这条路的控制是唐帝国政策的一个主要目的。
头一个归顺唐朝的大绿洲是最靠近中国的、温暖而富饶的高昌（喀喇和卓），它位于今新疆省东部的吐鲁番附近。它受到的中国文化影响比其它绿洲国家更多。自498年以来，高昌国由其祖先（可能是中国人或半中国人）麴氏王朝统治，但到7世纪初期它已高度中国化了。当隋代和唐高祖时期，高昌处于西突厥的统治下，但630年随着统叶护可汗之死，它日益处于东突厥处罗可汗次子阿史那社尔的势力之下。630年，高昌王麴文泰和他的王后一同到唐朝，受到盛情接待。
可是麴文泰回国几年后，他开始封闭丝路，这是由于塔里木盆地发生了一个深刻的政治变化。636年，阿史那社尔决心到长安作唐朝的将军。自638年以来，阿史那社尔在高昌的统治地位被西突厥东部联盟的首领都陆可汗所取代。由于都陆的支持，高昌王才敢于藐视唐朝。从西方带着货物往长安的商人不能继续前进，高昌以西各国的贡礼也被截留。①
由于这些困难，638年太宗准许高昌西南的另一个绿洲小国焉耆（喀喇沙尔）另开一条横越沙漠到中国边境的南路。麴文泰于是联合西突厥攻击焉耆和另一个绿洲小国伊吾（哈密），后者位于高昌之东，为通往长安的必经之路，近来改变它对西突厥的效忠而转向唐朝。太宗命麴文泰作为一个藩臣亲自来朝，但麴文泰置之不理。638年阴历十二月，太宗命侯君集率军远征高昌。起初麴文泰把唐军会跨越这么广大的沙漠地带远征他的王国当作可笑的念头，但他没有料到侯君集的坚毅精神，当他听到唐军已近在眉睫时，据说他惊恐而死。西突厥曾应允高昌，如果后者遭到进攻就给予援助，于是派出一支援军，但在唐军到达时援军竟转头逃跑。640年阴历八月，麴文泰的儿子高昌新王举国向侯君集投降。
太宗决心把高昌并为中国的一部分。①魏徵和褚遂良二人极力反对中国直接统治这个绿洲王国，因为它离中国太远，需要很多中国部队驻守，在征集戍兵和供应上都有困难。魏徵坚决否认这个地方的归并能使中国得到任何实利。②但太宗对这个劝告置之不理。高昌成了中国的一个州——西州，其后不久，唐在那里设立了安西都护府以治理周围地区。都护府兼管文、武两方面的事务，使用中国文官而由一支常备军支持。它是太宗及其继承者所建立的几个治理承认中国权力的外国民族的机构中的头一个。③它所辖的区域从甘肃极西的敦煌（沙州）直到西面的焉耆边境。
受印欧文化影响的焉耆，自632年以来就是唐朝的朝贡国，可是它很快因中国在紧靠它的、相距不到100英里的西州设立都护府和驻军而不安。因此它和西突厥联盟并停止向中国朝贡。结果，在644年后期，安西都护郭孝恪出征焉耆，俘虏了国王，打败了西突厥的援兵。于是焉耆恢复了对唐朝的朝贡关系。648年，焉耆国王被他的一个从兄弟推翻，当时为唐朝效劳的突厥首领阿史那社尔再度侵入该国，另立了一个王室成员作国王。新国王恭敬地自称是一个忠于唐朝的藩属。
不仅焉耆感到日益增长的中国势力威胁着中亚。它的西面是龟兹（库车）绿洲，龟兹是塔里木盆地所有王国中受印欧文化影响最深的绿洲。国王苏伐虽然名义上是唐朝藩臣，却援助了644年焉耆的反唐叛乱，停止向唐朝纳贡。648年，阿史那社尔在处置焉耆后，就进军攻占龟兹的都城，将龟兹置于安西都护郭孝恪统治之下。以后不久，龟兹的残余势力联合西突厥部落夺回国都，杀死郭孝恪。但阿史那社尔的军队很快重占该城；在另外五个龟兹的大城陷入他手之后，其余的城也都投降了。11000多名降服的居民死于刀下，作为对郭孝恪之死的报复。焉耆和龟兹的征服对中亚的印欧文化和文明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从此它再也没有恢复。①
这些国家的臣服意味着唐朝统治了几乎全部塔里木盆地，因为有三个西部绿洲国家在几年以前已经自愿臣服于唐朝，它们是：疏勒和于阗（632年臣服），莎车（叶尔羌，635年臣服）。649年初期，安西都护府的治所从高昌西移到龟兹，建立了归它节制的龟兹、疏勒、于阗和焉耆四镇，从而控制了中国在塔里木盆地的领土和今苏联吉尔吉斯共和国境内伊塞克湖周围的地区。②
吐谷浑和吐蕃
青海湖周围地区和今青海省的黄河源头是吐蕃化的鲜卑族——吐谷浑——的故乡。隋炀帝在608年曾把他们从故乡赶出，但当隋末国内大乱时，吐谷浑趁中国衰弱又恢复了他们的旧领土，并再次侵袭中国西北边境的诸州。唐朝兴起以后，吐谷浑可汗伏允曾率兵帮助高祖攻击甘肃的“叛乱者”李轨；高祖把伏允的儿子、被炀帝扣在中国作人质的伏顺送还，作为报答。此后，吐谷浑和新王朝继续保持比较亲切的关系，直到634年他们的使臣在从长安朝贡后的归途中掠夺中国边境时为止。唐太宗命年老的伏允可汗亲自到唐朝，但伏允未予置理。结果，可汗的一个儿子与唐“公主”的婚约被取消，吐谷浑于是入侵中国西北边境以图报复。
634年后期，太宗大兴问罪之师，命李靖和侯君集率军进攻吐谷浑。五个月以后，唐军多路分兵西进，经过几百英里的荒无人烟之地，在青海湖东北黄河源头附近追及吐谷浑，几次战败吐谷浑军，并俘获其贵族多人和几十万头牲畜。但伏允可汗经过沙漠逃往于阗。唐军紧追不舍，但他未被捕获，最后被其士兵所杀，或者自杀身亡。
伏允之子伏顺为伏允嫡妻所生，过去因在隋朝作人质而没有被立为太子。这时，伏顺废了原来取代他的太子，自立为君，举国投唐。太宗认为伏顺成长于中国，易受唐朝的政治影响，因而满意地承认他为新可汗。
但吐谷浑的政局依然不稳定。高度汉化的伏顺得不到他本国人的支持，继续要求唐军帮助以维系他摇摇欲坠的政权。尽管有中国的帮助，但在635年末，伏顺被他的下属所杀；在太宗朝余下的时间里唐军多次进入吐谷浑境内以图稳定政局，但是迄无成效。①
虽然中国显然对这一事情不甚了了，但吐谷浑局势不稳定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来自扩张中的吐蕃联盟的日益加大的政治压力；7世纪30年代以来，吐蕃一直在蚕食吐谷浑的属部。
直到隋代，吐蕃是被许多凶猛好战的部落所占据，它们就是中国人所说的土波、土鲁波或最常见的通称吐蕃，他们之间内战不息。但在六、七世纪之交的时候，吐蕃的中、南部诸部（拉萨周围）在一个首领论赞索的统治下统一起来，论赞索的儿子松赞干布（在位期为605？—649年）成功地把全吐蕃统一成一个紧密的联盟。
到了唐初，吐蕃人把领土从南面的喜马拉雅山扩张到南山山脉，还从克什米尔边境扩张到四川的边缘。在高祖时，吐蕃已开始对中国西北边境施加压力，在623年，又侵犯陇右道（甘肃）边境的一个州。634年，它与唐朝建立外交关系，并派使臣进贡。这是整个唐王朝时期约100个这类官方和非官方使团中的头一个。
几年以后，吐蕃王松赞干布听说唐朝的“公主”们曾嫁给突厥和吐谷浑的可汗，他也因此要求同享这种荣誉。不幸的是，太宗因低估了吐蕃的力量和侵略性而拒绝了这一要求。于是吐蕃进攻四川西境的松州，在唐军以惨重的损失为代价把他们赶走之前，他们以强大兵力围困了松州数日。这次进攻虽然被打退了，可是中国也认识到了必须和这个可怕的新邻国周旋，所以当641年松赞干布再次请婚时便立即应允。①
这次和亲带来了中国和吐蕃此后20年的和平关系；吐蕃在此时期逐渐巩固了它已占有的吐蕃文化区，并发展成为一个直到9世纪中叶都是中国最成问题的邻邦。虽然经历了 640和 641年的事件，太宗的朝廷对中国西部边境这个新威胁的程度之大还无所体会。
薛延陀
薛延陀是铁勒15部中最强的一部；铁勒为突厥民族，原住今新疆北部（准噶尔）的乌伦古河和塔尔巴哈台流域。①太宗初年，薛延陀和另一铁勒属部回纥起兵反抗它们的统治者东突厥，并集合铁勒的其余部落，由它们共同控制。如上所述，这次叛乱是唐朝征服东突厥的一个有利因素。
东突厥遗民被安置在中国北部边境以后，薛延陀占据了从鄂尔多斯到鄂尔浑河的原来东突厥的领土。
641年，突利可汗的一个弟弟企图行刺皇帝（太宗），于是唐朝想把突厥人遣回他们的游牧故地。但薛延陀坚决反对他们回来，又把他们赶回中国。后来，太宗又把突厥人迁到长城以外，这只能使薛延陀攻击他们，并开始经常袭扰中国边境。
薛延陀可汗是个暴君，臣民都痛恨他。645年，回纥人发动了一次针对他的起义，太宗决定利用这个机会发动进攻，不仅要消灭薛延陀的力量，而且要消灭所有的铁勒部落的势力。唐朝、突厥及其他非中国民族的联合大军刚一到达，薛延陀可汗就逃走了，后被回纥部民杀死。一旦薛延陀的新可汗向唐朝称臣，其他铁勒部落也纷纷效法。646年秋，太宗到长安之西受降并接受它们的贡礼，同时刻石立碑，亲自作诗纪功。
高丽
隋炀帝三次试图征服这个朝鲜的王国高丽未遂，并在征讨过程中毁灭了他的大帝国。几次战争也使高丽蒙受严重损失，战争的疮痍到618年高丽婴阳王（在位时期590—618年）死去和异母弟荣留王（在位时期618—642年）继位时还没有痊愈。高丽的权力转移与中国建立新王朝同时，所以两国的友好关系得以恢复。619年，高丽再度承认中国的宗主权并忠诚地向唐朝纳贡。过了三年，荣留王接受高祖的建议，交换双方在隋代远征时的俘虏。高丽共遣返了约一万中国战俘。①但很多中国人在隋末大乱时逃到朝鲜避难，在遣返战俘后，还有相当多的中国人留在高丽。在7世纪20年代，高丽谨慎地沿辽河西岸建造大量堡垒，以防中国人再度进行可能的入侵。这条防线用了大约十年的工夫才完成。
唐朝和高丽双方都有足够的理由要谨慎行事。高祖在位的大部分时间忙于平定国内叛乱，中国的经济还没有从十年内乱中恢复过来，唐朝还没有任何能力进行对外冒险。而高丽则希望有一个和中国持久友好的时期，以便收复在抗隋战争中被南部新罗、百济所夺去的领土。
可是随着太宗对唐朝的军事力量越来越自信，随着中国经济的恢复，隋炀帝在高丽的灾难性失败对太宗来说逐渐变成了一个难以忘怀和带挑战性的问题。到了641年，太宗公开对朝廷说，高丽在汉武帝时曾是中国的一部分，如果唐朝从陆、海两方进攻，高丽可能再度被征服。②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同年，他似乎已采取了一个实际步骤，即派职方部郎中陈大德侦察高丽的军事势态和防御工事，作为唐朝进攻的第一步；职方部为负责收集情报，测绘边区地图和维护边境防御设施的中央机构。
一个对高丽发动战争的借口是在642年出现的，当时长安得到消息说，负责沿辽河修筑堡垒并以对中国强硬闻名的泉盖苏文，在高丽朝廷的党派斗争中获胜，并在发动的一场政变中杀死了荣留王（他名义上是唐朝的藩臣）和他的一百多支持者，泉盖苏文立荣留王的弟弟大阳王之子宝藏王为新王（在位时期641—668年），自立为军事统帅——大莫离支，执行更加摆脱中国影响的独立政策。
太宗虽有了干涉高丽的足够理由，但还没有立刻采取行动；他提醒他的朝臣，进攻高丽的不可缺少的基地东北平原，仍遭受着20年前内乱所造成的经济破坏。
可是不久，朝鲜发生的几件事迫使他摊牌。三个朝鲜王国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张，高丽对中国的态度越来越敌对。643年的后期，声称是中国藩属的新罗报告唐朝说，高丽联合百济在几条战线攻击新罗，并切断新罗贡使前往长安的路线。太宗用外交手段阻止高丽侵略新罗的行动无效，泉盖苏文甚至拘留一个唐使。太宗于是决定亲自征讨这个犯上的国家。
出征高丽的计划在太宗的大臣中是不受欢迎的，他们不禁回想起隋炀帝在朝鲜战争中的惨重失败。太宗最亲密的顾问长孙无忌强烈反对任何远征，褚遂良极力谏止太宗亲征。唯一似乎赞成入侵朝鲜的宰相是太宗最有权势的大将李世；他提醒朝廷，由于以前没有采取强硬手段对付敌人，以至它后来悔恨不已。
尽管朝臣们反对，太宗还是决心实行自己的计划， 644年秋，开始精心准备远征。大部分军队被调到东北，一部分军队奉命探测高丽在辽东的防御。建造了400艘船往东北运粮。几个月以后，太宗前往洛阳，那里是他到前线的第一站。他在洛阳召见并询问了以前的隋朝官员、曾参与过隋炀帝进攻高丽的郑元。虽然郑元告诫太宗，唐军将遇到供应上的困难，并且事实证明，高丽具有守城能力，但太宗依然充满胜利的信心。①
太宗在洛阳向全国发布了一份诏书，宣告讨伐高丽的道义上的理由：泉盖苏文是个弑君者和专横暴虐者，他侵略忠诚的中国藩属新罗，因此必须受到惩罚。实际上，太宗所以念念不忘高丽可能有其他更为重要的原因。唐王朝要完成隋炀帝的未竟之业和收复中国的旧疆这种雄心壮志起了一定的作用。战略上的考虑也起了作用，因为出现了高丽统一整个朝鲜半岛的危险，而中国的利益在于保持朝鲜分裂，防止它与东满洲的靺鞨或与日本联盟。此外，太宗在643年的继位争论（见下文）后碰到了严重的个人危机，因而感到有必要离开朝廷亲自行动。
645年春太宗到达前线，进攻开始。太宗亲率大军和他的大将李世直趋辽东，①同时由大将张亮率领海军43000人分乘500只船从海道出攻高丽首都平壤。在开始时，一切顺利。在辽东获得鼓舞人心的进展，阴历五月，唐军攻克了曾顶住隋炀帝几次远征的高丽重镇辽阳（辽东城），从而使进展圆满结束。辽阳是在中国人修筑了一条横越辽河沼泽地带的堤道后攻下的。②但看来太宗犯了一个战略上的错误，因为他没有放下辽东的不很重要的目标而深入朝鲜半岛占领平壤。太宗可能想依靠海上入侵去占领这个目标。但看来他这个计划失败了，中国史料对其结果几乎始终没有提及。
在辽东，太宗的军队被阻在辽阳西南的重镇安市城。在经过两个月的无效进攻之后，太宗考虑到即将来临的朝鲜的严冬，不得不命令撤军。即使这样，在归途中唐军还是遭到大风雪的袭击，死了几千人，整个远征以灾难性的失败而告终。
太宗讨伐泉盖苏文的失败，使后者对中国更加傲慢。他开始拘留唐使并重新入侵新罗。647年初，太宗再度进攻高丽。和以前一样，唐军在牛进达和李海岸统率下取得一些进展，甚至在一次大战中战败高丽军，但结果还是不能取得决定性胜利。
这位皇帝依然决心与高丽周旋到底。647年的晚期，太宗命令四川及其以南诸道建造庞大的舰队，准备大规模入侵高丽。记载太宗晚期的史书生动地描述了这些地区民众的苦难，他们为了从财政上支持建设海军，承担了沉重的劳役和繁苛的赋税。648年，四川甚至发生一起小叛乱。①
648年阴历六月，太宗宣称将在次年以30万大军彻底粉碎高丽。甚至他的老朋友和顾问、宰相房玄龄临终时恳求，请他放弃这次消耗国力的和师出无名的远征，他也没有听从。②
当第二年太宗去世的时候，以打击他的可恶敌人为目的的决定性远征尚未发动起来，他所尝到的唯一一次大失败的苦果尚余味未尽。
征服高丽的惨败虽给太宗本人蒙上一层阴影，但几乎没有削弱唐朝在亚洲的日益增长的力量。由于帝国边境的扩展和声威远播，边远的民族，如住在中国极北部（可能是在中西伯利亚）的骨利干族、住在乌拉尔东部的赤发碧睛身材高大的高加索种族吉尔吉斯（结骨、黠戛斯）族，开始源源不断地向长安进贡。远在中国之西的国家也遣使前来。638年，波斯萨珊王朝的最后一个王伊嗣侯三世也派遣他的儿子卑路斯到长安，可能是请求中国帮助抗击正在侵略其王国的阿拉伯人。太宗没有允许，伊嗣侯和他的王朝因而灭亡。943年，太宗接见拂菻（拜占廷帝国的叙利亚省）王的使臣，据说这是东罗马帝国皇帝君士坦丁二世派往中国的使臣。到太宗时，长安已成为一个真正的国际都市。它接待了来自亚洲各国的使臣，居住着许多不同种族的民族，它的学院和寺院也给高丽、新罗、百济、吐蕃和高昌等国的王室子弟提供了学习的机会。③
随着大批外国人流入长安，外国货、外国娱乐、外国风俗和外国宗教也同时引进。佛教在这时已在中国长期流行，当然不再是外来宗教，但到太宗时期，由于最有名的中国朝圣者玄奘的返国，佛教与其印度及中亚根源的关系又得到恢复和加强。据17世纪发现的781年立于长安的一块石碑，在此以前不久，景教僧阿罗本（可能是罗本〔Reuben〕）在635年曾来唐并受到太宗的欢迎。看来，太宗对这种宗教是喜欢的，所以下令把阿罗本带来的景教经典译为汉文。
① 《唐会要》，卷46第824页。 ① 《唐会要》，卷46第824—827页。 ② 《资治通鉴》，卷193第 6089页。 ③ 《资治通鉴》，卷195第6145—6161页；《唐会要》，卷47第829—830页。 ① 《资治通鉴》，卷195第6146页。 ② 见642年褚遂良的谏书；《唐会要》，卷47第831页。 ③ 《帝范》，卷1第3—8页。 ① 详情可参考《剑桥中国史》第4卷中池田温所写的一章；此外还可参考竹田龙儿：《关于贞观氏族志编纂的一个考察》，载《史学》，25.4（1952年），第23—41页。 ② 《新唐书》，卷95第3842页。 ① 《新唐书》，卷172第5205—5206页。 ② 《文献通考》，卷29第276页；《太平御览》，卷629第1页。 ③ 《唐会要》，卷66第1157页。 ④ 《唐会要》，卷35第633页；《资治通鉴》，卷195第6135页。 ⑤ 《旧唐书》，卷3第42页；《新唐书》，卷48第1267—1268页；刘伯骥：《唐代政教史》（台北，1958年），第93页。 ⑥ 《唐会要》，卷64第1114—1115页。 ① 关于翰林院，可参考A.比绍夫：《翰林》（巴黎，1964年）。 ② 《资治通鉴》，卷195第6153页。 ③ 关于经学的详情，可参考《剑桥中国史》第4卷中麦克马伦所写的一章。 ④ 关于唐初史学的详情，可参考注③所引之书。 ① 《魏郑公谏录》，卷4第42—46页。 ② 《旧唐书》，卷191第5096页。 ③ 详情可参考《剑桥中国史》第4卷中崔瑞德所写的有关政府制度的一章。 ① 《旧唐书》，卷80第2729页。 ② 详情可参考《剑桥中国史》第4卷中S.温斯坦所写的一章。 ① 戴密微：《拉萨会议》（巴黎，1952年），第1页注2；邝平樟：《唐代公主和亲考》，载《史学年报》，2.2（1935年），第28页注19。 ① 见李树桐：《唐史考辨》（台北，1965年），第257页。 ② 《新唐书》，卷93第3814页；《资治通鉴》，卷191第6019—6026页；王谠编：《唐语林》（上海， 1957年），卷5第152页；李树桐：《唐史考辨》，第8章。 ① 如见罗香林：《唐代天可汗制度考》，收于《唐代文化史》（台北，1963年），第54—87页。 ① 《唐会要》，卷73第1312—1314页；《贞观政要》，卷9第284—287页；《魏郑公谏录》，卷2第8—12页。 ② 勒纳·格罗塞：《草原帝国》，诺亚米·沃尔福德英译本（新不伦瑞克，1970年），第92—93页。 ① 《旧唐书》，卷194下第5183页；威廉·萨莫林：《12世纪前的东突厥斯坦》（海牙，1964年），第 59页。 ① 岛崎昌：《唐朝征讨高昌国的原因》，载《中央大学文学部纪要》，14.4（1958年），第 62—83页。 ① 《唐会要》，卷95第1702页。 ② 《魏郑公谏录》，卷 2第13—14页。 ③ 关于安西都护，见戴何都：《中国唐代诸道的长官》，第31—32页。 ① 格罗塞：《草原帝国》，第100—101页。 ② 伊濑仙太郎：《中国西域经营史研究》（东京，1955年），第187—201、243—246页；戴何都：《中国唐代诸道的长官》，第31—32页。 ① 加布里埃拉·莫尔：《从北魏到五代时期的吐谷浑》（罗马，1970年）。 ① 《唐会要》，卷97第1730页；《资治通鉴》，卷196第6164—6165页。吐蕃王国不仅要求通婚，还要求能读写汉文的人；吐蕃王室成员被派往长安上国子学。高宗初期，吐蕃还要求派人能传授养蚕、酿酒、造纸和盖碾房技术的技工。 ① 以前薛延陀被认为是Syr Tardush族，铁勒被认为是Tolos族，但现在这个说法被证明不可信。关于他们的最早的突厥语名称还没有一致意见。 ① 《旧唐书》，卷199上第5321页。 ② 《资治通鉴》，卷196第6169—6170页。 ① 《资治通鉴》，卷197第6213页。 ① 《资治通鉴》，卷197第6214页。 ② 《资治通鉴》，卷197第6220页。 ① 《资治通鉴》，卷199第6261—6262页。 ② 《旧唐书》，卷66第2464—2466页；《资治通鉴》，卷199第6260页。 ③ 《唐会要》，卷35第6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