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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与革命,1937—1949年(2/2)

剑桥中华民国史作者:剑桥中华民国史 2017-01-23 23:58
的关系并不明显。《霜叶红似二月花》讲述一个小城镇在1926年的情况。而《腐蚀》则是一部不折不扣的政治性的长篇小说,它刻画了国民党秘密警察的罪恶。这部长篇,以小说的形式阐明1941年臭名昭著的“皖南事变”,被**的批评家誉为可与《子夜》比美。①

    与茅盾相比,巴金在战争年代取得了稳定的进步。他的《家》的两部续篇写得较好;特别是《秋》,它表明巴金感情上的成熟。但他最好的作品,当然是写于战争即将结束,而于1947年出版的《寒夜》,它确立了巴金作为“一个极富盛名的心理方面的现实主义作家”的地位。他刻画战时居住在重庆的同一屋檐下,并且卷入家庭爱与妒之网中的三个普通的人物——一个男人,他的母亲和他的妻子,巴金成功地献给人们的,“不仅是中国处于失败和绝望的最黑暗时刻的一个寓言,而且是走慈善之路的普通人所面临的难以克服的困难的道德剧”。②

    另一位老资格的作家老舍,用民间习语写了不少宣传剧和诗歌,但只写了一部平平常常的长篇小说《火葬》,这是他为了口匆匆忙忙出版的。战争刚结束,他就开始一个雄心勃勃的创作规划,写一部题为《四世同堂》的三卷长篇小说,但未能全部实现,而1946年出版的头两卷,“当列为令人失望之作”。③

    战争时期的诗歌同报告文学一样,只是为一个目的——激发抗敌的爱国热情,写作它经常意在为大量听众朗诵或演唱。于是,简单的散文式的语言、民间习语、现实主义的描写,以及口号式的呼喊,成为一大批“爱国诗人”的共同特征。两个劲头最足的实践者是臧克家与田间。臧在前线历时五年,写下十几部诗集。他曾表白说,“我爱农民,我甚至对他们脊背上的伤疤都感觉亲近”。④田间被闻一多以同样炽烈的感情誉为“时代的鼓手”,他已经抛弃了早期的偶像马雅科夫斯基,并开始写作“鼓点诗句”。它的诗行简短,节奏急促有力,据信更符合战争的节拍。下面是田间鼓点诗的质量低劣的范例,在闻一多看来,“爆炸着生命的热与力”。

    棕红的土地

    在亚细亚

    这泥土上,

    染污着

    忿恨,

    蒙上了

    侮辱。

    祖国底耕牧者呵,

    离开卑污的沟壑,

    和衰败的

    村庄,

    去战争吧,

    去驱逐

    日本帝国主义者底

    军队。

    以我们顽强而广大的意志,

    开始播种——

    人类底新生!①

    比诗歌和报告文学更加持久地受到欢迎的文学体裁是话剧。独幕剧在战争头几年大量涌现,奠定了舞台剧的新传统,观众的反应和参与是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此外,上海的电影业在30年代早期培养了第一批男女演员,他们此时进入戏剧行业。各个地区众多的业余剧团——主要由教师和学生组成——也随时准备演出从重庆与桂林——战时戏剧在大后方的两个中心来的新作。柳无忌说:“有一次来自西南五省的90家剧团聚集起来,参加桂林的一个戏剧节”,而“在重庆有雾的两个季节里,那时城市相对来说不会遭到空袭,推出了三十多出大型剧目,观众场场爆满”。①在战争头几年后,随着爱国理想主义的衰退,戏剧承担了逃避现实的娱乐职能。但是,它也让**者控制的戏剧界的剧作家和演员,得以“逃避审查制度的规定,仍然转弯抹角地对时事做出评论”。②

    宋之的的《雾重庆》集中表现发国难财的商人和知识分子机会主义者;陈白尘的《升官图》讽刺官场的**;最为突出的是曹禺的《蜕变》,它刻画一所管理不善的军医院的原始状态;这些作品都是成功的。③在这些消极暴露的作品中,作家们回到了人们所熟悉的30年代的思想状态。战时现代戏剧的繁荣,在日本占领的上海也能看得出来。禁演美国影片和日本对中国电影业的控制,导致了新剧在商业上的繁荣,足以与传统戏曲竞争。历史剧、喜剧以及浪漫的“肥皂剧”(指涉及家庭问题的节目——译者)广为流行,部分地由于它们主题安全,只是不惹麻烦的娱乐而已。姚克写了一部关于晚清的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的历史剧《清宫怨》。④此剧构思精巧,曾被誉为里程碑。阿英(钱杏■)这位从前的左派人物,变成了一位文学史学者,他写了十几部剧作,其中《明末遗恨》是他的杰作。钱钟书夫人杨绛,也许是一位最为精湛的喜剧作家,以《称心如意》和《弄真成假》树立了她的声誉。

    如爱德华·冈恩所说的那样,这些剧作大都显示出一种传统的倾向,这也是保存中国文化反对日本统治的想法的一种微妙的表现。①周作人按照传统的隐士的风格居住在北京,在其散文中巧妙地提出,最能懂得他们自己传统的文、史、哲学的仍旧是中国人,而不是他们的日本统治者。张爱玲被夏志清誉为现代中国最优秀的作家,她在《金锁记》等故事中把家族制度作为一个中心焦点,来探究传统对于现代精神的影响。②最后,钱钟书在《围城》中以流浪历险题材的文体,用博学的妙语和尖刻的讽刺解剖了一系列人物。这些人物以“虚荣和欺诈的荒唐心境”,展示了既未掌握传统文化内核,也未掌握现代文化内核的知识分子的群像。③可见有一些最佳的戏剧和小说是在“被占领的”中国创作的。

    30年代有责任感的作家中,几乎没有人能在他们的创作观与其所拥护的社会政治目标之间,预见到任何可能的差异。然而在战争期间,有几位杰出的作家,特别是老舍,在为祖国服务的爱国热忱之下,自愿放弃个人的观点。结果是日益强调观众的重要性,从而戏剧自然地成为最强有力的文学媒介。当个人创作观变得与指定的集体观——对后者作者个人也是热情拥护的——相抵触时,当中国现代作家不再能像他们从五四时期以来一直做的那样,声称他们对同胞更有感受性和同情——这使他们对社会有更深刻的观察力——时,个人创作的争论就成为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了。这种意义上的对个人创作的挑战,在沦陷区从不存在,在大后方也未被作家们觉察。直至**于1942年在延安发表有关文艺的讲话,这种挑战才以毛掌握的全部思想力量和政治权势摆在人们面前,其特定的目的是整顿文艺界知识分子的思想和改变文学的定义本身。

    ①  上海系1937年11月13日沦陷——译者。 ②  老舍曾任“文协”理事,主持日常工作,但无“会长”的头衔——译者。 ③ 蓝海:《中国抗战文艺史》,第51—52页。 ④ 同上书,节47页。又见刘心皇:《现代中国文学史话》,第748页。 ① 刘心皇:《现代中国文学史话》,第756页。 ② 蓝海:《中国抗战文艺史》,第40页。 ③  武汉和广州都是1938年10月沦陷的——译者。 ④ 王际真编:《中国战时小说集》V。 ⑤  即第二次国共合作——译者。 ①  抗战时期,除云南省外,任何地方均不得发行地方货币,只有中央银行发行 货币流通全国——译者。 ② 刘以鬯:《从抗战时期作家生活之困苦看社会对作家的责任》,《明报月刊》第 13卷第6期(1978年6月),第58—61页。 ③ 王际真编:《中国战时小说集》Ⅵ。 ④ 蓝海:《中国抗战文艺史》,第60—61页。 ⑤ 《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第2卷,第279页。 ① 蓝海:《中国抗战文艺史》,第62页。 ② 蓝海:《中国抗战文艺史》,第68—73页。 ① 朱莉娅·林:《中国现代诗歌:概论》,第171页。 ② 《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第1卷,第631、638页。 ③ 蓝海:《中国抗战文艺史》,第43页。 ④ 胡风:《民族战争与文艺性格》,第53—55页。 ① 《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第1卷,第670—671页。 ② 《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第691—695页。刘绶松:《中国新文学史初 稿》第2卷,第63—64页。 ③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第317页。 ① 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第2卷,第87页。日本学者尾坂德司也很称赞这 部小说的创作技巧;见尾坂德司:《中国新文学运动史》第2卷,第245—247 页。 ②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第386页。 ③ 同上书,第369页。 ④ 张曼仪等编:《现代中国诗选,1917—1949年》第2卷,第912页。 ① 这首英译诗引自朱莉亚·林:《中国现代诗歌:概论》,第191—192页。 ① 柳无忌:《现代时期》,翟理思编:《中国文学史》,第479—480页。 ②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第320页。 ③ 柳无忌:《现代时期》,第481页。 ④ 见姚莘农著,杰里米·英戈尔斯译:《清宫怨》。 ① 这份关于被日本占领的上海战时戏剧的资料完全取自爱德华·冈恩的开拓性 研究。见冈恩:《不受欢迎的缪斯;上海和北京的中国文学,1937—1945年 和冈恩的研究论文《日本占领时期的中国作家(1937—1945年)》。 ② 这部中篇小说收入夏志清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第138—191页和刘绍铭 夏志清、李欧梵编:《现代中国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第530—559页。 ③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第4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