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文化的主题（2/2）

刊》、《民俗周刊》这样一些刊物的多年学术活动期间，他和其他大众文化学者如郑振铎、钟敬文，出版了给人深刻印象的研究著作。

    对大众文化新颖、纯朴方面感兴趣的不限于上述学者。鲁迅对中国大众文化的书画刻印艺术和民间戏剧等多方面的又爱又憎的矛盾心理仍然使他的所有小说作品生辉增色；在湘西边区度过少年时代的沈从文，则详细地描述了汉、苗人民一起生活的这一地区的生活和习俗，他同样在大众文化中找到了一种粗悍活力的源泉。

    我们几乎没有发现知识分子表现出这样的倾向，即以任何同感看待当时非西化居民中盛行的一些活动，如佛教或信仰驳杂教派的活动或秘密结社。不可能在这些人当中进行政治启蒙。

    就**者瞿秋白来说，这种看法尤其明显，他严厉批评他的同行马克思主义作家崇尚“西方古典主义”。他的论点很简单。要是在中国应当写唤起群众（这里他主要指城市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学作品，那就应当以群众所熟悉的语言，用群众所熟悉的生活方式来写。不过，这些通俗的形式应当基本上用来为新的内容服务，利用它们不是由于它们本身具有什么内在的价值。瞿秋白的注意力集中于城市劳动人民，他深信他论述的基本上就是“现代的”普通人。他对“大众文化”学者的工作的批评，从整体来看是严厉的。胡适赞扬的白话文学作品大体上是文人的作品，群众的文化包含大量使人民继续受奴役的迷信。**后来在延安时期提出完全为现代政治目的而利用大众文化（指农民群众的文化）形式的论题。然而**强调民族主义，这导致他对过去大众文化的价值作出略为有利的评价，导致他对其内容有更广泛的理解。他像胡适那样承认中国白话小说属于民众文化的范围，不管其作者的“民间”身份怎样可疑。

    ① 见施奈德：《顾颉刚与中国的新史学》，第4章。 ① 同上书，第1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