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及其影响（2/2）
《剑桥中华民国史》作者：剑桥中华民国史 2017-01-23 23:58
公民权利”的自由主义要求，反对独断专行。这是此后他一直信守的主张。
胡适政治建议的另一个方面——他提倡“好人”政府和“有计划的政府”——已经指向如何在中国把“科学”和“民主”联系起来的重大问题。如果说杜威关于科学的定义是“常识”性的，他便可以满怀信心地期待科学调查的方法通过新式教育迅速普及整个美国社会，使科学成为文明人的一种武器。根据中国的情况；胡适只能希望有科学知识的人（人数很少的“好人”）能对现有的权力中心施加影响。胡适与**者和民族主义者一样，感到自己只能相信进步的优秀分子。能对吴佩孚政府起作用的希望当然只能是短暂的，胡适很快回到了他关于中国问题的文化观点。
五四时期的青年普遍都有民族主义的政治热情（这是一种压倒所有意识形态差别的热情），孙逸仙及其追随者是能更好利用这种热情的集团之一。不管人们对孙逸仙作为思想家或政治家的优点会有什么看法，事实是，在1911至1919年的整个惨淡时期里，他始终没有改变他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的政治目标，尽管他的方法不能奏效。“新文化”为中国文化的疾患所困扰，而孙逸仙并没有被这种困扰压倒。相反，甚至在1911年以前，他和“国粹”思想的接触就使他确信，必须扶植对历史成就的民族自豪感，他甚至提出了应当珍视什么的明确看法。
应受珍视的一种传统道德价值是历来强调“民生”，孙逸仙很久以前就（像梁启超那样）把“民生”和对西方社会中尖锐阶级对立的“社会主义的”批判联系起来。和梁启超一样，他不断强调，他所界定的那种阶级对立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相对来说要少一些。在1911年以后苦难日增的年代里，他还热中于如何在中国创建有纪律的、团结一致的先锋政党的问题。总的来说，他对西方式的立宪民主政体的信念逐渐减弱。因此并不令人感到意外，孙逸仙和他的一些最亲密的追随者在十月革命以后，对列宁关于政党组建的看法和对待军事力量的布尔什维克提法表现出迫切而强烈的关注。孙的追随者中的一些年轻人——如胡汉民、戴季陶、朱执信等——事实证明的确很善于接受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当作对西方所作所为的一种分析。①
① 杰罗姆·B.格里德：《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第179页。 ② 同上书，第177页。 ③ 关于丁文江，见费侠莉的研究著作：《丁文江：科学与中国的新文化》。 ① 他们的看法见《建设》杂志，1920年。
胡适政治建议的另一个方面——他提倡“好人”政府和“有计划的政府”——已经指向如何在中国把“科学”和“民主”联系起来的重大问题。如果说杜威关于科学的定义是“常识”性的，他便可以满怀信心地期待科学调查的方法通过新式教育迅速普及整个美国社会，使科学成为文明人的一种武器。根据中国的情况；胡适只能希望有科学知识的人（人数很少的“好人”）能对现有的权力中心施加影响。胡适与**者和民族主义者一样，感到自己只能相信进步的优秀分子。能对吴佩孚政府起作用的希望当然只能是短暂的，胡适很快回到了他关于中国问题的文化观点。
五四时期的青年普遍都有民族主义的政治热情（这是一种压倒所有意识形态差别的热情），孙逸仙及其追随者是能更好利用这种热情的集团之一。不管人们对孙逸仙作为思想家或政治家的优点会有什么看法，事实是，在1911至1919年的整个惨淡时期里，他始终没有改变他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的政治目标，尽管他的方法不能奏效。“新文化”为中国文化的疾患所困扰，而孙逸仙并没有被这种困扰压倒。相反，甚至在1911年以前，他和“国粹”思想的接触就使他确信，必须扶植对历史成就的民族自豪感，他甚至提出了应当珍视什么的明确看法。
应受珍视的一种传统道德价值是历来强调“民生”，孙逸仙很久以前就（像梁启超那样）把“民生”和对西方社会中尖锐阶级对立的“社会主义的”批判联系起来。和梁启超一样，他不断强调，他所界定的那种阶级对立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相对来说要少一些。在1911年以后苦难日增的年代里，他还热中于如何在中国创建有纪律的、团结一致的先锋政党的问题。总的来说，他对西方式的立宪民主政体的信念逐渐减弱。因此并不令人感到意外，孙逸仙和他的一些最亲密的追随者在十月革命以后，对列宁关于政党组建的看法和对待军事力量的布尔什维克提法表现出迫切而强烈的关注。孙的追随者中的一些年轻人——如胡汉民、戴季陶、朱执信等——事实证明的确很善于接受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当作对西方所作所为的一种分析。①
① 杰罗姆·B.格里德：《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第179页。 ② 同上书，第177页。 ③ 关于丁文江，见费侠莉的研究著作：《丁文江：科学与中国的新文化》。 ① 他们的看法见《建设》杂志，192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