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政府（2/2）
《剑桥中华民国史》作者：剑桥中华民国史 2017-01-23 23:58
府以自然资源为抵押从国外借款，如1917—1918年1.4亿日元的“西原借款”。政府也在国内借款——从1913年到1926年发行27种债券，筹款6.31亿——部分借款以盐税和关税为担保，这些税的征收由于有列强参加，从而避免了军阀的干预（列强对征收关税的参与比对盐税更全面）。除了主要的外国贷款和发行的国内债券以外，还有国库券（长期、短期）、银行贷款、几个特殊的部承担的担保款、拖欠的工资及其他债务，其总额从未计算过。筹款变得越来越难，没有大笔外国贷款和以关税和盐税作担保发行某些国内债券（总是抱有希望，虽然通常是失望的），政府是否能在国内借到一小笔钱，是令人怀疑的。
借来的钱用于政治活动（付给议员和新闻工作者酬金），以及与北京统治者结盟的军阀军队。与此同时，政府部门急需资金。工资拖欠不发；教师、警察和官吏罢工，示威，为了生存而受贿和从事第二职业。在这种形势下，完成任何一件有益的行政管理工作都是不平常的。但仍有迹象表明，在这段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一些部的工作相当有成效。
在教育部的集中领导下，初级、中等、高等教育的水平有了提高，入学人数也增加了。①司法部之下的法院系统一直不完善，并且未充分发挥作用，但享有正直的声誉，在法典编纂和监狱管理方面也取得了进展。内务部领导下的北京新式警察保持了极高的专业水准，以致北京在1928年曾被描述为“世界上治安最好的城市之一”。②尽管军阀企图干预，交通部的铁路、电报和邮政业务仍能赢利，且相当可靠。我们需要透过这些表面现象对官僚政治进行仔细的研究，以便看清在这样一种充满敌意的政治环境中，官僚机构的固有传统和西方的技术与专业标准的结合是如何幸存下来的。
北京各部中最有效的——又是遭到同代人和后代人最猛烈抨击的——也许是外交部。在一个军事上、经济上都无力保护自己的国家里，部里的世界性的外交家——像顾维钧和颜惠庆这样的人——为国家的利益顽强地推行收复权利的工作。中国1917年对德国及奥匈帝国宣战，从而废除了它们的治外法权，终止了向它们支付庚子赔款，还赢得了暂停向协约国支付庚子赔款的5年期限。尽管中国的宣战纯粹是名义上的，宣战还是给了它以战胜国的身份参加1919年巴黎和会的荣誉。凡尔赛和约将德国在山东的权利交给了日本，使中国人深感失望，但中国外交官已在国际舆论的法庭上赢了分。在1921—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上，日本被迫同意撤出山东。此外，英国同意归还威海卫，九个强国宣布将尊重中国主权；关税提高至5％，还订立了关税最终自主和废除治外法权的条款。中国在1924年的中苏协定中得到的更多：俄国放弃治外法权、在天津及汉口的租界和庚子赔款。甚至在1926年北京政府濒临崩溃之际，外交部还说服列强派代表参加一次关税会议。这次会议毫无成果地解散了，但详尽阐述中国立场的文件构成了南京政府1928年成功地宣布拥有关税自主权的基础。所有这些成就背后的艰难的谈判尚有待研究，但导致1924年中苏协定的谈判是个例外：研究这次事件的专家的结论是，外交部“有着比大多数人所了解的更大的权力和独立性、更大的连续性、更好的人才、更明确的政策和民族感更强的动机”。①
① 伍德海编：《中华年鉴，1926—1928年》，第407—410页；关于司法部，见第753—768页；关于交通部，见第269—385页。 ② 《纽约时报》，1928年12月30日，引自戴维·斯特兰德：《20世纪20年代的北京：政治秩序与公众的抗议》（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论文，1979年），第43页。 ① 梁肇庭：《中苏外交关系，1917—1926年》。
借来的钱用于政治活动（付给议员和新闻工作者酬金），以及与北京统治者结盟的军阀军队。与此同时，政府部门急需资金。工资拖欠不发；教师、警察和官吏罢工，示威，为了生存而受贿和从事第二职业。在这种形势下，完成任何一件有益的行政管理工作都是不平常的。但仍有迹象表明，在这段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一些部的工作相当有成效。
在教育部的集中领导下，初级、中等、高等教育的水平有了提高，入学人数也增加了。①司法部之下的法院系统一直不完善，并且未充分发挥作用，但享有正直的声誉，在法典编纂和监狱管理方面也取得了进展。内务部领导下的北京新式警察保持了极高的专业水准，以致北京在1928年曾被描述为“世界上治安最好的城市之一”。②尽管军阀企图干预，交通部的铁路、电报和邮政业务仍能赢利，且相当可靠。我们需要透过这些表面现象对官僚政治进行仔细的研究，以便看清在这样一种充满敌意的政治环境中，官僚机构的固有传统和西方的技术与专业标准的结合是如何幸存下来的。
北京各部中最有效的——又是遭到同代人和后代人最猛烈抨击的——也许是外交部。在一个军事上、经济上都无力保护自己的国家里，部里的世界性的外交家——像顾维钧和颜惠庆这样的人——为国家的利益顽强地推行收复权利的工作。中国1917年对德国及奥匈帝国宣战，从而废除了它们的治外法权，终止了向它们支付庚子赔款，还赢得了暂停向协约国支付庚子赔款的5年期限。尽管中国的宣战纯粹是名义上的，宣战还是给了它以战胜国的身份参加1919年巴黎和会的荣誉。凡尔赛和约将德国在山东的权利交给了日本，使中国人深感失望，但中国外交官已在国际舆论的法庭上赢了分。在1921—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上，日本被迫同意撤出山东。此外，英国同意归还威海卫，九个强国宣布将尊重中国主权；关税提高至5％，还订立了关税最终自主和废除治外法权的条款。中国在1924年的中苏协定中得到的更多：俄国放弃治外法权、在天津及汉口的租界和庚子赔款。甚至在1926年北京政府濒临崩溃之际，外交部还说服列强派代表参加一次关税会议。这次会议毫无成果地解散了，但详尽阐述中国立场的文件构成了南京政府1928年成功地宣布拥有关税自主权的基础。所有这些成就背后的艰难的谈判尚有待研究，但导致1924年中苏协定的谈判是个例外：研究这次事件的专家的结论是，外交部“有着比大多数人所了解的更大的权力和独立性、更大的连续性、更好的人才、更明确的政策和民族感更强的动机”。①
① 伍德海编：《中华年鉴，1926—1928年》，第407—410页；关于司法部，见第753—768页；关于交通部，见第269—385页。 ② 《纽约时报》，1928年12月30日，引自戴维·斯特兰德：《20世纪20年代的北京：政治秩序与公众的抗议》（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论文，1979年），第43页。 ① 梁肇庭：《中苏外交关系，1917—192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