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三篇 所谓“大杂烩”（2/2）

的幼、少往事，大量细节是他记得极详细，我已茫然；反之，我能说得十分生动的往事，他却模糊得很了。

    以此而推，记述“真本”者多为传闻入笔，并非个人亲见详读，其彼此记忆之出入又当如何？

    最明显的，如陈其泰、姜亮夫二例可资“反思”：陈只能说出其祖父特赏宝湘除夕和诗……。难道这能说成是只有此事？同理，姜能回忆全部为16册之多，而他只能举出宝、湘相聚重逢一点点情节；如饥如渴的“红迷”再求问别的，他一字也答不上来——又难道这能证明他所见只此一节？

    所以，焉知不同人所记“不同”本不同之事，不是出于上述一个道理？宝玉“击柝之流”，遇北静王，化缘巧遇袭人仆地（不一定就是“死亡”之义，是昏倒）……最后他又与湘云于千回百折后重会，重会后曾除夕联句，这，就如各记其最感兴趣的、印象最深者，并不可异，并以为这就等于他们这些人见的都不一样，各有一部“异本”。

    我觉得张女士这种判定“大杂烩”，是太性急太“直线逻辑”思想，太鲁莽，轻于定案，于是又成为她自入“梦魇”的一例。

    这样判案，有点儿危险，很容易将真断假，“失之交臂”。

    ——万幸，她已承认“早稿”曾有宝湘重会，非出胡编乱造。谢天谢地！

    只要她承认了这一最要点，所余其它疑难课题，都不难逐步破解，需要时日，需要智力，需要灵慧，也需要续有发现（如资料之类）。再聪明，一个头脑也解决不了曹雪芹留下的全部奥秘。

    最近，有一小友告知我，网络上忽见一则传闻，8年前白俄罗斯人于东北“捡”到一部《红楼》，与今不同，只见一页，写的是湘云批评宝玉：“怎么你越唱越唱得俗了！”好像是宝玉有贫后卖唱之事（？）

    不拘可信与否（网上多伪造惑人），反正有一点：即使出于编造，焦点也聚在宝湘之间。也非“巧合”了吧？

    诗曰：

    关切为真抑可商？传闻词异亦寻常。

    众家记忆非机器，电脑当时尚渺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