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水浒》（2/2）
《文革水浒评论选》作者：文革水浒评论选 2017-02-14 14:33
忠心不负朝廷。”甚至宋江死了，《水浒》还要让他的幽灵进入宋徽宗的梦境，向皇帝“垂泪启奏”，真可谓忠君报国，死而不已。总括宋江一生，他一直以“忠君”作为自己言行的最高准则，根本不是什么“农民起义的杰出领袖”，而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大宋皇帝的忠实奴才。
正是由于“忠君”，宋江一贯热中于受招安。早在他上梁山之前，当武松被逼投奔二龙山的时候，宋江就劝武松：“如得朝廷招安，你便可撺掇鲁智深、杨志投降了”。宋江本人，如果能够在仕途上爬得上去，他是决不会上山的。但是，杀惜、刺配、被判死刑，弄得他“名又不成，功又不就”，甚至连命都保不住了，只好“权借水泊”，“随时避难”。宋江上了梁山，就起劲地鼓吹招安，等待招安，乞求招安，推行一条投降主义的路线。
为了受招安，他处心积虑地排斥晁盖，架空晁盖，两面三刀，小恩小惠，笼络人心，篡夺领导权。晁盖一死，他就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聚义”换成“忠义”，一字之差，篡改了梁山泊农民起义的革命路线。
为了受招安，他不敢“侵占州府”，不去扩大农民起义军的地盘，故意放走朝廷的残兵败将，留下日后投降的后路。
为了受招安，他软硬兼施，排挤革命派，压制革命派；同时招降纳叛，网罗世袭贵族、朝廷将领和豪绅地主，委以重任，组成一支推行投降主义路线的骨干队伍。
为了受招安，他在一百零八人大聚会时，当众宣布“惟愿朝廷早降恩光，赦免逆天大罪”，公开抛出了乞降的纲领。接着，在菊花会上，他又赋词明志，“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
为了受招安，他亲自出马，打通皇帝宠妓李师师的“枕头上关节”；派人向殿前太尉宿元景行贿，求宿太尉在皇帝面前说情；在梁山泊的死对头高俅被俘后，他竟奴颜婢膝地“纳头便拜，口称：‘死罪’”，乞求“慈悯”。其行径之卑劣，令人作呕。
小说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又让他在宋江上山不久，中箭身亡，及早“归天”，正是为了突出宋江这个投降派，为他受招安扫除障碍。晁盖是梁山泊农民革命事业的奠基人，他有意“托胆称王”，立志“要和大宋皇帝作对”，坚持了一条农民起义的革命路线。宋江钻进农民起义队伍以后，以革命者的姿态，干反革命的勾当，用他的投降主义路线“修正”了晁盖的革命路线，搞修正主义。轰轰烈烈的梁山泊农民起义，就是这样葬送在宋江一伙投降派之手。宋江根本不是什么革命的“同路人”，而是一个把农民起义引向毁灭道路的叛徒。他对农民起义也谈不上什么“有功”，而是一个出卖农民革命的大罪人。
有的评论文章说什么宋江这个人物具有双重性格，既有妥协性，又有革命性。这个论点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宋江身在梁山，心在朝廷，自始至终坚持投降主义路线。他一贯忠于封建王朝，一贯反对农民革命，是钻到革命队伍里来破坏革命的，根本没有什么革命性可言。宋江的性格是统一的，统一就统一在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投降派典型。
一套投降主义哲学
《水浒》这部书，为了宣扬投降主义路线，歌颂宋江一伙投降派，极力兜售腐朽透顶的孔孟之道，鼓吹一整套投降主义哲学。
“天命论”是剥削阶级维护其反动统治，毒害劳动人民的思想武器。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为了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总是把批判的锋芒指向这一反动的精神枷锁。而《水浒》却在第一回，开宗明义，就说人间的治乱祸福都是“天命”。不仅宋朝的历代皇帝是上天差遣的神仙下凡来统治人间，而且《水浒》的一百零八人也是天遣的“魔君”来世上历劫，退净“魔心”，以成“正果”。这一来，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关系，就不再是两个敌对阶级的关系，而是同样奉“天命”而来，为行“天道”而生的了。一部《水浒》就建筑在这块“天命”的基石之上。书中两处“石碣天文”的描写，两次“九天玄女”的出现，两番“龙君”的显灵，都是在情节发展的关键所在，强调“天命”的无上权威和主宰力量。例如，宋江刚刚上山，“九天玄女”就给他传下“法旨”：“汝可替天行道：为主全忠仗义，为臣辅国安民，去邪归正”。因此，农民起义队伍向地主阶级投降便是“顺天”；为皇帝尽忠，护地主阶级之国便是“替天行道”。《水浒》就这样把可耻的投降行为蒙上了一层神圣的灵光，把“天命论”当成了宣扬投降主义的理论根据。
“忠义”是封建宗法思想的核心，是封建伦理道德的教条。《水浒》极力歌颂宋江为代表的投降派“忠义双全”，宣扬投降就是“忠义”，“忠义”必须投降。地主阶级中的有些人正是在这一点上看出了《水浒》宣扬“忠义”的妙用。有的人说：“《水浒》而忠义也，忠义而《水浒》也”，简直把《水浒》当成了“忠义”的代名词；有的人则干脆把《水浒》书名改为《忠义水浒传》。《水浒》这部书确实是以“忠义”为中心来设置矛盾，展开情节，塑造人物的。“忠义者”和不“忠义者”的矛盾是统贯全书的基本矛盾。小说中，反面人物高俅，“若论仁、义、礼、智、信、行、忠、良，却是不会”；正面人物宋江，则是“为人一世，只主张‘忠义’二字”。《水浒》写宋江的“造反”，不是“官逼民反”，而是“奸”逼“忠”反。他权居水泊，积聚力量，专等招安，报效朝廷，可以说是曲线“尽忠”。在对待农民起义的问题上，《水浒》向地主阶级提供了比**更加毒辣的思想和策略，即用“忠义”这条绳索把农民起义队伍拉向投降。
升官发财是一切剥削阶级的人生哲学，功名利禄是一切反动统治阶级网罗奴才的诱饵。《水浒》通过描写宋江的一生——从“虽有忠心，不能得进步”开始，到被迫上山，接受招安，去打方腊，终于功成名就结束，宣扬了反动腐朽的人生哲学。宋江认为人生在世，就要求得“官爵升迁”，“封妻荫子”，“光耀祖宗”，“青史留名”。这个“凌云志”，促使他自己大搞投降活动；他引诱别人投降的时候，也常常使用这一套。宋江可耻地死了，他手下的大部分头领也都在打方腊的过程中做了牺牲品。但《水浒》写的宋江等人的下场，并不象有人所说的“招安后的悲剧结局本身就带有批判性，告诉读者——此路不通”。恰恰相反，《水浒》的整个结局，不是批判性的，而是歌颂性的。你看，死了的，“各授名爵”，有子孙者“承袭官爵”，无子孙者“敕赐立庙”；活着的，“管军管民，护境为官”。宋江死后，天子还“敕封宋江为忠烈义济灵应侯”，并命于梁山泊“起盖庙宇，大建祠堂”，“御笔亲书‘靖忠之庙’”，“年年享祭，岁岁朝参，万民顶礼”。在地主阶级眼里，还有比这更大的荣耀么？“生当鼎食死封侯，男子生平志已酬”。《水浒》全书结尾中的这两句诗，也就是宣扬投降主义哲学最后完成的一笔。＊＊＊
古往今来，革命阵营中总会出现叛徒，出现投降派。宋江，是古代投降派。修正主义者，向国内资产阶级和外国帝国主义投降，是现代投降派。**、**一类，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复辟资本主义，就是对内搞阶级投降主义，对外搞民族投降主义。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要反修防修，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必须知道投降派，识别投降派，反对投降派。
在当前学习理论、反修防修的运动中，我们应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坚持阶级分析的方法，开展对《水浒》的评论和讨论，揭露《水浒》宣扬投降主义的本质，揭露宋江搞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真面目，批判《水浒》研究中的阶级斗争调和论，划清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原则界限，充分发挥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这不但对于古典文学研究，对于整个文艺评论和文艺工作，而且对于中国**人、中国无产阶级、贫下中农和一切革命群众，在现在和将来，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把**的革命路线坚持下去，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义。＊?
正是由于“忠君”，宋江一贯热中于受招安。早在他上梁山之前，当武松被逼投奔二龙山的时候，宋江就劝武松：“如得朝廷招安，你便可撺掇鲁智深、杨志投降了”。宋江本人，如果能够在仕途上爬得上去，他是决不会上山的。但是，杀惜、刺配、被判死刑，弄得他“名又不成，功又不就”，甚至连命都保不住了，只好“权借水泊”，“随时避难”。宋江上了梁山，就起劲地鼓吹招安，等待招安，乞求招安，推行一条投降主义的路线。
为了受招安，他处心积虑地排斥晁盖，架空晁盖，两面三刀，小恩小惠，笼络人心，篡夺领导权。晁盖一死，他就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聚义”换成“忠义”，一字之差，篡改了梁山泊农民起义的革命路线。
为了受招安，他不敢“侵占州府”，不去扩大农民起义军的地盘，故意放走朝廷的残兵败将，留下日后投降的后路。
为了受招安，他软硬兼施，排挤革命派，压制革命派；同时招降纳叛，网罗世袭贵族、朝廷将领和豪绅地主，委以重任，组成一支推行投降主义路线的骨干队伍。
为了受招安，他在一百零八人大聚会时，当众宣布“惟愿朝廷早降恩光，赦免逆天大罪”，公开抛出了乞降的纲领。接着，在菊花会上，他又赋词明志，“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
为了受招安，他亲自出马，打通皇帝宠妓李师师的“枕头上关节”；派人向殿前太尉宿元景行贿，求宿太尉在皇帝面前说情；在梁山泊的死对头高俅被俘后，他竟奴颜婢膝地“纳头便拜，口称：‘死罪’”，乞求“慈悯”。其行径之卑劣，令人作呕。
小说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又让他在宋江上山不久，中箭身亡，及早“归天”，正是为了突出宋江这个投降派，为他受招安扫除障碍。晁盖是梁山泊农民革命事业的奠基人，他有意“托胆称王”，立志“要和大宋皇帝作对”，坚持了一条农民起义的革命路线。宋江钻进农民起义队伍以后，以革命者的姿态，干反革命的勾当，用他的投降主义路线“修正”了晁盖的革命路线，搞修正主义。轰轰烈烈的梁山泊农民起义，就是这样葬送在宋江一伙投降派之手。宋江根本不是什么革命的“同路人”，而是一个把农民起义引向毁灭道路的叛徒。他对农民起义也谈不上什么“有功”，而是一个出卖农民革命的大罪人。
有的评论文章说什么宋江这个人物具有双重性格，既有妥协性，又有革命性。这个论点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宋江身在梁山，心在朝廷，自始至终坚持投降主义路线。他一贯忠于封建王朝，一贯反对农民革命，是钻到革命队伍里来破坏革命的，根本没有什么革命性可言。宋江的性格是统一的，统一就统一在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投降派典型。
一套投降主义哲学
《水浒》这部书，为了宣扬投降主义路线，歌颂宋江一伙投降派，极力兜售腐朽透顶的孔孟之道，鼓吹一整套投降主义哲学。
“天命论”是剥削阶级维护其反动统治，毒害劳动人民的思想武器。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为了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总是把批判的锋芒指向这一反动的精神枷锁。而《水浒》却在第一回，开宗明义，就说人间的治乱祸福都是“天命”。不仅宋朝的历代皇帝是上天差遣的神仙下凡来统治人间，而且《水浒》的一百零八人也是天遣的“魔君”来世上历劫，退净“魔心”，以成“正果”。这一来，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关系，就不再是两个敌对阶级的关系，而是同样奉“天命”而来，为行“天道”而生的了。一部《水浒》就建筑在这块“天命”的基石之上。书中两处“石碣天文”的描写，两次“九天玄女”的出现，两番“龙君”的显灵，都是在情节发展的关键所在，强调“天命”的无上权威和主宰力量。例如，宋江刚刚上山，“九天玄女”就给他传下“法旨”：“汝可替天行道：为主全忠仗义，为臣辅国安民，去邪归正”。因此，农民起义队伍向地主阶级投降便是“顺天”；为皇帝尽忠，护地主阶级之国便是“替天行道”。《水浒》就这样把可耻的投降行为蒙上了一层神圣的灵光，把“天命论”当成了宣扬投降主义的理论根据。
“忠义”是封建宗法思想的核心，是封建伦理道德的教条。《水浒》极力歌颂宋江为代表的投降派“忠义双全”，宣扬投降就是“忠义”，“忠义”必须投降。地主阶级中的有些人正是在这一点上看出了《水浒》宣扬“忠义”的妙用。有的人说：“《水浒》而忠义也，忠义而《水浒》也”，简直把《水浒》当成了“忠义”的代名词；有的人则干脆把《水浒》书名改为《忠义水浒传》。《水浒》这部书确实是以“忠义”为中心来设置矛盾，展开情节，塑造人物的。“忠义者”和不“忠义者”的矛盾是统贯全书的基本矛盾。小说中，反面人物高俅，“若论仁、义、礼、智、信、行、忠、良，却是不会”；正面人物宋江，则是“为人一世，只主张‘忠义’二字”。《水浒》写宋江的“造反”，不是“官逼民反”，而是“奸”逼“忠”反。他权居水泊，积聚力量，专等招安，报效朝廷，可以说是曲线“尽忠”。在对待农民起义的问题上，《水浒》向地主阶级提供了比**更加毒辣的思想和策略，即用“忠义”这条绳索把农民起义队伍拉向投降。
升官发财是一切剥削阶级的人生哲学，功名利禄是一切反动统治阶级网罗奴才的诱饵。《水浒》通过描写宋江的一生——从“虽有忠心，不能得进步”开始，到被迫上山，接受招安，去打方腊，终于功成名就结束，宣扬了反动腐朽的人生哲学。宋江认为人生在世，就要求得“官爵升迁”，“封妻荫子”，“光耀祖宗”，“青史留名”。这个“凌云志”，促使他自己大搞投降活动；他引诱别人投降的时候，也常常使用这一套。宋江可耻地死了，他手下的大部分头领也都在打方腊的过程中做了牺牲品。但《水浒》写的宋江等人的下场，并不象有人所说的“招安后的悲剧结局本身就带有批判性，告诉读者——此路不通”。恰恰相反，《水浒》的整个结局，不是批判性的，而是歌颂性的。你看，死了的，“各授名爵”，有子孙者“承袭官爵”，无子孙者“敕赐立庙”；活着的，“管军管民，护境为官”。宋江死后，天子还“敕封宋江为忠烈义济灵应侯”，并命于梁山泊“起盖庙宇，大建祠堂”，“御笔亲书‘靖忠之庙’”，“年年享祭，岁岁朝参，万民顶礼”。在地主阶级眼里，还有比这更大的荣耀么？“生当鼎食死封侯，男子生平志已酬”。《水浒》全书结尾中的这两句诗，也就是宣扬投降主义哲学最后完成的一笔。＊＊＊
古往今来，革命阵营中总会出现叛徒，出现投降派。宋江，是古代投降派。修正主义者，向国内资产阶级和外国帝国主义投降，是现代投降派。**、**一类，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复辟资本主义，就是对内搞阶级投降主义，对外搞民族投降主义。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要反修防修，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必须知道投降派，识别投降派，反对投降派。
在当前学习理论、反修防修的运动中，我们应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坚持阶级分析的方法，开展对《水浒》的评论和讨论，揭露《水浒》宣扬投降主义的本质，揭露宋江搞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真面目，批判《水浒》研究中的阶级斗争调和论，划清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原则界限，充分发挥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这不但对于古典文学研究，对于整个文艺评论和文艺工作，而且对于中国**人、中国无产阶级、贫下中农和一切革命群众，在现在和将来，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把**的革命路线坚持下去，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