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西汉前期的儒法道之争与历史的选择（2/2）
《董仲舒评传》作者：董仲舒评传 2017-02-13 12:39
术上一尊于法家，二崇尚黄老（道），而懦家却受到冷落。如从先秦算起，可以说儒家几经磨难，先厄于墨，次厄于法，再厄于黄老，其中最恶者为秦时所遭"焚"、"坑"之祸，当时儒家六艺发遭灭绝。不过，所受磨难越多，适应能力也就越强，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后来之所以出现儒术独尊的局面，也正是它在逆境中不断改变自己、丰富自己，加强自己的结果。
从孔子创立儒学时起，即提出了以仁德为中心的民本观，主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以德化民。因此，他虽曾以大贤而被任为鲁国司寇，但其政治主张在当时诸侯割据的条件下很难实行，最后只好去周游列国，并落得个"累累若丧家之狗"，以悲呼"吾道穷矣"而终。后来孟子在杨、墨盛行之世，继承和光大了孔子的民本思想，鲜明地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不朽名言，并述唐虞三代之德，以游说列国，但同样终不得用世。及至荀卿，面对列国兼并争雄之势，遂吸收了道、墨、名、法的许多重要思想，在礼治之中补充以法制，并变孔孟的"法先王"而为"法后王"，这可以说是对前期儒学性格的重大改变了，但是他仍然坚持了其"从道不从君"的一贯主张；因此，他虽在早年游于齐时即"最为老师"，而入秦，昭王见面开口就说："儒无益于人之国"，不见任用；及到楚国，也只作得个小小的兰陵令，且在春申君被杀之后亦被免官，潦倒而终。秦朝统一之后也曾立博士官掌《诗》、《书》、百家言，参与朝政，谋议重大决策，从而为儒学用世展现了一定机缘，但是，一方面，秦乃靠法家起家，因而偏爱于法，对儒本不信任，而另一方面，当时的儒者也不肯进一步改变自己的性格，而且相反，以其通古今而非议朝政，终于引发了"焚"、"坑"之惨祸："燔《诗》、《书》，杀儒士，设挟书之法，行是古之罪，道术由是遂灭。"①推翻秦王朝的农民起义为儒学的复兴再次提供了机会。于是"陈涉之王也，鲁诸儒持孔氏礼器往归之"。②但是后来陈涉战死，而刘邦本"不好儒者"，"与人言常大骂未可以儒生说也"，甚至如诸客冠儒冠来者，"沛公辄解其冠，溲溺其中"，③且其所用大臣多为尚黄老者，所以西汉初年儒者仍不被重用。但汉朝的兴起，又一次为重儒提供了机会，而当时的儒者也确实抓住了这个机会，在不断适应统治者要求的情况下，逐渐恢复了元气，并最终上升为了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
① 《汉书·楚元王传》。
② 《汉书·儒林传》。
③ 《史记·郦生陆贾列传》。
在这个过程中，最先改变儒生性格的是郦食其。郦生为佐汉王大业，一改其只言仁义不言功利的性格，积极筹划战胜之策，并亲往齐地，为汉王作说客。后来随何亦继承了这一新的性格，反折汉王以"腐儒"相呼之称，使其被迫承认儒士在夺取政权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第二个进一步改变了儒学性格的是叔孙通。当汉高祖刘邦称帝之后，同他一起打天下的开国功臣不遵礼节，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①使高帝深患之。于是叔孙通征鲁诸生与其弟子"共起朝仪"，"自诸侯王以下莫不震恐肃敬"，群臣"无敢灌哗失礼者"，于是高帝曰："吾乃知皇帝之贵也。"②这实际上就把法家的"尊君卑臣"思想移植到了儒学之内。由此，拜叔孙通为太常，又徙为太子太傅。与此同时，陆贾也在汉高祖面前时时称诗、书，并为汉高祖著秦所以失天下，而汉之得天下的缘由，凡十二篇，曰《新语》，指出马上得天下却不能马上治天下，秦之失天下在于未行仁义。贾谊也写了《过秦论》，归结到一点，亦是"仁义不施"。陆贾和贾谊所提倡的仁义论，对汉初休养生息政策的制定，无疑也是起了积极作用的。
西汉初年这些儒者的影响，无疑也在改变着统治者对儒学的态度。如刘邦就说："吾遭乱世，当秦禁学，自喜谓读书无益。泊践柞以来，时方省书乃使人知作者之意。追思昔所行，多不是。"③这样，在上层对儒学的作用已有所觉悟的情况下，儒学在西汉的前期亦开始复兴。
儒学的这一复兴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即为上层统治者所接受，从而不断强化了对上层的影响，如除上述高祖以叔孙通为太子太傅和拜陆贾为大中大夫外，文帝又诏贾谊为博士，后迁至太中大夫，每诏令下，谊均为之对，并提出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兴礼乐的建议。文帝颇重用谊，欲任为公卿，后因大臣"尽害之"未成，改任长沙王太傅，以授书；景帝时虽"不任儒者"，但设有包括儒者在内的博士官以待问，董仲舒即为景帝时博士。至武帝即位，即开始任用儒者赵绾、王臧，并始招方正贤良文学之士，从而儒学开始深入朝政。儒学复兴的另一方面表现，即在西汉前期社会也得到了广泛传播，如《史记·儒林列传》所说："自是之后，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于燕则韩大傅；言《尚书》自济南伏生；言《礼》自鲁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于齐鲁有胡母生，于赵自董仲舒。"可见，自汉以来，儒学已得到恢复和广泛传播，对社会已开始发生影响，特别是自武帝即位之后，尊儒已成为呼之欲出的事了。
一个政权代替另一个政权，往往需要经过激烈的斗争，甚至战争。两种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虽然不会兵戎柏见，但是当涉及两种思想的存亡兴衰之时，有时也会伴随有流血事件的发生，秦朝的"焚书"、"坑儒"已有先例，汉朝从尚老到尊儒虽未酿成如此惨祸，但也付出了相当高的代价。如齐人辕固生就曾因说黄老书为"家人言耳"，①激怒太后而使入圈击彘，险遭杀身之祸。如果说这次还没有造成直接的惨祸，那么武帝即位不久所发生的一场儒道之争，便直接结果了两条人命。这就是俱好儒的丞相魏其（窦婴）和太尉武安（田蚡），推举赵绾为御史大夫，王臧为郎中令，迎鲁申公（绾、① 《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
② 《汉书·叔孙通传》。
③ 《全汉文》卷一。
① 《汉书·儒林传》。
臧均受诗于申公），欲立明堂，令列侯就国除关，以礼服制，以兴太平，隆推儒术，贬道家言。好黄老术的窦太后滋不悦魏其等。及建元二年，赵绾请无奏事东宫，窦太后大怒，于是罢逐赵绾、王臧，免丞相、太尉，随即绾、臧"皆下狱自杀"。①由此足见，西汉前期的尚道与隆儒之争也是相当激烈、甚至是残酷的。
不过，无论如何，到武帝时，黄老已失去了往昔的地位，尊儒已成水到渠成之势。如就在武帝刚刚即位的建元元年，诏丞相、御史、列侯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丞相卫绾奏说："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而武帝则认"奏可"。②可见，当时法家和纵横家已经失宠，属"皆罢"之列了，至于黄老思想也只是在最上层的极少数人那里被崇信，及至窦太后驾崩，武帝即重新起用了好儒的武安侯田蚡为丞相，并"绌黄老刑名百家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矣"。③这就是说，随着窦太后的死，也就结束了西汉尚黄老的历史，而历经劫难的儒术便升上了封建统治思想的宝座，开始独尊了。可以看到，儒术的独尊绝非一人之力，而是经历了从孔子创立儒学直到武帝时代的儒者的不断奋斗及在斗争中不断丰富自身理论的内涵，以增强自身的适应能力，从而使自身经历了一番脱胎换骨的改造，使之成为封建统治者得心应手的意识形态，才得以实现的。当然，它之所以能达到这一步，与董仲舒对它的改造有着极大的关系，可以说这是最后的也是最重要的一环。
在此需要说明的是，恰在此时儒术独尊，也是历史的机缘。当时的历史情况是这样的：西汉初年新封外姓藩王和刘氏藩王，经过文、景二帝的削藩已获得部分解决，但尚未彻底解决；农民与地主阶级的矛盾已经开始显露，但又尚未激化；与此同时，与北方匈奴的民族矛盾也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当时武帝所面临的就是这样一些矛盾。而武帝雄才大略，要子一番事业，光靠黄老的无为思想及休养生息政策，显然已不再能适应时代，尤其是武帝的要求了。当时迫切需要一种新的、能够从天道观的高度来全面论证封建统治的合理性、以及维护以皇帝为代表的中央集权制的有为理论体系，恰好此时经过伍代儒家改造过的、特别是经过董仲舒阐发而创立的新儒学已经成熟，完全可以担当此大任。所以，当武帝在策问中提出"欲闻大道之要"时，董仲舒所述对策一拍即合，从而得到了武帝的赏识，使儒学一跃而登上了封建王朝统治思想的宝座，从此也实现了历代儒家所追求的以儒学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夙愿。
当然，在武帝时虽已确定了尊儒的大政策，但在当时还难以完全实现，这是因为，一方面同匈奴的矛盾己很尖锐，实际上处于战时状态；另一方面，对内同地方割据势力的斗争也尚未结束，必须任用执法严厉的权臣，统一货币，实行盐铁专卖，以加强中央的实力；再则，儒学的普及仍需有一定的时日。当然，由于独尊儒术的思想在最高统治集团中已有了认识，所以到宣、元时期便最终实现，并成为不可逆转的形势。
① 《汉书·武帝纪》。
② 《汉书·武帝纪》。
③ 《史记·儒林列传》。
从孔子创立儒学时起，即提出了以仁德为中心的民本观，主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以德化民。因此，他虽曾以大贤而被任为鲁国司寇，但其政治主张在当时诸侯割据的条件下很难实行，最后只好去周游列国，并落得个"累累若丧家之狗"，以悲呼"吾道穷矣"而终。后来孟子在杨、墨盛行之世，继承和光大了孔子的民本思想，鲜明地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不朽名言，并述唐虞三代之德，以游说列国，但同样终不得用世。及至荀卿，面对列国兼并争雄之势，遂吸收了道、墨、名、法的许多重要思想，在礼治之中补充以法制，并变孔孟的"法先王"而为"法后王"，这可以说是对前期儒学性格的重大改变了，但是他仍然坚持了其"从道不从君"的一贯主张；因此，他虽在早年游于齐时即"最为老师"，而入秦，昭王见面开口就说："儒无益于人之国"，不见任用；及到楚国，也只作得个小小的兰陵令，且在春申君被杀之后亦被免官，潦倒而终。秦朝统一之后也曾立博士官掌《诗》、《书》、百家言，参与朝政，谋议重大决策，从而为儒学用世展现了一定机缘，但是，一方面，秦乃靠法家起家，因而偏爱于法，对儒本不信任，而另一方面，当时的儒者也不肯进一步改变自己的性格，而且相反，以其通古今而非议朝政，终于引发了"焚"、"坑"之惨祸："燔《诗》、《书》，杀儒士，设挟书之法，行是古之罪，道术由是遂灭。"①推翻秦王朝的农民起义为儒学的复兴再次提供了机会。于是"陈涉之王也，鲁诸儒持孔氏礼器往归之"。②但是后来陈涉战死，而刘邦本"不好儒者"，"与人言常大骂未可以儒生说也"，甚至如诸客冠儒冠来者，"沛公辄解其冠，溲溺其中"，③且其所用大臣多为尚黄老者，所以西汉初年儒者仍不被重用。但汉朝的兴起，又一次为重儒提供了机会，而当时的儒者也确实抓住了这个机会，在不断适应统治者要求的情况下，逐渐恢复了元气，并最终上升为了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
① 《汉书·楚元王传》。
② 《汉书·儒林传》。
③ 《史记·郦生陆贾列传》。
在这个过程中，最先改变儒生性格的是郦食其。郦生为佐汉王大业，一改其只言仁义不言功利的性格，积极筹划战胜之策，并亲往齐地，为汉王作说客。后来随何亦继承了这一新的性格，反折汉王以"腐儒"相呼之称，使其被迫承认儒士在夺取政权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第二个进一步改变了儒学性格的是叔孙通。当汉高祖刘邦称帝之后，同他一起打天下的开国功臣不遵礼节，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①使高帝深患之。于是叔孙通征鲁诸生与其弟子"共起朝仪"，"自诸侯王以下莫不震恐肃敬"，群臣"无敢灌哗失礼者"，于是高帝曰："吾乃知皇帝之贵也。"②这实际上就把法家的"尊君卑臣"思想移植到了儒学之内。由此，拜叔孙通为太常，又徙为太子太傅。与此同时，陆贾也在汉高祖面前时时称诗、书，并为汉高祖著秦所以失天下，而汉之得天下的缘由，凡十二篇，曰《新语》，指出马上得天下却不能马上治天下，秦之失天下在于未行仁义。贾谊也写了《过秦论》，归结到一点，亦是"仁义不施"。陆贾和贾谊所提倡的仁义论，对汉初休养生息政策的制定，无疑也是起了积极作用的。
西汉初年这些儒者的影响，无疑也在改变着统治者对儒学的态度。如刘邦就说："吾遭乱世，当秦禁学，自喜谓读书无益。泊践柞以来，时方省书乃使人知作者之意。追思昔所行，多不是。"③这样，在上层对儒学的作用已有所觉悟的情况下，儒学在西汉的前期亦开始复兴。
儒学的这一复兴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即为上层统治者所接受，从而不断强化了对上层的影响，如除上述高祖以叔孙通为太子太傅和拜陆贾为大中大夫外，文帝又诏贾谊为博士，后迁至太中大夫，每诏令下，谊均为之对，并提出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兴礼乐的建议。文帝颇重用谊，欲任为公卿，后因大臣"尽害之"未成，改任长沙王太傅，以授书；景帝时虽"不任儒者"，但设有包括儒者在内的博士官以待问，董仲舒即为景帝时博士。至武帝即位，即开始任用儒者赵绾、王臧，并始招方正贤良文学之士，从而儒学开始深入朝政。儒学复兴的另一方面表现，即在西汉前期社会也得到了广泛传播，如《史记·儒林列传》所说："自是之后，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于燕则韩大傅；言《尚书》自济南伏生；言《礼》自鲁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于齐鲁有胡母生，于赵自董仲舒。"可见，自汉以来，儒学已得到恢复和广泛传播，对社会已开始发生影响，特别是自武帝即位之后，尊儒已成为呼之欲出的事了。
一个政权代替另一个政权，往往需要经过激烈的斗争，甚至战争。两种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虽然不会兵戎柏见，但是当涉及两种思想的存亡兴衰之时，有时也会伴随有流血事件的发生，秦朝的"焚书"、"坑儒"已有先例，汉朝从尚老到尊儒虽未酿成如此惨祸，但也付出了相当高的代价。如齐人辕固生就曾因说黄老书为"家人言耳"，①激怒太后而使入圈击彘，险遭杀身之祸。如果说这次还没有造成直接的惨祸，那么武帝即位不久所发生的一场儒道之争，便直接结果了两条人命。这就是俱好儒的丞相魏其（窦婴）和太尉武安（田蚡），推举赵绾为御史大夫，王臧为郎中令，迎鲁申公（绾、① 《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
② 《汉书·叔孙通传》。
③ 《全汉文》卷一。
① 《汉书·儒林传》。
臧均受诗于申公），欲立明堂，令列侯就国除关，以礼服制，以兴太平，隆推儒术，贬道家言。好黄老术的窦太后滋不悦魏其等。及建元二年，赵绾请无奏事东宫，窦太后大怒，于是罢逐赵绾、王臧，免丞相、太尉，随即绾、臧"皆下狱自杀"。①由此足见，西汉前期的尚道与隆儒之争也是相当激烈、甚至是残酷的。
不过，无论如何，到武帝时，黄老已失去了往昔的地位，尊儒已成水到渠成之势。如就在武帝刚刚即位的建元元年，诏丞相、御史、列侯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丞相卫绾奏说："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而武帝则认"奏可"。②可见，当时法家和纵横家已经失宠，属"皆罢"之列了，至于黄老思想也只是在最上层的极少数人那里被崇信，及至窦太后驾崩，武帝即重新起用了好儒的武安侯田蚡为丞相，并"绌黄老刑名百家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矣"。③这就是说，随着窦太后的死，也就结束了西汉尚黄老的历史，而历经劫难的儒术便升上了封建统治思想的宝座，开始独尊了。可以看到，儒术的独尊绝非一人之力，而是经历了从孔子创立儒学直到武帝时代的儒者的不断奋斗及在斗争中不断丰富自身理论的内涵，以增强自身的适应能力，从而使自身经历了一番脱胎换骨的改造，使之成为封建统治者得心应手的意识形态，才得以实现的。当然，它之所以能达到这一步，与董仲舒对它的改造有着极大的关系，可以说这是最后的也是最重要的一环。
在此需要说明的是，恰在此时儒术独尊，也是历史的机缘。当时的历史情况是这样的：西汉初年新封外姓藩王和刘氏藩王，经过文、景二帝的削藩已获得部分解决，但尚未彻底解决；农民与地主阶级的矛盾已经开始显露，但又尚未激化；与此同时，与北方匈奴的民族矛盾也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当时武帝所面临的就是这样一些矛盾。而武帝雄才大略，要子一番事业，光靠黄老的无为思想及休养生息政策，显然已不再能适应时代，尤其是武帝的要求了。当时迫切需要一种新的、能够从天道观的高度来全面论证封建统治的合理性、以及维护以皇帝为代表的中央集权制的有为理论体系，恰好此时经过伍代儒家改造过的、特别是经过董仲舒阐发而创立的新儒学已经成熟，完全可以担当此大任。所以，当武帝在策问中提出"欲闻大道之要"时，董仲舒所述对策一拍即合，从而得到了武帝的赏识，使儒学一跃而登上了封建王朝统治思想的宝座，从此也实现了历代儒家所追求的以儒学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夙愿。
当然，在武帝时虽已确定了尊儒的大政策，但在当时还难以完全实现，这是因为，一方面同匈奴的矛盾己很尖锐，实际上处于战时状态；另一方面，对内同地方割据势力的斗争也尚未结束，必须任用执法严厉的权臣，统一货币，实行盐铁专卖，以加强中央的实力；再则，儒学的普及仍需有一定的时日。当然，由于独尊儒术的思想在最高统治集团中已有了认识，所以到宣、元时期便最终实现，并成为不可逆转的形势。
① 《汉书·武帝纪》。
② 《汉书·武帝纪》。
③ 《史记·儒林列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