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实录精神（2/2）
《司马迁评传》作者：司马迁评传 2017-02-13 12:31
判，特别肯定了司马迁的"述汉非"如果一个史家没有批判现实的勇气，没有爱憎分明的立场，没有直言不讳的精神，那未史家就丧失了史德，也就没有史家的地位和历史的价值。司马迁"述汉非"被东汉上允斥为"谤书"①。章怀太子李贤注云："凡史官之事，善恶必书。谓迁所著《史记》，但是汉家不善之事，皆为谤也，非独武帝之身。"②这说明司马迁"述汉非"的内容，不只是刺讥汉武帝，它涉及了百年汉史的整个纵横面。司马迁对汉朝最高统治者刘邦到汉武帝，对汉代文质彬彬而竞荣逐利的儒生，对汉武帝时代的社① 《论语》第十六《阳货》。
① 季镇淮：《司马迁》第130 页。
② 《史记》卷六十六《仲尼弟子列传·赞》。
① 《史通》卷七《直书》。
② 王允语见《三国志·董卓传》裴注引谢承《后汉书》，又见范晔《后汉书·蔡邕传》。会矛盾，都作了深刻的"微文刺讥"。例如"受命而帝"的"大圣"刘邦，他的自私、刻薄、猜忌、冷酷，在司马迁笔下，得到淋漓尽致的反映。清人工鸣盛从《史记》描写中总结刘邦品格，说他唯利是图，顽钝无耻，"有急则使纪信代死，不顾子女，推堕下车；鸿沟既画，旋即背之；屡败屡蹩，不以为辱；失信废义，不以为愧也。"③汉儒的代表为叔孙通、公孙弘、董仲舒。叔孙通草具汉仪法，公孙弘倡导儒学，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宣扬大一统。司马迁对这三个赫赫知名的人物，均在平实的记述中，肯定了他们的业绩，同时也对他们各自的个性弱点往往予以意味深长的讽刺。叔孙通之"谀"，公孙弘之"诈"，董仲舒之"迂"，都描绘得十分形象而生动。
百年汉史的重点是集中地写武帝一朝的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司马迁深刻地揭露了汉武帝时代的社会矛盾，批评时政。《平淮书》集中批判横征暴敛的经济政策；《酷吏列传》集中批判残酷黑暗的官僚政治；《儒林列传》、《公孙弘传》通过揭露汉儒阿贵取容的丑态，批判文化政策；《封禅书》讥刺汉武帝的痴妄迷信，劳民伤财。这些篇章，《平准书》起作照应各篇，点明其内在联系的纲领作用。司马迁首先写汉承秦之弊，经过七十年间休养生息，民殷国富，以此为铺垫与汉武帝大肆兴作由盛转衰作对照。然后以"物盛而衰，固其变也"，将笔锋转入正题，一桩桩一件件载述武帝对外用兵，对内兴作与聚敛所造成的民穷国困，结尾以秦喻汉给统治者敲起了警钟。《平准书》记事至元封元年止，意味深长地示意见盛观衰，不能不使人惊叹司马迁的胆气豪壮与识见非凡。
4.司马迁直笔的进步意义。
孔子的《春秋》笔法，"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受到司马迁的称赞。但是《春秋》笔法，却又为尊者、亲者、贤者讳。孔子说过："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④《孔子世家》载，孔子修《春秋》"据鲁亲周"。据鲁，指《春秋》依鲁史记删削成文。亲周，指维护周夭子的尊严，为周天子饰讳。"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①《左传》释《春秋》凡例云，"凡诸侯有命，告则书，不然则否。师出臧否亦如之。"①这样，列国可以向别国或封锁消息"不告"；或告以假情况，弑君可以告薨，篡夺可以告嗣位；其他如兵败、灭国、君辱，以及国君大臣种种非礼苟且之事，均可讳饰。孔子修史据鲁亲周，所以有许多饰讳和史实隐而不载。这就是说，孔子把直笔讨恶与曲笔讳饰统一于《春秋》一书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在春秋时代，"史"的观念是重义不重事，列国史官直笔是据礼直书，并非据事直书。就拿晋董狐来说，他是据"礼"直书"赵盾拭其君"。再看齐庄公被弑。庄公最初与崔抒合谋，趁齐灵公病危之时，杀灵公宠妾和太子牙，灵公死，庄公自立。其后庄公又私通崔行之妻，与崔杼结怨而被杀。齐太史兄弟以十分悲壮的行为，不惜牺牲生命，在史册上写上了"齐崔抒弑其君光"，而却隐去了齐庄公的丑行。这说明晋董狐、齐大史氏兄弟及南史氏，他们以③ 注文见《后汉书·蔡邑传》注。
④ 《十七史商榷》卷三。
① 《论语》第十三《子路篇》。
① 《史记》卷四十六《孔子世家》。
大无畏的精神，直书叛臣弑君的恶行，目的是为了捍卫封建等级伦理纲常。孔子修《春秋》，是为了维护君君、臣臣、父父、子于的道德纲常，在这一大原则下，直笔与讳饰合谐地统一起来，所以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左传》解经，补充了许多史实，才成为一部较为完整的春秋编年史，把《春秋》讳饰的许多"君亲之恶"暴露了出来，这是史学的一大发展。司马迁在《十二诸侯年表序》中说，孔子成《春秋》，"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捐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显然，司马迁在这里肯定了《左传》为恢复历史本来面目的"具论其语"，而对孔子"不书见"的隐讳则是致以微辞。由于《左传》为解经而作，所采史实，仍不出《春秋》范围，不外征伐会盟与祭把朝聘等的节文仪注，褒贬基调仍不离《春秋》绝笔。《史记》突破了《春秋》空文以道义的体例，创立五体结构，"阿罗天下放失旧闻"，全面系统地叙述历史，天地万物、古今社会、世间一切事物与一切学问都在记叙之列。《史记》褒贬，突破了不及君亲的饰讳藩篱，"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②，敢于揭露现存统治秩序下的种种黑暗，"不虚美，不隐恶"，创造了崭新的直笔境界，是一个划时代的进步。
② 《左传》鲁隐公十一年。
① 季镇淮：《司马迁》第130 页。
② 《史记》卷六十六《仲尼弟子列传·赞》。
① 《史通》卷七《直书》。
② 王允语见《三国志·董卓传》裴注引谢承《后汉书》，又见范晔《后汉书·蔡邕传》。会矛盾，都作了深刻的"微文刺讥"。例如"受命而帝"的"大圣"刘邦，他的自私、刻薄、猜忌、冷酷，在司马迁笔下，得到淋漓尽致的反映。清人工鸣盛从《史记》描写中总结刘邦品格，说他唯利是图，顽钝无耻，"有急则使纪信代死，不顾子女，推堕下车；鸿沟既画，旋即背之；屡败屡蹩，不以为辱；失信废义，不以为愧也。"③汉儒的代表为叔孙通、公孙弘、董仲舒。叔孙通草具汉仪法，公孙弘倡导儒学，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宣扬大一统。司马迁对这三个赫赫知名的人物，均在平实的记述中，肯定了他们的业绩，同时也对他们各自的个性弱点往往予以意味深长的讽刺。叔孙通之"谀"，公孙弘之"诈"，董仲舒之"迂"，都描绘得十分形象而生动。
百年汉史的重点是集中地写武帝一朝的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司马迁深刻地揭露了汉武帝时代的社会矛盾，批评时政。《平淮书》集中批判横征暴敛的经济政策；《酷吏列传》集中批判残酷黑暗的官僚政治；《儒林列传》、《公孙弘传》通过揭露汉儒阿贵取容的丑态，批判文化政策；《封禅书》讥刺汉武帝的痴妄迷信，劳民伤财。这些篇章，《平准书》起作照应各篇，点明其内在联系的纲领作用。司马迁首先写汉承秦之弊，经过七十年间休养生息，民殷国富，以此为铺垫与汉武帝大肆兴作由盛转衰作对照。然后以"物盛而衰，固其变也"，将笔锋转入正题，一桩桩一件件载述武帝对外用兵，对内兴作与聚敛所造成的民穷国困，结尾以秦喻汉给统治者敲起了警钟。《平准书》记事至元封元年止，意味深长地示意见盛观衰，不能不使人惊叹司马迁的胆气豪壮与识见非凡。
4.司马迁直笔的进步意义。
孔子的《春秋》笔法，"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受到司马迁的称赞。但是《春秋》笔法，却又为尊者、亲者、贤者讳。孔子说过："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④《孔子世家》载，孔子修《春秋》"据鲁亲周"。据鲁，指《春秋》依鲁史记删削成文。亲周，指维护周夭子的尊严，为周天子饰讳。"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①《左传》释《春秋》凡例云，"凡诸侯有命，告则书，不然则否。师出臧否亦如之。"①这样，列国可以向别国或封锁消息"不告"；或告以假情况，弑君可以告薨，篡夺可以告嗣位；其他如兵败、灭国、君辱，以及国君大臣种种非礼苟且之事，均可讳饰。孔子修史据鲁亲周，所以有许多饰讳和史实隐而不载。这就是说，孔子把直笔讨恶与曲笔讳饰统一于《春秋》一书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在春秋时代，"史"的观念是重义不重事，列国史官直笔是据礼直书，并非据事直书。就拿晋董狐来说，他是据"礼"直书"赵盾拭其君"。再看齐庄公被弑。庄公最初与崔抒合谋，趁齐灵公病危之时，杀灵公宠妾和太子牙，灵公死，庄公自立。其后庄公又私通崔行之妻，与崔杼结怨而被杀。齐太史兄弟以十分悲壮的行为，不惜牺牲生命，在史册上写上了"齐崔抒弑其君光"，而却隐去了齐庄公的丑行。这说明晋董狐、齐大史氏兄弟及南史氏，他们以③ 注文见《后汉书·蔡邑传》注。
④ 《十七史商榷》卷三。
① 《论语》第十三《子路篇》。
① 《史记》卷四十六《孔子世家》。
大无畏的精神，直书叛臣弑君的恶行，目的是为了捍卫封建等级伦理纲常。孔子修《春秋》，是为了维护君君、臣臣、父父、子于的道德纲常，在这一大原则下，直笔与讳饰合谐地统一起来，所以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左传》解经，补充了许多史实，才成为一部较为完整的春秋编年史，把《春秋》讳饰的许多"君亲之恶"暴露了出来，这是史学的一大发展。司马迁在《十二诸侯年表序》中说，孔子成《春秋》，"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捐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显然，司马迁在这里肯定了《左传》为恢复历史本来面目的"具论其语"，而对孔子"不书见"的隐讳则是致以微辞。由于《左传》为解经而作，所采史实，仍不出《春秋》范围，不外征伐会盟与祭把朝聘等的节文仪注，褒贬基调仍不离《春秋》绝笔。《史记》突破了《春秋》空文以道义的体例，创立五体结构，"阿罗天下放失旧闻"，全面系统地叙述历史，天地万物、古今社会、世间一切事物与一切学问都在记叙之列。《史记》褒贬，突破了不及君亲的饰讳藩篱，"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②，敢于揭露现存统治秩序下的种种黑暗，"不虚美，不隐恶"，创造了崭新的直笔境界，是一个划时代的进步。
② 《左传》鲁隐公十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