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体大思精的历史的著作 一、博大的五体结构（2/2）
《司马迁评传》作者：司马迁评传 2017-02-13 12:31
厥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所谓"中"即是"历数"，象征天道运行；"执中"即是得天命，所以受命之君必封禅改正朔。司马迁亲自参与了汉武帝的封禅、改历，而《史记》究"天人之际"，故五体篇数各有象征，寓意天道运行。司马迁将惠帝事迹附于《吕太后本纪》中而不象《汉书》那样分立两纪，在纪实之中包含了不逾"十二"之数的意义在内。
《史记》五体篇数寓意，《太史公自序》有明确示例。司马迁说："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运行无穷，辅弼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这里以众星绕北辰和诸辐咸归聚车毂比喻人臣拱卫主上很确切。同时"二十八"与"三十"两个确定的数目与三十世家之数合符，表示寓有深意。司马贞"七十列传取悬车的暮齿"，或许是一种猜测；而张守节"作《列传》七十，象一行七十二日"则是具有充分依据和深刻的见解。所谓"一行七十二日"，就是一年三百六十日，以木、火、土、金、水五行等分之，各主七十二日。西汉初年，"一行七十二日"的说法常常见于记载。如《易坤灵图》云："五帝：东方木，色苍，七十二日；南方火，色赤，七十二日；中央土，色黄，七十二日；西方金，色白，七十二日；北方水，色黑，七十二日。"①《高祖本纪》载，高祖"左股有七十二黑子"，张守节《正义》就以"七十二黑子者，赤帝七十二日之数也"来解释。可见，"七十二"这个数字，在司马迁时代是一个极为流行的神秘数字。据研究，"七十二"这个数字起于战国时期，它流行的年历，便是五行思想发展的年历，是一种文化运动的表征。因此，"七十"列传之数，是一种历史哲学的① 《史记》卷四八《陈涉世家》。
反映。
但是，我们今天没有必要去钻牛角，刻意地探求五体篇数的玄妙微意。
我们只须从原则上把握，五体篇数与岁时联系，象征历史的无尽运行，也就是说司马迁是把古今人物编织在五行运动的历史哲学体系中进行论述。这是司马迁"究天人之际"思想内容的一个组成部分。
《史记》篇目，清赵翼认为编次混乱，"其次第皆无意义"，"盖成一篇即编入一编，不得撰成全书，重为排比"，是"随得随编"①。赵氏不明《史记》五体结构的系统性，故有此说，系统成为一门独立学科，虽然是近现代总结成理论的，可是它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却是源远流长，是伴随人类思维和整个科学技术发展史的进程而发生和发展的。《史记》五体就是司马迁创作的一个系统工程，所以它的篇目排列具有谨严的义例，可用八个字来概括："时代为序，以类相从。""时代为序"，勾勒历史发展的线索，是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的思想反映；"以类相从"，是运用历史类比法纵横排比，探寻治乱兴衰的规律，它既是一种编纂方法，也是一种研究方法。时代为序是客观的情势。篇目按时间顺序排列，尊重历史运动的先后顺序和连续性，从而创立了通史体例。《本纪》、《年表》、《世家》三体均编年纪事，组合义例划分时代段落，反映各个时期的历史大势，详今略古，详变略渐，时间层次极为鲜明，这就是义例。《年表》的阶段性最为鲜明。以类相从则是匠心独运的编排，具有或纵或横的组合义例，构成比较，用以探索历史内容的思想意趣，七十列传的序目最为鲜明。《八书》按专题通论古今制度，而最后一篇《平准书》专言汉事，突出一个"今"字，这都寓含着司马迁匠心布局的微意。因此，"随得随编"之说毫无根据。司马迁编目，把"时代为序"与"以类相从"两个原则结合得十分完美，贯彻于《史记》全书五体结构中。篇目次第的具体义例，将在本章第二节结合五体通变内容一并详述，兹从略。
4.创造了"太史公曰"的史论形式。
《史记》中的"太史公曰"，即习惯所称的序、赞、论，为司马迁首创的史论形式，简称为"史记论赞"。司马迁并没有把它的史论命名曰序曰赞。《史通》卷四《论赞篇》和《序例篇》论列"太史公曰"为序为赞后，相沿而成习惯。《史记》原题"太史公书"，意为太史公所著之书，故"史记论赞"称"太史公曰"。
"太史公曰"，内容丰博，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天文、地理、历史、伦理、世俗、形势、人事等等，往往补篇中所未备。"太史公曰"，议论宏阔，笔势纵横，言辞精练，旨义深微，或考证古史，或叙游历所得，或揭示取材义例，或明述作之旨，或褒贬人物，或纵论史事，或隐微讥刺，皆直抒胸臆，观点鲜明，构成了系统的历史学理论。司马迁所引典籍及君子之言，如《诗》、《书》、《论语》、孔子、诸子等，皆化为自己的语言。还大量引用诗赋歌谣及俚语俗谚来加强评论的生动性和通俗化。"太史公曰"的形式既整齐而又灵活。所谓整齐，是指"太史公曰"体例完备，分为系统的篇前序论，篇后赞论，夹叙夹议为论传三种形式。大段的恢宏议论置于篇首为序论，集中于十表、八书及类传，计23 篇。十表、八书及类传，都是贯通古今 的，序论即作贯通性的概括，最具理论色彩。本纪、世家、① 《古微书》卷十五引。
列传皆篇未置赞论，计106 篇。本纪、世家、列传皆序列人物，故赞论重点褒贬人物，具有强烈的感**彩。论传揭示义例，有《伯夷列传》、《日者列传》、《龟策列传》、《太史公自序》及《天官书赞》，凡5 篇。《自序》集中明述作之旨，为全书之总纲。序、赞、论三种形式整齐而集中，显系匠心布局。所谓灵活，即形式并不刻板，在整齐之中有变通。如十表中《将相表》有倒书无序，即创无字之序以衬托倒书，示例更为鲜明。八书中，《礼》、《乐》、《律》、《历》有序无赞，《河渠》、《平准》有赞无序，《封禅》有序有赞，《天官》夹叙夹议。十类传中，《刺客》无序有赞，《儒林》、《货殖》无赞有序，《循吏》、《酷吏》、《游侠》、《佞幸》、《滑稽》有序有赞，《日者》、《龟策》借题发挥，以序事为论。综观史记论赞，内容也不全都是评论，有的补充或考证史事，有的叙游历，有的抒愤寄托。变通的形式，灵活的内容，表现了司马迁的宏阔气度和无限的创造活力。变体即破例，是为了切合内容的需要而作的变通。如《外戚世家》及《孟子荀卿列传》两篇实质是类传，故作序以明其类。前已论及，破例为体是《史记》的一大特色，全书五体均有破例。历史本身是丰富多彩而又变化万端，怎么能用死板的格式来作形象的反映呢！但质的规定性义必须通过格式来反映。既有格式，又有变通，才能妙尽其理。立例又破例，正是司马迁卓越史识的一大表现，所以"太史公曰"呈现出丰富多姿的形态。
"太史公曰"形式上是仿自《左传》的"君子曰"，但在《史记》中发展成为系统的史论，却是司马迁的首创。先秦典籍《国语》、《战国策》及诸子著作间或已有"君子曰"，表示当时有德者之言。粗略统计，《左传》有一百三十四条评论，直接引仲虺、周任、史佚、孔子等人的话约五十条，有"君子曰"或"君子谓"、"君子以为"之称的评论八十四条。这样多的评论，已具系统史论的雏形，所以我们说"太史公曰"系仿《左传》的"君子曰"而作。但《左传》的"君子曰"就事论事，还不是具有理论色彩的史论，未能形成一种体系。隋代著名史家魏澹云："丘明亚圣，发扬圣旨，言'君子曰'者，无非甚泰，其间寻常，直书而已。"①就是说，左丘明的史论，只限于对具体事实的褒贬，可以说是一种直书。评论方式，主要是博采君子之言，亦断以己意。如文公二年《传》跻鲁值公之"君子以为失礼"云云，《国语·鲁语·夏公弗忌改昭穆之常》条作宗人有司之言；襄公三年《传》之"君子谓祁奚于是能举善矣"，二十一年《传》作晋叔向之言，曰"祁大夫外举不弃仇，内举不失亲"。所以宋人林尧叟曰："《左传》称君子曰，多是取当时君子之言，或断以己意。"①而《史记》的"太史公曰"，全书浑然一体，每序每赞，无论长短，自为一体，具有浓厚的理论色彩，并不只是就事论事的评论，而是《史记》内容的需要。例如司马迁为项羽作"本纪"，通过对项羽力拔山、气盖世的英雄业绩的叙述，勾画出秦汉之际风起云涌的大变革形势，表彰他的灭秦之功。论赞称颂项羽为"近古以来未尝有也"的英雄人物，同时分析他失败的原因，历述五条：第一，分裂天下，引起争斗；第二，背关怀楚，失去地利；第三，放逐义帝，诸侯叛乱；第四，自矜功伐，不行仁政；第五，专恃武力，失去民心。《太史公自序》又云："子羽暴虐，汉行功德。"司马迁的这些直接评论，思想深刻，褒贬得体，能引导读者对① 《二十二史札记》卷一。
① 《隋书》卷五十八《魏澹传》。
项羽有一个全面的认识，这是《春秋》笔法的一字褒贬无法完成的。"史以道义"，没有褒贬，就没有思想。司马迁借孔子之言说过，"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的话②，这表明司马迁对历史人物的爱憎和对历史事件的褒贬，主要是通过叙事的方法来完成的。顾炎武指出："古人作史，有不待论断而于序事之中即见其指者，惟太史公能之。"①。但是仅靠"寓论断于序事"这种形式是不够的。尤其是阐明《史记义例》，例如五体构思，取材义例，书法义例，年表的划分时代断限义例，这都是实践经验的升华和理论阐述，它必然要突破"寓论断于序事"的局限，直接表述思想。"史记论赞"就是司马迁直接表达思想的书法形式。
对司马迁用"太史公曰"所创造的史论形式，清人章学诚作了很高的评价。他说："太史叙例之作，其自注之权舆乎！明述作之本旨，见去取之从来，已似恐后人不知其所云而特笔以标之，所谓'不离古文"及'考信六艺'云云者，皆百三十篇之宗旨，或殿卷未，或冠篇端，未尝不反复自明也。"②但是象章氏这样的赏音者并不多见。唐刘知几就扬班抑马，推重班固之赞有"典浩之风"，而认为《史记》为例不纯，甚至批评史记论赞"淡泊无味"，是"苟炫文采"的画蛇添足③。实际上，班固是模仿"太史公曰"而作，只是在辞章和形式上比"太史公曰"庄重、典雅而已，但史识义例却是无法和"太史公曰"比拟的。可以说，中国传统史学，由于司马迁创造了史论体系，才使得历史编纂成为真正的史学论著，《史记》提供了典范。其后"班固曰赞，荀悦曰论，东观曰序，谢承曰诠，陈寿曰评，王隐曰议，何法盛曰述，扬雄曰譔，刘昞曰奏，袁宏、裴子野自显姓名，皇甫谧、葛洪列其所号"④，名称虽殊，但都是效法司马迁作史论。
5.联络五体的互见法。
互见法是司马迁为适应纪传五体的需要而创造的叙事方法，它的基本精神是将一人事迹、一件史事，分散在数篇之中参错互见，彼此相补，互文相足。这种叙事方法只在《史记》中得到了纯熟运用，既具有史学功能，亦具有文学功能。宋人苏询最早论及互见法。他说：迁之传廉颇也，议救阔与之失不载焉，见之赵奢传；传郦食其也，谋挠楚权之缪不载焉，见之留侯传。夫颇、食其皆功十而过一者也，苟列一以疵十，后之庸人必日："智如廉颇，辨如郦食其，而十功不能赎一过。"则将苦其难而怠矣。是故本传晦之，而他传发之，则其与善也，不亦隐而彰乎！①"本传晦之，而他传发之"这是对互见法最简洁的概括，同时也最主要地是揭示它的文学功能。近人李笠《史记订补》、章学诚《文史通义》、靳德俊《史记释例》等书均有简洁精当的阐述，不一一具引。诸人论述着重从史学角度揭示互见法的功用。从本质上看，互见法是司马迁运用历史比较法研究历史的反映。他将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进行了普遍的联系和对比，抽出人物、事件最本质的东西来组织材料，突出重心，而将枝叶蔓衍的材料互② 《左传》隐公元年林尧叟注。
① 《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吏公自序》。
② 《日知录》卷二十六。
③ 《文史通义》内篇五《史注》。
④ 《史通》卷四《论赞》。
① 《史通》卷四《论赞》。
见于它篇。由于司马迁得心应手地运用互见法，所以《史记》无论在叙述历史，还是在塑人物方面，都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互见法的作用是多方面的。例如讽刺、避讳、引物连类均可用互见法集中或分散史事来创造条件。下面就互见法在史学上的功能谈三个方面的内容。至于怎样运用互见法集中史事塑人物形象，留在本书第七章第三节中详论。（1）互见法详此略彼，叙述史事条理分明，避免重复。司马迁将复杂的史事，按预定的义例组织材料，当甲篇与乙篇有关联时，便点明"事见某篇"，"语在某篇"。例如《周本纪》叙周公讨管叔后，作大诰等篇，就说："其事在周公之篇"，这样就把《周本纪》和《鲁周公世家》联系起来了。《萧相国世家》叙萧何荐韩信，以及后来萧何进计于吕后杀韩信，均作交代说："语在准阴事中"，这样就把《萧相国世家》和《淮阴侯列传》联系起来了。这一类交代，在全书中不能尽举。目的是唤起读者不要孤立地去看每篇的记载，而要把《史记》各体之间相关篇目联系起来，贯通为一个整体。五体互文相补，纪传为经纬组成骨架，年表有如神经脉络贯穿其中。《本纪》编年，摘载诏令、奏议、军国大事，《世家风列传》详纪史事本末。纪为纲，传为目，互文相补。例如武王伐纣和西周建国，这是发生剧变的历史时代，记载特详。当我们详究西周建国始未，只读《周本纪》是不够的，因为大量记事分散在齐、鲁、燕、管蔡、卫康叔诸世家中。反过来看，周初的开国功臣吕尚、周公旦、召公爽等所起的作用和地位，在《周本纪》中只是条列事目，形成比较，而细节则详述 于各个世家之中。这样布局，不仅笔墨经济，面且序事井然。总之，互见法详此略彼，给《史记》的全盘结构提供了艺术布局的广阔天地，使得每篇重点突出，记事简练，便于史事叙述，条理分明。因此，《史记》只用了五十万言载三千年事，不能不使人惊叹司马迁不愧为是一个伟大的创作家，他驾驭材料的能力是无与伦比的。（2）互见法集中史事，使历吏事件的叙述首尾完具。司马迁述史，十分重视"咸表终始"，故于重大事件用互见法集中史事，具有纪事本末的特色。例如《吕太后本纪》叙诸吕之变；《陈涉世家》叙秦未起义；《吴工濞列传》叙西汉七国之叛；《大宛列传》叙汉通西域，集中史事，首尾完具，体现了纪事本末的笔法。编年体以时为主，史事记载，年月分明，纷繁事变，备于一编，形于目前，此其所长。纪传体以人为主，形象生动，纪传志表分合，类例严谨，能容纳丰富的史事内容。"显隐必该，洪纤靡失"，此为别体所不能。但二体各有短处。编年体使一事记载跨越数卷，史事脉络淹没在枝叶蔓衍的他事之中，线索不明，首尾难稽。纪传人物交错，分别立传，难免支离和重复。纪事本末体以事为主，集中反映，首尾完具，弥补了两体之失。此体为南宋袁枢所创。清章学诚评论说"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②，十分精当。而司马迁在《史记》中运用互见法集中史事，纪事本末体的笔法已经很熟练，在《世家》、《列传》中都有许多首尾完具的故事，为袁枢的创造提供了借鉴。（3）互见法正名实，于回护之中不失历史之真。《春秋》笔法有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说法，这是孔子所开的隐晦历史之例。封建时代的礼制，要求子为父隐，父为子隐，则"直"在其中矣！所以皇帝颁行的诏令制诰，臣下进呈的章表疏奏，无不充满回护溢美之词。司马迁引据这些档案，即便是一字不差的照抄，也将陷入回护的漩涡之中。如果司马迁根据事实改造史料，则又不能做到忠实于历史档案。换句话说，② 《嘉■集》卷八《史论下》。
名分与事实之间往往发生矛盾，既要忠于历史，又不能违犯名分改造档案，这确是一个难题。司马迁用互见法来补救，互文相足，正名实，而又于回护之中不失历史之真。这种事例，往往未书明互见，不易觉察，反而错觉为记述矛盾。例如写秦始皇的出身，《秦始皇本纪》载，始皇之父庄襄王子楚在赵为秦质子时，取吕不韦姬而生始皇；而《吕不韦传》载吕不韦献已有孕之姬于子楚而生始皇。两传对照，可知秦始皇实力吕不韦子，而名为秦庄襄王子，故不韦传记其实，始皇本纪书其名，回护之也。张良刺杀秦始皇，《秦始皇本纪》称"为盗所惊"是正其名，《留侯世家》云张良之所为是记其实，此亦回护之法。
司马迁记实灭秦之功，更是一个运用互见法正名实的典型例证。秦未大起义，刘邦攻下了咸阳，接受秦王子婴投降，而后统一天下，被西汉统治者颂为"大圣"。司马迁在《高祖本纪》中记载了刘邦起兵，挥师入关，受降子婴等历史功绩，但在评论中并不提起他的反秦功勋。司马迁说：子羽暴虐，汉行功德，愤发蜀汉，还定三秦；诛籍业帝，天下惟宁，改制易俗。作《高祖本纪》第八①。
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周秦之间，可谓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岂不谬乎？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①司马迁着重评价刘邦打败项羽，除暴安天下，"改制易俗"，"承敝易变"的历史作用。
灭秦之功，第一归于陈涉发难，第二归于项羽继业，击败秦军。为了记实这一历史过程，司马迁为陈涉立《世家》，为项羽立《本纪》，并在《陈杞世家》中交代说："伯翳之后，至周平王时封为秦，项羽灭之，有《本纪》言。"司马迁还把详载秦汉之际的大事年表题名《秦楚之际月表》，而不名以"秦汉之际月表"是寓有深意的。在内容叙述上，《陈涉世家》历述大小起义军近二十支，唯独不载沛公军，陈胜死后，吕臣、黥布反复与秦军争夺陈，"复以陈为楚"，示义旗不倒。然后紧接一句："会项梁立怀王孙心为楚王"结束了《陈涉世家》的正传。《太史公自序》说："秦失其道，豪杰并扰；项梁业之，于羽接之；??作《项羽本纪》第七。"司马迁分散在不同篇章的这些记载是互相呼应的。司马迁这种运用互见法精心安排的笔法，旨在说明陈涉首事，项氏继业，他们推翻了暴秦，才为刘邦统一天下开拓了道路。这些地方表现了司马迁实录历史的卓越史识，这是值得我们认真总结的。
① 《文史通义》内篇一《书教下》。
① 《史记》卷一百三十《史史公自序》。
《史记》五体篇数寓意，《太史公自序》有明确示例。司马迁说："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运行无穷，辅弼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这里以众星绕北辰和诸辐咸归聚车毂比喻人臣拱卫主上很确切。同时"二十八"与"三十"两个确定的数目与三十世家之数合符，表示寓有深意。司马贞"七十列传取悬车的暮齿"，或许是一种猜测；而张守节"作《列传》七十，象一行七十二日"则是具有充分依据和深刻的见解。所谓"一行七十二日"，就是一年三百六十日，以木、火、土、金、水五行等分之，各主七十二日。西汉初年，"一行七十二日"的说法常常见于记载。如《易坤灵图》云："五帝：东方木，色苍，七十二日；南方火，色赤，七十二日；中央土，色黄，七十二日；西方金，色白，七十二日；北方水，色黑，七十二日。"①《高祖本纪》载，高祖"左股有七十二黑子"，张守节《正义》就以"七十二黑子者，赤帝七十二日之数也"来解释。可见，"七十二"这个数字，在司马迁时代是一个极为流行的神秘数字。据研究，"七十二"这个数字起于战国时期，它流行的年历，便是五行思想发展的年历，是一种文化运动的表征。因此，"七十"列传之数，是一种历史哲学的① 《史记》卷四八《陈涉世家》。
反映。
但是，我们今天没有必要去钻牛角，刻意地探求五体篇数的玄妙微意。
我们只须从原则上把握，五体篇数与岁时联系，象征历史的无尽运行，也就是说司马迁是把古今人物编织在五行运动的历史哲学体系中进行论述。这是司马迁"究天人之际"思想内容的一个组成部分。
《史记》篇目，清赵翼认为编次混乱，"其次第皆无意义"，"盖成一篇即编入一编，不得撰成全书，重为排比"，是"随得随编"①。赵氏不明《史记》五体结构的系统性，故有此说，系统成为一门独立学科，虽然是近现代总结成理论的，可是它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却是源远流长，是伴随人类思维和整个科学技术发展史的进程而发生和发展的。《史记》五体就是司马迁创作的一个系统工程，所以它的篇目排列具有谨严的义例，可用八个字来概括："时代为序，以类相从。""时代为序"，勾勒历史发展的线索，是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的思想反映；"以类相从"，是运用历史类比法纵横排比，探寻治乱兴衰的规律，它既是一种编纂方法，也是一种研究方法。时代为序是客观的情势。篇目按时间顺序排列，尊重历史运动的先后顺序和连续性，从而创立了通史体例。《本纪》、《年表》、《世家》三体均编年纪事，组合义例划分时代段落，反映各个时期的历史大势，详今略古，详变略渐，时间层次极为鲜明，这就是义例。《年表》的阶段性最为鲜明。以类相从则是匠心独运的编排，具有或纵或横的组合义例，构成比较，用以探索历史内容的思想意趣，七十列传的序目最为鲜明。《八书》按专题通论古今制度，而最后一篇《平准书》专言汉事，突出一个"今"字，这都寓含着司马迁匠心布局的微意。因此，"随得随编"之说毫无根据。司马迁编目，把"时代为序"与"以类相从"两个原则结合得十分完美，贯彻于《史记》全书五体结构中。篇目次第的具体义例，将在本章第二节结合五体通变内容一并详述，兹从略。
4.创造了"太史公曰"的史论形式。
《史记》中的"太史公曰"，即习惯所称的序、赞、论，为司马迁首创的史论形式，简称为"史记论赞"。司马迁并没有把它的史论命名曰序曰赞。《史通》卷四《论赞篇》和《序例篇》论列"太史公曰"为序为赞后，相沿而成习惯。《史记》原题"太史公书"，意为太史公所著之书，故"史记论赞"称"太史公曰"。
"太史公曰"，内容丰博，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天文、地理、历史、伦理、世俗、形势、人事等等，往往补篇中所未备。"太史公曰"，议论宏阔，笔势纵横，言辞精练，旨义深微，或考证古史，或叙游历所得，或揭示取材义例，或明述作之旨，或褒贬人物，或纵论史事，或隐微讥刺，皆直抒胸臆，观点鲜明，构成了系统的历史学理论。司马迁所引典籍及君子之言，如《诗》、《书》、《论语》、孔子、诸子等，皆化为自己的语言。还大量引用诗赋歌谣及俚语俗谚来加强评论的生动性和通俗化。"太史公曰"的形式既整齐而又灵活。所谓整齐，是指"太史公曰"体例完备，分为系统的篇前序论，篇后赞论，夹叙夹议为论传三种形式。大段的恢宏议论置于篇首为序论，集中于十表、八书及类传，计23 篇。十表、八书及类传，都是贯通古今 的，序论即作贯通性的概括，最具理论色彩。本纪、世家、① 《古微书》卷十五引。
列传皆篇未置赞论，计106 篇。本纪、世家、列传皆序列人物，故赞论重点褒贬人物，具有强烈的感**彩。论传揭示义例，有《伯夷列传》、《日者列传》、《龟策列传》、《太史公自序》及《天官书赞》，凡5 篇。《自序》集中明述作之旨，为全书之总纲。序、赞、论三种形式整齐而集中，显系匠心布局。所谓灵活，即形式并不刻板，在整齐之中有变通。如十表中《将相表》有倒书无序，即创无字之序以衬托倒书，示例更为鲜明。八书中，《礼》、《乐》、《律》、《历》有序无赞，《河渠》、《平准》有赞无序，《封禅》有序有赞，《天官》夹叙夹议。十类传中，《刺客》无序有赞，《儒林》、《货殖》无赞有序，《循吏》、《酷吏》、《游侠》、《佞幸》、《滑稽》有序有赞，《日者》、《龟策》借题发挥，以序事为论。综观史记论赞，内容也不全都是评论，有的补充或考证史事，有的叙游历，有的抒愤寄托。变通的形式，灵活的内容，表现了司马迁的宏阔气度和无限的创造活力。变体即破例，是为了切合内容的需要而作的变通。如《外戚世家》及《孟子荀卿列传》两篇实质是类传，故作序以明其类。前已论及，破例为体是《史记》的一大特色，全书五体均有破例。历史本身是丰富多彩而又变化万端，怎么能用死板的格式来作形象的反映呢！但质的规定性义必须通过格式来反映。既有格式，又有变通，才能妙尽其理。立例又破例，正是司马迁卓越史识的一大表现，所以"太史公曰"呈现出丰富多姿的形态。
"太史公曰"形式上是仿自《左传》的"君子曰"，但在《史记》中发展成为系统的史论，却是司马迁的首创。先秦典籍《国语》、《战国策》及诸子著作间或已有"君子曰"，表示当时有德者之言。粗略统计，《左传》有一百三十四条评论，直接引仲虺、周任、史佚、孔子等人的话约五十条，有"君子曰"或"君子谓"、"君子以为"之称的评论八十四条。这样多的评论，已具系统史论的雏形，所以我们说"太史公曰"系仿《左传》的"君子曰"而作。但《左传》的"君子曰"就事论事，还不是具有理论色彩的史论，未能形成一种体系。隋代著名史家魏澹云："丘明亚圣，发扬圣旨，言'君子曰'者，无非甚泰，其间寻常，直书而已。"①就是说，左丘明的史论，只限于对具体事实的褒贬，可以说是一种直书。评论方式，主要是博采君子之言，亦断以己意。如文公二年《传》跻鲁值公之"君子以为失礼"云云，《国语·鲁语·夏公弗忌改昭穆之常》条作宗人有司之言；襄公三年《传》之"君子谓祁奚于是能举善矣"，二十一年《传》作晋叔向之言，曰"祁大夫外举不弃仇，内举不失亲"。所以宋人林尧叟曰："《左传》称君子曰，多是取当时君子之言，或断以己意。"①而《史记》的"太史公曰"，全书浑然一体，每序每赞，无论长短，自为一体，具有浓厚的理论色彩，并不只是就事论事的评论，而是《史记》内容的需要。例如司马迁为项羽作"本纪"，通过对项羽力拔山、气盖世的英雄业绩的叙述，勾画出秦汉之际风起云涌的大变革形势，表彰他的灭秦之功。论赞称颂项羽为"近古以来未尝有也"的英雄人物，同时分析他失败的原因，历述五条：第一，分裂天下，引起争斗；第二，背关怀楚，失去地利；第三，放逐义帝，诸侯叛乱；第四，自矜功伐，不行仁政；第五，专恃武力，失去民心。《太史公自序》又云："子羽暴虐，汉行功德。"司马迁的这些直接评论，思想深刻，褒贬得体，能引导读者对① 《二十二史札记》卷一。
① 《隋书》卷五十八《魏澹传》。
项羽有一个全面的认识，这是《春秋》笔法的一字褒贬无法完成的。"史以道义"，没有褒贬，就没有思想。司马迁借孔子之言说过，"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的话②，这表明司马迁对历史人物的爱憎和对历史事件的褒贬，主要是通过叙事的方法来完成的。顾炎武指出："古人作史，有不待论断而于序事之中即见其指者，惟太史公能之。"①。但是仅靠"寓论断于序事"这种形式是不够的。尤其是阐明《史记义例》，例如五体构思，取材义例，书法义例，年表的划分时代断限义例，这都是实践经验的升华和理论阐述，它必然要突破"寓论断于序事"的局限，直接表述思想。"史记论赞"就是司马迁直接表达思想的书法形式。
对司马迁用"太史公曰"所创造的史论形式，清人章学诚作了很高的评价。他说："太史叙例之作，其自注之权舆乎！明述作之本旨，见去取之从来，已似恐后人不知其所云而特笔以标之，所谓'不离古文"及'考信六艺'云云者，皆百三十篇之宗旨，或殿卷未，或冠篇端，未尝不反复自明也。"②但是象章氏这样的赏音者并不多见。唐刘知几就扬班抑马，推重班固之赞有"典浩之风"，而认为《史记》为例不纯，甚至批评史记论赞"淡泊无味"，是"苟炫文采"的画蛇添足③。实际上，班固是模仿"太史公曰"而作，只是在辞章和形式上比"太史公曰"庄重、典雅而已，但史识义例却是无法和"太史公曰"比拟的。可以说，中国传统史学，由于司马迁创造了史论体系，才使得历史编纂成为真正的史学论著，《史记》提供了典范。其后"班固曰赞，荀悦曰论，东观曰序，谢承曰诠，陈寿曰评，王隐曰议，何法盛曰述，扬雄曰譔，刘昞曰奏，袁宏、裴子野自显姓名，皇甫谧、葛洪列其所号"④，名称虽殊，但都是效法司马迁作史论。
5.联络五体的互见法。
互见法是司马迁为适应纪传五体的需要而创造的叙事方法，它的基本精神是将一人事迹、一件史事，分散在数篇之中参错互见，彼此相补，互文相足。这种叙事方法只在《史记》中得到了纯熟运用，既具有史学功能，亦具有文学功能。宋人苏询最早论及互见法。他说：迁之传廉颇也，议救阔与之失不载焉，见之赵奢传；传郦食其也，谋挠楚权之缪不载焉，见之留侯传。夫颇、食其皆功十而过一者也，苟列一以疵十，后之庸人必日："智如廉颇，辨如郦食其，而十功不能赎一过。"则将苦其难而怠矣。是故本传晦之，而他传发之，则其与善也，不亦隐而彰乎！①"本传晦之，而他传发之"这是对互见法最简洁的概括，同时也最主要地是揭示它的文学功能。近人李笠《史记订补》、章学诚《文史通义》、靳德俊《史记释例》等书均有简洁精当的阐述，不一一具引。诸人论述着重从史学角度揭示互见法的功用。从本质上看，互见法是司马迁运用历史比较法研究历史的反映。他将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进行了普遍的联系和对比，抽出人物、事件最本质的东西来组织材料，突出重心，而将枝叶蔓衍的材料互② 《左传》隐公元年林尧叟注。
① 《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吏公自序》。
② 《日知录》卷二十六。
③ 《文史通义》内篇五《史注》。
④ 《史通》卷四《论赞》。
① 《史通》卷四《论赞》。
见于它篇。由于司马迁得心应手地运用互见法，所以《史记》无论在叙述历史，还是在塑人物方面，都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互见法的作用是多方面的。例如讽刺、避讳、引物连类均可用互见法集中或分散史事来创造条件。下面就互见法在史学上的功能谈三个方面的内容。至于怎样运用互见法集中史事塑人物形象，留在本书第七章第三节中详论。（1）互见法详此略彼，叙述史事条理分明，避免重复。司马迁将复杂的史事，按预定的义例组织材料，当甲篇与乙篇有关联时，便点明"事见某篇"，"语在某篇"。例如《周本纪》叙周公讨管叔后，作大诰等篇，就说："其事在周公之篇"，这样就把《周本纪》和《鲁周公世家》联系起来了。《萧相国世家》叙萧何荐韩信，以及后来萧何进计于吕后杀韩信，均作交代说："语在准阴事中"，这样就把《萧相国世家》和《淮阴侯列传》联系起来了。这一类交代，在全书中不能尽举。目的是唤起读者不要孤立地去看每篇的记载，而要把《史记》各体之间相关篇目联系起来，贯通为一个整体。五体互文相补，纪传为经纬组成骨架，年表有如神经脉络贯穿其中。《本纪》编年，摘载诏令、奏议、军国大事，《世家风列传》详纪史事本末。纪为纲，传为目，互文相补。例如武王伐纣和西周建国，这是发生剧变的历史时代，记载特详。当我们详究西周建国始未，只读《周本纪》是不够的，因为大量记事分散在齐、鲁、燕、管蔡、卫康叔诸世家中。反过来看，周初的开国功臣吕尚、周公旦、召公爽等所起的作用和地位，在《周本纪》中只是条列事目，形成比较，而细节则详述 于各个世家之中。这样布局，不仅笔墨经济，面且序事井然。总之，互见法详此略彼，给《史记》的全盘结构提供了艺术布局的广阔天地，使得每篇重点突出，记事简练，便于史事叙述，条理分明。因此，《史记》只用了五十万言载三千年事，不能不使人惊叹司马迁不愧为是一个伟大的创作家，他驾驭材料的能力是无与伦比的。（2）互见法集中史事，使历吏事件的叙述首尾完具。司马迁述史，十分重视"咸表终始"，故于重大事件用互见法集中史事，具有纪事本末的特色。例如《吕太后本纪》叙诸吕之变；《陈涉世家》叙秦未起义；《吴工濞列传》叙西汉七国之叛；《大宛列传》叙汉通西域，集中史事，首尾完具，体现了纪事本末的笔法。编年体以时为主，史事记载，年月分明，纷繁事变，备于一编，形于目前，此其所长。纪传体以人为主，形象生动，纪传志表分合，类例严谨，能容纳丰富的史事内容。"显隐必该，洪纤靡失"，此为别体所不能。但二体各有短处。编年体使一事记载跨越数卷，史事脉络淹没在枝叶蔓衍的他事之中，线索不明，首尾难稽。纪传人物交错，分别立传，难免支离和重复。纪事本末体以事为主，集中反映，首尾完具，弥补了两体之失。此体为南宋袁枢所创。清章学诚评论说"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②，十分精当。而司马迁在《史记》中运用互见法集中史事，纪事本末体的笔法已经很熟练，在《世家》、《列传》中都有许多首尾完具的故事，为袁枢的创造提供了借鉴。（3）互见法正名实，于回护之中不失历史之真。《春秋》笔法有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说法，这是孔子所开的隐晦历史之例。封建时代的礼制，要求子为父隐，父为子隐，则"直"在其中矣！所以皇帝颁行的诏令制诰，臣下进呈的章表疏奏，无不充满回护溢美之词。司马迁引据这些档案，即便是一字不差的照抄，也将陷入回护的漩涡之中。如果司马迁根据事实改造史料，则又不能做到忠实于历史档案。换句话说，② 《嘉■集》卷八《史论下》。
名分与事实之间往往发生矛盾，既要忠于历史，又不能违犯名分改造档案，这确是一个难题。司马迁用互见法来补救，互文相足，正名实，而又于回护之中不失历史之真。这种事例，往往未书明互见，不易觉察，反而错觉为记述矛盾。例如写秦始皇的出身，《秦始皇本纪》载，始皇之父庄襄王子楚在赵为秦质子时，取吕不韦姬而生始皇；而《吕不韦传》载吕不韦献已有孕之姬于子楚而生始皇。两传对照，可知秦始皇实力吕不韦子，而名为秦庄襄王子，故不韦传记其实，始皇本纪书其名，回护之也。张良刺杀秦始皇，《秦始皇本纪》称"为盗所惊"是正其名，《留侯世家》云张良之所为是记其实，此亦回护之法。
司马迁记实灭秦之功，更是一个运用互见法正名实的典型例证。秦未大起义，刘邦攻下了咸阳，接受秦王子婴投降，而后统一天下，被西汉统治者颂为"大圣"。司马迁在《高祖本纪》中记载了刘邦起兵，挥师入关，受降子婴等历史功绩，但在评论中并不提起他的反秦功勋。司马迁说：子羽暴虐，汉行功德，愤发蜀汉，还定三秦；诛籍业帝，天下惟宁，改制易俗。作《高祖本纪》第八①。
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周秦之间，可谓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岂不谬乎？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①司马迁着重评价刘邦打败项羽，除暴安天下，"改制易俗"，"承敝易变"的历史作用。
灭秦之功，第一归于陈涉发难，第二归于项羽继业，击败秦军。为了记实这一历史过程，司马迁为陈涉立《世家》，为项羽立《本纪》，并在《陈杞世家》中交代说："伯翳之后，至周平王时封为秦，项羽灭之，有《本纪》言。"司马迁还把详载秦汉之际的大事年表题名《秦楚之际月表》，而不名以"秦汉之际月表"是寓有深意的。在内容叙述上，《陈涉世家》历述大小起义军近二十支，唯独不载沛公军，陈胜死后，吕臣、黥布反复与秦军争夺陈，"复以陈为楚"，示义旗不倒。然后紧接一句："会项梁立怀王孙心为楚王"结束了《陈涉世家》的正传。《太史公自序》说："秦失其道，豪杰并扰；项梁业之，于羽接之；??作《项羽本纪》第七。"司马迁分散在不同篇章的这些记载是互相呼应的。司马迁这种运用互见法精心安排的笔法，旨在说明陈涉首事，项氏继业，他们推翻了暴秦，才为刘邦统一天下开拓了道路。这些地方表现了司马迁实录历史的卓越史识，这是值得我们认真总结的。
① 《文史通义》内篇一《书教下》。
① 《史记》卷一百三十《史史公自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