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发凡起例"太史公书"（2/2）
《司马迁评传》作者：司马迁评传 2017-02-13 12:31
人问故，可以相及，至于冯遂，建元元年尚为郎。西汉郎官"掌守门户，出充车骑"，皆少年郎充任，冯遂此时不至于是六、七十老翁，设若四十左右，司马迁不仅相及，且可为忘年交。公孙季功、董生与荆柯刺秦王时的侍医夏无且交游。荆柯刺秦王在公元前227 年，下距司马迁之生公元前145 年为82 年，年齿似不相及。若公孙季功、董生与夏无且为逮及的忘年之交，二人与司马迁亦为忘年之交，年齿仍可相及。李长之先生用讳与不讳来区分谈、迁著述，是相当有道理的，但也不能绝对化。胡适之著《西汉人临文不讳考》，陈垣著《史讳举例》论汉讳诸条，指出在汉代讳与不讳有很大的伸缩弹性，这当是符合事实的。《太史公自序》说司马谈之父名司马喜，就与司马氏祖上相中山者名司马喜同名不讳，就是一例。
从称谓上立论片面性更大，可以说是没有几分可靠的。方苞以"太史公读"为司马谈，"余读"为司马迁，却不能自圆其说。如《六国年表序》，前有"太史公读《秦记》"，后有"余于是因《秦记》"云云，一篇之中有两称，可以说是否定方苞立说的铁证。至于"著"与"作"之分更属妄测。
《自序》云"著十二本纪"，试问"今上本纪"是"著"还是"作"呢？在《史记》中，司马谈、司马迁自称，都是"余"、"吾"、"予"并用。如司马谈临终遗嘱，就五称"余"两称"吾"。《五帝本纪赞》司马迁"余"与"予"并用。因此，用"余"、"吾"、"予"的用语不能区别司马谈和司马迁。
从思想旨趣上立论，其前提是司马谈尊道，司马迁尊儒，父子异途，思想对立。这个前提根本不能成立。《史记》效《春秋》，这一宗旨为司马谈所定，谁说司马谈不尊儒？《悲士不遇赋》充满道家色彩，谁说司马迁不尊道？谈、迁父子思想有差异，但基本一致，既非尊儒，亦非尊道，而是兼采儒、墨、名、法、道、阴阳百家之长，融会贯通自成一家。赞文帝未必不是司马迁所作。
从时间上立论，把秦汉史归于司马迁，把先秦史归于司马谈，恰与司马谈自述的思想相背。司马谈临终遗言说："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这段话充分表现了司马谈详今略古的思想。司马迁二十壮游，既上会稽探禹穴，更在梁、楚一带调查秦汉间事，这是受司马谈指导的。从时间上来分判谈、迁父子异向，肯定也是徒劳的。
最后，顾颉刚从两个断限来判定《太史公自序》为司马谈原作也不能成立。《自序》概括全书一百三十篇大旨，是最后写成的。正因为司马迁修改了父谈计划，才在《自序》中作一交代。这两个断限的交代恰恰说明是司马迁作《自序》，而不是司马谈。
总上所述，昔贤今人考论司马谈作史篇目三十七篇，计本纪十二篇，表四篇，书四篇，世家八篇，列传九篇，五体皆备。但是立论基石不固，逻辑不周，基本不能成立，我们有理由把它推倒。假如我们把考论的三十七篇从《史记》中割裂出来，在其余篇章中去探索司马迁的系统思想，那是不可想象的。
3.对司马谈作史应如何评价。
司马谈作史，唐人己有明确论述。司马贞曰："《史记》者，汉太史司马迁父子之所述也。"①刘知几《史通·古今正史》、《隋书·经籍志》都明确指出司马谈发凡起例，未就而卒，司马迁承其遗志，勒成一史。唐人的这些论述，充分肯定了司马谈的作史功绩。研究《史记》成书过程，研究司马迁成长道路，忽略司马谈是不全面的。但是，自唐以后，司马谈作史功绩被淹没，且唐人论述也过于简略。因此，近今人顾颉刚等人的考论，尽管具体成果（指司马谈作史篇目）应予推倒，而所得结论（指司马谈发凡起例，五体皆备）却是有重大参考价值的。顾氏所阐发的两个断限，论述《赵世家》的丰富史料可能是司马谈通过冯唐父子口述采集的，很富有启发意义。赖长扬解释《文帝纪》中赞语"谦让未成于今"，深切惋惜，溢于言表，与司马谈歆慕封禅思想若合符节，并将《论六家要指》与《文帝纪》对照，认为司马谈推崇的黄老思想与文帝政治实践虚实相映。这样的论述方法很有见地。《文帝纪》中留有司马谈作史痕迹，无可辩驳。李长之提出讳与不讳的论证也很有参考价值。总之，顾颉刚等人的考论，提供了司马谈作史痕迹的史影，① 李长之文见《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一书中第六章第二节。赖长扬作《司马谈作史补证》载《中学研究》1981 年第2 期。赵生群作《司马谈作史考》载《南京师院学报》1982 年第2 期。比唐人论述具体，这就够了。司马谈发凡起例"太史公书"，这本身是一个伟大的业绩，无论怎么评价都不过分。司马谈重振了司马氏史官世家绝学，是一个自觉的历史家。正如顾颉刚所说："而《史记》之作，迁遂不得专美，凡言吾国之大史学家与大文学家者，必更增一人焉曰司马谈。"这个结论应予肯定。
但是《史记》最后完成于司马迁之手，司马谈的著述，对于司马迁来说就如同采择《左传》、《国语》，删《世本》、《战国策》一样，剪裁熔铸在自己最后的定稿中，成为"一家之言"。今本《史记》一百三十篇是不容分割的一个整体，皆可视为司马迁一人之作，方能完整地系统地探索《史记》一家之言的思想。所以我们在前面论述司马谈重振天官学，制定封禅仪时，也要论述司马迁的作用和思想。我们应该承认司马谈有整篇的述史，其成果或许不止三十七篇。问题是司马谈的草创之作为司马迁所重新剪裁熔铸，因此《史记》著述代表者只能有一人焉曰司马迁。
从称谓上立论片面性更大，可以说是没有几分可靠的。方苞以"太史公读"为司马谈，"余读"为司马迁，却不能自圆其说。如《六国年表序》，前有"太史公读《秦记》"，后有"余于是因《秦记》"云云，一篇之中有两称，可以说是否定方苞立说的铁证。至于"著"与"作"之分更属妄测。
《自序》云"著十二本纪"，试问"今上本纪"是"著"还是"作"呢？在《史记》中，司马谈、司马迁自称，都是"余"、"吾"、"予"并用。如司马谈临终遗嘱，就五称"余"两称"吾"。《五帝本纪赞》司马迁"余"与"予"并用。因此，用"余"、"吾"、"予"的用语不能区别司马谈和司马迁。
从思想旨趣上立论，其前提是司马谈尊道，司马迁尊儒，父子异途，思想对立。这个前提根本不能成立。《史记》效《春秋》，这一宗旨为司马谈所定，谁说司马谈不尊儒？《悲士不遇赋》充满道家色彩，谁说司马迁不尊道？谈、迁父子思想有差异，但基本一致，既非尊儒，亦非尊道，而是兼采儒、墨、名、法、道、阴阳百家之长，融会贯通自成一家。赞文帝未必不是司马迁所作。
从时间上立论，把秦汉史归于司马迁，把先秦史归于司马谈，恰与司马谈自述的思想相背。司马谈临终遗言说："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这段话充分表现了司马谈详今略古的思想。司马迁二十壮游，既上会稽探禹穴，更在梁、楚一带调查秦汉间事，这是受司马谈指导的。从时间上来分判谈、迁父子异向，肯定也是徒劳的。
最后，顾颉刚从两个断限来判定《太史公自序》为司马谈原作也不能成立。《自序》概括全书一百三十篇大旨，是最后写成的。正因为司马迁修改了父谈计划，才在《自序》中作一交代。这两个断限的交代恰恰说明是司马迁作《自序》，而不是司马谈。
总上所述，昔贤今人考论司马谈作史篇目三十七篇，计本纪十二篇，表四篇，书四篇，世家八篇，列传九篇，五体皆备。但是立论基石不固，逻辑不周，基本不能成立，我们有理由把它推倒。假如我们把考论的三十七篇从《史记》中割裂出来，在其余篇章中去探索司马迁的系统思想，那是不可想象的。
3.对司马谈作史应如何评价。
司马谈作史，唐人己有明确论述。司马贞曰："《史记》者，汉太史司马迁父子之所述也。"①刘知几《史通·古今正史》、《隋书·经籍志》都明确指出司马谈发凡起例，未就而卒，司马迁承其遗志，勒成一史。唐人的这些论述，充分肯定了司马谈的作史功绩。研究《史记》成书过程，研究司马迁成长道路，忽略司马谈是不全面的。但是，自唐以后，司马谈作史功绩被淹没，且唐人论述也过于简略。因此，近今人顾颉刚等人的考论，尽管具体成果（指司马谈作史篇目）应予推倒，而所得结论（指司马谈发凡起例，五体皆备）却是有重大参考价值的。顾氏所阐发的两个断限，论述《赵世家》的丰富史料可能是司马谈通过冯唐父子口述采集的，很富有启发意义。赖长扬解释《文帝纪》中赞语"谦让未成于今"，深切惋惜，溢于言表，与司马谈歆慕封禅思想若合符节，并将《论六家要指》与《文帝纪》对照，认为司马谈推崇的黄老思想与文帝政治实践虚实相映。这样的论述方法很有见地。《文帝纪》中留有司马谈作史痕迹，无可辩驳。李长之提出讳与不讳的论证也很有参考价值。总之，顾颉刚等人的考论，提供了司马谈作史痕迹的史影，① 李长之文见《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一书中第六章第二节。赖长扬作《司马谈作史补证》载《中学研究》1981 年第2 期。赵生群作《司马谈作史考》载《南京师院学报》1982 年第2 期。比唐人论述具体，这就够了。司马谈发凡起例"太史公书"，这本身是一个伟大的业绩，无论怎么评价都不过分。司马谈重振了司马氏史官世家绝学，是一个自觉的历史家。正如顾颉刚所说："而《史记》之作，迁遂不得专美，凡言吾国之大史学家与大文学家者，必更增一人焉曰司马谈。"这个结论应予肯定。
但是《史记》最后完成于司马迁之手，司马谈的著述，对于司马迁来说就如同采择《左传》、《国语》，删《世本》、《战国策》一样，剪裁熔铸在自己最后的定稿中，成为"一家之言"。今本《史记》一百三十篇是不容分割的一个整体，皆可视为司马迁一人之作，方能完整地系统地探索《史记》一家之言的思想。所以我们在前面论述司马谈重振天官学，制定封禅仪时，也要论述司马迁的作用和思想。我们应该承认司马谈有整篇的述史，其成果或许不止三十七篇。问题是司马谈的草创之作为司马迁所重新剪裁熔铸，因此《史记》著述代表者只能有一人焉曰司马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