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受学于董仲舒（2/2）
《司马迁评传》作者：司马迁评传 2017-02-13 12:31
右，以成文采。"司马迁在《十二诸侯年表序》中说：孔子次《春秋》，"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这些都可说明司马迁理解的《春秋》大义，以及孔子创作动机，是依本于董仲舒的思想。《史记·儒林列传》对董仲舒的公羊学作了高度的评价。司马迁说："故汉兴至于五世之间，唯董仲舒名为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氏也。"对希世用世的公孙弘则批评说："公孙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从司马迁的思想倾向及感**彩，说明他与董仲舒具有师承关系。
3、董仲舒对司马迁的影响。
董仲舒的思想体系是著名的天人合一目的论，基本上是一个唯心主义的哲学体系。但他并不是一个神学目的论者。事实上董仲舒所讲的天，既有人格神的上帝之天，也讲自然与道德之天①。董仲舒论证的天人合一，目的在于构建天地万物归于一元的统一世界①，为秦汉大一统政治服务。董仲舒提出的三纲五常伦理，无疑地给古代的中国人民套上了神权、君权、父权、夫权的四大绳索，从阶级观点来看，它为封建政治服务，局限性是明显的。但从历史发展的观点来看，在秦汉时期，它无疑又是现实政治人际关系的条理化，为当时的中央集权所必须，起了聚凝的进步作用。客观地说，董仲舒本人是一个进步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他讲天人感应遣告说，主观目的是借天的权威来限制君权，避免横暴之君昏乱国家。所以他在政治上提倡仁政，主张新王改制，薄赋敛，省力役，耕者有其田；又提出兴学校，举孝廉，保证贤人从政，宣扬行善得众，贵德重人等思想，这些都是当时先进的思想，在西汉政治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① 丞相公孙弘亦治《公羊春秋》，经过辩论，公孙弘学未被立于学官，由此可见董仲舒的学术地位。见《史记·儒林列传》。
① 《春秋繁露·郊义》："天者，百神之君也"，《深察名号》："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人副天数》："唯人独能偶天地。"这里的天是一个人格上帝神。《玉杯》："人受命于天，有善善恶恶之性。"此为道德之天。《天地阴阳》："天、地、阴、阳、木、火、土、金、水，九，与人而十者，天之数毕也。"这里说的天是物质的天，自然的天。
司马迁接受董仲舒的思想，可以说是"前期公羊学派中的重要人物"①，但司马迁并没有把公羊家的学说全盘接受，而是批判继承。司马迁对公羊学的批判表现是：其一，怀疑和讽刺灾异说；其二，不取公羊家的讳饰态度；其三，不贵虚名。司马迁接受公羊学的影响是：其一，公羊家颂扬汤武革命，主张以有道伐无道，成为《史记》反暴政的思想基础；其二，公羊家"尊王攘夷"，主张"大一统"的思想，成为《史记》贯串全书的主要观念；其三，公羊家崇让、尚耻之义是《史记》褒贬历史人物的道德标准②。
总之，司马迁师事董仲舒，深受其影响，吸收了公羊家学说的精华，但他以批判的精神作了改造，借用董氏语言而意义更加精微和进步，实质是作了发展和改造。例如《自序》引董仲舒言答壶遂问，司马迁说："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这段话的精义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所谓为后王立法。《汉书·司马迁传》作"贬诸侯，讨大夫"，删去"天子"与"退"三字，即删去了"贬天子"一句，这是不符司马迁思想的。班固认为天子不可贬，司马迁认为天子有过亦可贬。这里不仅仅是反映了两个史学家的思想差异，也反映了司马迁对《春秋》主题以及对董仲舒为后王立法思想的发展。"贬天子"，既非孔子思想，亦非董仲舒思想。在追溯公羊家本始思想时，班固的删削无疑是正确的；但讨论司马迁思想时，班固的删削却是大谬不然。司马迁正是发展了公羊学，所以他才写出了比《春秋》规模更大、褒贬尺度更富于人民性、内容体制更符合大一统时代要求的伟大作品《史记》，这实在是一个空前的壮举。
① 《天人三策》："臣谨案《春秋》谓一元之意，一者万物之所从始也。"《春秋繁露·重政》："是以《春秋》变一谓之元，元犹原也。故元为万物之本。"这里的"元""原""始""本""一"都是宇宙本原的代用语，将整个宇宙世界归于一统。
② 杨向奎：《司马迁的历史哲学》，载《中国史研究》1979 年第1 期。
3、董仲舒对司马迁的影响。
董仲舒的思想体系是著名的天人合一目的论，基本上是一个唯心主义的哲学体系。但他并不是一个神学目的论者。事实上董仲舒所讲的天，既有人格神的上帝之天，也讲自然与道德之天①。董仲舒论证的天人合一，目的在于构建天地万物归于一元的统一世界①，为秦汉大一统政治服务。董仲舒提出的三纲五常伦理，无疑地给古代的中国人民套上了神权、君权、父权、夫权的四大绳索，从阶级观点来看，它为封建政治服务，局限性是明显的。但从历史发展的观点来看，在秦汉时期，它无疑又是现实政治人际关系的条理化，为当时的中央集权所必须，起了聚凝的进步作用。客观地说，董仲舒本人是一个进步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他讲天人感应遣告说，主观目的是借天的权威来限制君权，避免横暴之君昏乱国家。所以他在政治上提倡仁政，主张新王改制，薄赋敛，省力役，耕者有其田；又提出兴学校，举孝廉，保证贤人从政，宣扬行善得众，贵德重人等思想，这些都是当时先进的思想，在西汉政治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① 丞相公孙弘亦治《公羊春秋》，经过辩论，公孙弘学未被立于学官，由此可见董仲舒的学术地位。见《史记·儒林列传》。
① 《春秋繁露·郊义》："天者，百神之君也"，《深察名号》："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人副天数》："唯人独能偶天地。"这里的天是一个人格上帝神。《玉杯》："人受命于天，有善善恶恶之性。"此为道德之天。《天地阴阳》："天、地、阴、阳、木、火、土、金、水，九，与人而十者，天之数毕也。"这里说的天是物质的天，自然的天。
司马迁接受董仲舒的思想，可以说是"前期公羊学派中的重要人物"①，但司马迁并没有把公羊家的学说全盘接受，而是批判继承。司马迁对公羊学的批判表现是：其一，怀疑和讽刺灾异说；其二，不取公羊家的讳饰态度；其三，不贵虚名。司马迁接受公羊学的影响是：其一，公羊家颂扬汤武革命，主张以有道伐无道，成为《史记》反暴政的思想基础；其二，公羊家"尊王攘夷"，主张"大一统"的思想，成为《史记》贯串全书的主要观念；其三，公羊家崇让、尚耻之义是《史记》褒贬历史人物的道德标准②。
总之，司马迁师事董仲舒，深受其影响，吸收了公羊家学说的精华，但他以批判的精神作了改造，借用董氏语言而意义更加精微和进步，实质是作了发展和改造。例如《自序》引董仲舒言答壶遂问，司马迁说："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这段话的精义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所谓为后王立法。《汉书·司马迁传》作"贬诸侯，讨大夫"，删去"天子"与"退"三字，即删去了"贬天子"一句，这是不符司马迁思想的。班固认为天子不可贬，司马迁认为天子有过亦可贬。这里不仅仅是反映了两个史学家的思想差异，也反映了司马迁对《春秋》主题以及对董仲舒为后王立法思想的发展。"贬天子"，既非孔子思想，亦非董仲舒思想。在追溯公羊家本始思想时，班固的删削无疑是正确的；但讨论司马迁思想时，班固的删削却是大谬不然。司马迁正是发展了公羊学，所以他才写出了比《春秋》规模更大、褒贬尺度更富于人民性、内容体制更符合大一统时代要求的伟大作品《史记》，这实在是一个空前的壮举。
① 《天人三策》："臣谨案《春秋》谓一元之意，一者万物之所从始也。"《春秋繁露·重政》："是以《春秋》变一谓之元，元犹原也。故元为万物之本。"这里的"元""原""始""本""一"都是宇宙本原的代用语，将整个宇宙世界归于一统。
② 杨向奎：《司马迁的历史哲学》，载《中国史研究》1979 年第1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