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家徙茂陵（2/2）
《司马迁评传》作者：司马迁评传 2017-02-13 12:31
精心写作的篇章，郭解作为主要人物，写得生动传神，可歌可泣。但篇后的论赞表面看，似乎平淡无奇，只是补充叙写作者当年亲见郭解时的粗浅感受。恰恰就在这平淡中透出了司马迁飘逸的生花神笔。司马迁真实地追叙当年的思情感情作为赞语，正是为了说明那时青年一代对郭解的神往，从青年的迷惑感情中，衬出郭解的平凡而出入意外的传奇色彩。一个九岁儿童绝不会有这样深沉的认识与感情。所以郭解故事，直接为司马迁元朔二年家徙茂陵，以及司马迁生于景帝中五年，提供了有力的旁证。
郭解故事，给青年司马迁这样一个刚刚涉世的青年，在心灵上造成了极大的震动，留下深刻印象和无形的影响。首先，司马迁走出夏阳，在茂陵与四方之民交游，特别是识见郭解，方知天下之大，奇人之异。郭解"慨不快意，身所杀甚众"，在他身上集有大恶；郭解言必信，行必果，排难解纷不受人之报，侄儿不直，不罪仇家，这些品德，又可以说是集有大善。天下之大恶大善集于郭解一身，在人们的想象中必是一个彪形大汉，及至亲见，原来竟是一个其貌不扬的矮子。这真是奇人奇行，青年司马迁与郭解是否有过短暂的交游，司马迁没有记载，不敢妄谈。但郭解形象根植于司马迁心灵深处，这是毫无疑义的。司马迁二十壮游，考察游侠行踪，是其动机之一，亦应无疑义。
游侠的产生，在汉代已有悠久的历史。春秋战国时代的社会大变动，西周旧贵族下层的"士"没落分化，一部分以"文"为主，成为诸子百家和儒生，一部分以"武"为主成为游侠和刺客。如果说苏秦、张仪、范瞄、蔡泽等人是文士中的才俊，那么聂政、荆轲等则是武士中的豪杰。文武之士，他们凭着个人才干穿行于列国之中，奔走于权贵之门，积极从事政治活动，为自己争得一席之地。战国四公子各养士三千人，既有文士，又有武士，乃至有鸡鸣狗盗之徒。散居民间的游侠，以"义"结成帮派团伙，在政治动荡的社会中保卫乡里，施德贫民，能作一些好事，但往往打斗仇杀，于犯法禁，成为社会祸害。所以在郭解身上既集有大善，又集有大恶。韩非在《五蠢》中指出"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提出对这两种人实行专政。随着秦汉的统一和中央集权制的建立，百家之言的文士和带剑犯禁的游侠之士，都必然遭到打击和专政。郭解之被徙移茂陵和遭族灭，就是汉武帝打击游侠运动的一种反映。打击游侠的政治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而民间士庶豪杰却诵义无穷，这不能不催动着司马迁在全国大旅行中去考察一个究竟，所以他对郭解在轨地乡间生活的许多细节都了解得一清二楚。司马迁由汉代游侠上溯至春秋战国，对当时的游士、剑客，以及四公子养士，都作了详尽的调查，后来写了战国四公子、苏秦、张仪及刺客、游侠等一系列恢宏大传。当司马迁① 《史记》卷一百二十四《游侠列传》。
受李陵之祸再回味郭解故事，联想古今游侠、刺客，于是升华出反暴政，反传统道德的理性思维，从而创作出《刺客列传》、《游侠列传》这样的优秀篇章。这两篇都是颂扬反暴政的思想。所不同的是，《刺客列传》侧重反映政治斗争，宣扬扶弱锄强的正义精神。至于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以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②。这说明游侠虽不合乎正统的封建道德，但对下层人民很讲"仁义"，很有道德。游侠的出现与活动，是封建社会法制瓦解，匹夫抗愤的一种形式。游侠为受压迫、受冤屈的下层人民伸张正义，而不惜牺牲性命，司马迁歌颂他们，表现了他同情广大人民的反暴愿望，这是应当肯定的。青年司马迁得以识见当代大侠郭解，这是一个偶然的机遇，就这一点，司马迁家徙茂陵也是值得的。
司马迁家徙茂陵，结束了少年时代的生活。他走向广阔的社会，走向新生活。
② 《关于司马迁生卒年月四考》，载《司马迁与史记》论集，中华书局1957 年出版。
郭解故事，给青年司马迁这样一个刚刚涉世的青年，在心灵上造成了极大的震动，留下深刻印象和无形的影响。首先，司马迁走出夏阳，在茂陵与四方之民交游，特别是识见郭解，方知天下之大，奇人之异。郭解"慨不快意，身所杀甚众"，在他身上集有大恶；郭解言必信，行必果，排难解纷不受人之报，侄儿不直，不罪仇家，这些品德，又可以说是集有大善。天下之大恶大善集于郭解一身，在人们的想象中必是一个彪形大汉，及至亲见，原来竟是一个其貌不扬的矮子。这真是奇人奇行，青年司马迁与郭解是否有过短暂的交游，司马迁没有记载，不敢妄谈。但郭解形象根植于司马迁心灵深处，这是毫无疑义的。司马迁二十壮游，考察游侠行踪，是其动机之一，亦应无疑义。
游侠的产生，在汉代已有悠久的历史。春秋战国时代的社会大变动，西周旧贵族下层的"士"没落分化，一部分以"文"为主，成为诸子百家和儒生，一部分以"武"为主成为游侠和刺客。如果说苏秦、张仪、范瞄、蔡泽等人是文士中的才俊，那么聂政、荆轲等则是武士中的豪杰。文武之士，他们凭着个人才干穿行于列国之中，奔走于权贵之门，积极从事政治活动，为自己争得一席之地。战国四公子各养士三千人，既有文士，又有武士，乃至有鸡鸣狗盗之徒。散居民间的游侠，以"义"结成帮派团伙，在政治动荡的社会中保卫乡里，施德贫民，能作一些好事，但往往打斗仇杀，于犯法禁，成为社会祸害。所以在郭解身上既集有大善，又集有大恶。韩非在《五蠢》中指出"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提出对这两种人实行专政。随着秦汉的统一和中央集权制的建立，百家之言的文士和带剑犯禁的游侠之士，都必然遭到打击和专政。郭解之被徙移茂陵和遭族灭，就是汉武帝打击游侠运动的一种反映。打击游侠的政治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而民间士庶豪杰却诵义无穷，这不能不催动着司马迁在全国大旅行中去考察一个究竟，所以他对郭解在轨地乡间生活的许多细节都了解得一清二楚。司马迁由汉代游侠上溯至春秋战国，对当时的游士、剑客，以及四公子养士，都作了详尽的调查，后来写了战国四公子、苏秦、张仪及刺客、游侠等一系列恢宏大传。当司马迁① 《史记》卷一百二十四《游侠列传》。
受李陵之祸再回味郭解故事，联想古今游侠、刺客，于是升华出反暴政，反传统道德的理性思维，从而创作出《刺客列传》、《游侠列传》这样的优秀篇章。这两篇都是颂扬反暴政的思想。所不同的是，《刺客列传》侧重反映政治斗争，宣扬扶弱锄强的正义精神。至于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以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②。这说明游侠虽不合乎正统的封建道德，但对下层人民很讲"仁义"，很有道德。游侠的出现与活动，是封建社会法制瓦解，匹夫抗愤的一种形式。游侠为受压迫、受冤屈的下层人民伸张正义，而不惜牺牲性命，司马迁歌颂他们，表现了他同情广大人民的反暴愿望，这是应当肯定的。青年司马迁得以识见当代大侠郭解，这是一个偶然的机遇，就这一点，司马迁家徙茂陵也是值得的。
司马迁家徙茂陵，结束了少年时代的生活。他走向广阔的社会，走向新生活。
② 《关于司马迁生卒年月四考》，载《司马迁与史记》论集，中华书局1957 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