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永嘉学派的形成与发展（2/2）
《叶适评传》作者：叶适评传 2017-02-13 12:28
：薛艮斋过之，启以其端，已而束书屏居。艮斋又过之，问治何业，先生陈其所得。艮斋曰："吾惧子之累于得也。"于是往依艮斋而卒学焉。茅茨一间，聚书千余卷，日考古咨今于其中，盖从游者凡七八年。??先生既得之（按指薛氏之学），而又解剥于《周官》、《左史》，变通当世之治具条画，本末粲如也。（卷五十三《止斋学案》）按照叶适所说，陈傅良师事郑伯熊、薛季宣，而又与张栻、吕祖谦相处亲密，情同兄弟，吕祖谦尤其赞赏陈傅良。然而，还是有所不同。
公之从郑、薛也，以克己兢畏为主，敬德集义。于张公尽心焉。至古人经制，三代治法，又与薛公反复论之。而吕公为言："本朝文献相承，所以垂世立国，然后学之内外本末备矣。"公犹不已，年经月纬，昼验夜索，询世旧，繙吏牍，蒐断闻，一事一物，必稽于极而后止。千载之上，珠贯而丝组之，若目见而身折旋其间，吕公以为其长不独在文字也。（《宝谟阁待制中书舍人陈公墓志铭》，《水心文集》卷十六）
从叶适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到陈傅良对郑、薛（尤其是薛）与对张、吕的不同态度。因此，全祖望说："陈止斋入太学，所得于东莱、南轩为多，然两先生皆莫能以止斋为及门。"（《宋元学案》卷五十三《止斋学案》）
至于朱熹，则更对薛季宣、陈傅良的学术深为不满。如黄百家所说，薛季宣之学，"又得陈傅良继之，其徒益盛。此亦一时灿然学问之区也，然为考亭（即朱熹）之徒所不喜，目之为功利之学。"（《宋元学案》卷五十二《艮斋学案》）
然而吕祖谦说陈傅良"其长不独在文字"，确实不是虚言。陈傅良对"治体"有较深入的研究，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其中还有改革弊政的设想，这就把薛季宣的思想向前推进了。对此，叶适有很高的评价。
公既实究治体，故常本原祖宗德意，欲减重征，捐末利（按指政府放弃对工商业的经营），还之于民，省兵薄刑，期于富厚。而稍修取士法，养其理义廉耻为人材地，以待上用。其于君德内治，则欲内朝外庭为人主一体，群臣庶民并询迭谏，而无雍塞不通之情。凡成周之所以为盛，皆可以行于今世，视昔人之致其君，非止以气力荷负之，华藻润色之而已也。呜呼！其操术精而致用远，弥纶之义弘矣。
??今公亦考元祐、庆历，上极建隆，以达乎绍兴之后，将栉理弦续，起废疾解倒悬而燠烋之。使公而得尽其用，则未知于四人（按指春秋时鲁之臧文仲、郑之子产、齐之晏婴、晋之叔向）者孰先后也。
（《宝谟阁待制中书舍人陈公墓志铭》，《水心文集》卷十六）显然，陈傅良对"治体"的研究，以及提出的改革措施，同叶适后来提出的改革建议，是一脉相承的。然而，陈傅良生不逢时，要实现自己的抱负，稍有作为，即屡遭阻难。在任太学录时，刚议论科举敝法，"拘于常而习于故"的保守派就出来反对；在任福州通判时，断事明曲直辨是非，"畏其明而苦其快"的昏庸之辈却指责他为"专"；孝宗、光宗都对陈傅良比较赏识，但谗臣、忌者交相离间，"流言转易，应和喧然，而公之道不得行矣。"直到庆元党禁，陈傅良本是朱熹道学的反对派，却仍被列入《伪学逆党籍》，罢官远斥。
泰嘉二年弛禁，才得复官，但年事已高。泰嘉三年（公元1203 年）卒于官（宝谟阁待制），享年六十七岁。叶适感慨说："余于公所以叹其开物之易而周身之难，成名之厚而收功之薄也。悲夫！"（同上）
陈傅良有学侣黄度，字文叔，越新昌（今绍兴市新昌县）人。"公志在经世，而以学为本。学终其身，不私己见为足，不名一家。有《诗》、《书》五十卷，《周礼》五卷，得义理所安为多，诸儒罕能过也。"（《故礼部尚书龙图阁学士黄公墓志铭》，《水心文集》卷二十）叶适将陈傅良所著《周礼说》与黄度之《周礼》相比较，认为各有千秋：同时永嘉陈君举亦著《周礼说》十二篇，盖尝献之绍熙天子（光宗），为科举家宗尚。君举素善文叔，论议颇相出入。所以异者，君举以后准前，由本朝至汉，逆而通之；文叔以前准后，由春秋、战国至本朝，沿而别之。
（《黄文叔〈周礼〉序》，《水心文集》卷十二）
关于陈傅良，还有一个插曲。据叶绍翁（叶适的门人）记载，陈傅良早年以《春秋》应举，与其门人蔡幼学同游太学。而蔡幼学研究《春秋》成就超过老师，于是陈傅良就改由词赋应科举，结果成绩"为中兴冠"。朱熹视为畏友，曾对其门人说："以伯恭、君举、同父合做一个，方絻是好。"显然是认为三人各有其短长。朱熹晚年注《毛诗》，与陈傅良的意见发生分歧，但陈傅良不肯与朱熹辩论。叶绍翁说：考亭先生晚注《毛诗》，尽去序文，以"彤管"为淫奔之具，以"城阙"为偷期之所。止斋得其说而病之，谓"以千七百年女史之彤管，与三代之学校，以为淫奔之具，偷期之所私，窃有所未安。"不与考亭先生辨，考亭微知其然，尝移书求斯《诗说》。止斋答以"近公与陆子静斗辨无极，又与陈同父争论王霸矣。且某未尝注诗，所以说诗者，不过与门人学子讲义，今皆毁之矣。"盖不欲佐陆、陈之辨也。今止斋诗传方行于世云。（《四朝闻见录》甲集）
陈傅良讲学于永嘉，从学者甚众。除叶适（叶适师事陈傅良，见其生平部分）外，著名学者也不乏其人。如蔡幼学，字行之，瑞安人，生于高宗绍兴二十四年（公元1154 年），卒于宁宗嘉定十年（公元1217 年），终年六十四岁，官至兵部尚书。稚年从陈傅良学，朝夕侍侧者十年，傅良勉以前辈学业。"观行之所著书，大率在古人经制治术讲求，终其身固未尝名他师也。"（《宋元学案》卷五十三《止斋学案》）虽然蔡幼学出自陈门，与朱学判然相别，在庆元党禁中亦难逃厄运，罢职奉词凡八年。叶适长他四岁，但对他非常敬重：公内负实力，而忧世至深。愤耻复仇，无悠悠碌碌之论；节减与民，无奇奇怪怪之策。所知必立，所立必遂，不前锐而后挫，不外强而中弱。??非公师友深虑而知化，孰能考次熙宁而后，节敛目取，民困兵骄，所以致患之由，而告于上（按指孝宗）哉！（《兵部尚书蔡公墓志铭》，《水心文集》卷二十三）蔡幼学优国优民，论学行事平实，终生坚持不变。到嘉定年间，永嘉学派的著名学者或死或退，蔡幼学仍立朝中。嘉定十年，宋金关系发生新的变化，蔡幼学力排众议，提出了自己的积极主张，果然是"不前锐而后挫"。
叶适说：初，我币（即岁币）已入，值虏有难，不暇受。稍定，则以兵扣边索，中外恫惧，无不言当亟与。公为尚书，即日请对，明其不然，始诏与虏绝。因请"固本根以弭外虞，示意向以晓众志，公汲引而材谋奋，审怀附而南北亲"。条序简捷，士皆惊诵，谓何勇之决也！
上（按指宁宗）方倚以经度西北，而公病矣。呜呼！岂亦所谓鞠躬尽力，死而后己乎！（同上）蔡幼学"固本根以弭外虞"，同叶适的"议和不可，独有守淮"的主张，同出一辙。可惜南宋朝廷已为史弥远为首的投降派所控制，不能付诸实行，终于不能自保。
公之从郑、薛也，以克己兢畏为主，敬德集义。于张公尽心焉。至古人经制，三代治法，又与薛公反复论之。而吕公为言："本朝文献相承，所以垂世立国，然后学之内外本末备矣。"公犹不已，年经月纬，昼验夜索，询世旧，繙吏牍，蒐断闻，一事一物，必稽于极而后止。千载之上，珠贯而丝组之，若目见而身折旋其间，吕公以为其长不独在文字也。（《宝谟阁待制中书舍人陈公墓志铭》，《水心文集》卷十六）
从叶适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到陈傅良对郑、薛（尤其是薛）与对张、吕的不同态度。因此，全祖望说："陈止斋入太学，所得于东莱、南轩为多，然两先生皆莫能以止斋为及门。"（《宋元学案》卷五十三《止斋学案》）
至于朱熹，则更对薛季宣、陈傅良的学术深为不满。如黄百家所说，薛季宣之学，"又得陈傅良继之，其徒益盛。此亦一时灿然学问之区也，然为考亭（即朱熹）之徒所不喜，目之为功利之学。"（《宋元学案》卷五十二《艮斋学案》）
然而吕祖谦说陈傅良"其长不独在文字"，确实不是虚言。陈傅良对"治体"有较深入的研究，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其中还有改革弊政的设想，这就把薛季宣的思想向前推进了。对此，叶适有很高的评价。
公既实究治体，故常本原祖宗德意，欲减重征，捐末利（按指政府放弃对工商业的经营），还之于民，省兵薄刑，期于富厚。而稍修取士法，养其理义廉耻为人材地，以待上用。其于君德内治，则欲内朝外庭为人主一体，群臣庶民并询迭谏，而无雍塞不通之情。凡成周之所以为盛，皆可以行于今世，视昔人之致其君，非止以气力荷负之，华藻润色之而已也。呜呼！其操术精而致用远，弥纶之义弘矣。
??今公亦考元祐、庆历，上极建隆，以达乎绍兴之后，将栉理弦续，起废疾解倒悬而燠烋之。使公而得尽其用，则未知于四人（按指春秋时鲁之臧文仲、郑之子产、齐之晏婴、晋之叔向）者孰先后也。
（《宝谟阁待制中书舍人陈公墓志铭》，《水心文集》卷十六）显然，陈傅良对"治体"的研究，以及提出的改革措施，同叶适后来提出的改革建议，是一脉相承的。然而，陈傅良生不逢时，要实现自己的抱负，稍有作为，即屡遭阻难。在任太学录时，刚议论科举敝法，"拘于常而习于故"的保守派就出来反对；在任福州通判时，断事明曲直辨是非，"畏其明而苦其快"的昏庸之辈却指责他为"专"；孝宗、光宗都对陈傅良比较赏识，但谗臣、忌者交相离间，"流言转易，应和喧然，而公之道不得行矣。"直到庆元党禁，陈傅良本是朱熹道学的反对派，却仍被列入《伪学逆党籍》，罢官远斥。
泰嘉二年弛禁，才得复官，但年事已高。泰嘉三年（公元1203 年）卒于官（宝谟阁待制），享年六十七岁。叶适感慨说："余于公所以叹其开物之易而周身之难，成名之厚而收功之薄也。悲夫！"（同上）
陈傅良有学侣黄度，字文叔，越新昌（今绍兴市新昌县）人。"公志在经世，而以学为本。学终其身，不私己见为足，不名一家。有《诗》、《书》五十卷，《周礼》五卷，得义理所安为多，诸儒罕能过也。"（《故礼部尚书龙图阁学士黄公墓志铭》，《水心文集》卷二十）叶适将陈傅良所著《周礼说》与黄度之《周礼》相比较，认为各有千秋：同时永嘉陈君举亦著《周礼说》十二篇，盖尝献之绍熙天子（光宗），为科举家宗尚。君举素善文叔，论议颇相出入。所以异者，君举以后准前，由本朝至汉，逆而通之；文叔以前准后，由春秋、战国至本朝，沿而别之。
（《黄文叔〈周礼〉序》，《水心文集》卷十二）
关于陈傅良，还有一个插曲。据叶绍翁（叶适的门人）记载，陈傅良早年以《春秋》应举，与其门人蔡幼学同游太学。而蔡幼学研究《春秋》成就超过老师，于是陈傅良就改由词赋应科举，结果成绩"为中兴冠"。朱熹视为畏友，曾对其门人说："以伯恭、君举、同父合做一个，方絻是好。"显然是认为三人各有其短长。朱熹晚年注《毛诗》，与陈傅良的意见发生分歧，但陈傅良不肯与朱熹辩论。叶绍翁说：考亭先生晚注《毛诗》，尽去序文，以"彤管"为淫奔之具，以"城阙"为偷期之所。止斋得其说而病之，谓"以千七百年女史之彤管，与三代之学校，以为淫奔之具，偷期之所私，窃有所未安。"不与考亭先生辨，考亭微知其然，尝移书求斯《诗说》。止斋答以"近公与陆子静斗辨无极，又与陈同父争论王霸矣。且某未尝注诗，所以说诗者，不过与门人学子讲义，今皆毁之矣。"盖不欲佐陆、陈之辨也。今止斋诗传方行于世云。（《四朝闻见录》甲集）
陈傅良讲学于永嘉，从学者甚众。除叶适（叶适师事陈傅良，见其生平部分）外，著名学者也不乏其人。如蔡幼学，字行之，瑞安人，生于高宗绍兴二十四年（公元1154 年），卒于宁宗嘉定十年（公元1217 年），终年六十四岁，官至兵部尚书。稚年从陈傅良学，朝夕侍侧者十年，傅良勉以前辈学业。"观行之所著书，大率在古人经制治术讲求，终其身固未尝名他师也。"（《宋元学案》卷五十三《止斋学案》）虽然蔡幼学出自陈门，与朱学判然相别，在庆元党禁中亦难逃厄运，罢职奉词凡八年。叶适长他四岁，但对他非常敬重：公内负实力，而忧世至深。愤耻复仇，无悠悠碌碌之论；节减与民，无奇奇怪怪之策。所知必立，所立必遂，不前锐而后挫，不外强而中弱。??非公师友深虑而知化，孰能考次熙宁而后，节敛目取，民困兵骄，所以致患之由，而告于上（按指孝宗）哉！（《兵部尚书蔡公墓志铭》，《水心文集》卷二十三）蔡幼学优国优民，论学行事平实，终生坚持不变。到嘉定年间，永嘉学派的著名学者或死或退，蔡幼学仍立朝中。嘉定十年，宋金关系发生新的变化，蔡幼学力排众议，提出了自己的积极主张，果然是"不前锐而后挫"。
叶适说：初，我币（即岁币）已入，值虏有难，不暇受。稍定，则以兵扣边索，中外恫惧，无不言当亟与。公为尚书，即日请对，明其不然，始诏与虏绝。因请"固本根以弭外虞，示意向以晓众志，公汲引而材谋奋，审怀附而南北亲"。条序简捷，士皆惊诵，谓何勇之决也！
上（按指宁宗）方倚以经度西北，而公病矣。呜呼！岂亦所谓鞠躬尽力，死而后己乎！（同上）蔡幼学"固本根以弭外虞"，同叶适的"议和不可，独有守淮"的主张，同出一辙。可惜南宋朝廷已为史弥远为首的投降派所控制，不能付诸实行，终于不能自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