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在屈辱"和议"下相对稳定的政治局面（2/2）
《叶适评传》作者：叶适评传 2017-02-13 12:28
由于此举发生在开禧年间，史称"开禧北伐"。开禧元年（公元1205 年），韩侂胄加封平章军国事，下令各军密作准备。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宋军分四路出击。淮东一路，因有大将毕再遇比较能战，于四月取得了攻占泗州和附近四县的小胜。韩侂胄得到消息后，就请宁宗下诏伐金。诏书于五月下达，淮东一路郭倬所率五万之众在宿州城下溃败；其后其他各路皆败。十月，金兵分九路南下，深入两淮，江南震动。金主扬言："径度长江，亦其时矣。淮南既为我有，临江为界，理所其然。"（《续资治通鉴》卷一百五十六）与此同时，韩侂胃派往四川的吴曦叛宋降金被封蜀王。年底，两淮金兵被击退。开禧三年初，金主帅仆散揆病死军中，四川宋军杀吴曦平叛，战事渐趋平稳。但宋廷急于求和，史弥远（礼部侍郎）发动政变，袭杀韩侂胄，双方罢兵议和。嘉定元年（公元1208 年）和议成，宋帝与金帝改称侄伯；宋增岁币绢、银各三十万匹、两；犒军钱三百万贯；函韩侂胄首至金；双方疆界如旧。可见，嘉定和议的条件更为苛刻。南宋后期文人罗大经曾评论说：开禧之举，韩侂胄无谋浪战，固可罪矣。然乃至函首以乞和，何也？当时太学诸生之诗日："晁错既诛终叛汉，于期已入竟亡燕。"此但以利害言耳，盖未尝以名义言也。譬如人家子孙，其祖父为人所杀，其田宅为人所吞，有一狂仆佐之复仇，谋疏计浅，迄不能遂，乃归罪此仆，送之仇人，使之甘心焉，可乎哉？
（《函首诗》），《鹤林玉露》乙编卷二）罗大经是个道学家，他认为复仇本身是合于"义理"的，韩侂胄之罪在于"谋疏计浅"，杀韩并函首送金以乞和，是不合"义理"的。这是对嘉定主持和议的投降派的有力斥责，也与元代修《宋史》把韩侂胄列入《奸臣传》，与蔡京、秦桧为伍的不公正做法根本不同。
开禧北伐的失败和嘉定和议的屈辱，再次暴露了南宋朝廷的**。
南宋人民不仅受金兵南侵的残害和屈辱和议的刻剥，也受南宋地主官僚统治集团的压榨。宋南迁后，皇室、贵族、官僚、地主、商人掀起了兼并土地的狂潮，南方的地主也和官府通同作弊，乘战乱中土地簿籍丧失之机，抢占农民土地。秦桧在溧水县永丰圩（今属江苏高淳县）一地就占田10 万亩，此外在金陵也"田业甚富"，有永宁庄、荆山庄等。张俊占田接州连县，年收租米60 万斛。杨存中仅楚州（今江苏淮安）宝应县占田就有4 万亩。绍兴府鉴湖地区农民开辟湖田2300 多顷，都被豪族强占。淮南驻军开垦荒地，被将领占作私人庄田。韩侂胄被杀后，朝廷没收韩侂胄、陈自强、苏师旦等的田产归官，每年收租米70 多万斛。南宋土地兼并的激烈程度，大大超过了北宋。
南宋的赋税剥削也十分苛重。正税（夏秋二税）以外的苛捐杂税，名目繁多，层出不穷。从北宋未年开始到南宋，每次兴兵，就加税，军事罢后，加税不减，这样越积越多。"正税之外，科条繁重。""税米一斛，有输及五、六斛；税钱一千，有输及七、八千者。如所谓和籴米，与所输正税等，而未尝支钱。它皆类此。"（《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四十二）和籴原是政府用低价向农民证购粮食，但后来变成无偿交纳。此外杂税还有经总制钱（多种杂税总合向地方摊派）、月桩钱、折帛钱、和买、预借、科配等名目。到孝宗时，杂税己达正税的九倍。南宋建国之初，朝廷收入不满1000 万贯，到高宗绍兴二十七年（公元1157 年）猛增到6000 万贯，到孝宗淳熙十四年（公元1187 年）又增到8000 万贯。南宋统治区不到北宋的三分之二，朝廷的剥削收入，却已超过北宋（北宋初1600 余万贯，神宗时最高达6000 万贯）。
如朱熹所说："古者刻剥之法，本朝皆备。"（《朱子语类》卷一百一十）
由于土地兼并使大量农民破产，官户、寺院、农村上户有免税的特权和逃税之法，沉重的赋税负担就完全落到下户自耕农和佃客身上，加速了他们的贫困比。加上沉重的地租和高利贷剥削，使得南宋社会阶级矛盾日益激比，社会危机十分严重。
南宋人民在宋金统治者的双重压迫剥削下无法生活，不断举行起义以反抗南宋统治者的黑暗统治。建炎四年（公元1130 年）荆湖南路洞庭湖地区农民在钟相、杨太领寻下的起义是规模最大的一次。钟相向农民宣传："法分贵贱贫富，非善法也。我行法，当等贵贱，均贫富。"以此作为起义的纲领。
这次起义历时六年，到绍兴五年（公元1135 年）被张浚、岳飞以精锐军队镇压下去。从公元1130-1140 年，在江西、湖南、福建等地还有王宗石、彭友、陈颙、王仓、邓宁等领导的农民起义，都被南宋朝廷派兵镇压。绍兴和议后，又爆发了"管天下"、"满山红"、俞一、杜八子、何白旗等领导的农民起义。在孝宗统治时期，又有李金、赖文政等领导的农民起义，以及陈峒领导的湖南少数民族起义。从南宋一建立，农民起义就接连不断，地域广泛。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起义有的是反抗官府、豪绅的迫害和压榨，有的是反对南宋统治者的投降政策。如钟相的儿子钟昂原来曾率部赶到南京（今河南商丘）
勤王，准备抗金。只因高宗君臣妥协投降，决计南逃，遣散各地勤王军，钟相才举旗起义。后来伪齐派人联络杨太"联合灭宋"，杨太断然拒绝，撕毁伪齐官诰，并杀了伪齐说客三十五人，表现了坚定的民族气节。南宋政权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调集抗金主力军镇压农民起义。对外求和和对内镇压都表现了南宋政权的反动和**，而农民起义是南宋政权黑暗统治和转嫁金统治者民族压迫的结果。
在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交错，社会危机严重的情况下，人民苦难深重，封建统治受到威胁，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在知识分子中普遍存在着忧患意识；以屈辱的和议为代价而换来的社会的相对安定，使知识分子也存在着强烈的受压抑感。这种忧患意识和受压抑感，是激发当时知识分子深入思考社会问题和人生问题的直接动力。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通过它们而折射到各种思想家的思想上，因为各自的社会地位、阶层、社会经历、所受的教育、所承接的传统等的不同，而形成了各种不同的思想体系，分成了各种不同的学派，提出了各种解决社会危机的方案。各种不同的观点之间发生了接触、撞击、论争、吸收、融合等，使得南宋的思想学术界空前活跃起来，出现了学术繁荣的时期，而在孝宗乾道、淳熙年间，形成了高峰期。
（《函首诗》），《鹤林玉露》乙编卷二）罗大经是个道学家，他认为复仇本身是合于"义理"的，韩侂胄之罪在于"谋疏计浅"，杀韩并函首送金以乞和，是不合"义理"的。这是对嘉定主持和议的投降派的有力斥责，也与元代修《宋史》把韩侂胄列入《奸臣传》，与蔡京、秦桧为伍的不公正做法根本不同。
开禧北伐的失败和嘉定和议的屈辱，再次暴露了南宋朝廷的**。
南宋人民不仅受金兵南侵的残害和屈辱和议的刻剥，也受南宋地主官僚统治集团的压榨。宋南迁后，皇室、贵族、官僚、地主、商人掀起了兼并土地的狂潮，南方的地主也和官府通同作弊，乘战乱中土地簿籍丧失之机，抢占农民土地。秦桧在溧水县永丰圩（今属江苏高淳县）一地就占田10 万亩，此外在金陵也"田业甚富"，有永宁庄、荆山庄等。张俊占田接州连县，年收租米60 万斛。杨存中仅楚州（今江苏淮安）宝应县占田就有4 万亩。绍兴府鉴湖地区农民开辟湖田2300 多顷，都被豪族强占。淮南驻军开垦荒地，被将领占作私人庄田。韩侂胄被杀后，朝廷没收韩侂胄、陈自强、苏师旦等的田产归官，每年收租米70 多万斛。南宋土地兼并的激烈程度，大大超过了北宋。
南宋的赋税剥削也十分苛重。正税（夏秋二税）以外的苛捐杂税，名目繁多，层出不穷。从北宋未年开始到南宋，每次兴兵，就加税，军事罢后，加税不减，这样越积越多。"正税之外，科条繁重。""税米一斛，有输及五、六斛；税钱一千，有输及七、八千者。如所谓和籴米，与所输正税等，而未尝支钱。它皆类此。"（《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四十二）和籴原是政府用低价向农民证购粮食，但后来变成无偿交纳。此外杂税还有经总制钱（多种杂税总合向地方摊派）、月桩钱、折帛钱、和买、预借、科配等名目。到孝宗时，杂税己达正税的九倍。南宋建国之初，朝廷收入不满1000 万贯，到高宗绍兴二十七年（公元1157 年）猛增到6000 万贯，到孝宗淳熙十四年（公元1187 年）又增到8000 万贯。南宋统治区不到北宋的三分之二，朝廷的剥削收入，却已超过北宋（北宋初1600 余万贯，神宗时最高达6000 万贯）。
如朱熹所说："古者刻剥之法，本朝皆备。"（《朱子语类》卷一百一十）
由于土地兼并使大量农民破产，官户、寺院、农村上户有免税的特权和逃税之法，沉重的赋税负担就完全落到下户自耕农和佃客身上，加速了他们的贫困比。加上沉重的地租和高利贷剥削，使得南宋社会阶级矛盾日益激比，社会危机十分严重。
南宋人民在宋金统治者的双重压迫剥削下无法生活，不断举行起义以反抗南宋统治者的黑暗统治。建炎四年（公元1130 年）荆湖南路洞庭湖地区农民在钟相、杨太领寻下的起义是规模最大的一次。钟相向农民宣传："法分贵贱贫富，非善法也。我行法，当等贵贱，均贫富。"以此作为起义的纲领。
这次起义历时六年，到绍兴五年（公元1135 年）被张浚、岳飞以精锐军队镇压下去。从公元1130-1140 年，在江西、湖南、福建等地还有王宗石、彭友、陈颙、王仓、邓宁等领导的农民起义，都被南宋朝廷派兵镇压。绍兴和议后，又爆发了"管天下"、"满山红"、俞一、杜八子、何白旗等领导的农民起义。在孝宗统治时期，又有李金、赖文政等领导的农民起义，以及陈峒领导的湖南少数民族起义。从南宋一建立，农民起义就接连不断，地域广泛。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起义有的是反抗官府、豪绅的迫害和压榨，有的是反对南宋统治者的投降政策。如钟相的儿子钟昂原来曾率部赶到南京（今河南商丘）
勤王，准备抗金。只因高宗君臣妥协投降，决计南逃，遣散各地勤王军，钟相才举旗起义。后来伪齐派人联络杨太"联合灭宋"，杨太断然拒绝，撕毁伪齐官诰，并杀了伪齐说客三十五人，表现了坚定的民族气节。南宋政权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调集抗金主力军镇压农民起义。对外求和和对内镇压都表现了南宋政权的反动和**，而农民起义是南宋政权黑暗统治和转嫁金统治者民族压迫的结果。
在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交错，社会危机严重的情况下，人民苦难深重，封建统治受到威胁，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在知识分子中普遍存在着忧患意识；以屈辱的和议为代价而换来的社会的相对安定，使知识分子也存在着强烈的受压抑感。这种忧患意识和受压抑感，是激发当时知识分子深入思考社会问题和人生问题的直接动力。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通过它们而折射到各种思想家的思想上，因为各自的社会地位、阶层、社会经历、所受的教育、所承接的传统等的不同，而形成了各种不同的思想体系，分成了各种不同的学派，提出了各种解决社会危机的方案。各种不同的观点之间发生了接触、撞击、论争、吸收、融合等，使得南宋的思想学术界空前活跃起来，出现了学术繁荣的时期，而在孝宗乾道、淳熙年间，形成了高峰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