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外国妈妈”（2/2）
《史沫特莱传》作者：史沫特莱传 2017-02-13 12:24
，楚北天空第一峰。”这虽是前人对寺院的赞语，但借用以反映新四军挺进纵队所向无敌的气势，也是十分贴切的。
挺进纵队的指挥员**、朱理治、陈少敏和陶铸一一迎上前去，与史沫特莱和安娥握手，表示热烈的欢迎。
第二天，挺进纵队的全体指战员集会，欢迎史沫特莱和安娥。
“同志们，我们今天在这里集合，是为了欢迎两位杰出的客人。”纵队党委书记兼政委朱理治说，“第一位是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女士，她是著名的美国作家和记者，是我们伟大的朋友……”热烈的掌声还没有平息，史沫特莱急忙插话：“不，不，我不伟大，是中国**伟大，中国人民伟大。我不过是作为记者，把伟大的中国**领导中国人民所进行的正义战争，真实地而不是夸大或贬低地传达给了世界人民而已。”
朱理治把安娥介绍给大家，大家热烈鼓掌，要她唱《渔光曲》。可是这位歌词作者不善唱歌，只好用浓重的上海口音唱了一小段京剧。
大洪山脉与随县、安陆、钟祥三县连成一片，山岭起伏，树多林密，有广阔的游击战争的回旋余地。东南俯瞰鄂中平原，扼制富水河和汉宜、宋应公路，对盘据武汉的日本侵略军形成钳制态势。**和陈少敏向史沫特莱介绍，新四军在鄂豫边区开展游击战，可以对武汉守敌形成战略包围，阻敌西进，防止日本侵略者对国民党政府“以战迫降”，最终赶走侵略者，光复武汉，夺回失地。
“是的，”史沫特莱说：“在这里，一切奇迹都可能发生，我似乎觉得，中国的大地在颤抖，它将埋葬一切魔鬼。”
在豫鄂挺进纵队，史沫特莱很快就跟战士和根据地群众成了好朋友。她热爱新四军和根据地人民，大家也热爱她。每天晚上，她的住处都集中着许许多多的人，有战士、有农民，更多的是全国各地投奔革命根据地的年轻知识分子，其中有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当时20多岁的吴强，他们经常在一起研究新四军的文艺宣传工作。史沫特莱在上海时在鲁迅的感染下形成的对中国革命文艺的关心，使她对战地文艺十分感兴趣。
有一天晚上，史沫特莱看了一个国民党军队演出团体演的一幕短剧，剧中有一个情节，表现一个在中国出生和受教育的日本军官对中国抗日的同情。演出结束后，大家请史沫特莱上台讲几句话。史沫特莱对日本军官的情节很有意见，她坦率地说：
“表演是无可挑剔的，但是我反对把一个日本参谋官表现成中国人民的朋友。如果他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他为什么还要留在日本军队里？为什么还要上前线打仗？”
她刚说完，剧本的作者上台了，他说，他写的是真人真事，在安庆的战斗中，他确实遇到过一个这样的日本军官。接着，十多位观众争着上台发言。史沫特莱觉得这些亲身经历过战斗生活的战士、学生和老百姓都讲得很有水平，剧作者也表现愿意考虑他们的意见。有一位观众说，在任何一出戏里都不应该让敌人得到好处，不能有游击队失利的情节，要把敌人通通杀掉。剧作者不得不反驳了：“那是真实的吗？如果敌人总是死在舞台上，还有什么必要继续打仗？应该用事实真相唤起民众！”
看了这出戏，史沫特莱一直在想：日本军队里是否真的有反战的军官和士兵，自己发表的意见是否过于武断了？这个问题，她很快就找到了答案。
在一间临时用农村小学校改成的野战医院里，一排排用砖石和木板搭成的病床上，躺满了新四军的伤员。当他们知道有一个重伤的日本兵也躺在这里的时候，低沉的呻吟声立即变成了高亢的怒吼。几个伤势较轻的战士冲到日本兵床前，要打死这个在战场上杀害过自己的战友的日本人。
“对，快揍这东洋鬼子，揍死他！”伤员们的愤怒难以抑制，吼声越来越大。
这时候，一个头上扎着绷带的新四军军官从床上坐了起来，大声喊道：
“等一等，这家伙确实是一个可恨的法西斯强盗。但是，你们先听我说几句，我现在就把他的日记念给你们听。”这位军官是知识分子出身的**员，在日本留过学。他拿出一本沾满泥土和血迹的本子，声音低沉地念了起来：
“……堑壕里渗满了水，我昏沉地睡着了。我又梦见了美奈子。我究竟为了什么要被那一张红纸（指征兵通知书）召到中国来卖命？我要回不了家，年老的妈妈、孩子和那两亩水田，就全拜托你了……
“我走的时候，淳子紧抱着我的腿，大声哭叫着，爸爸，你不能死，我不能没有爸爸呀！
“叫儿子长大了安分种地，别当兵，千万，千万……
“……村子里只有老人和孩子。我们挨家挨户地搜查，在一户农家我看见一个老太婆和她的孙子，两个人正躲在那里瑟瑟发抖。我没有料到，当我打着手势告诉老太婆，我也有这么大的孩子时，她松了一口气，给我倒了杯热茶……”
一屋子的人都沉默了，这个被迫到中国来打中国人的日本兵，竟然和新四军的大多数战士一样，是受苦的庄稼人，他本来可以好好在家里种地，是那些把他驱赶到中国来的人，把这个劳动者变成了中国人民的敌人。
这个日本兵终于死去了，但他很幸运，在弥留时刻享受到了人道主义的照料。他被埋葬在医院后面的山上。
史沫特莱当时也在医院里，她默默地看着这一幕，深受感动。她知道八路军和新四军都有不杀放下武器的敌人和伤兵的纪律。她记得有一次朱总司令曾因为战士枪杀日本伤兵而大发脾气，亲自订了“缴枪不杀”的纪律。当时史沫特莱对这条纪律理解不透，现在，她才真正感受到了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博大胸怀。正因为中国人民所进行的斗争是正义的，这个斗争才具有化敌为友的伟大力量。
不久又送来了五个被俘的日本伤兵，其中一个非常年轻，只有十六七岁，后来知道他名叫伊藤武志。他浑身血肉模糊，衣服全都被血凝住了。史沫特莱想给他把衣服剥下来，小鬼子痛得直打滚。史沫特莱叫人弄来一盆温水，把伊藤整个人浸在盆里，轻轻地把衣服一片片地撕下来，然后用被单裹上，把他抱到床上，史沫特莱觉得自己是一个母亲，在给孩子洗澡。这完全是一个可怜的、不该对侵略战争负责的孩子。伊藤睁开眼睛，感动的泪水顺着脸颊流淌着。后来伊藤的伤好了，他就留在新四军里，帮助新四军对日军作反战宣传，教战士们学习简单的日语。他逢人便说史沫特莱像是他的母亲：“我当时就像躺在母亲怀里一样；就是亲生母亲，也不一定会这样细心地护理我呀！”
另外四名日本俘虏也治好了伤，接受了新四军的再教育，留下来为新四军工作。他们都只有20岁上下，最年轻的伊藤是个渔民，一个是学生，一个是职员，两个是工厂里的工人。史沫特莱给他们五个人拍了一张照片：他们坐在一张圆桌的周围，头发剪得很短，穿着新四军的棉布衬衣，脸上露出坦诚的笑容。史沫特莱看到在美国出版的一份支持中国抗日的杂志《今日中国》，担任编辑顾问的是一位侨居美国的日本进步女作家，叫石垣绫子。史沫特莱就让五个日本俘虏给石垣绫子写信，寄照片。五个人在信中写道：“请原谅我们唐突地给在美国的你写信。虽说我们是俘虏，但我们正自由地和新四军战士生活在一起，度过紧张的每一天。我们每天的工作是学习如何向日军作反战宣传和教新四军战士学习日语。我们得知同是日本人的你正在美国从事着反战活动，备感亲切。祝你身体健康，顽强奋斗。我们也要尽最大的努力去干。”
史沫特莱救护和改造日本俘虏的事迹很快在根据地军民中流传开来。她由衷地为这件工作的成功而高兴，因为这是她把中国的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斗争联系起来的一次尝试。她也想起了不久前看的那出引起争论的短剧，其中的情节确实有一定的真实性。
到了1940年3月，史沫特莱的健康情况更加恶化，不仅胃病日益严重，胆囊也出现了病变，非做手术不可了。**劝她离开战区到重庆去，可以在那里恢复健康，担负起向全世界报道华中地区的抗日形势的任务。史沫特莱知道她不得不走了，她实在舍不得离开新四军，在即将告别的时候，她的千丝万缕的感情牵挂集中到一个朝夕相伴的十岁左右的“红小鬼”身上，她希望能够带走这个孩子。
孩子名叫沈国华，是一个充当史沫特莱的勤务兵的小鬼。史沫特莱把他当作自己的孩子，全部母性的温柔和爱意的寄托。她把他抱在两膝之间，为他钉好上衣的纽扣，为他捉拿衣服上的虱子。小鬼对她也无限依恋，称她“我的妈妈”。他向那些从未见过外国人的小镇居民自豪地介绍他的外国妈妈：
“她是我们的美国朋友，她为我们救死扶伤。在丁家镇，她发现了一个伤兵，她喂他吃东西，给他洗澡，甚至帮他解手。”“你们看看她那只缠着绷带的手，是她给伤兵洗澡，端起一锅开水时，烫成这个样子的。”“她就是我的生身母亲。你们谁要是有病，她准给治好。”
游击队被日军追赶得到处转移的时候，小国华紧紧跟着史沫特莱，寸步不离。有一次，黑夜里行军，小国华把史沫特莱跟丢了。他一边哭着，一边四处找寻。这是多么美好、多么真挚感人的母子深情。史沫特莱在《中国的战歌》中写了一章 ，描写“我的中国儿子”。战后，海明威选编战时优秀短篇小说集《在最后胜利之后》，特别欣赏史沫特莱的这一章 “我的中国儿子”，把它收入他编的集子中。
史沫特莱向**提出要收养国华，**叫她说说理由。其实理由只有一个，就是她多么爱这个孩子，她多么需要有一个亲人。但她打算把理由说得有根有据。她就说，这孩子读书特别聪明，有一种科学秉赋，具体说吧，他会在夜间凭星斗辨别方向，会观察刮风下雪的预兆，还懂得虱子的习性。一个靠在门边的战士听了笑起来，说，国华会做的事每个农村孩子都会做，而关于虱子的学问，他相信自己比国华渊博很多，史沫特莱是不是把他也收养了？说得大家都笑了。最后，**说，好吧，你可以收养这个孩子，只要你愿意，他自己也愿意。
可是，小国华不同意跟史沫特莱走，不是他不爱他的外国妈妈，是他舍不得离开新四军，他要留在队伍里打日本鬼子。他对史沫特莱说：“我愿意跟你走，但要等到抗战胜利以后。”
史沫特莱伤心地离开了新四军，离开了她的中国儿子，向西南方向长途跋涉到了宜昌，然后乘船逆长江而上，到了重庆。
重庆地处长江和嘉陵江会合处的山丘之中，风景十分优美，但城市建筑很凌乱，许多房屋都是用竹子和泥土筑成的。这样的房子在城南的丘陵地上连成了一片。重庆是西南地区工业和贸易的中心。冬季，重庆浓雾弥漫，遮天蔽日，是躲避日本空军轰炸的理想条件。可是天气一暖，大雾消散，万里晴空，日本法西斯就肆无忌惮地狂轰滥炸起来，江河上常常可以看到顺流漂下的尸体。
在国民党政府严密的思想钳制之下，重庆的政治气氛很沉闷，史沫特莱几乎找不到可以交往的中国朋友。著名的新闻工作者邹韬奋，在史沫特莱到来之前就到香港避难去了。
史沫特莱在重庆孤单寂寞地度过了三个月。6月，林可胜医生从贵阳的医药培训中心来到重庆，史沫特莱的健康情况使他大吃一惊，他坚持史沫特莱必须跟他一起到贵阳，休养一段时间，再转到香港去动手术。两个人乘坐一辆老式救护车，在崎岖的山路上一路颠簸到了贵阳。在贵阳，史沫特莱又闲不住了，她在都匀关的军医院里当林医生的助手，晚上熬夜写作。都匀关医院经常遭到日军的轰炸，伤员们的伤还没有好，又在轰炸中再次受伤。有一次林医生捡来一块炸弹碎片，对史沫特莱说：“我真想用这些弹片制造一批特殊的勋章 ，授给那些出售钢铁给日本的美国厂商。”作为一个美国人的史沫特莱听了只有沉默不语。
8月26日，史沫特莱在桂林登上一架邮政飞机飞往香港。香港是英国的直辖殖民地，因此，可以说史沫特莱是第一次踏上了英国的土地。从早年史沫特莱开始致力于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时候起，她的一举一动就受到英国政府的密切注意。这次她一下飞机，就被港英政府扣留起来。第二天就进行了审讯，穿长袍戴假发的法官追问她来香港的目的，担心她煽动在香港的印度人叛乱，还指控她是个道德败坏的女人。史沫特莱勇敢地为自己辩护，加上她的朋友、英国大使克拉克·克尔爵士和香港医务总监的夫人希尔达·塞尔温——克拉克的帮助，史沫特莱才没有被港英政府驱逐出境。
史沫特莱被送进玛丽皇后医院作胆囊检查，不久就做了手术。在她手术后疗养恢复期间，中国大陆发生了震惊世界的皖南事变。
1940年，德国法西斯在欧洲的侵略势力发展到了顶点。4月，占领了丹麦，5月，进攻英吉利海峡，6月，攻陷巴黎，法国投降了，8月入侵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德意日三国建立了联盟。日本眼见德国横行欧洲，企图早日结束中日战争，以便和德意遥相呼应，进攻苏联。为此，日本加紧了对国民党政府的诱降。蒋介石认为形势对他有利，可以在日本的配合下消灭**。同时，蒋介石把**的顾全大局视为软弱可欺，于是，迫不及待地把**阴谋付诸行动。
1940年10月，蒋介石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名义，致电朱德总司令和彭德怀副总司令、叶挺军长和项英副军长，强迫命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内一律开赴黄河以北。中国**当即向全国人民揭露国民党**投降的阴谋。但为了避免统一战线的破裂，仍然同意让新四军的一部分开赴长江以北。当新四军军部和所属一个支队约一万人在1941年1月4日开始向北移动的时候，中途遭到早已埋伏的八万多国民党军队的突然包围袭击。全体指战员英勇战斗了七昼夜，终因寡不敌众，除1000人突围外，其余大部分牺牲，军长叶挺被俘，副军长项英阵亡。国民党随即宣布取消新四军的番号。这就是蒋介石国民党掀起的第二次****——皖南事变。
躺在病床上的史沫特莱知道了皖南事变的消息，非常震惊，更为自己爱莫能助而难过。皖南事变以后，国民党封锁消息，向全世界传播他们的一面之词，污蔑新四军发动叛变。在重庆的周恩来同志急于揭露事件的真相，表明中国**人的观点。当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正在重庆，这个任务就由她义不容辞地承担了起来。几经周折，她的报道终于在《纽约时报》上刊登了。斯特朗回纽约时经过香港，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她没有去看望史沫特莱。史沫特莱自认为是最了解新四军的外国记者，事实上也正是如此，但她竟在新四军遇到如此重大的挫折时无所作为，一种从未有过的失落感久久地笼罩在她的心头。
还有不少事情使史沫特莱心情压抑，心理上失去平衡。她得知林可胜医生在贵阳因为曾与她亲密合作而遭到国民党政府的迫害；她的好友，年轻的女作家萧红的死更使她伤心。萧红1940年逃难到香港，患着严重的肺结核，史沫特莱和茅盾夫妇帮助她住进了玛丽皇后医院，没有多久她就去世了。萧红死时只有28岁。
史沫特莱确信自己留在中国已经无事可做了，而且健康一直未能恢复，她只好决定回美国去。1941年5月，她登上了开往加利福尼亚的一艘挪威货船。船上只有几位乘客，其中有三位连希特勒是谁都不知道的美国修女。史沫特莱孤单地面对着茫茫大海，走向那不可知的未来。
挺进纵队的指挥员**、朱理治、陈少敏和陶铸一一迎上前去，与史沫特莱和安娥握手，表示热烈的欢迎。
第二天，挺进纵队的全体指战员集会，欢迎史沫特莱和安娥。
“同志们，我们今天在这里集合，是为了欢迎两位杰出的客人。”纵队党委书记兼政委朱理治说，“第一位是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女士，她是著名的美国作家和记者，是我们伟大的朋友……”热烈的掌声还没有平息，史沫特莱急忙插话：“不，不，我不伟大，是中国**伟大，中国人民伟大。我不过是作为记者，把伟大的中国**领导中国人民所进行的正义战争，真实地而不是夸大或贬低地传达给了世界人民而已。”
朱理治把安娥介绍给大家，大家热烈鼓掌，要她唱《渔光曲》。可是这位歌词作者不善唱歌，只好用浓重的上海口音唱了一小段京剧。
大洪山脉与随县、安陆、钟祥三县连成一片，山岭起伏，树多林密，有广阔的游击战争的回旋余地。东南俯瞰鄂中平原，扼制富水河和汉宜、宋应公路，对盘据武汉的日本侵略军形成钳制态势。**和陈少敏向史沫特莱介绍，新四军在鄂豫边区开展游击战，可以对武汉守敌形成战略包围，阻敌西进，防止日本侵略者对国民党政府“以战迫降”，最终赶走侵略者，光复武汉，夺回失地。
“是的，”史沫特莱说：“在这里，一切奇迹都可能发生，我似乎觉得，中国的大地在颤抖，它将埋葬一切魔鬼。”
在豫鄂挺进纵队，史沫特莱很快就跟战士和根据地群众成了好朋友。她热爱新四军和根据地人民，大家也热爱她。每天晚上，她的住处都集中着许许多多的人，有战士、有农民，更多的是全国各地投奔革命根据地的年轻知识分子，其中有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当时20多岁的吴强，他们经常在一起研究新四军的文艺宣传工作。史沫特莱在上海时在鲁迅的感染下形成的对中国革命文艺的关心，使她对战地文艺十分感兴趣。
有一天晚上，史沫特莱看了一个国民党军队演出团体演的一幕短剧，剧中有一个情节，表现一个在中国出生和受教育的日本军官对中国抗日的同情。演出结束后，大家请史沫特莱上台讲几句话。史沫特莱对日本军官的情节很有意见，她坦率地说：
“表演是无可挑剔的，但是我反对把一个日本参谋官表现成中国人民的朋友。如果他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他为什么还要留在日本军队里？为什么还要上前线打仗？”
她刚说完，剧本的作者上台了，他说，他写的是真人真事，在安庆的战斗中，他确实遇到过一个这样的日本军官。接着，十多位观众争着上台发言。史沫特莱觉得这些亲身经历过战斗生活的战士、学生和老百姓都讲得很有水平，剧作者也表现愿意考虑他们的意见。有一位观众说，在任何一出戏里都不应该让敌人得到好处，不能有游击队失利的情节，要把敌人通通杀掉。剧作者不得不反驳了：“那是真实的吗？如果敌人总是死在舞台上，还有什么必要继续打仗？应该用事实真相唤起民众！”
看了这出戏，史沫特莱一直在想：日本军队里是否真的有反战的军官和士兵，自己发表的意见是否过于武断了？这个问题，她很快就找到了答案。
在一间临时用农村小学校改成的野战医院里，一排排用砖石和木板搭成的病床上，躺满了新四军的伤员。当他们知道有一个重伤的日本兵也躺在这里的时候，低沉的呻吟声立即变成了高亢的怒吼。几个伤势较轻的战士冲到日本兵床前，要打死这个在战场上杀害过自己的战友的日本人。
“对，快揍这东洋鬼子，揍死他！”伤员们的愤怒难以抑制，吼声越来越大。
这时候，一个头上扎着绷带的新四军军官从床上坐了起来，大声喊道：
“等一等，这家伙确实是一个可恨的法西斯强盗。但是，你们先听我说几句，我现在就把他的日记念给你们听。”这位军官是知识分子出身的**员，在日本留过学。他拿出一本沾满泥土和血迹的本子，声音低沉地念了起来：
“……堑壕里渗满了水，我昏沉地睡着了。我又梦见了美奈子。我究竟为了什么要被那一张红纸（指征兵通知书）召到中国来卖命？我要回不了家，年老的妈妈、孩子和那两亩水田，就全拜托你了……
“我走的时候，淳子紧抱着我的腿，大声哭叫着，爸爸，你不能死，我不能没有爸爸呀！
“叫儿子长大了安分种地，别当兵，千万，千万……
“……村子里只有老人和孩子。我们挨家挨户地搜查，在一户农家我看见一个老太婆和她的孙子，两个人正躲在那里瑟瑟发抖。我没有料到，当我打着手势告诉老太婆，我也有这么大的孩子时，她松了一口气，给我倒了杯热茶……”
一屋子的人都沉默了，这个被迫到中国来打中国人的日本兵，竟然和新四军的大多数战士一样，是受苦的庄稼人，他本来可以好好在家里种地，是那些把他驱赶到中国来的人，把这个劳动者变成了中国人民的敌人。
这个日本兵终于死去了，但他很幸运，在弥留时刻享受到了人道主义的照料。他被埋葬在医院后面的山上。
史沫特莱当时也在医院里，她默默地看着这一幕，深受感动。她知道八路军和新四军都有不杀放下武器的敌人和伤兵的纪律。她记得有一次朱总司令曾因为战士枪杀日本伤兵而大发脾气，亲自订了“缴枪不杀”的纪律。当时史沫特莱对这条纪律理解不透，现在，她才真正感受到了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博大胸怀。正因为中国人民所进行的斗争是正义的，这个斗争才具有化敌为友的伟大力量。
不久又送来了五个被俘的日本伤兵，其中一个非常年轻，只有十六七岁，后来知道他名叫伊藤武志。他浑身血肉模糊，衣服全都被血凝住了。史沫特莱想给他把衣服剥下来，小鬼子痛得直打滚。史沫特莱叫人弄来一盆温水，把伊藤整个人浸在盆里，轻轻地把衣服一片片地撕下来，然后用被单裹上，把他抱到床上，史沫特莱觉得自己是一个母亲，在给孩子洗澡。这完全是一个可怜的、不该对侵略战争负责的孩子。伊藤睁开眼睛，感动的泪水顺着脸颊流淌着。后来伊藤的伤好了，他就留在新四军里，帮助新四军对日军作反战宣传，教战士们学习简单的日语。他逢人便说史沫特莱像是他的母亲：“我当时就像躺在母亲怀里一样；就是亲生母亲，也不一定会这样细心地护理我呀！”
另外四名日本俘虏也治好了伤，接受了新四军的再教育，留下来为新四军工作。他们都只有20岁上下，最年轻的伊藤是个渔民，一个是学生，一个是职员，两个是工厂里的工人。史沫特莱给他们五个人拍了一张照片：他们坐在一张圆桌的周围，头发剪得很短，穿着新四军的棉布衬衣，脸上露出坦诚的笑容。史沫特莱看到在美国出版的一份支持中国抗日的杂志《今日中国》，担任编辑顾问的是一位侨居美国的日本进步女作家，叫石垣绫子。史沫特莱就让五个日本俘虏给石垣绫子写信，寄照片。五个人在信中写道：“请原谅我们唐突地给在美国的你写信。虽说我们是俘虏，但我们正自由地和新四军战士生活在一起，度过紧张的每一天。我们每天的工作是学习如何向日军作反战宣传和教新四军战士学习日语。我们得知同是日本人的你正在美国从事着反战活动，备感亲切。祝你身体健康，顽强奋斗。我们也要尽最大的努力去干。”
史沫特莱救护和改造日本俘虏的事迹很快在根据地军民中流传开来。她由衷地为这件工作的成功而高兴，因为这是她把中国的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斗争联系起来的一次尝试。她也想起了不久前看的那出引起争论的短剧，其中的情节确实有一定的真实性。
到了1940年3月，史沫特莱的健康情况更加恶化，不仅胃病日益严重，胆囊也出现了病变，非做手术不可了。**劝她离开战区到重庆去，可以在那里恢复健康，担负起向全世界报道华中地区的抗日形势的任务。史沫特莱知道她不得不走了，她实在舍不得离开新四军，在即将告别的时候，她的千丝万缕的感情牵挂集中到一个朝夕相伴的十岁左右的“红小鬼”身上，她希望能够带走这个孩子。
孩子名叫沈国华，是一个充当史沫特莱的勤务兵的小鬼。史沫特莱把他当作自己的孩子，全部母性的温柔和爱意的寄托。她把他抱在两膝之间，为他钉好上衣的纽扣，为他捉拿衣服上的虱子。小鬼对她也无限依恋，称她“我的妈妈”。他向那些从未见过外国人的小镇居民自豪地介绍他的外国妈妈：
“她是我们的美国朋友，她为我们救死扶伤。在丁家镇，她发现了一个伤兵，她喂他吃东西，给他洗澡，甚至帮他解手。”“你们看看她那只缠着绷带的手，是她给伤兵洗澡，端起一锅开水时，烫成这个样子的。”“她就是我的生身母亲。你们谁要是有病，她准给治好。”
游击队被日军追赶得到处转移的时候，小国华紧紧跟着史沫特莱，寸步不离。有一次，黑夜里行军，小国华把史沫特莱跟丢了。他一边哭着，一边四处找寻。这是多么美好、多么真挚感人的母子深情。史沫特莱在《中国的战歌》中写了一章 ，描写“我的中国儿子”。战后，海明威选编战时优秀短篇小说集《在最后胜利之后》，特别欣赏史沫特莱的这一章 “我的中国儿子”，把它收入他编的集子中。
史沫特莱向**提出要收养国华，**叫她说说理由。其实理由只有一个，就是她多么爱这个孩子，她多么需要有一个亲人。但她打算把理由说得有根有据。她就说，这孩子读书特别聪明，有一种科学秉赋，具体说吧，他会在夜间凭星斗辨别方向，会观察刮风下雪的预兆，还懂得虱子的习性。一个靠在门边的战士听了笑起来，说，国华会做的事每个农村孩子都会做，而关于虱子的学问，他相信自己比国华渊博很多，史沫特莱是不是把他也收养了？说得大家都笑了。最后，**说，好吧，你可以收养这个孩子，只要你愿意，他自己也愿意。
可是，小国华不同意跟史沫特莱走，不是他不爱他的外国妈妈，是他舍不得离开新四军，他要留在队伍里打日本鬼子。他对史沫特莱说：“我愿意跟你走，但要等到抗战胜利以后。”
史沫特莱伤心地离开了新四军，离开了她的中国儿子，向西南方向长途跋涉到了宜昌，然后乘船逆长江而上，到了重庆。
重庆地处长江和嘉陵江会合处的山丘之中，风景十分优美，但城市建筑很凌乱，许多房屋都是用竹子和泥土筑成的。这样的房子在城南的丘陵地上连成了一片。重庆是西南地区工业和贸易的中心。冬季，重庆浓雾弥漫，遮天蔽日，是躲避日本空军轰炸的理想条件。可是天气一暖，大雾消散，万里晴空，日本法西斯就肆无忌惮地狂轰滥炸起来，江河上常常可以看到顺流漂下的尸体。
在国民党政府严密的思想钳制之下，重庆的政治气氛很沉闷，史沫特莱几乎找不到可以交往的中国朋友。著名的新闻工作者邹韬奋，在史沫特莱到来之前就到香港避难去了。
史沫特莱在重庆孤单寂寞地度过了三个月。6月，林可胜医生从贵阳的医药培训中心来到重庆，史沫特莱的健康情况使他大吃一惊，他坚持史沫特莱必须跟他一起到贵阳，休养一段时间，再转到香港去动手术。两个人乘坐一辆老式救护车，在崎岖的山路上一路颠簸到了贵阳。在贵阳，史沫特莱又闲不住了，她在都匀关的军医院里当林医生的助手，晚上熬夜写作。都匀关医院经常遭到日军的轰炸，伤员们的伤还没有好，又在轰炸中再次受伤。有一次林医生捡来一块炸弹碎片，对史沫特莱说：“我真想用这些弹片制造一批特殊的勋章 ，授给那些出售钢铁给日本的美国厂商。”作为一个美国人的史沫特莱听了只有沉默不语。
8月26日，史沫特莱在桂林登上一架邮政飞机飞往香港。香港是英国的直辖殖民地，因此，可以说史沫特莱是第一次踏上了英国的土地。从早年史沫特莱开始致力于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时候起，她的一举一动就受到英国政府的密切注意。这次她一下飞机，就被港英政府扣留起来。第二天就进行了审讯，穿长袍戴假发的法官追问她来香港的目的，担心她煽动在香港的印度人叛乱，还指控她是个道德败坏的女人。史沫特莱勇敢地为自己辩护，加上她的朋友、英国大使克拉克·克尔爵士和香港医务总监的夫人希尔达·塞尔温——克拉克的帮助，史沫特莱才没有被港英政府驱逐出境。
史沫特莱被送进玛丽皇后医院作胆囊检查，不久就做了手术。在她手术后疗养恢复期间，中国大陆发生了震惊世界的皖南事变。
1940年，德国法西斯在欧洲的侵略势力发展到了顶点。4月，占领了丹麦，5月，进攻英吉利海峡，6月，攻陷巴黎，法国投降了，8月入侵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德意日三国建立了联盟。日本眼见德国横行欧洲，企图早日结束中日战争，以便和德意遥相呼应，进攻苏联。为此，日本加紧了对国民党政府的诱降。蒋介石认为形势对他有利，可以在日本的配合下消灭**。同时，蒋介石把**的顾全大局视为软弱可欺，于是，迫不及待地把**阴谋付诸行动。
1940年10月，蒋介石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名义，致电朱德总司令和彭德怀副总司令、叶挺军长和项英副军长，强迫命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内一律开赴黄河以北。中国**当即向全国人民揭露国民党**投降的阴谋。但为了避免统一战线的破裂，仍然同意让新四军的一部分开赴长江以北。当新四军军部和所属一个支队约一万人在1941年1月4日开始向北移动的时候，中途遭到早已埋伏的八万多国民党军队的突然包围袭击。全体指战员英勇战斗了七昼夜，终因寡不敌众，除1000人突围外，其余大部分牺牲，军长叶挺被俘，副军长项英阵亡。国民党随即宣布取消新四军的番号。这就是蒋介石国民党掀起的第二次****——皖南事变。
躺在病床上的史沫特莱知道了皖南事变的消息，非常震惊，更为自己爱莫能助而难过。皖南事变以后，国民党封锁消息，向全世界传播他们的一面之词，污蔑新四军发动叛变。在重庆的周恩来同志急于揭露事件的真相，表明中国**人的观点。当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正在重庆，这个任务就由她义不容辞地承担了起来。几经周折，她的报道终于在《纽约时报》上刊登了。斯特朗回纽约时经过香港，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她没有去看望史沫特莱。史沫特莱自认为是最了解新四军的外国记者，事实上也正是如此，但她竟在新四军遇到如此重大的挫折时无所作为，一种从未有过的失落感久久地笼罩在她的心头。
还有不少事情使史沫特莱心情压抑，心理上失去平衡。她得知林可胜医生在贵阳因为曾与她亲密合作而遭到国民党政府的迫害；她的好友，年轻的女作家萧红的死更使她伤心。萧红1940年逃难到香港，患着严重的肺结核，史沫特莱和茅盾夫妇帮助她住进了玛丽皇后医院，没有多久她就去世了。萧红死时只有28岁。
史沫特莱确信自己留在中国已经无事可做了，而且健康一直未能恢复，她只好决定回美国去。1941年5月，她登上了开往加利福尼亚的一艘挪威货船。船上只有几位乘客，其中有三位连希特勒是谁都不知道的美国修女。史沫特莱孤单地面对着茫茫大海，走向那不可知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