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悲壮的生命乐章（2/2）
《柴可夫斯基传》作者：柴可夫斯基传 2017-02-13 11:53
么希望有一个时期你可以用得着我呀！为了表示我的感谢和爱，我是什么都可以做的。”“我除了用我的音乐向你服务之外，别无他路。娜杰日达·菲拉列多夫娜，从今以后，我笔下写出的每一个音符都要献给你。当工作的**以加倍的力量恢复过来时，那是因为有了你的存在。而在我工作的时候，我一秒钟也不能忘记是你给了我一个机会，使我能够进行我的事业。我还有许多许多事情可做，不是虚伪的自谦，总之我直到现在为止所写的一切，和我所能做的和我想做的比较起来，似乎都太微弱，太不完全，但我一定要做到我想做的一切……”
柴可夫斯基被他的第四交响曲的创作所吞没了。这部交响曲是他内心情感的记录，是他那一时期生活的一面镜子。他怀着极大的热诚写第四交响曲，他说：“过去从来没有过任何一部作品的管弦乐谱花去我这样大的气力，但我也从来没有这样地爱过一部作品。”
柴可夫斯基写这部交响曲时的情绪决定了这部乐曲的构思。除了他经历的个人生活悲剧所引起的剧痛以外，他的精神危机也来源于当时的俄国社会生活状况。一系列的历史事件牵动着俄国民众的心，包括柴可夫斯基在内的俄国知识分子对这些事件不能无动于衷。1876年4月保加利亚革命势力发动了反对土耳其统治的起义遭到土耳其的残酷镇压，这激起了全世界先进人士的愤怒。保加利亚爱国者大量牺牲，这使斯拉夫民族独立的问题变得特别尖锐。1877年俄国、土耳其之间开始了战争，国家增加军费开支，军队开往前线。广大俄国民众对被压迫的斯拉夫民族抱着深切的同情。沙皇政府对支援斯拉夫民族运动有顾虑，怕因此削弱自己对本国人民的统治。国内反动势力日益猖狂，对革命、进步力量施加更大的压力。进步的知识分子感到空前的压抑窒息。柴可夫斯基以他特有的敏感关注着这些重大事件，他为国家的前途担忧，他痛心地看到“每天都有家庭失去亲人，陷入困境”。血流成河的战争给人们带来灾难，战争残害着人的生命，使人们陷入痛苦的深渊，这一切都使柴可夫斯基感到十分沉重。
第四交响曲正是反映了作曲家个人情感生活的体验也融合了那个时期的社会生活情绪。柴可夫斯基说：“在这部交响曲中，没有一个乐句不是经过我深切感受的，没有一个乐句不是我心灵的回声。”作曲家在给梅克夫人的信中对这部交响曲作了详细的解释：
你问我，这部交响曲有没有明确的标题，通常人们问起这个问题来时，我总是回答：“没有，一点也没有。”老实说，这是一个不容易回答的问题。怎么能把写作一部没有明确情节的器乐作品时心中产生的那种模糊不清的感觉叙述出来呢？这纯粹是一种抒情过程，这是通过音乐传述的心灵的自白……就如同抒情诗人用诗句倾诉衷曲一样。不同的只是音乐有无与伦比的有力手段和准确巧妙的语言来表现千变万化的内心情感……
在我们的交响曲里是有标题的，也就是说可以用语言来解释它所要表现的内容。但是我只能够，也只愿意对您一个人指出整个作品及分乐章的涵义。当然，我也只能做概括的说明。
引子是整部交响曲的核心，它是主要乐思：这是注定的命运，这是一股命运的力量，它阻碍人们追求幸福，使你达不到目的，它嫉妒地窥伺着，不让人们得到平静和安宁，它就像达摩克里斯的剑①一样高悬头顶，每时每刻都令人惴惴不安，它是永远不可制胜、不可克服的，只好顺从，只好无望的忧伤。
①达摩克里斯的剑--危险临头的意思。据希腊民间传说，达摩克里斯受命坐在一根头发丝悬挂的剑下，以示处境危急。
痛苦和绝望愈来愈强烈，不如回避现实沉入梦幻。
啊，欢乐！温柔甜美的梦幻出现了，一个幸福愉快的人的形象一闪而过，招引人们向往某个地方：
多么好啊！那个纠缠不休的快板第一主题现在已经远去了。梦幻逐渐占据了整个心灵。一切忧愁、烦恼都被忘却。瞧，这就是它，这就是幸福。
不，这是梦幻，命运此时又把人们从梦幻中唤醒。
总之，整个生活就是艰苦的现实与飘忽的梦幻的不断交替。避风港是没有的，在大海里浮游吧，直到它把你吞没投入深渊。这就是第一乐章的提纲了。
在第一乐章中，和平的、迷人的、令人悠然神往的，也令人怅惘的圆舞曲和严峻的、无情的战争号角声相对立。这种鲜明的对比具有巨大的表现力。作曲家把欢乐心情和焦虑不安的情绪交织起来。这种忧虑是由于想到“命运”而产生的。
心灵充满对幸福的强烈渴望，但这种渴望却得不到满足，继续与冷酷无情的命运抗争，但毫无结果。痛苦的心灵在顽强的反抗强大的暴力，它在斗争中保存自己的生命力。
第二乐章的提纲，柴可夫斯基是这样写的：“第二乐章反映的是另一种愁思。黄昏时分，工作累了，我们独自闲坐，觉得很伤感，拿起一本书来读，但书却从手中滑落。一连串的回忆涌上心头。年轻时代的回忆甜蜜温馨，然而那已成过去一去不返，令人愁伤。抱憾过去，却又不愿重新开始生活。生活让人感到疲倦，想歇息一下，回首往事。你记起了多少事情啊，有过热血沸腾，也有过生活满足的欢乐，有过艰难时日，也有过无可补偿的失落。这一切都已成为遥远的过去，沉浸于往事的回忆中，是忧郁而又有点甜蜜的。”
第三乐章 ：“没有表现明确的感觉，是一些不可捉摸的形象。当你喝了一点酒，微微有点醉意的时候，它们就在想象中疾驶而过。心里不愉快，但也不忧愁。你什么也不想，只是让幻想自己驰骋，而它又不知为什么会自然而然地描绘一些奇异的图画……突然间你想起了一个喝得醉醺醺的大老粗，听见了一曲街头小调。后来，在远处又有军队行列走过。这些画面都是不连贯的，都是在你刚要入睡时在脑海中疾驰而过的形象，它们与现实生活毫无共同之处：它们是奇异而陌生的。”
第四乐章 ：“如果你在自己身上找不到快乐的缘由，就到别的地方去寻找吧，到人民中去！瞧！他们知道怎样好好利用他们的时间，怎样去享受，于是就出现了民间节日的欢乐景象。但是，当你刚刚在别人的快乐情景中忘掉了自己，那缠扰不休的‘命运’又重新出现，他教你想起自己。但别人什么也没有感觉到，他们并不理会你的孤寂和忧郁。啊！他们多么快乐！他们多么幸福，他们的感情是真挚、纯朴的。不要说人世间一切都是悲哀的，也有质朴的，但却是强烈的快乐。在别人的欢乐中去得到快乐吧，生活下去毕竟还是可以的。”
末乐章反映了柴可夫斯基当时理智的思考。他力图找到摆脱“命运”压迫的出路。他开始明确地感到，人类整体的生活基础是牢固的。这种生活沿着自己的轨道进行。人们满怀信心地去赢得光明美好的明天，不怕痛苦、流血和死亡。个人的苦难和毁灭对于人群不过是一个微小的伤痛而已。
柴可夫斯基给末乐章选用了《田野上有一株小白桦》这首俄罗斯民歌主题。富有浓厚俄罗斯民族气息的《白桦》主题雄浑有力的旋律体现了人民的强大力量。
1877年12月柴可夫斯基完成了《第四交响曲》的配器。他把这部交响曲献给了梅克夫人。他在给梅克夫人的信中说：
亲爱的娜杰日达·菲拉列多夫娜，也许我是错的，但我认为这部交响曲与众不同。它是我到现在为止写得最好的一部交响曲。我感到非常愉快，因为它是属于你的。你一听到就会知道我是如何经常地想着你。如果不是为了你，它能有完成的一天吗？在莫斯科的时候，我以为我已经完了。那时曾写了一张字条：“如果我死了，原稿送交梅克夫人。”后来也就忘掉了它。我在这里开始工作时才又发现了这张字条。当时我要把这部最后作品的原稿送给你。现在，靠了你，我不但活着，而且可以充分地献身于工作。我意识到从我的笔下写出了我认为是值得纪念的东西……
知道《第四交响曲》已经完成了，为了印行出版，梅克夫人给柴可夫斯基寄去了1500法郎。写完这部可纪念的作品后，柴可夫斯基的心情非常愉快。他给梅克夫人在信封中寄去了美丽的花朵。他写道：“这花，让你记起南方、太阳、大海、温暖……在森林里我快活得很，我必须把这告诉你。”
梅克夫人复信说：“花——使我陶醉，我嗅着它的香味，心里充满一种傲然的欣喜……这部交响曲将永远是我生涯的光彩。”
1878年2月22日，在莫斯科俄罗斯音乐协会的音乐会上，尼·鲁宾斯坦指挥，初次演奏了《第四交响曲》。演出没有获得所期望的成功。公众还没有立刻明白这部交响曲的深刻含义。尼·鲁宾斯坦的指挥也不如往常好，报纸的反应也很冷淡。
梅克夫人不顾天气寒冷和身体不适，冒雨前去参加音乐会。她独自坐在音乐厅的包厢里，欣赏这部献给她的交响曲的首演。她沉溺在交响曲波澜起伏的乐思之中。交响曲的每一个音符在她心头激起无尽的情思。作曲家在“命运”面前感受到困惑、悲哀和绝望，对她来说并不陌生；作曲家在交响曲中对未来生活所寄托的渴望也道出了她心底的宿愿。她由衷地为自己的挚友的成功感到庆幸。第二天她立刻给柴可夫斯基发去了祝贺的电报，然后又写信告诉他，大家都能接受他的交响乐，尤其喜欢《谐谑曲》这一乐章 。鼓掌很热烈，音乐会结束时，听众还要求作者上台来。不过，梅克夫人也觉得乐队的演奏没有发挥足够的水平，对交响曲的效果有所削弱。
尼·鲁宾斯坦也给柴可夫斯基发去了电报，告诉他，已经演奏了《第四交响曲》。但是关于公众如何评价，他只字未提，也没有向柴可夫斯基表示他本人怎样看待这部新交响曲，柴可夫斯基其他的莫斯科同行对这部交响曲也没有表态。这使作曲家非常失望。他给梅克夫人写信说：“我非常着急，感到很惊讶和委屈，我的所有的莫斯科同行们居然都对此表示沉默。我原以为我的莫斯科朋友们如果不能为我的新作而感动，至少也会表示一点关心。”
同年11月，在彼得堡，由纳甫拉夫尼克指挥演奏了《第四交响曲》。这次演出获得了成功，每个乐章演奏完之后，观众都报以经久不息的掌声。指挥连连向观众鞠躬致谢。弟弟莫杰斯特在给柴可夫斯基的信中说：“如果说，交响曲这类作品的演出能造成狂热，那就数你的交响曲了。”
随着《第四交响曲》的完成和成功，柴可夫斯基的音乐创作进入了成熟期。他的音乐作品表现了深刻鲜明的社会思想，体现普通人拥有不可剥夺的权利去争取幸福这一思想。幸福被“命运”不断的破坏，而人们争取幸福的努力是永不停息的。作曲家用深刻鲜明的音乐形象表现内心的感受和体验。柴可夫斯基第一次创造了抒情交响乐，把世界交响乐发展推向了一个新阶段。
5. 宁静的日子
柴可夫斯基身居异国他乡，在几乎与世隔绝的环境里过着平稳得近乎单调的日子。每天在同样的时间总是做着同样的事情，不过他却得到了绝对安静的创作机会。在国外休养的几个月以来，他完成了两部心爱的大作品，觉得自己前进了一大步。他感到光阴没有虚度，内心很充实，这期间他和梅克夫人的书信也涉及了更广泛深刻的内容。
这一天梅克夫人发动了新的“攻势”：“彼得·伊里奇，你究竟经验过爱没有？我想是没有的。你爱音乐太多了，因此来不及爱女人。我知道你的生涯中有过一次爱，但我认为那样的爱是柏拉图式的（虽然老实说，柏拉图从来没有那样爱过！）。这只是一半爱，是想象中的爱，而不是心上的爱，那并不是活生生的感情，人缺乏他这种感情是不能生活的。”
对于梅克夫人这样单刀直入的试探，柴可夫斯基坦诚应对。他巧妙地把话锋引上了关于音乐本质的深刻探讨：
你问我是否经过非柏拉图式的爱，可以说有，也可以说没有。如果问题稍换一个提法：是否体验过完满的爱的幸福，那么回答就是没有，没有，还是没有！对这个问题我觉得可以在我的音乐里找到回答。如果问我是否懂得爱的力量，那么，我可以回答说：是的，是的，是的，因为我曾不止一次地竭力在我的音乐中表现爱的喜悦。成功了没有？我不知道，或者应该说，我让别人去判断。你认为音乐不能充分表现爱的感情，我绝对不能同意你的这种意见。恰恰相反，只有音乐才具备这种力量。你说需要用语言。不是的，仅仅用语言是不够的。而当语言没有力量的时候，更雄辩的话语（音乐）就发挥出它的无比威力。音乐有独具的功能去表现爱。虽然诗人也有自己表现爱的方式，语言在诗的形式中已经不再是简单的话语，它们已经变成了音乐，最好的例证就是：当你细心的把诗当做说话而不当作音乐来诵读时，那些诗句就几乎没有意义。然而实际上它们不仅有意义，还包含着深刻的思想，不仅在文字上，而是纯粹音乐上的。我很高兴你把器乐评价得这样高。你说歌词常常伤害了音乐，常常把音乐从不可量度的高度硬扯下来，这是绝对正确的。我也常常深切地感到这一点，也许这就是我作器乐曲比作声乐曲效果更好的原因吧。
这些精深的谈话加深了梅克夫人对她心目中的乐圣的崇拜，也让她得以探知他的挚友的至诚的内心。
1877年底，柴可夫斯基在弟弟的陪同下从瑞士又去了意大利。他们到过米兰、佛罗伦萨和威尼斯。他在意大利休养时，接到莫斯科音乐学院发来的公函，派他作为俄国音乐代表去出席巴黎博览会，让他在巴黎居住和工作8个月，给他1600法郎月薪。这份工作是尼·鲁宾斯坦为他争取到的。柴可夫斯基写信给尼·鲁宾斯坦以身体不好，不能胜任为理由拒绝了这个工作。当时他的健康刚刚恢复，神经还很脆弱，经受不住外界的刺激。他一想到出席音乐会，要会见许多音乐家，还要去赴宴，他就感到很不安。若被这一系列的社交活动缠住，他将没有时间进行创作，而作曲却是他用来治疗疾病的手段。他觉得到国外来对自己说来最重要的就是安静和自由。从现在起他决心只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在给莫斯科朋友的信中柴可夫斯基说：“我的全部天性，我的每一根纤维、每一个细胞都抗议我去就任这个代表职务。”同时，在给梅克夫人的信中他暴露了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只有你和我的弟弟们才真正了解我。我的莫斯科朋友们因为我拒绝到巴黎的会上去做音乐代表，也在指责我。他们不了解，像李斯特、维瓦尔迪这些人的显赫名声是可以压倒我的。在这些名人面前，任何一个到巴黎去的外国音乐家都不会注意我。我在这些巨星中间，只不过是乳臭未干的小儿。我的朋友，人家都说我谦虚，但我必须承认，我的谦虚只不过是一种深深隐藏着的傲气。在现时所有的音乐家当中，没有一个我是自愿在他面前低头的。然而天赋我这许多骄傲，却没有给我出售这些货物的本领。我简直害怕得有点不正常，也许这是因为过于骄傲的缘故。我不知道怎样主动地去扩大自己的声誉和名望，我宁愿等它自行到来。”“惟一对我好的是布罗夫，不幸的是他的病体使他实际上离开了艺术界，现在已经不能再做什么。尽管如此，靠了他，我还是在英美两国比在其他地方更出名。”
尼·鲁宾斯坦对柴可夫斯基拒绝去巴黎感到非常生气。他给柴可夫斯基写了一封充满指责怪罪的信，说他贪图安逸，逃避工作，说他夸大自己的病情。尼·鲁宾斯坦还去找了梅克夫人，认为她惯坏了柴可夫斯基，让她停止对柴可夫斯基的资助。尼·鲁宾斯坦的信大大伤害了柴可夫斯基。他写信对尼·鲁宾斯坦的蛮横态度提出抗议，申明了自己不能去当代表的理由。强调自己缺乏指挥天才，在国际音乐会上，需要亲自指挥演奏自己的作品，也要指挥演奏别人的作品，这都不是他目前力所能及的。如果演出不成功，会有损于莫斯科音乐学院和整个国家的名誉，也违背了尼·鲁宾斯坦推荐他去当代表的初衷。柴可夫斯基在信中也对尼·鲁宾斯坦就梅克夫人和他的关系问题做了必要的澄清。他说：“从来没有一个人这样仁慈、细心、慷慨和能忍耐。不仅我的生命是靠了她，我能继续工作也是靠了她。能够继续工作，这对我说来是比生命更重要的……对于我，她是上帝的化身……我和她的关系是不必妒忌的，我只是享用了她的慷慨……”
梅克夫人很快写信来安慰柴可夫斯基。她也认为柴可夫斯基没有必要去为参加博览会浪费时间，不愿意他到那种众目睽睽的场合去受刺激。没过几天，尼·鲁宾斯坦写来一封口气大为和缓的信，态度与前次截然不同。表面上他俩人的关系算是和解了，但从此以后，在他们之间却开始形成了一堵看不见的高墙。
柴可夫斯基在国外的生活是靠工作、书信支撑的。除此之外，他养成了喝酒的习惯。每天晚上入睡前，总要喝上几杯白兰地，在有点酩酊的状态中安静地睡去。白天也要喝不少的酒。没有酒，他觉得活不下去，身边总带有小白兰地酒瓶。他觉得喝一点酒就可以写得好一些。这说明他的身体并未完全复原。
1878年3月，柴可夫斯基的学生、年轻的小提琴家柯代克来到了克莱伦斯和柴可夫斯基做伴。柯代克是除梅克夫人外，柴可夫斯基最近的知己，他的到来，给柴可夫斯基带来安慰和快乐。从柯代克来了以后，他们住的那一带山间总是琴声缭绕。柴可夫斯基感到精力充沛，心情也变得轻松愉快了。一首小提琴协奏曲的乐思开始在他头脑里形成。此时，工作对他来说已经成为最大的乐事。由于埋头作曲，他甚至不觉察时间是怎样过去的，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他就写完了这首协奏曲。
《小提琴协奏曲》表现了柴可夫斯基喜好的主题——艺术家对大自然和人民的态度。乐曲非常抒情，充满了活力、乐观精神和浓厚的生活情趣，表现了一种渴望生活的心态。乐曲的末乐章用了俄罗斯民间舞曲的旋律，有鲜明的俄罗斯风格。
1878年4月，协奏曲的草稿完成后，柯代克拉了第一乐章 。这首曲子准备由他作首次演出，但在排练过程中柯代克和柴可夫斯基都对曲中一些地方不满意。柴可夫斯基作了改动，很快就完成了全曲的配器。作曲家把这部协奏曲题献给奥尔，这是一位侨居在俄国的匈牙利小提琴家。奥尔对柴可夫斯基的友好表示很感谢，但他觉得这部曲子不够小提琴化，表示愿意代为修改，然而这部乐曲的手稿却在他手中原封未动地压了两年。
1879年《小提琴协奏曲》的总谱在俄国出版。1881年11月，俄国著名小提琴家、柴可夫斯基的朋友布罗茨基在维也纳的爱乐协会交响音乐所首次演出了这首乐曲。这是柴可夫斯基惟一的一部不是在俄国而是在国外首演的作品。布罗茨基很清楚这部小提琴协奏曲的价值，他继续大力宣传这首乐曲。柴可夫斯基为此很感动，决定把该作品题献给他。这首曲子是俄国第一部小提琴协奏曲。现在它已成为小提琴曲目中的经典作品。
6. 在布莱洛夫庄园
无论柴可夫斯基多么欣赏瑞士、意大利的美景，无论这里的平和宁静对他多么有利，他的心仍然向着俄罗斯。祖国的一切对他说来无比珍贵。北国漫长的严冬，冰雪路上静静驶过的雪橇，莫斯科街头昏黄的街灯，居室壁炉里燃烧着木柴的劈啪声，还有醇香四溢的伏特加酒……这一切都使他心驰神往。只要他一想到俄罗斯，他的心就充满了温柔的甜意。
半年前的那场疾风暴雨打乱了他原有的生活轨迹，寻找新的生活支点对他来说并非易事。莫斯科和彼得堡都不是他立刻能去的地方，魂牵梦绕的卡明卡也变得有点不可知。达维多夫一家会怎样看待他呢？他们能够理解他的所作所为吗？想到这些，多忧多思又异常敏感的柴可夫斯基感到忐忑不安。
4月下旬，柴可夫斯基回到了卡明卡。妹妹亚历山德拉、弟弟阿纳托里还有达维多夫一家人都热情迎接他。温暖的家庭气氛使他很快就安下心来。妹妹为他专门准备了一处舒适的住房，还特意搬来一架钢琴。房屋的四周很优美，花园里花朵盛开，花香四溢。站在门前可以望见整个乡村和弯弯的小河。他又可以在安适的环境里写曲了。这对他来说是最大的乐事。在这里他继续写在克莱伦斯就已开始的《C大调钢琴奏鸣曲》。作为休息他还写了《十二首中级钢琴曲》、《二十四首儿童钢琴曲》，正酝酿创作一部圣歌，即《圣·约翰·克里索斯托姆》（希腊神父，曾任君士坦丁堡主教）。
时刻关注着他的梅克夫人从莫斯科写信发来了邀请：“可爱的朋友！离开那里吧！听说你消瘦了许多，还说你现在什么也没有做。我在布莱洛夫的庄园是空着的，你能来我这里做客吗？这里很安静，你可以一直住到我南行的时候。现在天气很暖，这时人愿意远远地走回大自然中去，跑到森林和夜莺那里去。只有音乐才能超过大自然……我握你的手。别忘记衷心爱着你的她啊……”
梅克夫人温暖的召唤对柴可夫斯基来说是莫大的安慰。5月中旬，柴可夫斯基来到了梅克夫人的布莱洛夫庄园。这是一个1.2万亩的花园，坐落在乌克兰喀尔巴阡山麓。庄园环境幽雅，景色怡人。柴可夫斯基受到梅克夫人的仆人们无微不至的照料。他在这里住了两个星期，每天给梅克夫人写信。他给梅克夫人留下了一件有意义的礼物：三首小提琴曲与钢琴曲。他把这组作品命名为《怀恋可爱的地方》。
6月14日是尼·鲁宾斯坦的生日，柴可夫斯基应该前去祝贺。他来到莫斯科，参加了当日举行的生日宴会。柴可夫斯基觉察到，几个月前他拒绝去巴黎当代表一事所引起的矛盾造成的紧张空气并没有散尽。尼·鲁宾斯坦对他的到来很冷淡。同事们都很热情地欢迎他。大家友好关切地问长问短，这倒使柴可夫斯基感到有些不自在。他仍然不喜欢见人。在当时的心境下，他是不喜欢待在莫斯科的。
这年夏季柴可夫斯基仍是在乡间度过的。7、8月间他来到达维多夫家的另一处庄园维尔波夫卡。他愿意远离别人，“一想起莫斯科就觉得不妙和恐怖”。这段时间他的工作进展很慢。那首钢琴奏鸣曲已经写了很长时间还没有完成。他着手整理一些在国外时写好的浪漫曲，有的是春天在卡明卡居住时写下的，其中有一首是为莱蒙托夫的诗《死人的爱》所谱写的曲。梅克夫人曾在信中引用过这首诗，所以引起了作曲家的注意。他总希望自己所做的事情能让梅克夫人欢喜。
梅克夫人对自己心目中的乐圣经常提出许多音乐方面的问题。有一次柴可夫斯基为了回答梅克夫人的问题，详细介绍了自己的创作方法。
为了说明创作过程，他把自己的作品分成两类。一类作品是出于自己内心的迫切需要，自己主动想写的；另一类是应别人的约稿而写的，即由于外界的动力。柴可夫斯基说，他获得成功的作品并不见得都是第一类，那些不成功的作品也不见得都是第二类。
对于第一类作品来说，不需要任何哪怕是最微小的努力，只要依从内心的声音就行了……这时候你忘记了一切，一种不可捉摸、难以言传的甜蜜感使心灵颤栗。你追逐着心灵不知飞往何方。时间已经悄悄溜了过去。这种情况的写作，就似乎是在梦游一般。你感觉不到自己的存在。这样的瞬间是难以用语言解释的，在这种情况下出于笔端或只是形成于脑际的都是非常出色、有价值的，此时如果不受外界的干扰，这一切将成为这个艺术家完美无缺的作品。
创造第二类作品，有时就要调动自己的灵感，这时要克服懒散和漫不经心的状态。于是会出现各种意想不到的情况，有时胜利来得容易，有时灵感却完全消失。但我认为艺术家的责任就是永不罢休，因为人们很容易懒散。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没有比陷于懒散之中更糟糕的了。不能等待，灵感是不爱拜访懒汉的客人，她要会见那些想见她的人。
柴可夫斯基在创作音乐方面有一种独特的功能：不管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他的头脑都有一部分是属于音乐的，这一部分总在不停地工作。尽管他也许正在会客或与人交谈，他可以把当时涌现的乐思牢牢记住，过后再写下来。有时这些乐思是他新作品的主题，有时是他自己正在写着的作品所需要的乐段。
柴可夫斯基认为从起草到定稿的工作阶段意义重大。他的草稿往往是写在自己手边的随便一张纸上的，写得很压缩，密密麻麻，心里出现一个旋律，随之就有它的和声出现，如果和声很复杂，就在草稿上注明声部。如果和声很简单，他就只把低音部写下来，有时只作个记号，或完全不写，因为那些音乐会一直停在他心里。柴可夫斯基说，歌词决不能按照音乐填上去，因为唤起适当的音乐表现的正是歌词。也就是说如果选定了一个标题，这个标题会引起它自身的音乐表现。他说：“一部作品的最初草稿写起来是非常有趣的，有时会引起难以用语言形容的快乐，但同时也会使神经处于极度的亢奋和紧张状态，你会废寝忘食。”
为了让梅克夫人亲眼看见他是如何进行创作的，柴可夫斯基把《叶甫根尼·奥涅金》的原谱寄给了她，同时还建议她把这份原谱与秋季即将出版的该曲的钢琴及声乐改编谱进行比较。梅克夫人接受了柴可夫斯基的提议，但她知道作品的手稿对于作者说来是十分宝贵的，她执意要柴可夫斯基收下500卢布作为原稿的报酬。柴可夫斯基回信说：“这原稿是无价的呢！”但他同时还承认：“这是我一生当中第一次碰见有人对我的手稿本发生兴趣。其实我的名气还不到使我的手稿也具有价值的地步。”
梅克夫人喜爱柴可夫斯基的音乐，珍惜他的创作能力。有一次在一封信中劝他注意休息以保存自己的力量，让才能得到充分发展，达到顶峰，并在高峰境界长留。如果真能这样，那将是他艺术的光荣和人类的快乐。梅克夫人满怀深情地要求柴可夫斯基说：“如果我的焦虑对你能多少起点作用的话，如果你能为我稍微保留一点儿的话，我就十分快活了……”柴可夫斯基懂得梅克夫人的好心，也知道她的建议是合理的，他回信说：
但是我怎么能够呢？草稿一写出来，我就非把它写完不可，不然我就不能休息。曲子一写成，我觉得又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使我要开始写另一部新作品。对于我，工作就像空气一样的必不可少。只有苦闷的时候我才会懒散起来。我怀疑我的生命是否允许我的才能达到充分的发挥。我对自己很不满意，甚至会恨我自己。于是产生另外的想法，即我本身是毫不中用的，只有我的音乐作品能够补救我的缺点，把我提升到人的地位。这种想法控制了我，使我苦恼。为了逃避这种疑虑的苦恼，我鞭策自己开始一个新的任务，于是我就像栗鼠跳进轮子似的团团乱转。有时，一种无法克制的懒惰统治了我。我不知所措，我很失望。这种情况是很可悲的，我尽力和它斗争。我多半已经有了忧郁症，我知道必须控制我自己，别让自己陷入懒惰。只有工作能够拯救我，于是我工作着。至于你那友谊的劝告，我是很感激的，我将尽可能听从你的劝告。
可是过了不久，柴可夫斯基又写道：
我简直不能离开工作……当我的本性充满了灵感的光辉时，我想，我决没有权力去和它斗争，因此，我请求你不要烦恼，因为我不肯遵守我的诺言。我工作的时候，总是和你在一起的。我一次一次地问我自己，这些章节会不会使你满意，这些旋律会不会使你感动。因此，这些作品除了你之外，不能献给任何人。这些作品是给我的一个最好的朋友的。
7. 告别莫斯科
1878年秋天，柴可夫斯基来到彼得堡看望年迈的父亲和弟弟阿纳托里。那些日子彼得堡的天气很坏，云雾迷漫，阴雨连绵，到处湿漉漉的。哥萨克的巡逻兵布满街头。土俄战争中打了败仗的俄罗斯军队在灰溜溜地撤退。“这是可怖的时代，可怕的年月，一方面是一个绝对惶惶不可终日的政府，一个阿克萨科夫①只因直言不讳而遭流放；另一方面，成千上万的激进青年惨遭厄运，不经审讯便被流放到连乌鸦都不愿飞临的地方。处于这两种人之间的民众对这些都漠不关心，深陷于明哲保身的泥沼之中，以冷漠的眼光观望着一切。”柴可夫斯基对周围的政治形势并不是无动于衷的。政府在土俄战争之后采取的高压政策所造成的恐怖，使他像许多知识分子一样更加忧国忧民。想到自己未卜的前途不禁感到茫然。
①谢尔盖·阿克萨科夫（1796-1859）：俄国作家。
在去莫斯科的火车上，柴可夫斯基被周围的人们认出来了，他们眼睛盯着作曲家望着。他想避开，但不可能了。他不知如何是好，他忽然意识到在莫斯科他会生活不下去的。他发现自己还是那么怕见人，然而他又必须回音乐学院工作。该怎么办呢？
柴可夫斯基在亚历山德罗斯基学院对面的一幢公寓安顿下来。第二天他去音乐学院讲授他本学期的第一堂课。他觉得离开了一年多的音乐学院现在“肮赃不堪，像令人作呕的监狱”。他摆脱不了对周围一切的厌烦情绪。每次一下课，他就飞快地坐上马车，跑到城外的什么地方去，或者到公园里去。他很怕碰见人，晚上他一个人躲在家里。最让他苦恼的是，他完全不能搞音乐创作，情绪高度紧张，毫无灵感。他的全部思想集中在一个问题上：怎样快点想办法离开这个他无法再适应的环境。他觉得“在他的过去和未来之间已经裂开了一道鸿沟，他必须跳越过去，否则会导致完全的毁灭”。莫斯科是他所爱的城市，但现在这里有太多的愁苦和折磨。彼得堡更是他无法接受的，光是那些纷繁的社交就让他难以招架。离开莫斯科又能到哪里去呢？今后该怎样生活？他若离开音乐学院，他在音乐学院的课由谁接替？也许应该为了音乐学院的工作牺牲自己？可是转念又想，目前，凭他这种精神状态，他料定自己不会再是一个好教师。如果能把自己的全部时间和精力贡献给他所爱的工作——音乐创作，不也是他的责任吗？音乐创作对他来说，现在已包含着生命的全部意义。
同事们对他的态度依然如故。拉罗什和卡什金这两位老朋友有时还陪他共进晚餐。柴可夫斯基只有和他们在一起时，才能感到些许快乐。
过了些天，尼·鲁宾斯坦从巴黎回到了莫斯科。人们像迎接凯旋的总督一般隆重热烈地欢迎他的归来。9月20日，尼·鲁宾斯坦曾在巴黎博览会举行的三场俄国作品音乐会上指挥演奏了柴可夫斯基的《忧郁小夜曲》。在巴黎演出的最后一场音乐会上，尼·鲁宾斯坦再次指挥演奏了《第一钢琴协奏曲》，会场盛况空前，演出轰动了整个巴黎。在给尼·鲁宾斯坦接风的宴会上，他把柴可夫斯基大大夸赞了一番，说：“柴可夫斯基的作品给巴黎听众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还说：“拥有柴可夫斯基这样的杰出人才是音乐学院应引以为荣的。”到会的人们纷纷前来恭贺柴可夫斯基。这种场面使柴可夫斯基又有点招架不住了。他再次受到现实的冲撞，觉得无法再忍耐下去。第二天，他就去找了尼·鲁宾斯坦，说出了他要离开音乐学院的想法。这位院长没有对他表示挽留，立刻同意了他的辞职。
梅克夫人曾向柴可夫斯基推荐了自己在莫斯科的住处。柴可夫斯基接受梅克夫人的邀请，来到她在罗杰斯特文斯基大街的公寓，想来察看一下。梅克夫人的管家伊凡·瓦西里耶维奇热情接待了他。在管家的引领下，柴可夫斯基留心地看过了梅克夫人的每间屋子，试弹了房间里的两架钢琴，觉得都很好用。他很欣赏梅克夫人家中的油画，尤其喜欢其中描绘冬景的那一张油画。他觉得那是他的《第一交响曲》第一章的画面，画出了冬日的一条积雪的道路，散发着浓郁的俄罗斯气息。柴可夫斯基还去观赏了梅克夫人原来建议他住用的屋子。考虑再三，他还是没有住下来。他对住在这个“可爱的避难所”顾虑颇多。他想，人们若是知道柴可夫斯基住进了梅克夫人的公寓会议论纷纷，弄得满城风雨。不过他还是写信告诉梅克夫人：“只有在你的家，我过了两个钟头完全解放出来的时光。”
10月18日，柴可夫斯基在音乐学院上了最后一堂课。19日音乐学院为他举行了告别宴会。尼·鲁宾斯坦还有他的好友尤尔根松、卡什金、塔涅耶夫、阿尔别列契特等人都前来与他话别。当晚，柴可夫斯基踏上了开往彼得堡的火车。从1866年1月，26岁的柴可夫斯基初登音乐学院的讲台到现在度过了整整13个年头。莫斯科是他走上音乐之路的起点，在这里他的才华崭露，在这里他开始走向辉煌。如他自己所说：“毫无疑问，如果命运不把我拖向我住了12年多的莫斯科，那我将不可能做出我所做的一切。”可是现在他必须离开这里了。人的情感世界有太多的风云变幻。那些他用心血编就的悲喜故事早已镌刻在他的心底。莫斯科造就了他，莫斯科给了他许多光明和美好，可是莫斯科又与许多不可言状的苦涩和哀愁联在一起。这一切都使这个城市对于他成为一个永远值得怀念，非常可爱但又有点可怕的地方。滚滚乐思在他的心海翻腾。他要创作，他需要自由，需要过一种任他所好、随他所想的毫无拘束的生活。他要把他的全身心都献给音乐。
再见了，亲爱的莫斯科！
柴可夫斯基被他的第四交响曲的创作所吞没了。这部交响曲是他内心情感的记录，是他那一时期生活的一面镜子。他怀着极大的热诚写第四交响曲，他说：“过去从来没有过任何一部作品的管弦乐谱花去我这样大的气力，但我也从来没有这样地爱过一部作品。”
柴可夫斯基写这部交响曲时的情绪决定了这部乐曲的构思。除了他经历的个人生活悲剧所引起的剧痛以外，他的精神危机也来源于当时的俄国社会生活状况。一系列的历史事件牵动着俄国民众的心，包括柴可夫斯基在内的俄国知识分子对这些事件不能无动于衷。1876年4月保加利亚革命势力发动了反对土耳其统治的起义遭到土耳其的残酷镇压，这激起了全世界先进人士的愤怒。保加利亚爱国者大量牺牲，这使斯拉夫民族独立的问题变得特别尖锐。1877年俄国、土耳其之间开始了战争，国家增加军费开支，军队开往前线。广大俄国民众对被压迫的斯拉夫民族抱着深切的同情。沙皇政府对支援斯拉夫民族运动有顾虑，怕因此削弱自己对本国人民的统治。国内反动势力日益猖狂，对革命、进步力量施加更大的压力。进步的知识分子感到空前的压抑窒息。柴可夫斯基以他特有的敏感关注着这些重大事件，他为国家的前途担忧，他痛心地看到“每天都有家庭失去亲人，陷入困境”。血流成河的战争给人们带来灾难，战争残害着人的生命，使人们陷入痛苦的深渊，这一切都使柴可夫斯基感到十分沉重。
第四交响曲正是反映了作曲家个人情感生活的体验也融合了那个时期的社会生活情绪。柴可夫斯基说：“在这部交响曲中，没有一个乐句不是经过我深切感受的，没有一个乐句不是我心灵的回声。”作曲家在给梅克夫人的信中对这部交响曲作了详细的解释：
你问我，这部交响曲有没有明确的标题，通常人们问起这个问题来时，我总是回答：“没有，一点也没有。”老实说，这是一个不容易回答的问题。怎么能把写作一部没有明确情节的器乐作品时心中产生的那种模糊不清的感觉叙述出来呢？这纯粹是一种抒情过程，这是通过音乐传述的心灵的自白……就如同抒情诗人用诗句倾诉衷曲一样。不同的只是音乐有无与伦比的有力手段和准确巧妙的语言来表现千变万化的内心情感……
在我们的交响曲里是有标题的，也就是说可以用语言来解释它所要表现的内容。但是我只能够，也只愿意对您一个人指出整个作品及分乐章的涵义。当然，我也只能做概括的说明。
引子是整部交响曲的核心，它是主要乐思：这是注定的命运，这是一股命运的力量，它阻碍人们追求幸福，使你达不到目的，它嫉妒地窥伺着，不让人们得到平静和安宁，它就像达摩克里斯的剑①一样高悬头顶，每时每刻都令人惴惴不安，它是永远不可制胜、不可克服的，只好顺从，只好无望的忧伤。
①达摩克里斯的剑--危险临头的意思。据希腊民间传说，达摩克里斯受命坐在一根头发丝悬挂的剑下，以示处境危急。
痛苦和绝望愈来愈强烈，不如回避现实沉入梦幻。
啊，欢乐！温柔甜美的梦幻出现了，一个幸福愉快的人的形象一闪而过，招引人们向往某个地方：
多么好啊！那个纠缠不休的快板第一主题现在已经远去了。梦幻逐渐占据了整个心灵。一切忧愁、烦恼都被忘却。瞧，这就是它，这就是幸福。
不，这是梦幻，命运此时又把人们从梦幻中唤醒。
总之，整个生活就是艰苦的现实与飘忽的梦幻的不断交替。避风港是没有的，在大海里浮游吧，直到它把你吞没投入深渊。这就是第一乐章的提纲了。
在第一乐章中，和平的、迷人的、令人悠然神往的，也令人怅惘的圆舞曲和严峻的、无情的战争号角声相对立。这种鲜明的对比具有巨大的表现力。作曲家把欢乐心情和焦虑不安的情绪交织起来。这种忧虑是由于想到“命运”而产生的。
心灵充满对幸福的强烈渴望，但这种渴望却得不到满足，继续与冷酷无情的命运抗争，但毫无结果。痛苦的心灵在顽强的反抗强大的暴力，它在斗争中保存自己的生命力。
第二乐章的提纲，柴可夫斯基是这样写的：“第二乐章反映的是另一种愁思。黄昏时分，工作累了，我们独自闲坐，觉得很伤感，拿起一本书来读，但书却从手中滑落。一连串的回忆涌上心头。年轻时代的回忆甜蜜温馨，然而那已成过去一去不返，令人愁伤。抱憾过去，却又不愿重新开始生活。生活让人感到疲倦，想歇息一下，回首往事。你记起了多少事情啊，有过热血沸腾，也有过生活满足的欢乐，有过艰难时日，也有过无可补偿的失落。这一切都已成为遥远的过去，沉浸于往事的回忆中，是忧郁而又有点甜蜜的。”
第三乐章 ：“没有表现明确的感觉，是一些不可捉摸的形象。当你喝了一点酒，微微有点醉意的时候，它们就在想象中疾驶而过。心里不愉快，但也不忧愁。你什么也不想，只是让幻想自己驰骋，而它又不知为什么会自然而然地描绘一些奇异的图画……突然间你想起了一个喝得醉醺醺的大老粗，听见了一曲街头小调。后来，在远处又有军队行列走过。这些画面都是不连贯的，都是在你刚要入睡时在脑海中疾驰而过的形象，它们与现实生活毫无共同之处：它们是奇异而陌生的。”
第四乐章 ：“如果你在自己身上找不到快乐的缘由，就到别的地方去寻找吧，到人民中去！瞧！他们知道怎样好好利用他们的时间，怎样去享受，于是就出现了民间节日的欢乐景象。但是，当你刚刚在别人的快乐情景中忘掉了自己，那缠扰不休的‘命运’又重新出现，他教你想起自己。但别人什么也没有感觉到，他们并不理会你的孤寂和忧郁。啊！他们多么快乐！他们多么幸福，他们的感情是真挚、纯朴的。不要说人世间一切都是悲哀的，也有质朴的，但却是强烈的快乐。在别人的欢乐中去得到快乐吧，生活下去毕竟还是可以的。”
末乐章反映了柴可夫斯基当时理智的思考。他力图找到摆脱“命运”压迫的出路。他开始明确地感到，人类整体的生活基础是牢固的。这种生活沿着自己的轨道进行。人们满怀信心地去赢得光明美好的明天，不怕痛苦、流血和死亡。个人的苦难和毁灭对于人群不过是一个微小的伤痛而已。
柴可夫斯基给末乐章选用了《田野上有一株小白桦》这首俄罗斯民歌主题。富有浓厚俄罗斯民族气息的《白桦》主题雄浑有力的旋律体现了人民的强大力量。
1877年12月柴可夫斯基完成了《第四交响曲》的配器。他把这部交响曲献给了梅克夫人。他在给梅克夫人的信中说：
亲爱的娜杰日达·菲拉列多夫娜，也许我是错的，但我认为这部交响曲与众不同。它是我到现在为止写得最好的一部交响曲。我感到非常愉快，因为它是属于你的。你一听到就会知道我是如何经常地想着你。如果不是为了你，它能有完成的一天吗？在莫斯科的时候，我以为我已经完了。那时曾写了一张字条：“如果我死了，原稿送交梅克夫人。”后来也就忘掉了它。我在这里开始工作时才又发现了这张字条。当时我要把这部最后作品的原稿送给你。现在，靠了你，我不但活着，而且可以充分地献身于工作。我意识到从我的笔下写出了我认为是值得纪念的东西……
知道《第四交响曲》已经完成了，为了印行出版，梅克夫人给柴可夫斯基寄去了1500法郎。写完这部可纪念的作品后，柴可夫斯基的心情非常愉快。他给梅克夫人在信封中寄去了美丽的花朵。他写道：“这花，让你记起南方、太阳、大海、温暖……在森林里我快活得很，我必须把这告诉你。”
梅克夫人复信说：“花——使我陶醉，我嗅着它的香味，心里充满一种傲然的欣喜……这部交响曲将永远是我生涯的光彩。”
1878年2月22日，在莫斯科俄罗斯音乐协会的音乐会上，尼·鲁宾斯坦指挥，初次演奏了《第四交响曲》。演出没有获得所期望的成功。公众还没有立刻明白这部交响曲的深刻含义。尼·鲁宾斯坦的指挥也不如往常好，报纸的反应也很冷淡。
梅克夫人不顾天气寒冷和身体不适，冒雨前去参加音乐会。她独自坐在音乐厅的包厢里，欣赏这部献给她的交响曲的首演。她沉溺在交响曲波澜起伏的乐思之中。交响曲的每一个音符在她心头激起无尽的情思。作曲家在“命运”面前感受到困惑、悲哀和绝望，对她来说并不陌生；作曲家在交响曲中对未来生活所寄托的渴望也道出了她心底的宿愿。她由衷地为自己的挚友的成功感到庆幸。第二天她立刻给柴可夫斯基发去了祝贺的电报，然后又写信告诉他，大家都能接受他的交响乐，尤其喜欢《谐谑曲》这一乐章 。鼓掌很热烈，音乐会结束时，听众还要求作者上台来。不过，梅克夫人也觉得乐队的演奏没有发挥足够的水平，对交响曲的效果有所削弱。
尼·鲁宾斯坦也给柴可夫斯基发去了电报，告诉他，已经演奏了《第四交响曲》。但是关于公众如何评价，他只字未提，也没有向柴可夫斯基表示他本人怎样看待这部新交响曲，柴可夫斯基其他的莫斯科同行对这部交响曲也没有表态。这使作曲家非常失望。他给梅克夫人写信说：“我非常着急，感到很惊讶和委屈，我的所有的莫斯科同行们居然都对此表示沉默。我原以为我的莫斯科朋友们如果不能为我的新作而感动，至少也会表示一点关心。”
同年11月，在彼得堡，由纳甫拉夫尼克指挥演奏了《第四交响曲》。这次演出获得了成功，每个乐章演奏完之后，观众都报以经久不息的掌声。指挥连连向观众鞠躬致谢。弟弟莫杰斯特在给柴可夫斯基的信中说：“如果说，交响曲这类作品的演出能造成狂热，那就数你的交响曲了。”
随着《第四交响曲》的完成和成功，柴可夫斯基的音乐创作进入了成熟期。他的音乐作品表现了深刻鲜明的社会思想，体现普通人拥有不可剥夺的权利去争取幸福这一思想。幸福被“命运”不断的破坏，而人们争取幸福的努力是永不停息的。作曲家用深刻鲜明的音乐形象表现内心的感受和体验。柴可夫斯基第一次创造了抒情交响乐，把世界交响乐发展推向了一个新阶段。
5. 宁静的日子
柴可夫斯基身居异国他乡，在几乎与世隔绝的环境里过着平稳得近乎单调的日子。每天在同样的时间总是做着同样的事情，不过他却得到了绝对安静的创作机会。在国外休养的几个月以来，他完成了两部心爱的大作品，觉得自己前进了一大步。他感到光阴没有虚度，内心很充实，这期间他和梅克夫人的书信也涉及了更广泛深刻的内容。
这一天梅克夫人发动了新的“攻势”：“彼得·伊里奇，你究竟经验过爱没有？我想是没有的。你爱音乐太多了，因此来不及爱女人。我知道你的生涯中有过一次爱，但我认为那样的爱是柏拉图式的（虽然老实说，柏拉图从来没有那样爱过！）。这只是一半爱，是想象中的爱，而不是心上的爱，那并不是活生生的感情，人缺乏他这种感情是不能生活的。”
对于梅克夫人这样单刀直入的试探，柴可夫斯基坦诚应对。他巧妙地把话锋引上了关于音乐本质的深刻探讨：
你问我是否经过非柏拉图式的爱，可以说有，也可以说没有。如果问题稍换一个提法：是否体验过完满的爱的幸福，那么回答就是没有，没有，还是没有！对这个问题我觉得可以在我的音乐里找到回答。如果问我是否懂得爱的力量，那么，我可以回答说：是的，是的，是的，因为我曾不止一次地竭力在我的音乐中表现爱的喜悦。成功了没有？我不知道，或者应该说，我让别人去判断。你认为音乐不能充分表现爱的感情，我绝对不能同意你的这种意见。恰恰相反，只有音乐才具备这种力量。你说需要用语言。不是的，仅仅用语言是不够的。而当语言没有力量的时候，更雄辩的话语（音乐）就发挥出它的无比威力。音乐有独具的功能去表现爱。虽然诗人也有自己表现爱的方式，语言在诗的形式中已经不再是简单的话语，它们已经变成了音乐，最好的例证就是：当你细心的把诗当做说话而不当作音乐来诵读时，那些诗句就几乎没有意义。然而实际上它们不仅有意义，还包含着深刻的思想，不仅在文字上，而是纯粹音乐上的。我很高兴你把器乐评价得这样高。你说歌词常常伤害了音乐，常常把音乐从不可量度的高度硬扯下来，这是绝对正确的。我也常常深切地感到这一点，也许这就是我作器乐曲比作声乐曲效果更好的原因吧。
这些精深的谈话加深了梅克夫人对她心目中的乐圣的崇拜，也让她得以探知他的挚友的至诚的内心。
1877年底，柴可夫斯基在弟弟的陪同下从瑞士又去了意大利。他们到过米兰、佛罗伦萨和威尼斯。他在意大利休养时，接到莫斯科音乐学院发来的公函，派他作为俄国音乐代表去出席巴黎博览会，让他在巴黎居住和工作8个月，给他1600法郎月薪。这份工作是尼·鲁宾斯坦为他争取到的。柴可夫斯基写信给尼·鲁宾斯坦以身体不好，不能胜任为理由拒绝了这个工作。当时他的健康刚刚恢复，神经还很脆弱，经受不住外界的刺激。他一想到出席音乐会，要会见许多音乐家，还要去赴宴，他就感到很不安。若被这一系列的社交活动缠住，他将没有时间进行创作，而作曲却是他用来治疗疾病的手段。他觉得到国外来对自己说来最重要的就是安静和自由。从现在起他决心只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在给莫斯科朋友的信中柴可夫斯基说：“我的全部天性，我的每一根纤维、每一个细胞都抗议我去就任这个代表职务。”同时，在给梅克夫人的信中他暴露了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只有你和我的弟弟们才真正了解我。我的莫斯科朋友们因为我拒绝到巴黎的会上去做音乐代表，也在指责我。他们不了解，像李斯特、维瓦尔迪这些人的显赫名声是可以压倒我的。在这些名人面前，任何一个到巴黎去的外国音乐家都不会注意我。我在这些巨星中间，只不过是乳臭未干的小儿。我的朋友，人家都说我谦虚，但我必须承认，我的谦虚只不过是一种深深隐藏着的傲气。在现时所有的音乐家当中，没有一个我是自愿在他面前低头的。然而天赋我这许多骄傲，却没有给我出售这些货物的本领。我简直害怕得有点不正常，也许这是因为过于骄傲的缘故。我不知道怎样主动地去扩大自己的声誉和名望，我宁愿等它自行到来。”“惟一对我好的是布罗夫，不幸的是他的病体使他实际上离开了艺术界，现在已经不能再做什么。尽管如此，靠了他，我还是在英美两国比在其他地方更出名。”
尼·鲁宾斯坦对柴可夫斯基拒绝去巴黎感到非常生气。他给柴可夫斯基写了一封充满指责怪罪的信，说他贪图安逸，逃避工作，说他夸大自己的病情。尼·鲁宾斯坦还去找了梅克夫人，认为她惯坏了柴可夫斯基，让她停止对柴可夫斯基的资助。尼·鲁宾斯坦的信大大伤害了柴可夫斯基。他写信对尼·鲁宾斯坦的蛮横态度提出抗议，申明了自己不能去当代表的理由。强调自己缺乏指挥天才，在国际音乐会上，需要亲自指挥演奏自己的作品，也要指挥演奏别人的作品，这都不是他目前力所能及的。如果演出不成功，会有损于莫斯科音乐学院和整个国家的名誉，也违背了尼·鲁宾斯坦推荐他去当代表的初衷。柴可夫斯基在信中也对尼·鲁宾斯坦就梅克夫人和他的关系问题做了必要的澄清。他说：“从来没有一个人这样仁慈、细心、慷慨和能忍耐。不仅我的生命是靠了她，我能继续工作也是靠了她。能够继续工作，这对我说来是比生命更重要的……对于我，她是上帝的化身……我和她的关系是不必妒忌的，我只是享用了她的慷慨……”
梅克夫人很快写信来安慰柴可夫斯基。她也认为柴可夫斯基没有必要去为参加博览会浪费时间，不愿意他到那种众目睽睽的场合去受刺激。没过几天，尼·鲁宾斯坦写来一封口气大为和缓的信，态度与前次截然不同。表面上他俩人的关系算是和解了，但从此以后，在他们之间却开始形成了一堵看不见的高墙。
柴可夫斯基在国外的生活是靠工作、书信支撑的。除此之外，他养成了喝酒的习惯。每天晚上入睡前，总要喝上几杯白兰地，在有点酩酊的状态中安静地睡去。白天也要喝不少的酒。没有酒，他觉得活不下去，身边总带有小白兰地酒瓶。他觉得喝一点酒就可以写得好一些。这说明他的身体并未完全复原。
1878年3月，柴可夫斯基的学生、年轻的小提琴家柯代克来到了克莱伦斯和柴可夫斯基做伴。柯代克是除梅克夫人外，柴可夫斯基最近的知己，他的到来，给柴可夫斯基带来安慰和快乐。从柯代克来了以后，他们住的那一带山间总是琴声缭绕。柴可夫斯基感到精力充沛，心情也变得轻松愉快了。一首小提琴协奏曲的乐思开始在他头脑里形成。此时，工作对他来说已经成为最大的乐事。由于埋头作曲，他甚至不觉察时间是怎样过去的，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他就写完了这首协奏曲。
《小提琴协奏曲》表现了柴可夫斯基喜好的主题——艺术家对大自然和人民的态度。乐曲非常抒情，充满了活力、乐观精神和浓厚的生活情趣，表现了一种渴望生活的心态。乐曲的末乐章用了俄罗斯民间舞曲的旋律，有鲜明的俄罗斯风格。
1878年4月，协奏曲的草稿完成后，柯代克拉了第一乐章 。这首曲子准备由他作首次演出，但在排练过程中柯代克和柴可夫斯基都对曲中一些地方不满意。柴可夫斯基作了改动，很快就完成了全曲的配器。作曲家把这部协奏曲题献给奥尔，这是一位侨居在俄国的匈牙利小提琴家。奥尔对柴可夫斯基的友好表示很感谢，但他觉得这部曲子不够小提琴化，表示愿意代为修改，然而这部乐曲的手稿却在他手中原封未动地压了两年。
1879年《小提琴协奏曲》的总谱在俄国出版。1881年11月，俄国著名小提琴家、柴可夫斯基的朋友布罗茨基在维也纳的爱乐协会交响音乐所首次演出了这首乐曲。这是柴可夫斯基惟一的一部不是在俄国而是在国外首演的作品。布罗茨基很清楚这部小提琴协奏曲的价值，他继续大力宣传这首乐曲。柴可夫斯基为此很感动，决定把该作品题献给他。这首曲子是俄国第一部小提琴协奏曲。现在它已成为小提琴曲目中的经典作品。
6. 在布莱洛夫庄园
无论柴可夫斯基多么欣赏瑞士、意大利的美景，无论这里的平和宁静对他多么有利，他的心仍然向着俄罗斯。祖国的一切对他说来无比珍贵。北国漫长的严冬，冰雪路上静静驶过的雪橇，莫斯科街头昏黄的街灯，居室壁炉里燃烧着木柴的劈啪声，还有醇香四溢的伏特加酒……这一切都使他心驰神往。只要他一想到俄罗斯，他的心就充满了温柔的甜意。
半年前的那场疾风暴雨打乱了他原有的生活轨迹，寻找新的生活支点对他来说并非易事。莫斯科和彼得堡都不是他立刻能去的地方，魂牵梦绕的卡明卡也变得有点不可知。达维多夫一家会怎样看待他呢？他们能够理解他的所作所为吗？想到这些，多忧多思又异常敏感的柴可夫斯基感到忐忑不安。
4月下旬，柴可夫斯基回到了卡明卡。妹妹亚历山德拉、弟弟阿纳托里还有达维多夫一家人都热情迎接他。温暖的家庭气氛使他很快就安下心来。妹妹为他专门准备了一处舒适的住房，还特意搬来一架钢琴。房屋的四周很优美，花园里花朵盛开，花香四溢。站在门前可以望见整个乡村和弯弯的小河。他又可以在安适的环境里写曲了。这对他来说是最大的乐事。在这里他继续写在克莱伦斯就已开始的《C大调钢琴奏鸣曲》。作为休息他还写了《十二首中级钢琴曲》、《二十四首儿童钢琴曲》，正酝酿创作一部圣歌，即《圣·约翰·克里索斯托姆》（希腊神父，曾任君士坦丁堡主教）。
时刻关注着他的梅克夫人从莫斯科写信发来了邀请：“可爱的朋友！离开那里吧！听说你消瘦了许多，还说你现在什么也没有做。我在布莱洛夫的庄园是空着的，你能来我这里做客吗？这里很安静，你可以一直住到我南行的时候。现在天气很暖，这时人愿意远远地走回大自然中去，跑到森林和夜莺那里去。只有音乐才能超过大自然……我握你的手。别忘记衷心爱着你的她啊……”
梅克夫人温暖的召唤对柴可夫斯基来说是莫大的安慰。5月中旬，柴可夫斯基来到了梅克夫人的布莱洛夫庄园。这是一个1.2万亩的花园，坐落在乌克兰喀尔巴阡山麓。庄园环境幽雅，景色怡人。柴可夫斯基受到梅克夫人的仆人们无微不至的照料。他在这里住了两个星期，每天给梅克夫人写信。他给梅克夫人留下了一件有意义的礼物：三首小提琴曲与钢琴曲。他把这组作品命名为《怀恋可爱的地方》。
6月14日是尼·鲁宾斯坦的生日，柴可夫斯基应该前去祝贺。他来到莫斯科，参加了当日举行的生日宴会。柴可夫斯基觉察到，几个月前他拒绝去巴黎当代表一事所引起的矛盾造成的紧张空气并没有散尽。尼·鲁宾斯坦对他的到来很冷淡。同事们都很热情地欢迎他。大家友好关切地问长问短，这倒使柴可夫斯基感到有些不自在。他仍然不喜欢见人。在当时的心境下，他是不喜欢待在莫斯科的。
这年夏季柴可夫斯基仍是在乡间度过的。7、8月间他来到达维多夫家的另一处庄园维尔波夫卡。他愿意远离别人，“一想起莫斯科就觉得不妙和恐怖”。这段时间他的工作进展很慢。那首钢琴奏鸣曲已经写了很长时间还没有完成。他着手整理一些在国外时写好的浪漫曲，有的是春天在卡明卡居住时写下的，其中有一首是为莱蒙托夫的诗《死人的爱》所谱写的曲。梅克夫人曾在信中引用过这首诗，所以引起了作曲家的注意。他总希望自己所做的事情能让梅克夫人欢喜。
梅克夫人对自己心目中的乐圣经常提出许多音乐方面的问题。有一次柴可夫斯基为了回答梅克夫人的问题，详细介绍了自己的创作方法。
为了说明创作过程，他把自己的作品分成两类。一类作品是出于自己内心的迫切需要，自己主动想写的；另一类是应别人的约稿而写的，即由于外界的动力。柴可夫斯基说，他获得成功的作品并不见得都是第一类，那些不成功的作品也不见得都是第二类。
对于第一类作品来说，不需要任何哪怕是最微小的努力，只要依从内心的声音就行了……这时候你忘记了一切，一种不可捉摸、难以言传的甜蜜感使心灵颤栗。你追逐着心灵不知飞往何方。时间已经悄悄溜了过去。这种情况的写作，就似乎是在梦游一般。你感觉不到自己的存在。这样的瞬间是难以用语言解释的，在这种情况下出于笔端或只是形成于脑际的都是非常出色、有价值的，此时如果不受外界的干扰，这一切将成为这个艺术家完美无缺的作品。
创造第二类作品，有时就要调动自己的灵感，这时要克服懒散和漫不经心的状态。于是会出现各种意想不到的情况，有时胜利来得容易，有时灵感却完全消失。但我认为艺术家的责任就是永不罢休，因为人们很容易懒散。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没有比陷于懒散之中更糟糕的了。不能等待，灵感是不爱拜访懒汉的客人，她要会见那些想见她的人。
柴可夫斯基在创作音乐方面有一种独特的功能：不管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他的头脑都有一部分是属于音乐的，这一部分总在不停地工作。尽管他也许正在会客或与人交谈，他可以把当时涌现的乐思牢牢记住，过后再写下来。有时这些乐思是他新作品的主题，有时是他自己正在写着的作品所需要的乐段。
柴可夫斯基认为从起草到定稿的工作阶段意义重大。他的草稿往往是写在自己手边的随便一张纸上的，写得很压缩，密密麻麻，心里出现一个旋律，随之就有它的和声出现，如果和声很复杂，就在草稿上注明声部。如果和声很简单，他就只把低音部写下来，有时只作个记号，或完全不写，因为那些音乐会一直停在他心里。柴可夫斯基说，歌词决不能按照音乐填上去，因为唤起适当的音乐表现的正是歌词。也就是说如果选定了一个标题，这个标题会引起它自身的音乐表现。他说：“一部作品的最初草稿写起来是非常有趣的，有时会引起难以用语言形容的快乐，但同时也会使神经处于极度的亢奋和紧张状态，你会废寝忘食。”
为了让梅克夫人亲眼看见他是如何进行创作的，柴可夫斯基把《叶甫根尼·奥涅金》的原谱寄给了她，同时还建议她把这份原谱与秋季即将出版的该曲的钢琴及声乐改编谱进行比较。梅克夫人接受了柴可夫斯基的提议，但她知道作品的手稿对于作者说来是十分宝贵的，她执意要柴可夫斯基收下500卢布作为原稿的报酬。柴可夫斯基回信说：“这原稿是无价的呢！”但他同时还承认：“这是我一生当中第一次碰见有人对我的手稿本发生兴趣。其实我的名气还不到使我的手稿也具有价值的地步。”
梅克夫人喜爱柴可夫斯基的音乐，珍惜他的创作能力。有一次在一封信中劝他注意休息以保存自己的力量，让才能得到充分发展，达到顶峰，并在高峰境界长留。如果真能这样，那将是他艺术的光荣和人类的快乐。梅克夫人满怀深情地要求柴可夫斯基说：“如果我的焦虑对你能多少起点作用的话，如果你能为我稍微保留一点儿的话，我就十分快活了……”柴可夫斯基懂得梅克夫人的好心，也知道她的建议是合理的，他回信说：
但是我怎么能够呢？草稿一写出来，我就非把它写完不可，不然我就不能休息。曲子一写成，我觉得又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使我要开始写另一部新作品。对于我，工作就像空气一样的必不可少。只有苦闷的时候我才会懒散起来。我怀疑我的生命是否允许我的才能达到充分的发挥。我对自己很不满意，甚至会恨我自己。于是产生另外的想法，即我本身是毫不中用的，只有我的音乐作品能够补救我的缺点，把我提升到人的地位。这种想法控制了我，使我苦恼。为了逃避这种疑虑的苦恼，我鞭策自己开始一个新的任务，于是我就像栗鼠跳进轮子似的团团乱转。有时，一种无法克制的懒惰统治了我。我不知所措，我很失望。这种情况是很可悲的，我尽力和它斗争。我多半已经有了忧郁症，我知道必须控制我自己，别让自己陷入懒惰。只有工作能够拯救我，于是我工作着。至于你那友谊的劝告，我是很感激的，我将尽可能听从你的劝告。
可是过了不久，柴可夫斯基又写道：
我简直不能离开工作……当我的本性充满了灵感的光辉时，我想，我决没有权力去和它斗争，因此，我请求你不要烦恼，因为我不肯遵守我的诺言。我工作的时候，总是和你在一起的。我一次一次地问我自己，这些章节会不会使你满意，这些旋律会不会使你感动。因此，这些作品除了你之外，不能献给任何人。这些作品是给我的一个最好的朋友的。
7. 告别莫斯科
1878年秋天，柴可夫斯基来到彼得堡看望年迈的父亲和弟弟阿纳托里。那些日子彼得堡的天气很坏，云雾迷漫，阴雨连绵，到处湿漉漉的。哥萨克的巡逻兵布满街头。土俄战争中打了败仗的俄罗斯军队在灰溜溜地撤退。“这是可怖的时代，可怕的年月，一方面是一个绝对惶惶不可终日的政府，一个阿克萨科夫①只因直言不讳而遭流放；另一方面，成千上万的激进青年惨遭厄运，不经审讯便被流放到连乌鸦都不愿飞临的地方。处于这两种人之间的民众对这些都漠不关心，深陷于明哲保身的泥沼之中，以冷漠的眼光观望着一切。”柴可夫斯基对周围的政治形势并不是无动于衷的。政府在土俄战争之后采取的高压政策所造成的恐怖，使他像许多知识分子一样更加忧国忧民。想到自己未卜的前途不禁感到茫然。
①谢尔盖·阿克萨科夫（1796-1859）：俄国作家。
在去莫斯科的火车上，柴可夫斯基被周围的人们认出来了，他们眼睛盯着作曲家望着。他想避开，但不可能了。他不知如何是好，他忽然意识到在莫斯科他会生活不下去的。他发现自己还是那么怕见人，然而他又必须回音乐学院工作。该怎么办呢？
柴可夫斯基在亚历山德罗斯基学院对面的一幢公寓安顿下来。第二天他去音乐学院讲授他本学期的第一堂课。他觉得离开了一年多的音乐学院现在“肮赃不堪，像令人作呕的监狱”。他摆脱不了对周围一切的厌烦情绪。每次一下课，他就飞快地坐上马车，跑到城外的什么地方去，或者到公园里去。他很怕碰见人，晚上他一个人躲在家里。最让他苦恼的是，他完全不能搞音乐创作，情绪高度紧张，毫无灵感。他的全部思想集中在一个问题上：怎样快点想办法离开这个他无法再适应的环境。他觉得“在他的过去和未来之间已经裂开了一道鸿沟，他必须跳越过去，否则会导致完全的毁灭”。莫斯科是他所爱的城市，但现在这里有太多的愁苦和折磨。彼得堡更是他无法接受的，光是那些纷繁的社交就让他难以招架。离开莫斯科又能到哪里去呢？今后该怎样生活？他若离开音乐学院，他在音乐学院的课由谁接替？也许应该为了音乐学院的工作牺牲自己？可是转念又想，目前，凭他这种精神状态，他料定自己不会再是一个好教师。如果能把自己的全部时间和精力贡献给他所爱的工作——音乐创作，不也是他的责任吗？音乐创作对他来说，现在已包含着生命的全部意义。
同事们对他的态度依然如故。拉罗什和卡什金这两位老朋友有时还陪他共进晚餐。柴可夫斯基只有和他们在一起时，才能感到些许快乐。
过了些天，尼·鲁宾斯坦从巴黎回到了莫斯科。人们像迎接凯旋的总督一般隆重热烈地欢迎他的归来。9月20日，尼·鲁宾斯坦曾在巴黎博览会举行的三场俄国作品音乐会上指挥演奏了柴可夫斯基的《忧郁小夜曲》。在巴黎演出的最后一场音乐会上，尼·鲁宾斯坦再次指挥演奏了《第一钢琴协奏曲》，会场盛况空前，演出轰动了整个巴黎。在给尼·鲁宾斯坦接风的宴会上，他把柴可夫斯基大大夸赞了一番，说：“柴可夫斯基的作品给巴黎听众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还说：“拥有柴可夫斯基这样的杰出人才是音乐学院应引以为荣的。”到会的人们纷纷前来恭贺柴可夫斯基。这种场面使柴可夫斯基又有点招架不住了。他再次受到现实的冲撞，觉得无法再忍耐下去。第二天，他就去找了尼·鲁宾斯坦，说出了他要离开音乐学院的想法。这位院长没有对他表示挽留，立刻同意了他的辞职。
梅克夫人曾向柴可夫斯基推荐了自己在莫斯科的住处。柴可夫斯基接受梅克夫人的邀请，来到她在罗杰斯特文斯基大街的公寓，想来察看一下。梅克夫人的管家伊凡·瓦西里耶维奇热情接待了他。在管家的引领下，柴可夫斯基留心地看过了梅克夫人的每间屋子，试弹了房间里的两架钢琴，觉得都很好用。他很欣赏梅克夫人家中的油画，尤其喜欢其中描绘冬景的那一张油画。他觉得那是他的《第一交响曲》第一章的画面，画出了冬日的一条积雪的道路，散发着浓郁的俄罗斯气息。柴可夫斯基还去观赏了梅克夫人原来建议他住用的屋子。考虑再三，他还是没有住下来。他对住在这个“可爱的避难所”顾虑颇多。他想，人们若是知道柴可夫斯基住进了梅克夫人的公寓会议论纷纷，弄得满城风雨。不过他还是写信告诉梅克夫人：“只有在你的家，我过了两个钟头完全解放出来的时光。”
10月18日，柴可夫斯基在音乐学院上了最后一堂课。19日音乐学院为他举行了告别宴会。尼·鲁宾斯坦还有他的好友尤尔根松、卡什金、塔涅耶夫、阿尔别列契特等人都前来与他话别。当晚，柴可夫斯基踏上了开往彼得堡的火车。从1866年1月，26岁的柴可夫斯基初登音乐学院的讲台到现在度过了整整13个年头。莫斯科是他走上音乐之路的起点，在这里他的才华崭露，在这里他开始走向辉煌。如他自己所说：“毫无疑问，如果命运不把我拖向我住了12年多的莫斯科，那我将不可能做出我所做的一切。”可是现在他必须离开这里了。人的情感世界有太多的风云变幻。那些他用心血编就的悲喜故事早已镌刻在他的心底。莫斯科造就了他，莫斯科给了他许多光明和美好，可是莫斯科又与许多不可言状的苦涩和哀愁联在一起。这一切都使这个城市对于他成为一个永远值得怀念，非常可爱但又有点可怕的地方。滚滚乐思在他的心海翻腾。他要创作，他需要自由，需要过一种任他所好、随他所想的毫无拘束的生活。他要把他的全身心都献给音乐。
再见了，亲爱的莫斯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