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进言改革（2/2）

，逃亡之患复如初耳。令除罪而充杂役，尽移其家，小人愚迷，或重于杀戮，可以绝奸。刑名虽轻，惩肃实重，岂非适时之宜邪。①"征役及充运死亡叛散"②人数很多，官方按常规"补代"，结果是"上命所差，上道多叛"③，负责管理的官吏索性与叛音席卷同去。至于为何吏与叛者一直叛散，因为这方面官吏也相当艰辛，他们对朝廷和当时的法律心怀不满，发生叛乱事件，叛散者的"同伍"，同样要受"课捕"，与此同时对叛者的家人也受到课捕，家人得到消息纷纷逃亡。上述的原因还带来另外一个问题，"百工医寺，死亡绝没，家户空尽"④，没有人被差遣替代。王羲之提出减少判死刑的人，让他们补充兵役。判五年徒刑的"可充杂工医寺"，充当杂工医寺的人，他们的家要移至都邑，否则，逃亡的事将与以前一样，移其家"可绝其亡叛"，因为家在都邑生活比较安定，逃跑亡叛必须顾家小，再者都邑范围有限，管理比较严密，全家亡叛很不容易。更重要的是，百工⑤可以生产各种手工业产品，这些产品既可保证朝廷官府和军队的需要，也可以供应市场。医寺在生活中必不可少，对于保障百姓健康和战时医疗都具有重要的作用。重新建立和稳定百工医寺的队伍，事关重要，有了他们，城市就比较充实，他们不叛亡，社会也就稳定多了。部邑充实稳定是政治之本。王羲之将自己的政见概括为："罪而充杂役，尽移其家"，重罪者判以死罪。刑名虽轻但惩办实际上很重，是不合时宜的。

    王羲之巨识深邃，先觉于人，很多主张在当时是正确的，但未能实施。

    洪迈在《容斋随笔》中说：王逸少在东晋时，盖温太真、蔡谟、谢安石一等人也，直以抗怀物外，不为人役，故功名成就，无一可言，其操履识见，议论闹卓，当世亦少其比。

    诚然，这样的评论是符合实际的。然而一个人的功名成就，除了有符合客观实际的正确思想之外，还要有许多条件，其中机遇也是必不可少的。诸葛亮才华横溢，谋略超群，如果没有刘备"三顾茅庐"及群雄逐鹿的历史舞台等客观条件与机遇，他的政治军事才能就无法施展，更谈不上有伟大的功名与光辉的业绩。

    王羲之的许多政治主张均未被当权者所接受，内心是非常忧愤的，特别是伯父王导、工敦，岳父郗鉴亡故以后，他更加无能为力。王羲之的思想主张并非纸上谈兵没有价值。历史是一面镜子，他的主张对南北朝也产生过积极影响。南朝北朝对峙，特别是南朝偏安一隅与东晋相似，他的许多政治主张被当时的政治家所"移植"采用，都产生了积极的有益的效果，这些都斑斑可考。

    ① 《晋书·王羲之传》。

    ② 《晋书·王羲之传》。

    ③ 《晋书·王羲之传》。

    ④ 《晋书·王羲之传》。

    ⑤ 百工，各种手工业工人的总称。《论语·子张》："百工居肆，以成其事。"例如，刘宋政权曾下令严禁地方官吏滥征赋役，减少部分杂役、谣役；宋文帝采取奖励农桑、兴修水利、减轻农民负担以及赈济灾民等许多措施。元嘉十二年（435 年）丹阳、淮南等地淫雨成灾，政府除诏免灾区一切租役外，还从徐、豫、会稽等地调大米万斛以赈济灾民；还规定"凡欲附农而粮种匮乏者，并加给贷"；在元嘉年间，对江汉漕河进行修凿，以广漕运。《南齐书·明帝纪》载建武元年（494 年）诏曰："细作中署、村官、车府，凡诸工可悉开番假，递令休息。"也就是说工匠在上番服役之外，可以有自己支配的劳动时间。这些都说明，王羲之曾经提出的政治主张在南朝实行以后，对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发展曾起了积极的作用。

    王羲之是作为一个名垂历史的书法家，对政治、军事、经济、法律有如此精辟的见解，古往今来委实是不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