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道（2/2）

作用是十分巨大的。汉王符阐释说："仁以附众，??附众则思力战。"（《潜夫论·劝将》）孙子还主张用仁义的手段去对待间谍，强调"非仁义不能使间"（《用间篇》）。这里的"仁"，是指用优厚的爵禄、金钱进行赏赐；"义"，是以真诚相待，激发其气节。孙子认为，那些"爱爵禄百金"不肯赏给间谍，而又"不知敌之情者"，是"不仁之至也"（同上）。所谓"不仁"，显然是没有爱国爱民爱士卒之心。正因为孙武常主张以仁义治军用兵，故唐人杜牧指出："武之所论，大约用仁义，使机权也。"（《樊川文集·注孙子序》）明人王世贞论道："武称雄于言兵，其书自《始计》至《用间》，率多权谲叵测，辅之以仁。"（《孙子评释序》）清人孙星衍也说"（孙子书）本之仁义，佐以权谋。"（《孙子十家注序》）可知，用"仁义"对待民众，"令民与上同意"，确是孙武"修道"的主要内容。

    孙武主张以仁义"修道"，与当时一些思想家甚有相似之处。和孙子同时代的孔子是最热心于用"仁"去"爱人"的宣传的。他认为治理"千乘之国"，应当"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他教育子弟要"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他的学生问"仁"的含义，孔子直截了当地回答："爱人"；他经常告诫人们："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以上见《论语》的《学而》、《颜渊》、《尧曰》各篇）孔子从政治的角度谈"仁"，提倡"爱人"而"得众"；孙子从军事的角度谈"仁"，要求"视卒如爱子"而"与众相得"，其实质是一样的。时代比孙武稍后的吴起，曾提出"亲万民"和"修四德"的主张。他说："昔之图国家者，必先教百姓而亲万民。有四不和：不和于国，不可以出军；不和于军，不可以出阵；不和于阵，不可以进战；不和于战，不可以决胜。是以有道之主，将用其民，先和而造大事。"又说："圣人（对民）绥之以道，理之以义，动之以礼，抚之以仁。此四德者，修之则兴，废之则衰。"（《吴子·图国》）这些议论，与孙武提倡的"令素行以教其民"、"仁以附众"，君主要"有道"、用兵者须"修道"，有异曲同工之妙！至于战国中期的孟子，认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孟子·公孙丑下》），主张用"仁义"的手段去达到"人和"，从而成为"得道者"，使"天下顺之"，这更是孙武以仁义"修道"思想的进一步发挥了。

    从历史记载来看，孙武用仁义"修道"主张的提出，是有其特定的背景的。春秋后期，由于各国领主统治集团对人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使阶级矛盾进一步激化。鲁国在公元前552 年，其境内已称"多盗"（《左传·襄公二十一年》）。孔子曾亲自访问过泰山脚下一民妇的悲惨遭遇，指出"苛政猛于虎"（《礼记·檀弓下》）。晋国在此时，也"寇盗充斥"，"盗贼公行"（《左传·襄公三十一年》）。郑国在公元前522 年，发生了农民暴动，史称"郑国多盗，取（聚）人于苻之泽"（《左传.昭公二十年》）。南方的楚国，更是"四境盈垒，道相望，盗贼司目，民无所放"（《国语·楚语下》）。当时各国人民困不堪忍受统治者的剥削压迫，纷纷出逃至野外山林川泽，有的已经组织起来，与统治阶级展开针锋相对的武装斗争。这就必然会削弱领主统治集团的力量，使其在频繁的兼并战争中处于不利的境地。

    很明显，孙武在当时提出"修道"的主张，就是要领主统治集团改善政治措施，减轻对人民的剥削压迫，以缓和阶级矛盾，"令民与上同意"，取得人民的拥戴和支持，稳固封建领主政权，使全国"上下同欲"，从而成为兼并战争中的强者。孙子这个"修道"主张，虽然其真实目的，是要人民为领主统治集团的兼并战争拼死出力，所谓"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有其欺骗性的一面；但它毕竟可以改善人民的生活处境，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保卫自己国家的安全，免遭别国的蹂躏，从客观上讲，是有其相当积极进步的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