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知本察隐的政治器识（2/2）
《杜甫评传》作者：杜甫评传 2017-02-13 11:47
略曰：'东周之地，久陷贼中。??险不足恃，适为战场。明明天子，躬俭节用，苟能黜素餐之吏，去冗食之官，抑竖刁、易牙之权，任蘧瑗、史䲡之直，则黎元自理，盗贼自平。中兴之功，句月可冀。'公诗云??，正括汾阳论奏大意。"（《钱注杜诗》卷一二）
郭子仪是肃、代二朝的社稷之臣，杜甫的某些主张竟与之不谋而合，①这说明杜甫对军国大事能提出相当高明的切实措施，并不一味地"高而不切"。
当然，杜甫的政治才识更重要地体现为，他对当时尚未发生的政治事变的预见具有惊人的准确性。当安史之乱尚未爆发，唐王朝还呈现着花团锦簇的虚假繁荣时，杜甫已敏锐地感到了大动乱的逼近。天宝年间唐王朝的开边战争频繁不断，有时还取得暂时的胜利，这在时人眼中也许是国力强盛的表现，可是杜甫却看到了内郡调弊、人悲鬼哭的阴惨景象。②玄宗奢侈骄淫，杨氏兄妹游宴无度，这在时人眼中也许是歌舞升平的象征，可是社甫却看到了① 这种政治主张如能付诸实施或部分付诸实施，是可以产生积极效果的，魏征对贞观之治的贡献就是明证。当然，在杜甫的时代，这种主张距离现实较远，但是作为一种理想，它根本没有必要为迁就黑暗现实而降低自身的高度。
① 钱笺" 括"云云，实乃不谋而合之意。因为杜甫当时正处僻远的梓州，不可能很快就知道郭子仪给朝廷的奏章的内容。
② 例如天宝十载（751）鲜于仲通伐南诏丧师后，杨国忠复命李宓南征。杜甫《兵车行》对此进行了批判，可是高适、储光羲等人却作诗对此大加颂扬，参看周勋初先生《杜甫身后的求全之毁和不虞之誉》（载《文史探微》）。
奸臣弄权、外戚乱政的动乱征兆。对于安禄山"主将位益崇，气骄凌上都"（《后出塞五首》之四）的骄横表现，杜甫曾多次预言即将发生藩镇叛乱的危险。除了对安史之乱这个大事变的酿成、发生洞若观火之外，杜甫对于一些次要的历史事件也有先见之明。如安史之乱发生以后，唐王朝为了迅速平叛，向回绝借兵。杜甫对此深以为忧，在《北征》、《留花门》等诗中表示了他的忧虑。又如杜甫人蜀路经剑门，对那里地势险峻颇怀隐忧。后来，勇悍善战的回纥兵果然成为唐王朝的心腹之患，形势险要的蜀地也果然成为军阀割据的巢穴。对于玄、肃二朝出现的乱兆，清初王夫之在《读通鉴论》卷二二、卷二三中曾为之条分缕析，如云："无故而若大患之在边，委专征之权于边将，其失计固不待言矣"；"邪佞进，女宠兴，酣歌恒舞，??度量有涯，淫溢必泛，盖必然之势矣"；"借援夷狄，导之以踩中国，因使乘以窃据，其为失策无疑也"，等等，都与杜甫所言者若出一人之口。一位诗人在历史事件发生之前所作的预言竟与后代学者的分析不谋而合，这是何等的远见卓识！
对于社甫的政治才能，历来有两种看法。第一种看法是杜甫仅仅"好论天下大事，高而不切"，并无实际的政治才能。第二种看法正好相反，宋人郭印称杜甫："诗中尽经济，秋毫未设施。"（《草堂》，《云溪集》卷三）朱翌则称杜甫："凄其忧世心，妙若医国扁。"（《读杜诗至减米散同舟路难思共济舟人偶来告饥似诗谶也》，《永乐大典》卷**六弓《灊山集》）陆游更慨叹说："看渠胸次隘宇宙，惜哉千万不一施！??后世但作诗人看，使我抚几空嗟咨！"（《读杜诗》，《剑南诗稿》卷三三）清人蒋士铨亦有同感："先生不仅是诗人，薄宦沉沦稷契身。"（《南池杜少陵祠堂》，《忠雅堂诗集》卷二）今天的学者中也有人认为杜甫完全有可能成为一代名臣。①我们认为，历史是不能逆转、假设的，既然历史没有给予社甫以施展政治才能的机会，我们也就无从判断他到底能否成为社稷之臣。我们的看法是：杜甫对于政治确实具有相当高明的见解，体现了既深知治本又善察隐患的政治器识。但是与其说他是一个有经世之才的政治家，宁可说他是一位观察力极其敏锐的诗人。与其说他对某些历史进程的预见体现了他的政治才能，宁可说那体现了一种忧患意识。安史之乱发生以后，杜甫曾多次预言叛乱即将被敉平，预言唐王朝即将出现中兴的局面，②然而都没有料中。所以他在晚年痛心地说："江边老翁错料事，眼暗不见风尘清！"（《释闷》）可见他的某些预言也只是表示了诗人的主观愿望，而不一定是审时度势的结论。既然杜甫准确地预见到的事变全是国家和人民的祸患，他所提出的政治措施也主要是对国家祸患的挽救之方，我们就有理由肯定那主要是由于他怀有一种深广、沉重的忧患意识，一个时时刻刻在忧国忧民的诗人当然比一般人更容易觉察到国家祸患的隐伏滋生。
① 参看祁和晖、谭继和《能臣之才，良臣之节--论杜甫的政治器识和节操》）（《草堂》1986 年第1 期）、《杜甫被埋没了的本质--论少陵瑚琏资质与上乘政治器识》（《草堂》1987 年第1 期）。② 例如《喜达行在所三首》、《北征》等诗，参看本书第二章第三节。
郭子仪是肃、代二朝的社稷之臣，杜甫的某些主张竟与之不谋而合，①这说明杜甫对军国大事能提出相当高明的切实措施，并不一味地"高而不切"。
当然，杜甫的政治才识更重要地体现为，他对当时尚未发生的政治事变的预见具有惊人的准确性。当安史之乱尚未爆发，唐王朝还呈现着花团锦簇的虚假繁荣时，杜甫已敏锐地感到了大动乱的逼近。天宝年间唐王朝的开边战争频繁不断，有时还取得暂时的胜利，这在时人眼中也许是国力强盛的表现，可是杜甫却看到了内郡调弊、人悲鬼哭的阴惨景象。②玄宗奢侈骄淫，杨氏兄妹游宴无度，这在时人眼中也许是歌舞升平的象征，可是社甫却看到了① 这种政治主张如能付诸实施或部分付诸实施，是可以产生积极效果的，魏征对贞观之治的贡献就是明证。当然，在杜甫的时代，这种主张距离现实较远，但是作为一种理想，它根本没有必要为迁就黑暗现实而降低自身的高度。
① 钱笺" 括"云云，实乃不谋而合之意。因为杜甫当时正处僻远的梓州，不可能很快就知道郭子仪给朝廷的奏章的内容。
② 例如天宝十载（751）鲜于仲通伐南诏丧师后，杨国忠复命李宓南征。杜甫《兵车行》对此进行了批判，可是高适、储光羲等人却作诗对此大加颂扬，参看周勋初先生《杜甫身后的求全之毁和不虞之誉》（载《文史探微》）。
奸臣弄权、外戚乱政的动乱征兆。对于安禄山"主将位益崇，气骄凌上都"（《后出塞五首》之四）的骄横表现，杜甫曾多次预言即将发生藩镇叛乱的危险。除了对安史之乱这个大事变的酿成、发生洞若观火之外，杜甫对于一些次要的历史事件也有先见之明。如安史之乱发生以后，唐王朝为了迅速平叛，向回绝借兵。杜甫对此深以为忧，在《北征》、《留花门》等诗中表示了他的忧虑。又如杜甫人蜀路经剑门，对那里地势险峻颇怀隐忧。后来，勇悍善战的回纥兵果然成为唐王朝的心腹之患，形势险要的蜀地也果然成为军阀割据的巢穴。对于玄、肃二朝出现的乱兆，清初王夫之在《读通鉴论》卷二二、卷二三中曾为之条分缕析，如云："无故而若大患之在边，委专征之权于边将，其失计固不待言矣"；"邪佞进，女宠兴，酣歌恒舞，??度量有涯，淫溢必泛，盖必然之势矣"；"借援夷狄，导之以踩中国，因使乘以窃据，其为失策无疑也"，等等，都与杜甫所言者若出一人之口。一位诗人在历史事件发生之前所作的预言竟与后代学者的分析不谋而合，这是何等的远见卓识！
对于社甫的政治才能，历来有两种看法。第一种看法是杜甫仅仅"好论天下大事，高而不切"，并无实际的政治才能。第二种看法正好相反，宋人郭印称杜甫："诗中尽经济，秋毫未设施。"（《草堂》，《云溪集》卷三）朱翌则称杜甫："凄其忧世心，妙若医国扁。"（《读杜诗至减米散同舟路难思共济舟人偶来告饥似诗谶也》，《永乐大典》卷**六弓《灊山集》）陆游更慨叹说："看渠胸次隘宇宙，惜哉千万不一施！??后世但作诗人看，使我抚几空嗟咨！"（《读杜诗》，《剑南诗稿》卷三三）清人蒋士铨亦有同感："先生不仅是诗人，薄宦沉沦稷契身。"（《南池杜少陵祠堂》，《忠雅堂诗集》卷二）今天的学者中也有人认为杜甫完全有可能成为一代名臣。①我们认为，历史是不能逆转、假设的，既然历史没有给予社甫以施展政治才能的机会，我们也就无从判断他到底能否成为社稷之臣。我们的看法是：杜甫对于政治确实具有相当高明的见解，体现了既深知治本又善察隐患的政治器识。但是与其说他是一个有经世之才的政治家，宁可说他是一位观察力极其敏锐的诗人。与其说他对某些历史进程的预见体现了他的政治才能，宁可说那体现了一种忧患意识。安史之乱发生以后，杜甫曾多次预言叛乱即将被敉平，预言唐王朝即将出现中兴的局面，②然而都没有料中。所以他在晚年痛心地说："江边老翁错料事，眼暗不见风尘清！"（《释闷》）可见他的某些预言也只是表示了诗人的主观愿望，而不一定是审时度势的结论。既然杜甫准确地预见到的事变全是国家和人民的祸患，他所提出的政治措施也主要是对国家祸患的挽救之方，我们就有理由肯定那主要是由于他怀有一种深广、沉重的忧患意识，一个时时刻刻在忧国忧民的诗人当然比一般人更容易觉察到国家祸患的隐伏滋生。
① 参看祁和晖、谭继和《能臣之才，良臣之节--论杜甫的政治器识和节操》）（《草堂》1986 年第1 期）、《杜甫被埋没了的本质--论少陵瑚琏资质与上乘政治器识》（《草堂》1987 年第1 期）。② 例如《喜达行在所三首》、《北征》等诗，参看本书第二章第三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