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潼关诗兴：动乱时代的历史图卷（2/2）
《杜甫评传》作者：杜甫评传 2017-02-13 11:47
安史之乱爆发后唐王朝的经历，赞美忠臣除奸之义举，且希望唐室由此走向中兴。对于这一段议论，后入争论甚烈，主要集中于下面几点：首先是"奸臣竟葅醢，同恶随荡析。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妲"几句，古人认为夏桀、殷纣和周幽王都是因女宠而亡国的，（夏桀宠爱妹喜，殷纣宠爱妲己，周幽宠爱褒姒）②杜甫觉得马鬼事变时赐杨妃自尽说明唐玄宗与他们不同，所以能够中兴。仇兆鳌云："此借鉴杨妃，隐优张良娣也。"（《杜诗详注》卷五）这种观点似乎求之过深，因为张良娣其人虽然后来恃宠窃权，与李辅国狼狈为奸，但此时恶迹未彰，况且她刚至灵武时还颇有美德，"产子三日起，缝战士衣。上止之，对曰：'此非妾自养之时。'"（《资治通鉴》卷二一八）所以杜甫不会于此时把她与杨妃相比，在此诗字句中也看不出有这一层意思。宋人魏泰曰："唐人咏马鬼之事者多矣。世所称者，刘禹锡曰：'官军诛佞悻，天子舍妖姬。群吏伏门屏，贵人牵帝衣。低回转美目，清日自无辉。"白居易：'六军不发争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此乃歌咏禄山能使官军皆叛，逼迫明皇，明皇不得已而诛杨妃也。噫！岂特不晓文章体裁，而造语意拙，已失臣下事君之礼也。老杜则不然：其《北征》诗曰："忆昨狼狈初，事与古先别。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妲。'乃见明皇鉴夏商之败，畏天悔过，赐妃子死，官军何预焉！"（《临汉隐居诗话》）这种说法强调杜甫的"事君之礼"，但是诗中明明有"桓桓陈将军，仗钺奋忠烈"之句，如何能说"官军何预焉"？我们认为杜甫确有为玄宗曲词回护之用意，但前提是不违背基本的历史事实，而且"中自"二字极其微妙，回护之中仍含隐讥。杜甫之所以要为玄宗回护，是因为他怀有唐室中兴的强烈愿望。杜甫是经历了开元盛世的人，他对玄宗怀有很深的感情，况且在叛军凶焰尚炽的形势下，对皇帝作大多的批判也是不妥当的。刘禹锡和白居易生活于五十年之后，他们对玄宗不会怀有如杜甫一样的感情，所以不宜把他们咏马嵬事变的诗与杜诗作简单类比。其次是"桓桓陈将军，仗钺奋忠烈。微尔人尽非，于今国犹活"四句，浦起龙对之大为不满，说："玄礼为亲军主帅，纵凶锋于上前，无人臣礼。老杜既以'诛褒妲'归权人主，复赘'桓桓'四语，反觉拖带，不如并隐其文为快。"（《读杜心解》卷一）这一段话纯从封建君臣名分的角度出发，毫无道理。试想当日如无陈玄礼，安能诛杨妃？既然陈玄礼在马嵬事变中起了那么重要的作用，作为"诗史"的杜诗岂能避而不写？浦氏之言恰恰从反面证明杜甫的见识在封建社会中是高人一筹的。第三是"凄凉大同殿，寂寞白兽闼"二句，历来诗家对之均未注意，惟胡小石先生《杜甫<北征>小笺》中认为其中含有玄、肃内禅之隐微，理由是大同殿、白兽门皆与肃宗无关而与玄宗有关：大同殿不但为玄宗朝见大臣之所，而且高力士曾在其中劝告玄宗不可以大权付与李林甫；而白兽门则为玄宗兴兵诛韦后所攻之门。我们认为这种分析也求之过深，玄宗与高力士当年在大同殿的谈话，身为布衣的杜甫多半是不得② 宋人胡仔云："疑夏字为误，当云商、周可也。"（《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一二）仇兆鳌《杜诗详注》卷五则改"褒妲"为"妹妲"，浦起龙亦云："本应作妹、妲??痛快疾书，涉笔成误。"（《读杜心解》卷一）其实正如李因笃所云："不言周，不言妹喜，此古人互文之妙，正不必作误笔。"（《杜诗镜铨》卷四引）
而知的。至于说大同殿、白兽门与玄宗有关而与肃宗无关，其实也并无深义，这二句诗不过是说长安陷落后宫殿宫门皆寂寞凄凉而已，由于安史乱前玄宗是皇帝，此处当然只能提与玄宗有关之宫殿宫门。如果要提与肃宗有关者，那就只能写太子东宫，但东宫又怎么能代表朝廷呢？肃宗与玄宗的关系后来虽然极度恶化，但在长安克复、玄宗还都前尚无显迹，杜甫即使有所察觉，在主题为希望唐室中兴的《北征》中也不会予以讥刺的。
基于上面的分析，我们认为对于《北征》的总体评价以胡小石《杜甫<北征>小笺》为最确切：《北征》为杜诗中大篇之一。盛唐诗人力破齐梁以来宫体之桎梏，扩大诗之领域，或写山水，或状田园，或咏边塞，较前此之幽闭宫闺低回思怨者，有如出永巷而骋康庄。至杜甫兹篇，则结合时事，加入议论，撤去旧来藩篱，通诗与散文而一之，波澜壮阔，前所未见，亦当时诸家所不及，为后来古文运动家以"笔"代"文"者开其先声。至德二载（757）九月，元帅广平王李俶统率唐军及回纥、西域之众共十五万人进至长安城西，准备与叛军决战。杜甫闻讯，作《喜闻官军已临贼境二十韵》。九月癸卯（二十八日），唐军克复长安，十月壬戌（十八日），又克洛阳。十月丁卯（二十三日），肃宗还长安。杜甫闻讯，作《收京三首》。十一月，杜甫携家离开鄜州，返回长安。十二月，凡陷贼官以六等定罪，杜甫的故友郑虔虽曾在陷于洛阳时以密章达灵武，但还是被远谪为台州（今浙江临海）司户参军，仓卒上路，连杜甫都未及赶来送行。这使杜甫十分伤心，作《送郑十八虔贬台州司户伤其临老陷贼之故阙为面别情见于诗》，中有"便与先生应永诀，九重泉路尽交期"的沉痛句子。
乾元元年（758）春，杜甫在长安过着比较闲暇的生活。此时杜甫仍任左拾遗，贾至任中书舍人，王维任太子中允，岑参任右补阙，他们常常作诗唱和。但其实杜甫的心情并不愉快，微薄的俸禄使他的生计仍很窘迫，总是觉得街头的酒价太贵，偶尔得到了几百个钱，便邀请好友毕曜同买一醉。当然为了解闷消愁，他还是常到曲江去饮酒，甚至典当春衣以偿酒债。花飞蝶舞的风光使他感韶光易逝，人生短促，心头便产生莫名的惆怅。然而，当时唐帝国的形势却颇为可喜。唐军收复长安、洛阳后，安庆绪率残军退守邺城（今河南安阳）。到至德二载（757）十二月，史思明奉表归降，"虽相州（即螂城）未下，河北率为唐有矣。"（《资治通鉴》卷二二○）前方的捷报冲散了杜甫心头的愁闷，他喜不自禁地写下了《洗兵马》：①
中兴诸将收山东，捷书夜报清昼同。河广传闻一苇过，胡危命在破竹中。祗残邺城不日得，独任朔方无限功。京师皆骑汗血马，回纥肉葡萄宫。已喜皇威清海岱，常思仙仗过崆峒。三年笛里关山月，万国兵前草木风。成王功大心转小，郭相谋深古来少。司徒清鉴悬明镜，尚书气与秋天杳。二三豪俊为时出，整顿乾坤济时了。东走无复忆鲈鱼，南飞觉有安巢鸟。青春复随冠冕入，紫禁正耐烟花绕。鹤驾通宵风辇备，鸡鸣问寝龙楼晓。攀龙附风势莫当，天下尽化为侯王。汝等岂知蒙帝力？时来不得夸身强。关中既留萧丞相，幕下复用张于房。张公一生江海客，身长九尺须眉苍。征起适遇风云会，扶颠始知筹策良。青袍白马更何有，后汉今周喜再昌。寸地尺天皆入贡，奇祥异瑞争来送。不知何国致白环，复道诸山得银瓮。隐士休歌紫芝曲，词人解撰河清颂。田家望望惜雨干，布谷处处催春种。淇上健儿归莫懒，城南思妇愁多梦。安得壮士挽天河，净洗甲兵长不用！这首诗"喜跃之象浮动笔墨间"（《杜臆》卷三），诸家多认为其主旨是歌颂唐帝国中兴的局面，独钱谦益认为不然："《洗兵马》，刺肃宗也。刺其不能尽子道，且不能信任父之贤臣，以致太平也。??故曰'安得壮士挽天河，净洗甲兵长不用'，盖至是而太平之望益邈矣。呜呼伤哉！"（《钱注杜诗》卷二）钱氏此论在清代受到诸家痛斥，如潘耒云："《洗兵马》一诗，乃初闻恢复之报，不胜欣喜而作，宁有暗含讥刺之理。上皇初归，肃宗未失子道，岂得预探后事以实之？"（《杜诗详注》卷六引）浦起龙亦严辞驳斥，潘、浦二人还对钱氏人品进行了攻击。平心而论，钱氏看出此诗中隐含讽刺肃宗之意是颇具眼光的，但他把全诗主旨理解为讥刺肃宗则大谬不然。浦起龙将此诗理解成"忻喜愿望之词"（《读杜心解》卷二）大体上是正确的，但他无视诗中的讽刺则显然是为尊亲讳而且以已之意揣测老杜之心。我们认为，此诗中"鹤驾通宵风辇备，鸡鸣问寝龙楼晓"等句确如杨伦所云，"语亦以颂寓规，盖移仗事虽在后，而是时张、李用事当已有先见其端者。"（《杜诗镜铨》卷五）诗人对玄、肃父子间的矛盾是有所了解的，但事涉君主，不宜公然讽刺而已。同样，"寸地尺天皆入贡，奇祥异瑞争来送"几句亦是"以颂寓规"。"攀龙附风势莫当，天下尽化为侯王"几句则是对当时趋炎附势、无功受禄的好佞小人的严厉斥责，"京师皆骑汗血马，回纥肉葡萄宫"二句是对朝廷借兵异族的短视措施的微辞讽谏，其义甚明，不用多说。然而，尽管有上述的讽刺之意，此诗的主旨仍是歌颂而不是讽刺，它的基调是欢欣而不是忧伤。诗人对于唐军势如破竹地推进的大好军事形势、贤臣良将齐心合力以振国势的大好政治形势感到欢欣鼓舞，觉得唐室中兴的时刻已经来到了。"安得壮士挽天河，净洗甲兵长不用！"二句决非如钱笺所云是"太平之望益逸矣"，而是诗人最殷切的愿望，这个愿望显然是与"淇上健儿"和"城南思妇"密切相关的，事实上它也正是饱经战乱之苦的广大人民的共同愿望。正因为此诗包含着对于当时政治的批评、讥刺，又表达了人民的感情、愿望，所以它决非一般意义的歌功颂德之词，而是一首具有深刻的社会内容的中兴颂歌。可惜诗人对国家和人民的命运的美好祝愿并未变成现实。
乾元元年六月，房琯被贬为豳州刺史，与房琯关系密切的严武等人也被贬外任，杜甫也被贬为华州（今陕西华县）司功参军。日益衰老的诗人从金光门走出长安，想到去年四月自己就是经过此门逃归凤翔的，不禁感慨万千。他勒住马久久地回望着皇城的千门万户，也许意识到自己的政治生涯从此就结束了。而事实也是杜甫再也没有回到朝廷中去。
杜甫来到华州，正逢七月酷暑，蝇蝎扰人，文书堆案，使人难以忍受。
但他的诗兴却没有因此而减退，在任华州司功参军的一年时间里作诗颇多，而且又恢复了注视社会，反映现实的创作倾向。
留花门花门天骄子，饱肉气勇决。高秋马肥健，挟矢射汉月。自古以为患，诗人厌薄伐。修德使其来，羁縻固不绝。胡为倾国至？出入暗金阀。中原有驱除，隐忍用此物。公主歌黄鸽，君王指白日。连云屯左辅，百里见积雪。长戟鸟休飞，哀前曙幽咽。田家最恐惧，麦倒桑枝折。沙苑临清渭，泉香草丰洁。渡河不用船，千骑常撇烈。胡尘逾太行，杂种抵京室。花门既须留，原野转萧瑟。
此诗作于乾元元年（758）秋，①即杜甫到华州后不久。安史之乱爆发后，肃宗不顾后患，借兵于回纥，造成了异族大军屯于关辅地区的严重局势。为了迅速收复长安，肃宗竟与回纥约定："克城之日，土地士庶归唐，金帛子女皆归回纥。"（《资治通鉴》卷二二○）公然同意回绝兵大肆抢掠。对于这种形势，杜甫深为忧虑，早在《北征》诗中已隐约言之，而《留花门》一诗更是专门为此而作。王嗣爽云："不得已而用之，如何可留？题曰《留花门》，病在留字。"（《杜臆》卷二）此解甚确。杜甫对于朝廷的权宜之计深以为非，对于回绝兵骚扰人民的罪行深感愤怒，对于回纥日后将侵扰唐王朝的后患深感不安。王夫之曰："肃宗用朔方之众以讨贼收京，乃唯恐不胜，使仆固怀恩请援回纥，因胁西域城郭诸国，征兵入助，而原野为之躁践。读杜甫'拟绝天骄'、'花门萧瑟'之诗，其乱大防而虐生民，祸亦棘矣。"（《读通鉴论》卷二三）后代史家的称引，说明杜甫的《留花门》诗确实具有"诗史"的性质。
乾元元年冬，杜甫前往洛阳，探望阔别多年的亲旧及陆浑庄故居。二年（759）正月，史思明自称大圣燕王于魏州（今河北大名）。二月，史思明引兵南下以救邺城之围。其时，郭子仪等九节度使率二十万大军围邺城已有数月，因诸军无统帅，城久不下。三月壬申（初六日），唐军与史思明叛军决战于安阳河之北，唐军大溃，郭子仪军退保洛阳。洛阳士庶惊骇，逃奔山谷。杜甫也于此时匆匆离开洛阳返回华州，途中看到惊魂稍定的人民又一次受到战乱的威胁，连未成年的男孩和白发苍苍的老妇也被强迫入伍，于是他写出了名垂千古的"三吏"、"三别"。先看"三吏"：①
新安吏客行新安道，喧呼闻点兵。借问新安吏，"县小更无丁。府帖昨夜下，次选中男行。""中男绝短小，何以守王城？"肥男有母送，瘦男独伶俜。白水暮东流，青山犹哭声。"莫自使眼枯，收汝泪纵横。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我军取相州，日夕望其平。岂意贼难料，归军星散营。就粮近故垒，练卒依旧京；掘壕不到水，牧马役亦轻。况乃王师顺，抚养甚分明；送行勿泣血，仆射如父兄。"石壕吏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踰墙走，老妇出看门。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听妇前致词："三男邺城戍。一男附书至，二男新战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室中更无人，惟有乳下孙。有孙母未去，出入无完裙。老妪力虽衰，请从吏夜归。急应河阳役，犹得备晨炊。"夜久语声绝，如闻泣幽咽。天明登前途，独与老翁别。
潼关吏① 此从浦起龙说（见《读杜心解》卷一）。案：今人多从仇兆鳌说，系此诗于乾元二年（759）秋，时杜甫已至秦州（如冯至《杜甫传》、陈贻焮《杜甫评传》）。仇氏认为诗中"胡尘逾太行，杂种抵京室"二句指乾元二年九月史思明复取大梁、陷洛阳事，故此诗当作于二年九月之后。浦起龙则认为"杂种"乃指回纥，且二年秋杜甫已入秦州，"辽远叫阍，甚无当也。"我们同意浦说，并补充理由如下：此诗中所写到的回纥事迹皆在元年秋之前，巨据《资治通鉴》卷二二一所记，乾元二年三月九节度之师溃于相州，回纥军亦同时溃败。四月，回纥毗伽阙可汗卒，长子叶护被杀，国人立其少子，且欲以宁国公主力殉。八月，宁国公主归唐。如果杜诗作于二年秋，不可能对上述事实毫无反映，也不会再说"花门既须留"了。① 旧本杜诗"三吏"的次序多为：《新安吏》、《潼关吏》、《石壕吏》，而杜甫自洛阳返华州的路线应是先至新安（今河南新安），继至石壕村（在今河南陕县），后至潼关，故改以《潼关吏》置于最后。士卒何草草，筑城潼关道。大城铁不如，小城万丈余。借问潼关吏，"修关还备胡"。要我下马行，为我指山隅："连云列战格，飞鸟不能逾。胡来但自守，岂复忧西都？丈人视要处，窄狭容单车。艰难奋长栽，千古用一夫。""哀哉桃林战，百万化为鱼。请嘱防关将，慎勿学哥舒！"《新安吏》写的是诗人在新安县道上看到官吏把未成年的"中男"强征入伍的情景，从诗人与官吏的问答中，可以得知成年的"丁男"早已被抓尽了，所以身材矮小的男孩也得去当兵。"肥男有母送"以下四句，叙事极简而寄情极深，正如王嗣爽所分析的："此时瘦男哭，肥男亦哭，肥男之母哭，同行同送者哭。哭者众，宛若声从山水出，而山哭水亦哭矣！至暮，则哭别者已分手去矣，白水亦东流，独青山在而犹带哭声，盖气青色惨，若有余哀也。"（《杜臆》卷三）真是满目凄惨！后面十六句是诗人对"中男"的安慰之词，尽管人民遭受到如此的痛苦，但平叛战争是一定要进行下去的，所以诗人勉强压抑住心中的愤怒，说了一番宽慰和勉励的话。不难想象，诗人说出这番话时，他的心情是何等的矛盾、痛苦。
《石壕吏》写的是诗人投宿石壕村时见到的一幕人间惨剧。仇兆鳌评曰："古者有兄弟，始遣一人从军。今驱尽壮丁，及于老弱。诗云'三男戍，二男死，孙方乳，媳无裙，翁逾墙，妇夜往'，一家之中，父子、兄弟、祖孙、姑媳，惨酷至此，民不聊生极矣。"（《杜诗详注》卷七）面对着这样的现实，诗人心中充满了愤怒，他严辞痛斥："有吏夜捉人！"官吏不再是在白天公然前来，而是在夜幕的掩护下偷偷潜至；也不再是按帖选丁，而是不分男女老幼地捉人。"夜捉人"三字就是对这种鬼蜮伎俩的揭露。由于石壕村这户人家的遭遇太惨酷了，诗人再也无法对跳墙逃走后又归来的老翁说出什么宽慰的话，诗至"独与老翁别"遂戛然而止，但是"语声绝"而"如闻泣幽咽"，千百年来它一直震撼着读者的心灵。
《新安吏》与《石壕吏》都是写官府征丁之事，《潼关吏》则从被征来的士卒艰苦地筑城写起。潼关是长安的屏障，三年前安禄山攻陷潼关，玄宗就仓皇西奔了。也许是接受了三年前的教训，也许是邺城溃败后形势紧张，如今的潼关城修筑得十分坚固。但是当潼关吏向杜甫夸耀城防之坚时，杜甫还是语重心长地劝告他们一定要慎之又慎，千万不要让三年前的悲剧重演。对于"三吏"这组诗，明人张綖评曰："凡公比等诗，不专是刺。盖兵者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故可已而不已者，则刺之。不得已而用者，则慰之哀之。若《兵车行》，前、后《出塞》之类，皆刺也，此可已而不已者也。若夫《新安吏》之类，则慰也；《石壕吏》之类，则哀也，此不得已而用之者也。然天子有道，守在四夷，则所以慰哀之者，是亦刺也。"（《杜诗详注》卷七引）杜甫在当时的心情是非常矛盾的。对于唐王朝平定叛乱、维护国家统一的战争，他是坚决拥护的。但是对于百姓为支持这场战争而作出的惨重牺牲，他又是极为同情的。对于发动叛乱的安史之流，他当然是切齿痛恨，而对于酿成灾祸却不管人民死活的统治者，他也感到无比的愤慨。这就是杜甫写"三吏"时的复杂心态。我们再看"三别"：
新婚别兔丝附蓬麻，引蔓故不长。嫁女与征夫，不如弃路旁。结发为君妻，席不暖君床。暮婚晨告别，无乃太匆忙！君行虽不远，守边赴河阳。妾身未分明，何以拜姑嫜？父母养我时，日夜令我藏。生女有所归，鸡狗亦得将。君今往死地，沉痛迫中肠。誓欲随君去，形势反仓皇。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妇人在军中，兵气恐不扬。自嗟贫家女，久致罗襦裳。罗襦不复施，对君洗红妆。仰视百鸟飞，大小必双翔。人事多错迕，与君永相望。
垂老别四郊未宁静，垂老不得安。子孙阵亡尽，焉用身独完！投杖出门去，同行为辛酸。幸有牙齿存，所悲骨髓干。男儿既介胄，长揖别上官。老妻卧路啼，岁暮衣裳单。孰知是死别，且复伤其寒。此去必不归，还闻劝加餐。土门壁甚坚，杏园度亦难。势异邺城下，纵死时犹宽。人生有离合，岂择衰盛端？忆昔少壮日，迟回竟长叹。万国尽征戍，烽火被冈峦。积尸草木腥，流血川原丹。何乡为乐土，安敢尚盘桓？弃绝蓬室居，塌然摧肺肝。
无家别寂寞天宝后，园庐但蒿藜。我里百余家，世乱各东西。存者无消息，死者为尘泥。贱子因阵败，归来寻旧溪。久行见空巷，日瘦气惨凄，但对狐与狸，竖毛怒我啼。四邻何所有，一二老寡妻。宿鸟恋本枝，安辞且穷栖。方春独荷锄，日暮还灌畦。县吏知我至，召令习鼓鼙。虽从本州役，内顾无所携。近行止一身，远去终转迷。家乡既荡尽，远近理亦齐。永痛长病母，五年委沟谿。生我不得力，终身两酸嘶。人生无家别，何以为蒸黎？《新婚别》"一篇都是妇人语，而公揣摩以发之。"（《杜臆》卷三）
仇兆鳌解曰："此诗'君'字凡七见。'君妻'、'君床'，聚之暂也。'君行，、'君往'，别之速也。'随君'，情之切也。'对君'，意之伤也。
'与君永望'，志之贞且坚也。频频呼君，几一字一泪。"（《杜诗详注》卷七）在古代，刚过门的新嫁娘多半与丈夫过去没见过面，要开口说话总是很羞涩的，此诗中所写的"我"亦是如此。可是他们"暮婚晨告别"，丈夫被迫前往"死地"，她也就顾不得许多了。她絮絮叨叨地向丈夫倾吐衷肠，诉说自己的伤心和失望，谁料到新婚之后就是生离死别！可是这又是一位深明大义的妇女，她深知平叛战争的必要性，所以又鼓励丈夫努力作战，勿以新婚为念。《诗·卫风·伯兮》云："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形容妇女在丈夫出征后无心梳妆。而这位新娘的行动更为果断决截，她为了向丈夫表白忠贞不渝的爱情，当着丈夫的面就洗去脸上的脂粉，而且发誓不再穿那套丝绸的嫁衣，而对于她这样的贫家女来说，置办一套嫁衣是多么不容易啊！此诗以比喻起，以比喻结，酷肖一位农村妇女的口吻，而语气则从吞吞吐吐变为斩钉截铁，虽然全诗皆为新娘自述，但诗人对人民的同情、敬佩也充溢于字里行间。
《垂老别》通篇皆作者翁之语。这位老翁已经为国家献出了亲人，他的儿孙都已阵亡，现在他以垂暮之年被征入伍，与其老妻依依惜别。他本来已经很衰弱了，走路需要扶杖，现在竟然投杖从军，连同行的征夫都为之辛酸。他与老妻的分别无疑是死别，但两人还是互相怜惜，他可怜老妻天寒衣单，老妻劝他努力加餐。他强自振作，宽慰老妻说自己不会马上遇到危险，又指出当前正是遍地烽火，自己安能置身于外？诚如浦起龙所析，这段话"忽而永诀，忽而相慰，忽而自奋，千曲百折。末段又推开解譬，作死心塌地语，犹云无一寸干净地，愈益悲痛。"（《读杜心解》卷一）此诗写情缱绻悱恻，心事曲折、细微，酷肖老人口吻。与《新婚别》中的新娘一样，这位老翁的形象中也倾注着诗人的同情和敬佩。
上面二诗中的主人公虽然遭遇不幸，但总算还可以对亲人倾诉一番，而《无家别》中的主人公则更加悲惨，他连个告别的对象都没有，只好在第二次被征入伍时喃喃自语。他早就当兵上了前线，因战败后回到家乡，发现家乡已面目全非，惨不忍睹。虽然如此，他还是开始辛勤地耕作，没想到县吏一旦知道他回来了，又把他召去当兵。由于他已无家可别，所以说"近行止一身，远去终转迷。家乡既荡尽，远近理亦齐"，去远去近，对他来说已没有不同了！语似旷达而情更悲痛。他又想到长年生病的母亲委骨沟谿已经五年，生不得养，死不得葬，彼此抱恨终身。于是他悲愤地诘问："人生无家别，何以为蒸黎？"浦起龙云："'何以为蒸黎'，可作六篇总结。反其言以相质，直可云：'何以为民上？'"（《读杜心解》卷二）的确，"何以为蒸黎"的诘责对象不是别人，正是应该对这场战乱负最大责任的封建统治者！"何以为蒸黎"是千百万苦难的人民通过杜甫之笔发出的责问，是杜甫代表人民对封建统治者提出的强烈控诉！
杨伦曰："'三吏'兼问答叙事，'三别'则纯托为送行者之词，并是古乐府化境。"又曰："自六朝以来，乐府题率多摹拟剽窃，陈陈相因，最为可厌。子美出而独就当时所感触，上悯国难，下痛民穷，随意立题，尽脱去前人窠臼。《苕华》、《草黄》之哀，不过是也。乐大《古乐府》、《秦中吟》等篇，亦自此出，而语稍平易，不及杜之沈警独绝矣。"（《杜诗镜铨》卷五）"三吏"、"三别"虽然写法各异，但它们都是继承、发扬了汉魏乐府优秀传统的杰出诗篇。"三吏"、"三别"极其深刻、极其生动、极其典型地刻划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和人民的精神面貌，在思想意义和艺术造诣两方面均达到了古代乐府诗前所未有的高度。在杜甫本人的创作过程中，"三吏"、"三别"也是最值得注意的一个里程碑。从《兵车行》、《丽人行》到"三吏"、"三别"，诗人迈出了坚实的一大步，从而攀上了唐代现实主义诗歌的顶峰。
王嗣奭评"三吏"、"三别"曰："非亲见不能作，他人虽亲见亦不能作。公以事至东都，目击成诗，若有神使之，遂下千载之泪。"（《杜臆》卷三）①只有杜甫这样忧国忧民的诗人，又亲眼看到了那样的乱离现象，才能写出这组催人泪下的诗来。诗人晚年漂泊夔巫时回忆说："曾为椽吏趋三辅，忆在潼关诗兴多。"（《峡中览物》）可见杜甫自己对这些诗十分珍视。而对于文学史来说，杜甫在安史乱起后三年间的"诗兴"和诗作都是永远值得珍视的。
① 王嗣奭此论不包括《潼关吏》，可能是由于他认为《潼关吏》非作于此时。在《杜臆》中，《新安吏》等五首皆列于卷三，独《潼关吏》一首列于卷二。
而知的。至于说大同殿、白兽门与玄宗有关而与肃宗无关，其实也并无深义，这二句诗不过是说长安陷落后宫殿宫门皆寂寞凄凉而已，由于安史乱前玄宗是皇帝，此处当然只能提与玄宗有关之宫殿宫门。如果要提与肃宗有关者，那就只能写太子东宫，但东宫又怎么能代表朝廷呢？肃宗与玄宗的关系后来虽然极度恶化，但在长安克复、玄宗还都前尚无显迹，杜甫即使有所察觉，在主题为希望唐室中兴的《北征》中也不会予以讥刺的。
基于上面的分析，我们认为对于《北征》的总体评价以胡小石《杜甫<北征>小笺》为最确切：《北征》为杜诗中大篇之一。盛唐诗人力破齐梁以来宫体之桎梏，扩大诗之领域，或写山水，或状田园，或咏边塞，较前此之幽闭宫闺低回思怨者，有如出永巷而骋康庄。至杜甫兹篇，则结合时事，加入议论，撤去旧来藩篱，通诗与散文而一之，波澜壮阔，前所未见，亦当时诸家所不及，为后来古文运动家以"笔"代"文"者开其先声。至德二载（757）九月，元帅广平王李俶统率唐军及回纥、西域之众共十五万人进至长安城西，准备与叛军决战。杜甫闻讯，作《喜闻官军已临贼境二十韵》。九月癸卯（二十八日），唐军克复长安，十月壬戌（十八日），又克洛阳。十月丁卯（二十三日），肃宗还长安。杜甫闻讯，作《收京三首》。十一月，杜甫携家离开鄜州，返回长安。十二月，凡陷贼官以六等定罪，杜甫的故友郑虔虽曾在陷于洛阳时以密章达灵武，但还是被远谪为台州（今浙江临海）司户参军，仓卒上路，连杜甫都未及赶来送行。这使杜甫十分伤心，作《送郑十八虔贬台州司户伤其临老陷贼之故阙为面别情见于诗》，中有"便与先生应永诀，九重泉路尽交期"的沉痛句子。
乾元元年（758）春，杜甫在长安过着比较闲暇的生活。此时杜甫仍任左拾遗，贾至任中书舍人，王维任太子中允，岑参任右补阙，他们常常作诗唱和。但其实杜甫的心情并不愉快，微薄的俸禄使他的生计仍很窘迫，总是觉得街头的酒价太贵，偶尔得到了几百个钱，便邀请好友毕曜同买一醉。当然为了解闷消愁，他还是常到曲江去饮酒，甚至典当春衣以偿酒债。花飞蝶舞的风光使他感韶光易逝，人生短促，心头便产生莫名的惆怅。然而，当时唐帝国的形势却颇为可喜。唐军收复长安、洛阳后，安庆绪率残军退守邺城（今河南安阳）。到至德二载（757）十二月，史思明奉表归降，"虽相州（即螂城）未下，河北率为唐有矣。"（《资治通鉴》卷二二○）前方的捷报冲散了杜甫心头的愁闷，他喜不自禁地写下了《洗兵马》：①
中兴诸将收山东，捷书夜报清昼同。河广传闻一苇过，胡危命在破竹中。祗残邺城不日得，独任朔方无限功。京师皆骑汗血马，回纥肉葡萄宫。已喜皇威清海岱，常思仙仗过崆峒。三年笛里关山月，万国兵前草木风。成王功大心转小，郭相谋深古来少。司徒清鉴悬明镜，尚书气与秋天杳。二三豪俊为时出，整顿乾坤济时了。东走无复忆鲈鱼，南飞觉有安巢鸟。青春复随冠冕入，紫禁正耐烟花绕。鹤驾通宵风辇备，鸡鸣问寝龙楼晓。攀龙附风势莫当，天下尽化为侯王。汝等岂知蒙帝力？时来不得夸身强。关中既留萧丞相，幕下复用张于房。张公一生江海客，身长九尺须眉苍。征起适遇风云会，扶颠始知筹策良。青袍白马更何有，后汉今周喜再昌。寸地尺天皆入贡，奇祥异瑞争来送。不知何国致白环，复道诸山得银瓮。隐士休歌紫芝曲，词人解撰河清颂。田家望望惜雨干，布谷处处催春种。淇上健儿归莫懒，城南思妇愁多梦。安得壮士挽天河，净洗甲兵长不用！这首诗"喜跃之象浮动笔墨间"（《杜臆》卷三），诸家多认为其主旨是歌颂唐帝国中兴的局面，独钱谦益认为不然："《洗兵马》，刺肃宗也。刺其不能尽子道，且不能信任父之贤臣，以致太平也。??故曰'安得壮士挽天河，净洗甲兵长不用'，盖至是而太平之望益邈矣。呜呼伤哉！"（《钱注杜诗》卷二）钱氏此论在清代受到诸家痛斥，如潘耒云："《洗兵马》一诗，乃初闻恢复之报，不胜欣喜而作，宁有暗含讥刺之理。上皇初归，肃宗未失子道，岂得预探后事以实之？"（《杜诗详注》卷六引）浦起龙亦严辞驳斥，潘、浦二人还对钱氏人品进行了攻击。平心而论，钱氏看出此诗中隐含讽刺肃宗之意是颇具眼光的，但他把全诗主旨理解为讥刺肃宗则大谬不然。浦起龙将此诗理解成"忻喜愿望之词"（《读杜心解》卷二）大体上是正确的，但他无视诗中的讽刺则显然是为尊亲讳而且以已之意揣测老杜之心。我们认为，此诗中"鹤驾通宵风辇备，鸡鸣问寝龙楼晓"等句确如杨伦所云，"语亦以颂寓规，盖移仗事虽在后，而是时张、李用事当已有先见其端者。"（《杜诗镜铨》卷五）诗人对玄、肃父子间的矛盾是有所了解的，但事涉君主，不宜公然讽刺而已。同样，"寸地尺天皆入贡，奇祥异瑞争来送"几句亦是"以颂寓规"。"攀龙附风势莫当，天下尽化为侯王"几句则是对当时趋炎附势、无功受禄的好佞小人的严厉斥责，"京师皆骑汗血马，回纥肉葡萄宫"二句是对朝廷借兵异族的短视措施的微辞讽谏，其义甚明，不用多说。然而，尽管有上述的讽刺之意，此诗的主旨仍是歌颂而不是讽刺，它的基调是欢欣而不是忧伤。诗人对于唐军势如破竹地推进的大好军事形势、贤臣良将齐心合力以振国势的大好政治形势感到欢欣鼓舞，觉得唐室中兴的时刻已经来到了。"安得壮士挽天河，净洗甲兵长不用！"二句决非如钱笺所云是"太平之望益逸矣"，而是诗人最殷切的愿望，这个愿望显然是与"淇上健儿"和"城南思妇"密切相关的，事实上它也正是饱经战乱之苦的广大人民的共同愿望。正因为此诗包含着对于当时政治的批评、讥刺，又表达了人民的感情、愿望，所以它决非一般意义的歌功颂德之词，而是一首具有深刻的社会内容的中兴颂歌。可惜诗人对国家和人民的命运的美好祝愿并未变成现实。
乾元元年六月，房琯被贬为豳州刺史，与房琯关系密切的严武等人也被贬外任，杜甫也被贬为华州（今陕西华县）司功参军。日益衰老的诗人从金光门走出长安，想到去年四月自己就是经过此门逃归凤翔的，不禁感慨万千。他勒住马久久地回望着皇城的千门万户，也许意识到自己的政治生涯从此就结束了。而事实也是杜甫再也没有回到朝廷中去。
杜甫来到华州，正逢七月酷暑，蝇蝎扰人，文书堆案，使人难以忍受。
但他的诗兴却没有因此而减退，在任华州司功参军的一年时间里作诗颇多，而且又恢复了注视社会，反映现实的创作倾向。
留花门花门天骄子，饱肉气勇决。高秋马肥健，挟矢射汉月。自古以为患，诗人厌薄伐。修德使其来，羁縻固不绝。胡为倾国至？出入暗金阀。中原有驱除，隐忍用此物。公主歌黄鸽，君王指白日。连云屯左辅，百里见积雪。长戟鸟休飞，哀前曙幽咽。田家最恐惧，麦倒桑枝折。沙苑临清渭，泉香草丰洁。渡河不用船，千骑常撇烈。胡尘逾太行，杂种抵京室。花门既须留，原野转萧瑟。
此诗作于乾元元年（758）秋，①即杜甫到华州后不久。安史之乱爆发后，肃宗不顾后患，借兵于回纥，造成了异族大军屯于关辅地区的严重局势。为了迅速收复长安，肃宗竟与回纥约定："克城之日，土地士庶归唐，金帛子女皆归回纥。"（《资治通鉴》卷二二○）公然同意回绝兵大肆抢掠。对于这种形势，杜甫深为忧虑，早在《北征》诗中已隐约言之，而《留花门》一诗更是专门为此而作。王嗣爽云："不得已而用之，如何可留？题曰《留花门》，病在留字。"（《杜臆》卷二）此解甚确。杜甫对于朝廷的权宜之计深以为非，对于回绝兵骚扰人民的罪行深感愤怒，对于回纥日后将侵扰唐王朝的后患深感不安。王夫之曰："肃宗用朔方之众以讨贼收京，乃唯恐不胜，使仆固怀恩请援回纥，因胁西域城郭诸国，征兵入助，而原野为之躁践。读杜甫'拟绝天骄'、'花门萧瑟'之诗，其乱大防而虐生民，祸亦棘矣。"（《读通鉴论》卷二三）后代史家的称引，说明杜甫的《留花门》诗确实具有"诗史"的性质。
乾元元年冬，杜甫前往洛阳，探望阔别多年的亲旧及陆浑庄故居。二年（759）正月，史思明自称大圣燕王于魏州（今河北大名）。二月，史思明引兵南下以救邺城之围。其时，郭子仪等九节度使率二十万大军围邺城已有数月，因诸军无统帅，城久不下。三月壬申（初六日），唐军与史思明叛军决战于安阳河之北，唐军大溃，郭子仪军退保洛阳。洛阳士庶惊骇，逃奔山谷。杜甫也于此时匆匆离开洛阳返回华州，途中看到惊魂稍定的人民又一次受到战乱的威胁，连未成年的男孩和白发苍苍的老妇也被强迫入伍，于是他写出了名垂千古的"三吏"、"三别"。先看"三吏"：①
新安吏客行新安道，喧呼闻点兵。借问新安吏，"县小更无丁。府帖昨夜下，次选中男行。""中男绝短小，何以守王城？"肥男有母送，瘦男独伶俜。白水暮东流，青山犹哭声。"莫自使眼枯，收汝泪纵横。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我军取相州，日夕望其平。岂意贼难料，归军星散营。就粮近故垒，练卒依旧京；掘壕不到水，牧马役亦轻。况乃王师顺，抚养甚分明；送行勿泣血，仆射如父兄。"石壕吏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踰墙走，老妇出看门。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听妇前致词："三男邺城戍。一男附书至，二男新战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室中更无人，惟有乳下孙。有孙母未去，出入无完裙。老妪力虽衰，请从吏夜归。急应河阳役，犹得备晨炊。"夜久语声绝，如闻泣幽咽。天明登前途，独与老翁别。
潼关吏① 此从浦起龙说（见《读杜心解》卷一）。案：今人多从仇兆鳌说，系此诗于乾元二年（759）秋，时杜甫已至秦州（如冯至《杜甫传》、陈贻焮《杜甫评传》）。仇氏认为诗中"胡尘逾太行，杂种抵京室"二句指乾元二年九月史思明复取大梁、陷洛阳事，故此诗当作于二年九月之后。浦起龙则认为"杂种"乃指回纥，且二年秋杜甫已入秦州，"辽远叫阍，甚无当也。"我们同意浦说，并补充理由如下：此诗中所写到的回纥事迹皆在元年秋之前，巨据《资治通鉴》卷二二一所记，乾元二年三月九节度之师溃于相州，回纥军亦同时溃败。四月，回纥毗伽阙可汗卒，长子叶护被杀，国人立其少子，且欲以宁国公主力殉。八月，宁国公主归唐。如果杜诗作于二年秋，不可能对上述事实毫无反映，也不会再说"花门既须留"了。① 旧本杜诗"三吏"的次序多为：《新安吏》、《潼关吏》、《石壕吏》，而杜甫自洛阳返华州的路线应是先至新安（今河南新安），继至石壕村（在今河南陕县），后至潼关，故改以《潼关吏》置于最后。士卒何草草，筑城潼关道。大城铁不如，小城万丈余。借问潼关吏，"修关还备胡"。要我下马行，为我指山隅："连云列战格，飞鸟不能逾。胡来但自守，岂复忧西都？丈人视要处，窄狭容单车。艰难奋长栽，千古用一夫。""哀哉桃林战，百万化为鱼。请嘱防关将，慎勿学哥舒！"《新安吏》写的是诗人在新安县道上看到官吏把未成年的"中男"强征入伍的情景，从诗人与官吏的问答中，可以得知成年的"丁男"早已被抓尽了，所以身材矮小的男孩也得去当兵。"肥男有母送"以下四句，叙事极简而寄情极深，正如王嗣爽所分析的："此时瘦男哭，肥男亦哭，肥男之母哭，同行同送者哭。哭者众，宛若声从山水出，而山哭水亦哭矣！至暮，则哭别者已分手去矣，白水亦东流，独青山在而犹带哭声，盖气青色惨，若有余哀也。"（《杜臆》卷三）真是满目凄惨！后面十六句是诗人对"中男"的安慰之词，尽管人民遭受到如此的痛苦，但平叛战争是一定要进行下去的，所以诗人勉强压抑住心中的愤怒，说了一番宽慰和勉励的话。不难想象，诗人说出这番话时，他的心情是何等的矛盾、痛苦。
《石壕吏》写的是诗人投宿石壕村时见到的一幕人间惨剧。仇兆鳌评曰："古者有兄弟，始遣一人从军。今驱尽壮丁，及于老弱。诗云'三男戍，二男死，孙方乳，媳无裙，翁逾墙，妇夜往'，一家之中，父子、兄弟、祖孙、姑媳，惨酷至此，民不聊生极矣。"（《杜诗详注》卷七）面对着这样的现实，诗人心中充满了愤怒，他严辞痛斥："有吏夜捉人！"官吏不再是在白天公然前来，而是在夜幕的掩护下偷偷潜至；也不再是按帖选丁，而是不分男女老幼地捉人。"夜捉人"三字就是对这种鬼蜮伎俩的揭露。由于石壕村这户人家的遭遇太惨酷了，诗人再也无法对跳墙逃走后又归来的老翁说出什么宽慰的话，诗至"独与老翁别"遂戛然而止，但是"语声绝"而"如闻泣幽咽"，千百年来它一直震撼着读者的心灵。
《新安吏》与《石壕吏》都是写官府征丁之事，《潼关吏》则从被征来的士卒艰苦地筑城写起。潼关是长安的屏障，三年前安禄山攻陷潼关，玄宗就仓皇西奔了。也许是接受了三年前的教训，也许是邺城溃败后形势紧张，如今的潼关城修筑得十分坚固。但是当潼关吏向杜甫夸耀城防之坚时，杜甫还是语重心长地劝告他们一定要慎之又慎，千万不要让三年前的悲剧重演。对于"三吏"这组诗，明人张綖评曰："凡公比等诗，不专是刺。盖兵者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故可已而不已者，则刺之。不得已而用者，则慰之哀之。若《兵车行》，前、后《出塞》之类，皆刺也，此可已而不已者也。若夫《新安吏》之类，则慰也；《石壕吏》之类，则哀也，此不得已而用之者也。然天子有道，守在四夷，则所以慰哀之者，是亦刺也。"（《杜诗详注》卷七引）杜甫在当时的心情是非常矛盾的。对于唐王朝平定叛乱、维护国家统一的战争，他是坚决拥护的。但是对于百姓为支持这场战争而作出的惨重牺牲，他又是极为同情的。对于发动叛乱的安史之流，他当然是切齿痛恨，而对于酿成灾祸却不管人民死活的统治者，他也感到无比的愤慨。这就是杜甫写"三吏"时的复杂心态。我们再看"三别"：
新婚别兔丝附蓬麻，引蔓故不长。嫁女与征夫，不如弃路旁。结发为君妻，席不暖君床。暮婚晨告别，无乃太匆忙！君行虽不远，守边赴河阳。妾身未分明，何以拜姑嫜？父母养我时，日夜令我藏。生女有所归，鸡狗亦得将。君今往死地，沉痛迫中肠。誓欲随君去，形势反仓皇。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妇人在军中，兵气恐不扬。自嗟贫家女，久致罗襦裳。罗襦不复施，对君洗红妆。仰视百鸟飞，大小必双翔。人事多错迕，与君永相望。
垂老别四郊未宁静，垂老不得安。子孙阵亡尽，焉用身独完！投杖出门去，同行为辛酸。幸有牙齿存，所悲骨髓干。男儿既介胄，长揖别上官。老妻卧路啼，岁暮衣裳单。孰知是死别，且复伤其寒。此去必不归，还闻劝加餐。土门壁甚坚，杏园度亦难。势异邺城下，纵死时犹宽。人生有离合，岂择衰盛端？忆昔少壮日，迟回竟长叹。万国尽征戍，烽火被冈峦。积尸草木腥，流血川原丹。何乡为乐土，安敢尚盘桓？弃绝蓬室居，塌然摧肺肝。
无家别寂寞天宝后，园庐但蒿藜。我里百余家，世乱各东西。存者无消息，死者为尘泥。贱子因阵败，归来寻旧溪。久行见空巷，日瘦气惨凄，但对狐与狸，竖毛怒我啼。四邻何所有，一二老寡妻。宿鸟恋本枝，安辞且穷栖。方春独荷锄，日暮还灌畦。县吏知我至，召令习鼓鼙。虽从本州役，内顾无所携。近行止一身，远去终转迷。家乡既荡尽，远近理亦齐。永痛长病母，五年委沟谿。生我不得力，终身两酸嘶。人生无家别，何以为蒸黎？《新婚别》"一篇都是妇人语，而公揣摩以发之。"（《杜臆》卷三）
仇兆鳌解曰："此诗'君'字凡七见。'君妻'、'君床'，聚之暂也。'君行，、'君往'，别之速也。'随君'，情之切也。'对君'，意之伤也。
'与君永望'，志之贞且坚也。频频呼君，几一字一泪。"（《杜诗详注》卷七）在古代，刚过门的新嫁娘多半与丈夫过去没见过面，要开口说话总是很羞涩的，此诗中所写的"我"亦是如此。可是他们"暮婚晨告别"，丈夫被迫前往"死地"，她也就顾不得许多了。她絮絮叨叨地向丈夫倾吐衷肠，诉说自己的伤心和失望，谁料到新婚之后就是生离死别！可是这又是一位深明大义的妇女，她深知平叛战争的必要性，所以又鼓励丈夫努力作战，勿以新婚为念。《诗·卫风·伯兮》云："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形容妇女在丈夫出征后无心梳妆。而这位新娘的行动更为果断决截，她为了向丈夫表白忠贞不渝的爱情，当着丈夫的面就洗去脸上的脂粉，而且发誓不再穿那套丝绸的嫁衣，而对于她这样的贫家女来说，置办一套嫁衣是多么不容易啊！此诗以比喻起，以比喻结，酷肖一位农村妇女的口吻，而语气则从吞吞吐吐变为斩钉截铁，虽然全诗皆为新娘自述，但诗人对人民的同情、敬佩也充溢于字里行间。
《垂老别》通篇皆作者翁之语。这位老翁已经为国家献出了亲人，他的儿孙都已阵亡，现在他以垂暮之年被征入伍，与其老妻依依惜别。他本来已经很衰弱了，走路需要扶杖，现在竟然投杖从军，连同行的征夫都为之辛酸。他与老妻的分别无疑是死别，但两人还是互相怜惜，他可怜老妻天寒衣单，老妻劝他努力加餐。他强自振作，宽慰老妻说自己不会马上遇到危险，又指出当前正是遍地烽火，自己安能置身于外？诚如浦起龙所析，这段话"忽而永诀，忽而相慰，忽而自奋，千曲百折。末段又推开解譬，作死心塌地语，犹云无一寸干净地，愈益悲痛。"（《读杜心解》卷一）此诗写情缱绻悱恻，心事曲折、细微，酷肖老人口吻。与《新婚别》中的新娘一样，这位老翁的形象中也倾注着诗人的同情和敬佩。
上面二诗中的主人公虽然遭遇不幸，但总算还可以对亲人倾诉一番，而《无家别》中的主人公则更加悲惨，他连个告别的对象都没有，只好在第二次被征入伍时喃喃自语。他早就当兵上了前线，因战败后回到家乡，发现家乡已面目全非，惨不忍睹。虽然如此，他还是开始辛勤地耕作，没想到县吏一旦知道他回来了，又把他召去当兵。由于他已无家可别，所以说"近行止一身，远去终转迷。家乡既荡尽，远近理亦齐"，去远去近，对他来说已没有不同了！语似旷达而情更悲痛。他又想到长年生病的母亲委骨沟谿已经五年，生不得养，死不得葬，彼此抱恨终身。于是他悲愤地诘问："人生无家别，何以为蒸黎？"浦起龙云："'何以为蒸黎'，可作六篇总结。反其言以相质，直可云：'何以为民上？'"（《读杜心解》卷二）的确，"何以为蒸黎"的诘责对象不是别人，正是应该对这场战乱负最大责任的封建统治者！"何以为蒸黎"是千百万苦难的人民通过杜甫之笔发出的责问，是杜甫代表人民对封建统治者提出的强烈控诉！
杨伦曰："'三吏'兼问答叙事，'三别'则纯托为送行者之词，并是古乐府化境。"又曰："自六朝以来，乐府题率多摹拟剽窃，陈陈相因，最为可厌。子美出而独就当时所感触，上悯国难，下痛民穷，随意立题，尽脱去前人窠臼。《苕华》、《草黄》之哀，不过是也。乐大《古乐府》、《秦中吟》等篇，亦自此出，而语稍平易，不及杜之沈警独绝矣。"（《杜诗镜铨》卷五）"三吏"、"三别"虽然写法各异，但它们都是继承、发扬了汉魏乐府优秀传统的杰出诗篇。"三吏"、"三别"极其深刻、极其生动、极其典型地刻划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和人民的精神面貌，在思想意义和艺术造诣两方面均达到了古代乐府诗前所未有的高度。在杜甫本人的创作过程中，"三吏"、"三别"也是最值得注意的一个里程碑。从《兵车行》、《丽人行》到"三吏"、"三别"，诗人迈出了坚实的一大步，从而攀上了唐代现实主义诗歌的顶峰。
王嗣奭评"三吏"、"三别"曰："非亲见不能作，他人虽亲见亦不能作。公以事至东都，目击成诗，若有神使之，遂下千载之泪。"（《杜臆》卷三）①只有杜甫这样忧国忧民的诗人，又亲眼看到了那样的乱离现象，才能写出这组催人泪下的诗来。诗人晚年漂泊夔巫时回忆说："曾为椽吏趋三辅，忆在潼关诗兴多。"（《峡中览物》）可见杜甫自己对这些诗十分珍视。而对于文学史来说，杜甫在安史乱起后三年间的"诗兴"和诗作都是永远值得珍视的。
① 王嗣奭此论不包括《潼关吏》，可能是由于他认为《潼关吏》非作于此时。在《杜臆》中，《新安吏》等五首皆列于卷三，独《潼关吏》一首列于卷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