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旧游印象钩沉（节选）（2/2）
《中华百年经典散文·吾国吾民卷》作者：中华百年经典散文·吾国吾民卷 2017-02-13 11:24
夫差的长兄，不料嫁过来后，太子就死了。齐景公的女儿思乡情切，号哭于此门，因号“望齐门”，略称“齐门”。这些大概是附会之谈，但我后来读唐人陆广微的《吴地记》，果然有此说法。
寻访城址就从近处的平门、齐门开始。手头没有地志书，买了一张石印的苏州风景图，根本不合比例，只能看出大致的方位。苏州的城墙在太平军之役大量毁坏后，就没有增修过，本世纪二十年代拆城筑路以后，城垣已所剩无几，继以日寇侵华时期的破坏，除了盘门还比较完整，其余都已很难辨识。我们多趟陆续寻访的结果，可以断定所谓阖闾城八门，并不像北京或西安城那样，按东南西北的方位按比例开门的。例如盘门和蛇门（今南门），相距就很近，齐门和平门相距也不远，而娄门到匠门（后称相门），就有平门和齐门之隔的双倍的距离。从平门桥北堍东行，大约一刻钟可到齐门；娄门大抵与北寺塔东西成平行，匠门则与玄妙观成一线还要靠南，两门之间步行要四十分钟以上。从匠门沿城往南，还有一座葑门，不属于阖闾城八门之内，因为吴王绝越，正东的门不开。葑门之名大概是由“封”而来，是后代开了门命名的。仔细一考虑，才恍悟原来的八门并无平、齐、阊、胥之类的名称，比如，胥门相传是以伍子胥之名为门，试想建城时，吴王绝不会将一个臣子的名字定为城门之名。旧说伍子胥的住宅在此附近，故称胥门，这就分明是后人命的名了。胥门何在，我们始终寻访不到。因为阊、胥两门并为西边的城门，只能大约估计当在今金门之南某处。1954年前后，张维华函告，他写了一篇《阖闾八门考》，但我始终没有读到这篇文章。
木渎灵岩之游
苏州当时有马车载客。我以为郊游的交通工具，以马车为最理想。汽车太快，想浏览一下沿途的风光，没看清就疾驰而过了。马车则悠徐容与，视界也比关在轿车里宽广，更加上蹄声得得，仿佛就有那么点郊游的味道。
游灵岩山先在木渎吃中饭。木渎虽是小镇，但我在少年时就已留有很深印象。印象得之于一本叫做《滑稽诗话》的小书，书中说有几个三家村冬烘先生改张继《枫桥夜泊》一诗。一个说，霜如何能在天上见到，首句“满天”不通，霜见之于瓦上，应改“霜满屋”。次句“对愁眠”，也不通，对愁哪能眠？应改“对愁哭”。第三句勉强。第四句“夜半钟声到客船”更不通，倘此船航行到了常州，难道也能听到么？应改为“到木渎”。木渎这个地名我从此就牢牢嵌在记忆里了。木渎有家有名的石家饭店，有名菜肺汤，抗战前曾为国民党的大员们赏识，据同行的潘伯鹰说，此菜不可不尝，谭延阖、于右任都曾在该店留题赞扬过的。扫兴的是正好碰上酒店在翻修炉灶，未能一饱口福。但隔壁一家面馆的爆鱼面也很出色，不像一般面馆似的将爆好的现成鱼块，作为浇头加在面上，而是热锅现爆，脆而又嫩，颇为可口。店名叫天兴馆。何以记得呢？这里还有一段因缘。说起来也真是无巧不成书，八十年代初，我到上海淮海路重庆路口一家苏州面馆沧浪亭吃葱油面，和同去的朋友闲谈，偶然提起了在木渎吃爆鱼面的旧事，说其味之佳至今尚能记得。一个上了年纪的苏州服务员插嘴问道：“阿是讲天兴馆？”原来沧浪亭的老掌勺正是天兴馆老厨司的儿子。难怪沧浪亭的葱油面如此精采！沧浪亭以后成了我常去之处，并曾作小文为其葱油面鼓吹。
灵岩的寺宇、宝塔和各种诡奇多姿各像其名的怪石固然值得一看，但吸引我们的是馆娃宫的遗址。什么响廊、采香泾、脂粉塘之类，历来为诗文所艳传。其实说穿了是大煞风景的。越王勾践献给吴王夫差美女的事，在《国语》上是记载着的，可说于史有据；但西施这个人却查无实据，先秦诸子如《管子》、《墨子》、《孟子》、《庄子》等虽然提到西施（一作先施）的名字，盛称其美貌，但从不提到她和吴越战争的关系；《左传》、《国语》有关吴越交战的文献则根本没有提到她的名字，直到汉代赵哗的《吴越春秋》，才提到越王以西施进献吴王的事，或说她是采薪之女，或说她是浣纱女，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谁也说不清。人们是不但喜欢造神，也喜欢编造风流故事的，于是越说越真，把一件虚无缥缈的事说得有鼻子有眼，风流旖旎，令人心醉。至少在汉代以后的二千年来，故事像滚雪球似地越滚越大，俨然成为史实。历代好事之徒不免要在“旧苑荒台”上添上些琴台之类，毁了又修，修了又毁，我们观览的时候，兴趣倒不是所谓吴王和西施的古迹，而是历代诗人文人所塑造装潢过的传奇意义了。
倒是山西南麓的韩世忠墓留下了印象。当时虽已残破，但墓碑前巨大的※※却完好无损，镌刻也相当精致，比起墓主的同僚西湖岳王坟上的旧物来，后者无一件可与之争胜。这才是货真价实南宋遗物，比起灵岩寺里的所谓吴宫旧物来一点也不掺假。连灵岩寺本身也已是本世纪的建筑，没有多少古意了。
天平之游
不知“文革”头几年打砸抢的风暴中，苏州是个什么模样？那些旅游热点地区因无人光顾而萧条寂寞？抑或为免费旅行的大串连的学生所挤满？在1951年那阵，游山玩水的人确实很零落，灵岩还有少许乡下的香客稀零零地来朝拜，天平则游客极少，那天又刮着大风，一派秋深的萧杀之气。
头天一位上海音乐学院的助教朱小姐赶礼拜六回苏州，她是潘伯鹰的学生，自告奋勇陪我们同游，由她准备了些面包点心和熟菜，准备野餐。此人和我们有缘，几年后，1957年夏天，我应张维华之邀，去青岛度假时，又在轮船上巧遇，张维华也因答谢天平之游而请她吃了饭，但这是后话。
天平山以山顶望湖台的一片开阔平坦的巅址而得名，但我们都没有爬山的勇气。而且，和包租的马车夫约定，下午三点一定要启程回城，不耽误他六点钟向车行缴车。同时，朱小姐也要赶夜车回上海。上午赶到天平南麓已经快十一点了，三四个钟头休说山顶，连半山上的白云泉、卓笔峰、飞来峰也来不及转。所谓“天平三绝”，就只能赏览红叶了。时正秋暮，天平红叶虽没有北京西山的满山红染，却要比南京栖霞山的红叶集中而绚烂。光看看这片红叶，就已觉此行之不虚了。
在满地枯叶的枫林中溜达时，发现不少株老枫已经枯死，只剩下秃枝枯干。眼前这片枫林的树龄已有五百年左右，真担心再过百十年后将逐渐凋零。直到1992年秋赴苏为王西野画家祝八旬寿诞时，重游天平，才欣喜近十年来已补植了一批，总算有了“第三梯队”。当然这也是后话。
我们就在枫林下野餐，这时来了一个挑着一小钵一小钵的甜酒酿来卖的汉子，苏州做小生意的人真善解人意。这正是农家口味，别处是不大能碰到的。这玩艺入口甜润，却颇有后劲，潘、张两公一钵下肚，脸上已有春色，面包之类也吃不下了，剩下一大袋后来都犒赏给了马车夫。
于是到天平山庄的听莺阁喝茶。听说沏茶的水是从半山上的白云泉用接长的竹管引来的，那么我们至少也同天平的另一绝照了面。
在天平山庄，话题自然而然地谈到这山庄的主人范允临，连带而及毗邻的范仲淹祠堂。话头又带到更早和苏州这地方有关的春秋人范蠡。苏州这块地面，每踩一步都踏着历史的影子，和鼎鼎大名的古人相联。谈次，大家都有一个同感：以历史年代的辽远和烙在苏州这片土地上的印记之深而言，恐怕要算伍员了。以他命名的地名之多，恐怕也无人能及。胥门以外，有子胥墓，胥山、胥母山、胥江、胥口，胥之不已。可见伍子胥在苏州的民望，可能这里面很大的原因是一种移情作用，古代吴国人在伍子胥身上寄托着亡国之痛。
因此，那天回城的路上，我就吟成了四句：
天平木落秋方瘦，古道车回日已昏。
忽忆吴王诛直士，河灯明处入胥门。
其实那天我们是从盘门一侧入城的，胥门从来没有找到过。但要做诗，凑合那意思，就只好附会一下，否则，第三句就没有着落了。
逛玄妙观
游石湖那次非常扫兴。这回除了我和张维华以外，还有位朝阳法学院的孟云桥教授。他说曾从茅以升那里听来：石湖的行春桥是江南修建最早的石桥，可能不晚于有名的赵州桥。因此想一同去看一下。不料走到南门，天就洒起雨点来，孟说，雨中看风景也别有意趣，于是在南门买了三把伞，撑着走。哪知雨越下越大，道路泥泞起来，只好在河边遥望了片刻，打道回城。
天好像是故意同我们捣蛋，一回到城里，雨霁日出，又是好天了。但此时已是午刻，再回头已无兴趣，商量着只有下午这点时间，别处已不适宜，来苏州几个月，虽常在观前街来回，但玄妙观从未仔细观光过，于是饭后逛玄妙观。
也许是从文字记载中得来的印象，玄妙观一带，就像上海城隍庙、南京夫子庙、开封相国寺那种光景。那天去时，游人真还不少。小摊小铺，卖膏药、梨膏糖，卖盆花、卖鸟儿，卖蟋蟀的都有；还有牵猴子变戏法的汉子，吸引着一小圈观众。看相测字的迷信摊头虽已被取缔，但仍有一看就可以辨识的“地下”术士踅来踅去地在人群中兜生意。我们邂逅一位在东吴大学教书的熟人，告诉我们凡是在广场上摆小书摊的主儿，十之**就是过去看相测字卖卦的术士。我们走到一个书摊上去一看，陈列的书有《整风文献》和别的新印行的小册子，但大量的却是《关帝圣君觉世经》、《太上感应篇》之类的劝善书。我花了一千元（即后来的一角）捡了一本石印本的《玉历至宝钞》。摊主接钱时，悄悄说：“先生要看个相吧，鄙人就是玄妙观有名的……”报的名字忘记了，不外是“张铁嘴”、“赛诸葛”之类的称谓。我笑道：“你不怕我是便衣警察么？”他抱拳道：“先生不会，先生不是。”他大概判断，要买《玉历至宝钞》的人一定是迷信入骨的主顾，于是兜起生意来了。
玄妙观当然经过了历代的重新修整，但巍峨的三清殿的主架结构看来还是唐宋旧物。殿里的碑刻、石质雕栏都精致而古朴，但为了保护，都用绳子拦着，不许游人接近，只能远处谛视一下。可是，还是有两三个顽皮的孩子，从绳下钻进去，在一尊什么天尊的座下侧着耳谛听着什么。问来的游人，才知道据传说，这尊神像座下有一个洞孔，侧着耳细听可以听到海水波涛声，好像还同八仙过海的神仙故事有牵连。据说，解放前有人要听一听，管事的道士就要收一两个铜元的费，每天也可有一两元的进账。想来不过是道士故炫神奇的敛钱的花样，人们拿一个瓶子贴上耳朵，不是也能听到嗡嗡声么？杭州西湖净慈寺里，有一口据传是济颠和尚从四川运木材由此井送出的大井，和尚拿着灯让游客看一看井里的一截木头，说是用剩下的，也收看钱，是同一类花样经。当然，必须这寺院历史悠久而有名，才能编造出这类神话来。老牌子是无形资产，信然。
观前街依然热闹繁荣，行人熙来攘往，商店生意兴隆，它给天堂的苏州撑着面子。苏州著名的店家，殷实的商号全集中在这里。只要离开观前街，向任何一条小街走几步，就立刻显得清净和古朴，甚至显得萧条和败落，但只有在小街上，特别是沿河的石板路上走着，觉得才是地道的苏州。
虎丘茶楼一席话
逛虎丘那天早晨也是满天阴霾，其时学习已将结束，是最后一个礼拜天了。张维华说，来了一趟苏州，连虎丘都不到，交代不过去。于是陪他上。这是值得纪念的一天，我和他建立了真诚的友谊。
天公作美，到闾门大街时云散天霁，秋高气爽。经过留园进去转了半个钟头，那时没有进园买票之说，真是不看白不看。可是留园的破败凋零之状，也真不可久“留”了。进门满地青苔，予人以阴沉荒芜之感。几乎没有游人，只有几个小孩子在泥地上打玻璃弹子。回廊上的窗棂大半是破损的，楼轩也到处是破破烂烂的一副惨相，据说日伪时期破坏以后就没有修葺过。当时刚解放，自然顾不到这些，好在那时也没有多少人有心玩赏园林。除了狮子林，因为是石头，显不出过分衰败外，拙政园也是坍坍败败的，那情况好有一比，像抄了家以后的贾府大观园。
虎丘却非常热闹，这是当时郊外风景点所少见的现象。沿途摊贩、做小生意的特别多。游客中还有外国人，当然是苏联人，这倒颇有苏州往昔的景象。
我们粗略浏览了一下寺塔阁苑，在剑池边作了少许停留，扫视了一阵摩崖后，就到旁边的一个茶楼上当窗对茗剥瓜子，出门时，张维华就说今天要和我好好谈谈天，我猜想他有什么事托我回上海后给他代办，没想到一坐下来他就娓娓地谈他的往事，主要是治学经历。如何在燕京大学研究院读书，如何在哈佛燕京社做学问，如何治史，治沿革地理，治明代中外交通史，等等。穿插着和一些知名学人的交往，我很感兴趣地听着；作为回报，我也自然不拘地谈了自己的一些往事，彼此谈得都很恳挚。那时，次年高等学校的院系调整虽还不知具体将怎么干，但形势已很清楚，教会学校和私立大学大概都要归并到国家院校去。他估计齐鲁大学的最大可能是并入山东大学，后来果如所料。他惋惜地表示，如果不是现在的人事制度，他一定要邀我到齐鲁大学去。
我表示感激他的情意，至此，谈话还是很轻松的。忽然，他脸色庄重起来，一边用手指笃着桌面，一面很动情地说：“有几句话，如果我不讲，就对不起我们这番交往了。”
我一愣，以为自己做错了什么事。
他接着说，他要给我提点忠告。说我资质不坏，也不是无所追求的人，但是，如果老是像现在这样东搞搞，西摸摸，“打游击”一样地打下去，将一事无成。他的语气十分严厉，令我惶恐震悚。最后说，两三天后要分手了，今天特地到虎丘来，是专门为了同我说这句话，一个特殊的环境，让我容易记牢。
我紧紧握他的手，说我一定记牢。
我的确由衷感激他的至诚之言，这一幕至今还清晰地留在脑际。可是，我没有能遵照这规诫做。读书依然杂乱无章，治学贪多务得，东涂西抹，迄今一事无成，如他所料。
虎丘之游，弹指间四十五年过去了，但张维华这番肺腑之言至今仍留下磨灭不掉的印象。苏州旧游的种种真已如烟如梦，那一天的晤对却恍然如昨。以前各篇，诚如题目所示，是从沉埋的记忆中钩出来的，惟有这个印象却是鲜活的，不索而自来，并且陪随着对逝去的故人的感激和愧赧。
1996年
寻访城址就从近处的平门、齐门开始。手头没有地志书，买了一张石印的苏州风景图，根本不合比例，只能看出大致的方位。苏州的城墙在太平军之役大量毁坏后，就没有增修过，本世纪二十年代拆城筑路以后，城垣已所剩无几，继以日寇侵华时期的破坏，除了盘门还比较完整，其余都已很难辨识。我们多趟陆续寻访的结果，可以断定所谓阖闾城八门，并不像北京或西安城那样，按东南西北的方位按比例开门的。例如盘门和蛇门（今南门），相距就很近，齐门和平门相距也不远，而娄门到匠门（后称相门），就有平门和齐门之隔的双倍的距离。从平门桥北堍东行，大约一刻钟可到齐门；娄门大抵与北寺塔东西成平行，匠门则与玄妙观成一线还要靠南，两门之间步行要四十分钟以上。从匠门沿城往南，还有一座葑门，不属于阖闾城八门之内，因为吴王绝越，正东的门不开。葑门之名大概是由“封”而来，是后代开了门命名的。仔细一考虑，才恍悟原来的八门并无平、齐、阊、胥之类的名称，比如，胥门相传是以伍子胥之名为门，试想建城时，吴王绝不会将一个臣子的名字定为城门之名。旧说伍子胥的住宅在此附近，故称胥门，这就分明是后人命的名了。胥门何在，我们始终寻访不到。因为阊、胥两门并为西边的城门，只能大约估计当在今金门之南某处。1954年前后，张维华函告，他写了一篇《阖闾八门考》，但我始终没有读到这篇文章。
木渎灵岩之游
苏州当时有马车载客。我以为郊游的交通工具，以马车为最理想。汽车太快，想浏览一下沿途的风光，没看清就疾驰而过了。马车则悠徐容与，视界也比关在轿车里宽广，更加上蹄声得得，仿佛就有那么点郊游的味道。
游灵岩山先在木渎吃中饭。木渎虽是小镇，但我在少年时就已留有很深印象。印象得之于一本叫做《滑稽诗话》的小书，书中说有几个三家村冬烘先生改张继《枫桥夜泊》一诗。一个说，霜如何能在天上见到，首句“满天”不通，霜见之于瓦上，应改“霜满屋”。次句“对愁眠”，也不通，对愁哪能眠？应改“对愁哭”。第三句勉强。第四句“夜半钟声到客船”更不通，倘此船航行到了常州，难道也能听到么？应改为“到木渎”。木渎这个地名我从此就牢牢嵌在记忆里了。木渎有家有名的石家饭店，有名菜肺汤，抗战前曾为国民党的大员们赏识，据同行的潘伯鹰说，此菜不可不尝，谭延阖、于右任都曾在该店留题赞扬过的。扫兴的是正好碰上酒店在翻修炉灶，未能一饱口福。但隔壁一家面馆的爆鱼面也很出色，不像一般面馆似的将爆好的现成鱼块，作为浇头加在面上，而是热锅现爆，脆而又嫩，颇为可口。店名叫天兴馆。何以记得呢？这里还有一段因缘。说起来也真是无巧不成书，八十年代初，我到上海淮海路重庆路口一家苏州面馆沧浪亭吃葱油面，和同去的朋友闲谈，偶然提起了在木渎吃爆鱼面的旧事，说其味之佳至今尚能记得。一个上了年纪的苏州服务员插嘴问道：“阿是讲天兴馆？”原来沧浪亭的老掌勺正是天兴馆老厨司的儿子。难怪沧浪亭的葱油面如此精采！沧浪亭以后成了我常去之处，并曾作小文为其葱油面鼓吹。
灵岩的寺宇、宝塔和各种诡奇多姿各像其名的怪石固然值得一看，但吸引我们的是馆娃宫的遗址。什么响廊、采香泾、脂粉塘之类，历来为诗文所艳传。其实说穿了是大煞风景的。越王勾践献给吴王夫差美女的事，在《国语》上是记载着的，可说于史有据；但西施这个人却查无实据，先秦诸子如《管子》、《墨子》、《孟子》、《庄子》等虽然提到西施（一作先施）的名字，盛称其美貌，但从不提到她和吴越战争的关系；《左传》、《国语》有关吴越交战的文献则根本没有提到她的名字，直到汉代赵哗的《吴越春秋》，才提到越王以西施进献吴王的事，或说她是采薪之女，或说她是浣纱女，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谁也说不清。人们是不但喜欢造神，也喜欢编造风流故事的，于是越说越真，把一件虚无缥缈的事说得有鼻子有眼，风流旖旎，令人心醉。至少在汉代以后的二千年来，故事像滚雪球似地越滚越大，俨然成为史实。历代好事之徒不免要在“旧苑荒台”上添上些琴台之类，毁了又修，修了又毁，我们观览的时候，兴趣倒不是所谓吴王和西施的古迹，而是历代诗人文人所塑造装潢过的传奇意义了。
倒是山西南麓的韩世忠墓留下了印象。当时虽已残破，但墓碑前巨大的※※却完好无损，镌刻也相当精致，比起墓主的同僚西湖岳王坟上的旧物来，后者无一件可与之争胜。这才是货真价实南宋遗物，比起灵岩寺里的所谓吴宫旧物来一点也不掺假。连灵岩寺本身也已是本世纪的建筑，没有多少古意了。
天平之游
不知“文革”头几年打砸抢的风暴中，苏州是个什么模样？那些旅游热点地区因无人光顾而萧条寂寞？抑或为免费旅行的大串连的学生所挤满？在1951年那阵，游山玩水的人确实很零落，灵岩还有少许乡下的香客稀零零地来朝拜，天平则游客极少，那天又刮着大风，一派秋深的萧杀之气。
头天一位上海音乐学院的助教朱小姐赶礼拜六回苏州，她是潘伯鹰的学生，自告奋勇陪我们同游，由她准备了些面包点心和熟菜，准备野餐。此人和我们有缘，几年后，1957年夏天，我应张维华之邀，去青岛度假时，又在轮船上巧遇，张维华也因答谢天平之游而请她吃了饭，但这是后话。
天平山以山顶望湖台的一片开阔平坦的巅址而得名，但我们都没有爬山的勇气。而且，和包租的马车夫约定，下午三点一定要启程回城，不耽误他六点钟向车行缴车。同时，朱小姐也要赶夜车回上海。上午赶到天平南麓已经快十一点了，三四个钟头休说山顶，连半山上的白云泉、卓笔峰、飞来峰也来不及转。所谓“天平三绝”，就只能赏览红叶了。时正秋暮，天平红叶虽没有北京西山的满山红染，却要比南京栖霞山的红叶集中而绚烂。光看看这片红叶，就已觉此行之不虚了。
在满地枯叶的枫林中溜达时，发现不少株老枫已经枯死，只剩下秃枝枯干。眼前这片枫林的树龄已有五百年左右，真担心再过百十年后将逐渐凋零。直到1992年秋赴苏为王西野画家祝八旬寿诞时，重游天平，才欣喜近十年来已补植了一批，总算有了“第三梯队”。当然这也是后话。
我们就在枫林下野餐，这时来了一个挑着一小钵一小钵的甜酒酿来卖的汉子，苏州做小生意的人真善解人意。这正是农家口味，别处是不大能碰到的。这玩艺入口甜润，却颇有后劲，潘、张两公一钵下肚，脸上已有春色，面包之类也吃不下了，剩下一大袋后来都犒赏给了马车夫。
于是到天平山庄的听莺阁喝茶。听说沏茶的水是从半山上的白云泉用接长的竹管引来的，那么我们至少也同天平的另一绝照了面。
在天平山庄，话题自然而然地谈到这山庄的主人范允临，连带而及毗邻的范仲淹祠堂。话头又带到更早和苏州这地方有关的春秋人范蠡。苏州这块地面，每踩一步都踏着历史的影子，和鼎鼎大名的古人相联。谈次，大家都有一个同感：以历史年代的辽远和烙在苏州这片土地上的印记之深而言，恐怕要算伍员了。以他命名的地名之多，恐怕也无人能及。胥门以外，有子胥墓，胥山、胥母山、胥江、胥口，胥之不已。可见伍子胥在苏州的民望，可能这里面很大的原因是一种移情作用，古代吴国人在伍子胥身上寄托着亡国之痛。
因此，那天回城的路上，我就吟成了四句：
天平木落秋方瘦，古道车回日已昏。
忽忆吴王诛直士，河灯明处入胥门。
其实那天我们是从盘门一侧入城的，胥门从来没有找到过。但要做诗，凑合那意思，就只好附会一下，否则，第三句就没有着落了。
逛玄妙观
游石湖那次非常扫兴。这回除了我和张维华以外，还有位朝阳法学院的孟云桥教授。他说曾从茅以升那里听来：石湖的行春桥是江南修建最早的石桥，可能不晚于有名的赵州桥。因此想一同去看一下。不料走到南门，天就洒起雨点来，孟说，雨中看风景也别有意趣，于是在南门买了三把伞，撑着走。哪知雨越下越大，道路泥泞起来，只好在河边遥望了片刻，打道回城。
天好像是故意同我们捣蛋，一回到城里，雨霁日出，又是好天了。但此时已是午刻，再回头已无兴趣，商量着只有下午这点时间，别处已不适宜，来苏州几个月，虽常在观前街来回，但玄妙观从未仔细观光过，于是饭后逛玄妙观。
也许是从文字记载中得来的印象，玄妙观一带，就像上海城隍庙、南京夫子庙、开封相国寺那种光景。那天去时，游人真还不少。小摊小铺，卖膏药、梨膏糖，卖盆花、卖鸟儿，卖蟋蟀的都有；还有牵猴子变戏法的汉子，吸引着一小圈观众。看相测字的迷信摊头虽已被取缔，但仍有一看就可以辨识的“地下”术士踅来踅去地在人群中兜生意。我们邂逅一位在东吴大学教书的熟人，告诉我们凡是在广场上摆小书摊的主儿，十之**就是过去看相测字卖卦的术士。我们走到一个书摊上去一看，陈列的书有《整风文献》和别的新印行的小册子，但大量的却是《关帝圣君觉世经》、《太上感应篇》之类的劝善书。我花了一千元（即后来的一角）捡了一本石印本的《玉历至宝钞》。摊主接钱时，悄悄说：“先生要看个相吧，鄙人就是玄妙观有名的……”报的名字忘记了，不外是“张铁嘴”、“赛诸葛”之类的称谓。我笑道：“你不怕我是便衣警察么？”他抱拳道：“先生不会，先生不是。”他大概判断，要买《玉历至宝钞》的人一定是迷信入骨的主顾，于是兜起生意来了。
玄妙观当然经过了历代的重新修整，但巍峨的三清殿的主架结构看来还是唐宋旧物。殿里的碑刻、石质雕栏都精致而古朴，但为了保护，都用绳子拦着，不许游人接近，只能远处谛视一下。可是，还是有两三个顽皮的孩子，从绳下钻进去，在一尊什么天尊的座下侧着耳谛听着什么。问来的游人，才知道据传说，这尊神像座下有一个洞孔，侧着耳细听可以听到海水波涛声，好像还同八仙过海的神仙故事有牵连。据说，解放前有人要听一听，管事的道士就要收一两个铜元的费，每天也可有一两元的进账。想来不过是道士故炫神奇的敛钱的花样，人们拿一个瓶子贴上耳朵，不是也能听到嗡嗡声么？杭州西湖净慈寺里，有一口据传是济颠和尚从四川运木材由此井送出的大井，和尚拿着灯让游客看一看井里的一截木头，说是用剩下的，也收看钱，是同一类花样经。当然，必须这寺院历史悠久而有名，才能编造出这类神话来。老牌子是无形资产，信然。
观前街依然热闹繁荣，行人熙来攘往，商店生意兴隆，它给天堂的苏州撑着面子。苏州著名的店家，殷实的商号全集中在这里。只要离开观前街，向任何一条小街走几步，就立刻显得清净和古朴，甚至显得萧条和败落，但只有在小街上，特别是沿河的石板路上走着，觉得才是地道的苏州。
虎丘茶楼一席话
逛虎丘那天早晨也是满天阴霾，其时学习已将结束，是最后一个礼拜天了。张维华说，来了一趟苏州，连虎丘都不到，交代不过去。于是陪他上。这是值得纪念的一天，我和他建立了真诚的友谊。
天公作美，到闾门大街时云散天霁，秋高气爽。经过留园进去转了半个钟头，那时没有进园买票之说，真是不看白不看。可是留园的破败凋零之状，也真不可久“留”了。进门满地青苔，予人以阴沉荒芜之感。几乎没有游人，只有几个小孩子在泥地上打玻璃弹子。回廊上的窗棂大半是破损的，楼轩也到处是破破烂烂的一副惨相，据说日伪时期破坏以后就没有修葺过。当时刚解放，自然顾不到这些，好在那时也没有多少人有心玩赏园林。除了狮子林，因为是石头，显不出过分衰败外，拙政园也是坍坍败败的，那情况好有一比，像抄了家以后的贾府大观园。
虎丘却非常热闹，这是当时郊外风景点所少见的现象。沿途摊贩、做小生意的特别多。游客中还有外国人，当然是苏联人，这倒颇有苏州往昔的景象。
我们粗略浏览了一下寺塔阁苑，在剑池边作了少许停留，扫视了一阵摩崖后，就到旁边的一个茶楼上当窗对茗剥瓜子，出门时，张维华就说今天要和我好好谈谈天，我猜想他有什么事托我回上海后给他代办，没想到一坐下来他就娓娓地谈他的往事，主要是治学经历。如何在燕京大学研究院读书，如何在哈佛燕京社做学问，如何治史，治沿革地理，治明代中外交通史，等等。穿插着和一些知名学人的交往，我很感兴趣地听着；作为回报，我也自然不拘地谈了自己的一些往事，彼此谈得都很恳挚。那时，次年高等学校的院系调整虽还不知具体将怎么干，但形势已很清楚，教会学校和私立大学大概都要归并到国家院校去。他估计齐鲁大学的最大可能是并入山东大学，后来果如所料。他惋惜地表示，如果不是现在的人事制度，他一定要邀我到齐鲁大学去。
我表示感激他的情意，至此，谈话还是很轻松的。忽然，他脸色庄重起来，一边用手指笃着桌面，一面很动情地说：“有几句话，如果我不讲，就对不起我们这番交往了。”
我一愣，以为自己做错了什么事。
他接着说，他要给我提点忠告。说我资质不坏，也不是无所追求的人，但是，如果老是像现在这样东搞搞，西摸摸，“打游击”一样地打下去，将一事无成。他的语气十分严厉，令我惶恐震悚。最后说，两三天后要分手了，今天特地到虎丘来，是专门为了同我说这句话，一个特殊的环境，让我容易记牢。
我紧紧握他的手，说我一定记牢。
我的确由衷感激他的至诚之言，这一幕至今还清晰地留在脑际。可是，我没有能遵照这规诫做。读书依然杂乱无章，治学贪多务得，东涂西抹，迄今一事无成，如他所料。
虎丘之游，弹指间四十五年过去了，但张维华这番肺腑之言至今仍留下磨灭不掉的印象。苏州旧游的种种真已如烟如梦，那一天的晤对却恍然如昨。以前各篇，诚如题目所示，是从沉埋的记忆中钩出来的，惟有这个印象却是鲜活的，不索而自来，并且陪随着对逝去的故人的感激和愧赧。
199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