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哀江头》与《长恨歌》（2/2）

更加明白：“白氏《长恨歌》，乃因《长恨传》而追叙其事，委曲凄断，自成一家，正不得沾沾比勘也。”近人陈寅恪发挥了这种看法，认为唐代小说“驳杂无实”，“文体众备”，而《长恨歌》正是这种小说中的歌诗部分，和陈鸿的《长恨歌传》不可分离，必须合在一起阅读评赏。“其史才议论已别见于陈鸿传文之内，歌中自不涉及。而详悉叙写燕昵之私，正是言情小说文体所应尔，而为元、白所擅长者”。批评宋人“不晓文章体裁，造语蠢拙”（《元白诗笺证稿》）。

    陈鸿说白居易作《长恨歌》，“意者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者也”（《长恨歌传》）。这或许是白居易的本意。但正像托尔斯泰写《安娜·卡列尼娜》，原想把女主人公写成一个放荡的女人，但写着写着，不知不觉深入到角色之中，由厌恶而喜爱，结果将安娜写成一个不幸的、令人同情的女人；在白居易的《长恨歌》中，也已很难看出对杨贵妃的指责，更多的倒是深切的同情，诗中的杨贵妃，已不是一个使唐王朝走向衰败的祸物，而是一个忠于爱情、命运不济的美女。白居易出生的时候，杨贵妃已死去十六年，他不曾亲眼看到杨氏一门的骄横跋扈，不曾亲身经历安、史叛变的动乱，没有切身的痛恨；而杨贵妃悲剧性的结局，她和玄宗的爱情，经过众口传说，已增添了许多传奇色彩，在创作过程中，产生同情心，是很自然的。而杜甫的情况则不一样。在安、史叛乱前，他写了不少伤时忧世的作品，其批判的锋芒，常常直指杨氏；虽然这时杨贵妃已经遭到惩罚，并引起诗人的感慨，但决不会引起同情，无论在杨妃生前，还是在她死后，对国事的忧虑，始终压倒一切。“石壕村里夫妻别，泪比长生殿上多”（袁枚《马嵬》）。杜甫所关心的，始终是国家的安危，百姓的疾苦，而不是杨贵妃一人的命运。《哀江头》并不像钱谦益、黄生、沈德潜等人所说的那样，是为杨妃而哀伤，而是借杨妃的今昔对比，来抒发诗人的现实感慨，这是《哀江头》和《长恨歌》两诗之间的一个根本区别。《哀江头》是抒情史诗，所写的是时事，杨贵妃的事只是陪衬；而《长恨歌》则是传奇，着重写的是爱情，时事只是这个爱情故事的背景。由此，《哀江头》半露半含，若悲若讽，回映多姿，唱叹有声，黍离之悲，流溢行间；而《长恨歌》则刻划形容，淋漓尽致，层层渲染，一气舒卷，风华掩映，文情相生，哀感顽艳，悱恻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