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节 吕梁与朱焕良（2/2）

相信常识，更依赖常识。理念由于脱离事实经验，经常容易改变。所以那种坚持到底的理想主义者实在是少之又少，虽然他们尤其让人感佩。反过来，“土八路”的常识感却非常牢固，这些常识不仅来自日常经验，而且往往是来自最切肤最重要的经验。朱焕良如果没有以前控盘但却被套牢的经验（朱曾经通过上千个个人账户，掌控了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康达尔公司90％以上的流通盘，但最后还是要请求吕梁出主意帮助解套），这一次就不会溜得这么果断了。作为一个商人，朱讨厌风险，讨厌不确定的未来，现金和现在比什么都来得重要。没有今天的现金就可能什么都没有。没有这种出自常识的控制力，朱肯定会陷入与吕梁同样的灾难。在这一点上，吕梁却正好相反。吕是一个知识分子，是一个浪漫的诗人，他甚至是喜欢冒险，只有不确定的未来对他来说才是合意的。他虽然非常清楚他的前途是全或无的选择，但他宁愿这样。在这里，充满政治思维的吕梁与作为企业家的朱焕良，对风险的偏好程度明显不同。政治家要做大局，企业家要赚小钱。可以肯定的是，我们这个市场上的绝大多数庄家都属于这类“政治家”，我们这个市场上的绝大多数上市公司老板也是这类“政治家”。这当然有些无奈，因为支配游戏规则和支配他们个人命运的往往都是政治家。所以，他们也只好变成政治家。但实际上，这反映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些本质特征。如果没有一个疯狂的时代精神，我们怎么可以想象一个疯狂的股市呢？一个脱离常识的股市，肯定是被一群脱离常识的人支配着。

    导致朱焕良与吕梁在同一事件中采取不同行动的另外一个可能原因是，他们有不同的约束条件。那就是，朱的钱是自己的，而吕玩的钱是别人的。所以吕敢赌，而朱不敢赌。在整个中科创业的故事中，吕梁更像是一个代理者，说穿了，吕梁更像是一个国营企业的老总，更加准确地说，更像转型期中国权力资本一个典型的代理人。朱焕良不过是出资者之一，他最关心的是他自己资本的最大限度的增值，所以一旦看到继续增值的可能性接近于零时，他当然会毫不犹豫地撤出本来就不牢靠的合约。而吕梁的目的却大有不同，他必须拼命将“局”做大，作为代理人的利益才会更大。至于整个“局”是不是能盈利，并不是他首先要考虑的。这与所有国营企业所表现出的那种扩张冲动并无二致。不过，吕梁比一般的国营企业的老总恐怕有更大的难处。因为他的这个庄家帝国更有可能是一个混合企业。有国有资金，有私有资金，有的想洗钱，有的想赚钱。步调一致只能是非常短暂的，因为一旦股票被控盘、被炒到高位，不同的利益就会立即显现出来。所以，要国有资金和私有资金同时并无限期地锁仓，不是傻子就是疯子。但这却是吕梁要做的。的确，这种风险只有处在代理人位置并具有诗人气质的人物才敢于挑战。吕梁就是这样一个人物。所以，吕梁是在恰当的时间出现的恰当人选。

    吕梁将很多人拉下了水，就是没有能拉朱焕良下水。朱焕良的目标很单纯，他只想赚钱。但吕梁以及吕梁后面还没有现身的另外一部分主力就不同了，既要自己的老鼠仓大赚特赚，又要让用以支持股价的国有资金保值增值，天下哪有这样两全其美的好事？吕梁肯定是一个讲故事的高手，但在这样的悖论下，再好的故事也是讲不下去的。在所有的参与者中，只有吕梁自己会把这个故事当真，也不得不把这个故事当真。而在所有参与故事的资金中，也只有一批资金会坚持“锁仓”到最后，那就是实际上无人负责的国有资金。这倒不是因为智力问题，而是由于必须这样麻醉自己，也希望如此能麻醉别人。但看管自己资金的如朱焕良之类却绝对是清醒着的。

    吕梁以及吕梁背后的人，与朱焕良实际上是两类人。他们之所以走到一起并讲同一个故事，则完全是出于某种制度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