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後上演的剧本（2/2）
《天下残局》作者：天下残局 2017-01-29 11:32
们却不吃这套，推举一个代表到他家“讲数”。福康安大怒：小胥竟敢公然索贿？代表不卑不亢，说：岂敢岂敢。但您这次报销军费多至数千万，账务繁冗，势必多招一些会计，日夜赶办，争取在数月之内清账，乘着皇上心情好，批上“同意报销”四字，才叫皆大欢喜。若舍不得花钱增雇人手，仅就现有之人陆续办理，则幾年下来都搞不定。届时，皇上一见：今日所奏乃西军报销，明日所奏又西军报销；必然生厌，万一说出两句重话，被那些承风希旨的言官们听到，借题发挥，说不定就办出一件贪污公款的巨案。因此，让您及时缴部费，实在是一片好心啊。福康安一听，还真有道理，立即批了二百万的部费。这个例子说明，部费面前，人人平等。
湘军大功告成，曾国藩却犯了愁。他可没有福康安的大手笔，能拿出数百万的部费将手头的巨额发票——共计约三千万两——给报掉；可部费又赖不掉，怎么办？正在为难的时候，慈禧开口了，说，湘军所有军费不必上交明细账目，只须“开具简明清单，奏明存案”即可。照那胥吏的逻辑，可以说，慈禧越俎代庖做了车夫，让曾国藩先上车，不买票。
此物比道德文章更贵重
清代京官，职位较地方官为清贵，收入却远逊之。单靠一份工资，不要说中产阶级，大部分京官们的餬口养家都成问题。外官则不然，除了薪俸以及政府发给的养廉银（京官无此收入）以外，各种灰色收入组成的“陋规”更是大笔进项；“陋规”并非贪污受贿的“黑钱”，而是地方官利用行政、财政系统中的诸多“特性”，向绅民设立的收费项目，人称“无形之加赋，有形之勒索”。京、外之间收入悬殊，但是，京官亦可利用行政系统的“特性”去影响外官的铨评升降，其喜怒直接关乎外官的乌纱，其间利害，孰敢小觑？于是，京、外之间便形成一种经济上的调剂。冯桂芬说：“大小京官，莫不仰给于外官之别敬、炭敬、冰敬”；此三敬便是这种调剂的主要形式。炭敬（冬季）和冰敬（夏季）是外官每年两次的常课。外官因迁调而进京述职，或京官外放为地方官临走向相关官员告别，都要赠送财礼，这就是别敬。
冰、炭两敬，属常年账目，细水长流，为数不巨。别敬是机动项目，乃动辄过万。曾任陕西粮道、河南布政使的张集馨，自撰年谱便记录了数次别敬的数额，平均一算，每次花费约一万四千馀两。这些钱的绝大部分，都会送给大学士、军机大臣、各部堂官等高官，自不必论。有意思的是，授受之间偶尔也发生一些具有“人情味”的特例。例如带曾国藩出道的老大——穆彰阿，任大学士，入军机处，兼掌翰林院（高级干部培训中心）；大小官员向他进贡，数额惊人。但是，纯乎以官自肥，并非穆彰阿这种“权迷”型权臣的风格。为构建、维护和扩充权力网，他固然需要钱；然而，这些钱大部分都用于权力建设的“滚动开发”，不会单纯提现，以满足一己之私。对有才学、有能力的中下级僚属，他还能设身处地，少收甚至不收。劳崇光——国藩友，同属“穆党”——外放为道员（约当今日地级干部），临行至穆府道别，奉上别敬五十两。穆彰阿手一挥，说：州道小官那里送得起如此厚礼？此去好自为之，（发了财），来日回京再补行礼数不迟。
大佬们对油水丰厚的地方高官就没这么客气了。曾国藩以“中兴领袖”的身份入京，各处码头一拜，开销二万两。李鸿章、左宗棠进京，别敬花费各在四万两以上，算是中兴时期的豪举。所以，曾国荃说：“有时，此物比道德文章更觉贵重，其势使之然也”。
湘军大功告成，曾国藩却犯了愁。他可没有福康安的大手笔，能拿出数百万的部费将手头的巨额发票——共计约三千万两——给报掉；可部费又赖不掉，怎么办？正在为难的时候，慈禧开口了，说，湘军所有军费不必上交明细账目，只须“开具简明清单，奏明存案”即可。照那胥吏的逻辑，可以说，慈禧越俎代庖做了车夫，让曾国藩先上车，不买票。
此物比道德文章更贵重
清代京官，职位较地方官为清贵，收入却远逊之。单靠一份工资，不要说中产阶级，大部分京官们的餬口养家都成问题。外官则不然，除了薪俸以及政府发给的养廉银（京官无此收入）以外，各种灰色收入组成的“陋规”更是大笔进项；“陋规”并非贪污受贿的“黑钱”，而是地方官利用行政、财政系统中的诸多“特性”，向绅民设立的收费项目，人称“无形之加赋，有形之勒索”。京、外之间收入悬殊，但是，京官亦可利用行政系统的“特性”去影响外官的铨评升降，其喜怒直接关乎外官的乌纱，其间利害，孰敢小觑？于是，京、外之间便形成一种经济上的调剂。冯桂芬说：“大小京官，莫不仰给于外官之别敬、炭敬、冰敬”；此三敬便是这种调剂的主要形式。炭敬（冬季）和冰敬（夏季）是外官每年两次的常课。外官因迁调而进京述职，或京官外放为地方官临走向相关官员告别，都要赠送财礼，这就是别敬。
冰、炭两敬，属常年账目，细水长流，为数不巨。别敬是机动项目，乃动辄过万。曾任陕西粮道、河南布政使的张集馨，自撰年谱便记录了数次别敬的数额，平均一算，每次花费约一万四千馀两。这些钱的绝大部分，都会送给大学士、军机大臣、各部堂官等高官，自不必论。有意思的是，授受之间偶尔也发生一些具有“人情味”的特例。例如带曾国藩出道的老大——穆彰阿，任大学士，入军机处，兼掌翰林院（高级干部培训中心）；大小官员向他进贡，数额惊人。但是，纯乎以官自肥，并非穆彰阿这种“权迷”型权臣的风格。为构建、维护和扩充权力网，他固然需要钱；然而，这些钱大部分都用于权力建设的“滚动开发”，不会单纯提现，以满足一己之私。对有才学、有能力的中下级僚属，他还能设身处地，少收甚至不收。劳崇光——国藩友，同属“穆党”——外放为道员（约当今日地级干部），临行至穆府道别，奉上别敬五十两。穆彰阿手一挥，说：州道小官那里送得起如此厚礼？此去好自为之，（发了财），来日回京再补行礼数不迟。
大佬们对油水丰厚的地方高官就没这么客气了。曾国藩以“中兴领袖”的身份入京，各处码头一拜，开销二万两。李鸿章、左宗棠进京，别敬花费各在四万两以上，算是中兴时期的豪举。所以，曾国荃说：“有时，此物比道德文章更觉贵重，其势使之然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