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缔约立富（2）（2/2）

可预见性最后能否实现，并不单纯取决于缔约的某一方的愿望，毁约所带来的损失和灾难性结果，始终像一个巨大的阴影笼罩在这些早期的立约者头上，尤其是那些常常居于被动地位的犹太人头上，恰如今日许多开办大公司的人对信誓旦旦的合同也心存疑虑、随时准备接受被骗上当的现实一样。

    这种超个体的力量在犹太人身上引发出一种半含企盼半含恐惧的心理，在一定的条件下，它就转化为类似图腾的神圣之物。与其说上帝是与犹太人立约的神，不如说犹太人的神就是“约定”本身不具形态的人格化。之所以会是一种“不具形态的人格化”，就在于把一张“合同书”视为图腾的民族毕竟是没有的。不过，要是承认圣殿和契约也是一种“图腾”性质的东西的话，那么珍藏于其中的上帝授予摩西的那张“合同书”即两块法牌就真成了犹太人的图腾了。

    这种对“契约”的崇拜在犹太人亡国流散之后，反而更加强烈了，因为历史遭遇和新的社会环境，对契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一方面，丧失了王权和神权这两种最结构化的组织体制后，犹太人只能靠某种对双方都留下相当自由度的立约形式来维系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何况耶和华本身又是一个“约定”的上帝，而不是动不动就把异端送上火刑柱的天主。但一个犹太人一旦被共同体驱逐，就有可能孤立无援地遭受“上帝的鞭子”，从而有性命之虞。这就使得形式上不具有强制性的犹太人与上帝之约，亦即犹太人个体与民族共同体之约——信守犹太律法——具有了实际上的强制性。而这种契约意识则作为一种道德理念和行为规范渗透于这个后来成为世界商业民族的子嗣的灵魂深处，不仅成了他们进行商业经营的价值尺度，而且也通过对契约的恪守而在自己的商业文化上打上了律法民族的深刻文化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