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与辛亥革命——改革是否必然引发革命？（5）（2/2）

宪是要有选举的，按选举的路子走下去，在汉人的汪洋大海中，居于人口极少数的满人特权肯定会越来越受到限制。满人的统治，走向名存实亡或者消亡是迟早的事。从这个意义上说，1908年之后，新上台的满人少年亲贵一边推行预备立宪，一边回收权力，集中资源，力求把大部分的权力和资源抓在自己手里。其实从他们自身考虑，也不是没有道理——把军权，财权以及全国的大部分资源都抓在手里，汉人就是想翻天，不也翻不成了吗？然而他们忘记了，这样做，势必会得罪太多的人，尤其是得罪当时最有实力的汉人士绅、立宪派人士。一旦革命党来放火，就没有人帮着救火了。掌握海陆军大权的旗人，从载沣、载涛到荫昌和萨镇冰，权力是有，但却指挥不了军队。不只是军队不听话，他们自己的威信，能力和胆略也有限。事实上，在这个世界上没有那个家族，那个统治集团可以江山永固的。是体面地退休，还是被人赶下台，是两个必然的选项。

    革命的发生以及迅速扩散，的确因为朝廷的政策引发了怨望之情，情绪还相当大。但这不是新政改革所致，而是当时当家的满族亲贵，逆改革的潮流而动所致。政治改革的趋势，就是使更多的人分享更多的权力，在当时而言，就是让汉人士绅和绅商，进一步分享权力。可是，把持朝政的满人亲贵，不仅拒绝分权，反而大肆收权，推行铁路国有（收回资源），收回军权，搞皇族内阁（收回并集中行政权），因而得罪了最不该得罪的人，代表士绅和绅商的立宪派，也开罪了地方实力派甚至部分地方官僚。此情此景，让这些人造反，倒未必能做；但有人造反，他们就能加入。革命党人，恰在此时，扮演了一个放火者的角色，于是，革命之火就成燎原之势了。这期间，1908年最高领导人换马，绝对是一个时局转换的枢纽。正如费纳克（Vinacke, Harold Monk）所说：尽管新政期间每年都可以看到若干改革，九年预备立宪的方案也切实可行。“然而，由于1908年以后局势混乱，或许也由于清政府对于改革缺乏真正的兴趣，这个方案的许多措施仅仅停留在纸面上。” 不肯选择体面下台的满人亲贵，最后实际是被逼下台。虽然小皇帝没有上断头台，但满人整体的命运，却相当悲惨，很多人不得不选择伪装汉人，才能活下去。虽然说，革命的发生，革命党之所以有机会，是当家人少不经事，严重缺乏政治经验惹的祸。但是，改革也的确存在某种政治陷阱，即所谓的“合法性陷阱”。越是合法性不足的统治者，越是容易倾向于以收权来稳固统治，借助强权威慑反对者。人们很容易直线式地想到，抓权在手，总是要保险一点。从而忽略了这样的抓权，会开罪什么人。忘记了所谓的权力和资源，实际上是要由人来掌控的，能力不济，掌握在手里的东西，一样会丢掉。当时的满人，的确处于某种困境之中，少数民族政权，同时入关时又有“历史问题”，经过将近二百六十年的养尊处优，整体素质又在下降。试想，如果当时的皇帝，是汉人，而且没有过去的“历史问题”，这样的陷阱，就未必起作用。

    可以说，辛亥革命的发生，不是改革引发了革命，而是改革进入了自己的陷阱，当家人身陷其中没能及时自拔。所以说，清王朝不是被改革葬送的，而是被当家人自己一不留神步入陷阱埋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