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与专制——进退两难的抉择(3)（2/2）

传统文化重要因素的村社的瓦解，使俄国农民的文化价值趋向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村社这种封闭的宗法团体已家长制为原则。村会是家长会议，实际上把持在长老们手中，“现代民主概念，例如选举或其他公民权力等等，无法进入农村生活。”然而，随着村社的瓦解，农民的生活世界开阔了，价值观念发生了显着的变化，皇权主义传统淡漠，自由个性、独立人格逐渐形成，公民意识与民主精神开始进入农村。农民对政治生活的关心开始增长，社团与政党活动打破了宗法式的沉闷气氛，农民联合会、劳动派、社会革命党等民主主义组织在农村影响日深，尤其是社会革命党由城市民粹派的知识分子的小集团迅速发展成拥有51万党员的农民党。此时农民的狭隘眼界与共同体的封闭状况被打破，农民日益看到了天外有天，“世界”之上还有世界，他的内部生活发生了变化。在一些地区，甚至连原来宗法性最强的长老会议也开始变质，出现了年龄在35岁以下的长老。

    然而由于斯托雷平改革的不公正性，当权者以暴力破坏村社、抢劫村社进行原始积累，在加快资本主义步伐的同时给大多数农民带来苦难。正如维特所说的，这场改革“注入了浓厚的警察色彩”，实际上成为有权势的私有者对“无权的或半无权的私有者——农民”进行的掠夺。结果出现了一个极为矛盾的现象，改革极大地活跃了人们的思想，活跃起来后的人们却日益表现出了强烈的反改革情绪，这大约是斯托雷平改革在使俄国尝到甜头的同时所结下的一个苦果。

    总之，斯托雷平的改革，无疑是符合市场经济与现代化的历史大潮的，从程度上看，就发动者的意愿而言，是力争彻底而丝毫不妥协的。但改革的方式却是有欠公道的，是以权贵利益本位为出发点的。这场改革，实际上成为有权势的私有者对“无权的或半无权的私有者——农民”进行的掠夺。结果“骚乱四起，农民中无疑产生了千千万万的无产者”，改革者本身也被这种浪潮所吞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