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与专制——进退两难的抉择(2)（2/2）
《寻找自救的文化苦旅》作者：智仁 2017-04-13 15:53
自己对人民的义务时，没有用有关个人责任的观点去要求人民，相反总是以狂热的宣传去影响他们，把知识分子的政治激进主义移植到人民的社会激进本能中去，力图使自己获得众多的信徒而成为巨大的现实力量。这已经不仅是政治上、策略上的错误，而且也是道义上的错误。《路标》所谴责的激进知识分子首先是解放运动中的民主派，从这个意义上说，《路标》是自由主义再次同民主主义拉开距离的标志。
对于刚刚过去的革命，《路标》的作者表现出了强烈的憎恶。司徒卢威在题为《知识分子与革命》的文章中写道：“目前，反动的胜利已使许多人或是忘掉我们经历过的革命的错误，或是对此保持沉默。不可能有什么比这种忘却更危险的东西了，不可能有什么比这种沉默更肤浅的东西了。”他把革命视为一场灾难，“革命搞得不好……巧妙伪装起来的挑衅在制造革命方面起了作用。……工人群众(工人代表苏维埃)所发动的两次大罢工，一系列毫无理性和凶残的武装暴动，比这更坏的莫斯科起义，喧闹的第一届杜马选举，解散杜马后为进一步的武装起义所作的准备。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威吓政府并消灭它。而政府真的被吓住了，出现了战地军事法庭和无休止的死刑。然后，国家的惊吓成了通常的政治秩序……现在，需要多少年才能使国家走出这一停滞状态?”格尔申宗的一段话更明白地表达了他们对人民革命的恐惧：“我们是什么人?我们不仅不应幻想与人民结合，反而应该害怕他甚于害怕政府的刑罚。应该感谢这个政权用刺刀和监狱使我们免受人民的疯狂之害。”
在1905年的革命**中，激进的自由主义在如火如荼的群众运动感染下，愿意站在革命一边去反对**主义。当时，他们用“美好的”、“强大的”、“健康的”这类形容词来认识和理解革命，希望革命能带来自由主义的胜利，就像1789年的法国那样。但在看到了他们所不能掌握的人民力量之后，他们对这种革命的看法根本改变了，因为它有可能把他们连同**主义一起扫掉。《路标》充分反映了俄国自由主义的这一卒。
《路标》文集是总结性的，又是忏悔性的。它的结论是，俄国激进的知识分子走错了路，应该回到正确的方向上来，司徒卢威概括说，俄国知识分子的特点是它具有对于国家的非宗教的叛逆性，这一特点决定了它精神上的肤浅和政治上的不实际，而产生这一特点的原因就是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因此，“知识分子必须重新审查自己的世界观，其中包括重新认识这个世界观的基础——对个人义务的社会主义否定。搬去这块石头，这个世界观的整座建筑就被破坏掉了”。只有这样，俄国知识分子才能实现“精神上的再生”。
《路标》系统地反映了部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政治、哲学和宗教观点，出版后立即引起强烈反应。官方和右派刊物兴高采烈地表示欢迎；布尔什维克称它为“自由主义者叛变行为的百科全书”；立宪民主党人或对其中过于露骨处进行更正，或与之论战，或表示唾弃。但无论如何，它确实可以被认为是俄国自由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路标。
别尔嘉耶夫说：“知识分子受到两种力量的压迫：沙皇政权的力量和人民自发的力量。后者对知识分子来说是一种隐秘的力量，知识分子自身与人民是截然不同的，它感到自己有负于人民，它希望为人民服务。‘知识分子与人民’这一命题纯然是俄罗斯的命题，西方很难理解”。?别尔嘉耶夫不了解中国文化，他不知道在中国的传统中也存在着“知识分子与人民”的命题，但在中国，知识分子与人民的关系不是用知识分子的罪感来联系的。至于说到西欧，自文艺复兴以降，我们几乎看不到关于“知识分子与人民”的形而上学思考。在那里，这个命题属于社会学、政治学范畴，而不属于精神、道德范畴。
至少从普希金开始，知识分子应如何对待苦难人民就成为思想家和艺术家的头等课题，到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留洛勃夫时代，已形成传统。但在1905年革命失败后，知识分子对“人民”这一符码进行了更加深入的思考。《路标》文集的问世(1909年)是这种思考的成果之一。
《路标》的作者之一布尔加科夫认为，我们心目中的“人民革命”，其实是知识阶层实现自身理想的外部符号：“革命是知识阶层的革命。它的精神领袖属于知识阶层；这类领袖具有知识阶层的世界观习性、趣味和社会风尚。当然，知识分子不会对此予以承认，因为他们是知识分子。他们每个人都遵循着自己的基本信念，他们将这个或那个社会阶层称之为革命唯一的发动者。无可争辩的是，除去所有的环境因素，（其中占据首位的是灾难性的战争），除去各社会阶层、群体现存的极为严峻的生活需求，任何事物也不可能将他们卷入暴动的风潮。我们始终认为：所有的思想体系，先进战士、倡导者、鼓动家和宣传家的精神武器都是知识阶层革命所提供的。他们在精神上设定民众的本能目标，用自己的**去感染民众。总之，他们是革命这一巨大躯体的神经和头脑。在这种意义上，革命是知识阶层的精神产儿，因而革命的历史则是对知识阶层的历史判决。”
梅列日科夫斯基则认为，所谓“英雄的人民”不过是知识分子头脑中的空洞概念，现实革命中的人民越来越响亮的抱怨声“终于变成伟大俄罗斯革命中农民及全民暴动的绝望哀号和怒吼”，是“流氓阶层、流浪者和刁民的面孔。”
时隔83年后的1991年，当苏联的社会发展再次走到关键时刻时，人们又想起了《路标》，莫斯科“真理”出版社将《路标》出版。编辑者在前言中写道：“1909年3 月初，在莫斯科和彼得堡书店的书架上出现了一本很薄的文集《路标》，任何人都未能预见，这本书的命运的变化竟是那么的不平凡……”
1998年，当俄罗斯的巨轮再遇险风浪阻的时刻，在《路标》文集出版90周年之际，在当年的12月，在叶卡捷琳堡召开了全俄性的大型学术会议，并出版了题为《20世纪历史中的俄国知识分子：无法结束的争论——纪念《路标》文集出版90周年》的论文集，共收集论文150 余篇。会议的组织者、俄罗斯当代历史学家马斯拉科夫在该书序言《俄罗斯知识分子：历史和现实》中写道：“对俄国知识分子历史的研究永远是最重要的研究任务，永远在祖国历史学中占据显著位置。
这合乎历史的规律，即俄国知识分子在俄国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的社会中发挥特殊作用，俄国知识分子在历史的大转折和面临道路选择时刻发挥着重大作用。20世纪末21世纪初是一个复杂和充满希望的时期，俄罗斯又一次站在十字路口：面临第三个千年的大门槛，社会将选择什么样的运动方向？国家将变成什么样？等待它的是经济的强大和政治的稳定，还是新的混乱和崩溃？这个问题困扰着俄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他们不仅仅是历史的客体，而且是历史进程的主体。现在与未来的俄罗斯都依赖于的他们的世界观、精神趋向、公民地位和政治意志。”
对于刚刚过去的革命，《路标》的作者表现出了强烈的憎恶。司徒卢威在题为《知识分子与革命》的文章中写道：“目前，反动的胜利已使许多人或是忘掉我们经历过的革命的错误，或是对此保持沉默。不可能有什么比这种忘却更危险的东西了，不可能有什么比这种沉默更肤浅的东西了。”他把革命视为一场灾难，“革命搞得不好……巧妙伪装起来的挑衅在制造革命方面起了作用。……工人群众(工人代表苏维埃)所发动的两次大罢工，一系列毫无理性和凶残的武装暴动，比这更坏的莫斯科起义，喧闹的第一届杜马选举，解散杜马后为进一步的武装起义所作的准备。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威吓政府并消灭它。而政府真的被吓住了，出现了战地军事法庭和无休止的死刑。然后，国家的惊吓成了通常的政治秩序……现在，需要多少年才能使国家走出这一停滞状态?”格尔申宗的一段话更明白地表达了他们对人民革命的恐惧：“我们是什么人?我们不仅不应幻想与人民结合，反而应该害怕他甚于害怕政府的刑罚。应该感谢这个政权用刺刀和监狱使我们免受人民的疯狂之害。”
在1905年的革命**中，激进的自由主义在如火如荼的群众运动感染下，愿意站在革命一边去反对**主义。当时，他们用“美好的”、“强大的”、“健康的”这类形容词来认识和理解革命，希望革命能带来自由主义的胜利，就像1789年的法国那样。但在看到了他们所不能掌握的人民力量之后，他们对这种革命的看法根本改变了，因为它有可能把他们连同**主义一起扫掉。《路标》充分反映了俄国自由主义的这一卒。
《路标》文集是总结性的，又是忏悔性的。它的结论是，俄国激进的知识分子走错了路，应该回到正确的方向上来，司徒卢威概括说，俄国知识分子的特点是它具有对于国家的非宗教的叛逆性，这一特点决定了它精神上的肤浅和政治上的不实际，而产生这一特点的原因就是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因此，“知识分子必须重新审查自己的世界观，其中包括重新认识这个世界观的基础——对个人义务的社会主义否定。搬去这块石头，这个世界观的整座建筑就被破坏掉了”。只有这样，俄国知识分子才能实现“精神上的再生”。
《路标》系统地反映了部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政治、哲学和宗教观点，出版后立即引起强烈反应。官方和右派刊物兴高采烈地表示欢迎；布尔什维克称它为“自由主义者叛变行为的百科全书”；立宪民主党人或对其中过于露骨处进行更正，或与之论战，或表示唾弃。但无论如何，它确实可以被认为是俄国自由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路标。
别尔嘉耶夫说：“知识分子受到两种力量的压迫：沙皇政权的力量和人民自发的力量。后者对知识分子来说是一种隐秘的力量，知识分子自身与人民是截然不同的，它感到自己有负于人民，它希望为人民服务。‘知识分子与人民’这一命题纯然是俄罗斯的命题，西方很难理解”。?别尔嘉耶夫不了解中国文化，他不知道在中国的传统中也存在着“知识分子与人民”的命题，但在中国，知识分子与人民的关系不是用知识分子的罪感来联系的。至于说到西欧，自文艺复兴以降，我们几乎看不到关于“知识分子与人民”的形而上学思考。在那里，这个命题属于社会学、政治学范畴，而不属于精神、道德范畴。
至少从普希金开始，知识分子应如何对待苦难人民就成为思想家和艺术家的头等课题，到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留洛勃夫时代，已形成传统。但在1905年革命失败后，知识分子对“人民”这一符码进行了更加深入的思考。《路标》文集的问世(1909年)是这种思考的成果之一。
《路标》的作者之一布尔加科夫认为，我们心目中的“人民革命”，其实是知识阶层实现自身理想的外部符号：“革命是知识阶层的革命。它的精神领袖属于知识阶层；这类领袖具有知识阶层的世界观习性、趣味和社会风尚。当然，知识分子不会对此予以承认，因为他们是知识分子。他们每个人都遵循着自己的基本信念，他们将这个或那个社会阶层称之为革命唯一的发动者。无可争辩的是，除去所有的环境因素，（其中占据首位的是灾难性的战争），除去各社会阶层、群体现存的极为严峻的生活需求，任何事物也不可能将他们卷入暴动的风潮。我们始终认为：所有的思想体系，先进战士、倡导者、鼓动家和宣传家的精神武器都是知识阶层革命所提供的。他们在精神上设定民众的本能目标，用自己的**去感染民众。总之，他们是革命这一巨大躯体的神经和头脑。在这种意义上，革命是知识阶层的精神产儿，因而革命的历史则是对知识阶层的历史判决。”
梅列日科夫斯基则认为，所谓“英雄的人民”不过是知识分子头脑中的空洞概念，现实革命中的人民越来越响亮的抱怨声“终于变成伟大俄罗斯革命中农民及全民暴动的绝望哀号和怒吼”，是“流氓阶层、流浪者和刁民的面孔。”
时隔83年后的1991年，当苏联的社会发展再次走到关键时刻时，人们又想起了《路标》，莫斯科“真理”出版社将《路标》出版。编辑者在前言中写道：“1909年3 月初，在莫斯科和彼得堡书店的书架上出现了一本很薄的文集《路标》，任何人都未能预见，这本书的命运的变化竟是那么的不平凡……”
1998年，当俄罗斯的巨轮再遇险风浪阻的时刻，在《路标》文集出版90周年之际，在当年的12月，在叶卡捷琳堡召开了全俄性的大型学术会议，并出版了题为《20世纪历史中的俄国知识分子：无法结束的争论——纪念《路标》文集出版90周年》的论文集，共收集论文150 余篇。会议的组织者、俄罗斯当代历史学家马斯拉科夫在该书序言《俄罗斯知识分子：历史和现实》中写道：“对俄国知识分子历史的研究永远是最重要的研究任务，永远在祖国历史学中占据显著位置。
这合乎历史的规律，即俄国知识分子在俄国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的社会中发挥特殊作用，俄国知识分子在历史的大转折和面临道路选择时刻发挥着重大作用。20世纪末21世纪初是一个复杂和充满希望的时期，俄罗斯又一次站在十字路口：面临第三个千年的大门槛，社会将选择什么样的运动方向？国家将变成什么样？等待它的是经济的强大和政治的稳定，还是新的混乱和崩溃？这个问题困扰着俄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他们不仅仅是历史的客体，而且是历史进程的主体。现在与未来的俄罗斯都依赖于的他们的世界观、精神趋向、公民地位和政治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