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研究概述
《走进鲁迅—评论与研究》作者：走进鲁迅—评论与研究 2017-04-13 14:26
1998-1999这20世纪最后的两年中，横亘近一个世纪的鲁迅研究不仅没有减势，反而显示出了更为强劲的发展势态，取得了可观的研究成果，表明这一显学在未来的新世纪里必定会有更为远大的前景。
一、 鲁迅“人学”思想的深入阐释
鲁迅自己到底有什么思想？“从进化论到阶级论”和“三个家”等等，无论具有多么大的价值，都只是别人对鲁迅的评价，而并非鲁迅自己的思想。鲁迅研究的真正使命是挖掘和阐释鲁迅自己的而非外界赋予的独特思想，不能总在前人评价的模式中回旋，也不能总从概念出发往鲁迅身上硬套。新时期以来，鲁迅研究界一直致力于鲁迅自己独特思想的挖掘和阐释。1981年，王得后在《鲁迅研究》第5辑上发表了长篇论文《致力于改造中国人及其社会的伟大思想家》，首次提出鲁迅独特的思想是“立人”，并且对鲁迅的“立人”思想予以了系统、独到的阐释。以后，鲁迅研究的前沿学者实际上都在继续从事着这一工作。而到1997年底召开的“鲁迅‘立人’思想学术讨论会”上，这一工作的宗旨就完全明确化了。
1998年，《鲁迅研究月刊》与《方法》杂志同时自第一期起连载这次会上关于鲁迅“立人”思想的讨论文章，以“立人”为总题，揭开了新一年鲁迅研究的序幕。
钱理群的《绝对不能让步》认为：“鲁迅的基本思想，他的元思想，出发点与归宿”，“就是鲁迅的‘立人’思想”。“立人”“也即人的彻底解放，这是中国现代化的出发点(“人立而后凡事举”)，也是最后的归宿。”“在他看来，国家(民族)的独立、富强、民主，是必须以保障每一个具体个体精神自由为前提的；如果相反，以对个体精神自由的剥夺与压抑来换取国家的独立，统一，富强与民主，那么，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国家(“人国”)
----人依然没有摆脱被奴役的状态(不过是以新的奴役形式代替了旧的奴役形式)，也就是没有从根本上走出原始的‘奴隶时代’。”“尽管鲁迅终生也没有找到使中国人与人类彻底走出‘奴隶时代’之路，但他最后仍然坚持(或者说又回到了世纪初的起点)‘人的个体精神自由’的目标，这本身即是有着重大的意义的。”“在具体的操作层面上，个人利益与民族国家利益是可能发生矛盾的，这需要彼此的协调，以至一定程度的妥协；但在终极价值层面上，在现代化的目标上，‘个体精神自由’是绝对不能让步的。这是‘作人’还是‘为奴’的最后一条线。守不住这条线，就永远走不出‘奴隶时代’，这本是本世纪现代化历史已经证明了的。”
王得后的《立人：革新生存的根本观念》指出：“鲁迅‘立人’的思想，在中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根本不同于孔夫子‘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鲁迅的‘立人’思想，一面在发扬人的心智，做到‘人各有己’；一面在改变中国传统文化规范的，不允许改变的人的生存的根本观念，而建立新的根本观念。”“人的生存，依托于物质条件；人怎样生存，却决定于生存的根本观念。‘立人’成为一种独立的思想，鲁迅是一棵独立的大树，大概就是这样吧？”
高远东的《立“人”于东亚》论述了“立‘人’与东亚社会之间的联系”，认为：“如何消除广泛存在于思想、制度、文化等领域的主从关系，停止奴役关系的再生产？鲁迅在现代东亚的存在是非常耐人寻味的。作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和新文化的代表，鲁迅的意义和价值或许正体现在这里。无论其旨在谋求人类尊严生活和探索精神发展可能性的‘立人’思想，还是对‘精神胜利法’等国民劣根性的批判，以及对觉悟者命运的关注乃至对中国**革命的接近，我们都可以看到他苦心寻觅的身影。”
徐麟的《首在立人》着重论述了鲁迅关于个性自觉的观点，认为：“鲁迅启蒙主义的目的，并不直指向经济和政治操作，而是指向个体人格的现代化，即‘个人’的自觉、自主与自决，也就是说，鲁迅想要解决的，是一个古老民族的现代生存方式和精神基础问题。任何一种文化存在最终的承载基础，都只能是个体人格，而任何一个民族的人文素质，都取决于它的个体成员的人格素质及其量的积累。”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认为鲁迅反对政治民主化的改革，“鲁迅反对的是，以这些具体项目的改革，来排斥或取代启蒙主义的根本任务和战略目标，即再造国民人格。这是中国民族走向现代化的必经之途和现实基础，而历史已不会为中国的犹豫和徘徊留下太多时间。”
为了深化对鲁迅“立人”思想的研究，中国鲁迅研究会于1998年7月15日至18日在辽宁丹东市召开了“鲁迅的‘人学’思想”学术研讨会。中国鲁迅研究会常务副会长陈漱渝在开幕词中说：“希腊神话中的阿波罗神早向人类下过一道神谕：‘认识你自己！’这个神话对于人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因为人是宇宙最伟大的生命，对人的哲学理解是古今中外哲学家的一个永恒主题。如果我们对人类本身都缺乏正确认识，就不可能真正认识和彻底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一切迫切问题。令人遗憾的是，迄今为止，人对自身的认识仍然是一个众说纷纭、歧义迭出、争议不止的问题。无怪乎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尖锐指出：‘人类的各种知识中最有用而又最不完备的，就是关于‘人’的知识’。(《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所谓‘人论’，就是人把自身作为对象来自觉思考的一门学问，是人类精神觉醒的显示。它是文化理论的中心部分，也是人类思想史、认识史上的重要部分。作为一个为祖国、为民族殉道的‘人之子’，作为一位自觉探讨人的问题的思想家，鲁迅全部文化活动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对人的主体性给予从始至终的关注。”“真正实现鲁迅‘立人’的目标和建立‘人国’的理想并不是遥不可及，而是一个历史进步和人的解放的实现过程，研究鲁迅的人学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不言而喻、不可低估的现实意义。”
中国鲁迅研究会副会长、法人代表袁良骏在闭幕词中说：“这次学术研讨会，是鲁迅研究一次新开拓。新的视角，新的话题，新的论断，构成了这次学术研讨会的主流。当然，鲁迅的‘人学’思想，并不是一个新课题。”“而在改革开放之后，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在拜金主义的污染下，不仅旧的国民劣根性死灰复燃，而且新的国民劣根性纷至沓来。凡此种种都不能不令我们痛心疾首！这也正是我们不能不百倍珍视鲁迅‘人学’思想的原因，不能不深入研究鲁迅‘人学’思想的原因。”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张梦阳作了题为《<阿Q正传>·“鲁迅人学”·阶级论》的长篇发言(后来刊载在《鲁迅研究月刊》1998年第10期上)，他认为：“《阿Q正传》是‘鲁迅人学’的艺术结晶，绝非阶级论的产物。”是“鲁迅这样的伟大作家，从哲学人类学、亦即人学的高度，在人类的整个历史发展范畴内，对人类的根本性的生存境遇和精神状况进行全方位、深层次的天才观照和哲理反思，从而创造出的由不朽形象所构成的艺术精品。”“《阿Q正传》对阶级和阶级矛盾的真实反映，与狭隘的阶级论观点、特别是后来被推向极端的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理论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其一是鲁迅虽然对阿Q这样的被侮辱被损害的农民和浮浪农工寄予了同情，却并没有站到他们的立场上去，以他们的是非为是非，以他们的好恶为好恶，而是从一种超越阶级的人学立场出发，对阿Q们的是非观、好恶观以至整个精神世界进行了更为严厉的冷静批判。”“其二是鲁迅在人类的整个历史发展范畴内对未庄的出路和阿Q的命运作了宏观反映，并非把视野局限在农民革命的短期进程中。”《阿Q正传》所体现的“鲁迅人学”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人的个体精神自由是群体觉悟的前提；(二)阿Q是“末人”的形象，从反面给人们提供了一面明镜；(三)深入到人的精神机制中去，概括出精神胜利法这一人类的普通弱点，为人类认识自己做出独特的贡献。而鲁迅“从人类黑暗和苦难面切入的特殊思维方式和对被压迫者悲惨命运的深切同情，又使他的思想和作品具有宗教式的哲学深度和为受难者而牺牲的高尚的人格魅力。这一切与‘尊个性而张精神’、注重个体精神自由的启蒙逻辑结合在一起，使得‘鲁迅人学’和鲁迅的主要作品《阿Q正传》、《狂人日记》、《孤独者》、《野草》以及诸多‘人史’杂文等等，具有了永远不会消失的现代意义。”
鲁迅人学思想的研究，也激发了中青年鲁迅研究学者的浓厚兴趣，投入了巨大的精力，作出了可喜的成绩。1999年，《鲁迅研究月刊》从第3期到第5期以显著篇幅刊载了李新宇的长篇论文《鲁迅人学思想论纲》。该文认为：“作为中国现代启蒙主义思想家和文学家，作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话语的奠基者和现代文化的立法者，鲁迅对中国现代化历史最伟大的贡献是他的人学思想。因此，不准确地把握鲁迅的人学思想体系，就不能正确地理解鲁迅。”于是从鲁迅人学思想的文化生成、鲁迅人学思想的内部构成、鲁迅人学思想的历史境遇三个方面系统、全面、深刻、独到地论述了鲁迅的人学思想，最后指出：“只要人的解放的进程没有完成，在中国，鲁迅的人学思想就永远闪闪发光，只要不相信人已经死了或者不希望这一宣告成为事实，就不会忽视鲁迅留给我们的这笔最为珍贵的遗产。”
二、 鲁迅人学思想的哲学阐释
逼近20世纪末的1999年7月，鲁迅研究又取得了一项异常重要的成果，这就是王乾坤著的《鲁迅的生命哲学》(以下简称《生命》)。该书实质上是沿着鲁迅人学思想研究的线索继续深化和升华的结晶，是鲁迅人学思想的哲学阐释，是鲁迅研究学术史发展链条上的重要的最新的一环。
学术是一环扣一环地不断发展的。王乾坤没有否定前人的作用，他坦然承认自己与汪晖是相衔接的：“用‘中间物’三个字作为借代，用以‘标示……鲁迅个人的客观的历史地位’和‘深刻的自我意识’，用以概括鲁迅的‘一种把握世界的具体感受世界观’，是汪晖对鲁迅研究的贡献。”但是，汪晖“没有明确地把‘中间物’作为鲁迅世界的原点来肯认，来规定，因而也没有将这个命题辐射到该达到的角落和领域。”这样，王乾坤既肯定“‘中间物’概念的提出，是中国鲁迅研究思路的一个转变”，又没有止步不前、就地踏步，做起重复前人模式的学术游戏，而是针对既往鲁迅研究忽视元性质或元基础问题的理论缺陷，紧紧抓住“中间物”这个鲁迅思想的原点(元点)，把汪晖的“历史中间物”概念处理成“存在论中间物”或“生存中间物”，追根求源，盘根诘底，以一种新的视野、新的话语方式和新的学术规则推动学术的发展。
他以“中间物”为鲁迅的生命轴心，以“有限”为理论切入点，打开了鲁迅的各个思想扇面，“还原”了鲁迅与古今中外精神文化的内在源渊关系：儒家以“中庸”、“圆满”为“无限之至境”和人格的“终极价值”，而鲁迅对儒家哲学的批判正是由这一点出发的，他不相信而且讨厌“圆满”的“范本”，因为“中间物”正是对“圆满”、“中庸”的反拨，他宁可“化为泼皮”，也不以“圣贤”、“善人”自塑。这从生命哲学上说，就是突现人的有限性以打破无限性、普遍性的统治。但是，又正是一个“泼皮”韧性地趋向无限，也就同时在趋向“中”，趋向“圣”。所以，鲁迅既消解了儒家的“中庸”，又汲取了其“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中国“固有之血脉”，成为批判与继承的成功先例。以尼采为代表的新神思宗与鲁迅的精神联系，一直是难解之谜，而“中间物”这一理论原点又显现了破解的“发窍处”：鲁迅和尼采“都从现世的有限性方面来把握人，因而把人看作现实的、中间状态的(变易的)、个性化的生命，从而对人的共性、普遍本质有一种本能的抗拒。”“他们最大的相通首先是都不留情地、终生不怠地消解终极实体”。因而，“立足大地，以轶众的意志正视和反抗绝望，这应该是鲁迅与尼采共同的悲剧人生选择。”鲁迅一生与佛保持着不解之缘，其中原由始终没有搞清，还是“中间物”这一理论原点散发出“一点灵明”：“鲁迅一一地扑灭形而上学的终极实体，认为万事无常，一切都是中间物，不承认有一种与当下对等着的独立本体和永恒的存在，从而把无限收回当下、有限，这与上述佛学的缘起存在观及中观智慧在哲学上是相通的。”的确，如果鲁迅“没有研佛的功夫，就不可能有第二视力，见人所不见，因而也就不可能有存在论上的‘绝望’和‘反抗绝望’，就没有《呐喊》、《彷徨》，更不可能有《野草》。”
《生命》把“中间物”的理论原点贯彻得那样彻底，以至摒弃了一切隐匿之所。这从对《过客》的透辟分析中清晰可见：“过客”所说的“前面的声音”“源于何处？发自谁的喉舌？天？神？领袖？前驱？民族或某种集团？人民？自我？……？简括地说，是来自于‘他’，还是来自于‘我’？或者说，这神圣的审判律令属于‘他律’，还是属于‘自律’？”这的确是鲁迅研究中一个极有研究价值的问题。经过极为严密的逻辑推论，终于得出了“声发自心，朕归于我”的结论。不仅把天才的鲁迅与以为声来自天的Talent的周扬严格区别开来，而且使《生命》本身也透发出天才的灵气。而最叫绝的还是对结尾的评析：“《过客》没有告诉我们前面是什么，而只告诉了‘还是走好’----只是把这种自由自律的生存动姿写了出来，这是极其深刻的画龙点睛。不少人认为这个结尾太灰色。这才真是‘未闻大道’。如果结尾如读者所愿出现一个光明的尾巴，过客也便不成其为过客，而《过客》也就不是一篇生命哲学，而充其量只是一篇优秀的社会性习作了。”“未闻大道”，是对历来诸多忽视元性质或元基础问题、没有“中间物”意识的鲁迅研究者(包括笔者自己)的恰当评语：不仅自己平庸，还要以缺乏理论凭借的空疏研究和泛泛之论让研究对象----鲁迅也一起落于平庸。《过客》结尾所显现的“无”的境界，正是生命的本真，反映了鲁迅生命哲学的真谛----“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只能把人的安慰之源从任何对象性希望中收回到“此在”，收回到自身，走就是了，“把一切外在于己的虚妄寄托或希望一一撕开，剩下的只有中间物状态的我和黑沉沉的大地。”这与《红楼梦》的结尾一样与佛教的“熄灭”观相通。曹雪芹正是把握到这种“宇宙人生本来性质”，世上遂有中国真正意义上的悲剧----《红楼梦》。鲁迅和王国维也正是在这个思路上高度肯定了《红楼梦》的价值。因为其悲剧不是一种例外的社会性不幸，也不是主角个人特有的罪，而是原罪。所以，《生命》不同意“‘反抗绝望’便是克服悲观主义”的说法，指出：“‘克服’了绝望，也就是没有了鲁迅的生命哲学。这是因为，绝望是他消解了种种终极希望的思想成果，而‘克服’即意味着向终极实体的回归，向逃难所的躲避。”像鲁迅那样敢于绝望并且“绝望地抗战”，在中国历史上罕有其匹，“空前的勇敢”的哲学注脚应该由此去寻。
《生命》毫不妥协的逻辑推论引来的是哲学玄思的清明，拨清了鲁迅研究历来所存在的诸多概念和逻辑上的混乱：
个性主义往往与“利己主义”混为一谈，《生命》则明晰地指出二者迥异：鲁迅是“把倡言‘朕归于我’与呼唤‘群之大觉’，与解民于倒悬的道义、牺牲精神相提并论”的。“逻辑推论应该是这样的，‘以己为终极’并不排斥别人，因为人各有己，都有各各的‘终极’，所以每个人都有其不可侵犯的价值与尊严，因而其个人性都要受到尊重。只有明确了‘人各有己’的人，才有可能把他人当一个人看待。”才能“想到他人的自己”，才能出于个性的自觉，以“流血的爱之心”付出牺牲，做到“我以我血荐轩辕”，“俯首甘为孺子牛”。而离开了个人的独立与自由的集体，则只可能是奴隶群体。
这样，也就分清了鲁迅与尼采的相异处：尼采充满了贵族气息，主张剥夺那些“失败的人”继续生存的权利，难怪纳粹向他伸出了求援精神力量的手！鲁迅却是因为爱，因为“对世界的一种感同身受的悲悯，激发了绝望抗战、舍身饲虎之大勇。”所以人民热爱他。
这样，也就自然道明了所谓“救亡压倒启蒙”说的谬误：“在鲁迅的上辈和同代人中，宗本个性自由者不乏其人。但是，一个共同的现象是他们后来几乎都放弃了，或以各种各样的集团主义话语取代之，或以传统的逍遥偷换之。对这种先恭后倨、先扬后抑现象，论者多以救亡压倒启蒙解释之。但是，救亡何以能压倒个性启蒙？当然有耳熟能详的那些原因：一个民族处于生存危机中，其它的矛盾退居其次。但是，如果启蒙学者所奉行的自由指的是一种现代个性的独立，那么，在价值观上，它与救亡不仅不冲突，而且是其价值基石。”因为真正的现代意义上的民族解放是以人的解放和个性的自由、独立为基础的。“压倒”说正出于概念和逻辑上的混乱。
《生命》提醒我们说：“你反对‘极左’所用的参照，与‘极左’共着一个背景，同一条根。”而该书最可贵之处正在这里：不仅指出了鲁迅研究中长期存在的一些迷误性的观点，而且深掘出了这些观点在认知逻辑、思维方式上的根源，挖出了我们与“极左”的“同一条根”：“几千年传统思维定势的同化力”所造成的简单化的混乱概念与荒唐逻辑。所以该书主张“最好不用‘左倾’、‘右倾’之类的术语”，并反复强调：“鲁迅不是政治活动家，也不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一、 鲁迅“人学”思想的深入阐释
鲁迅自己到底有什么思想？“从进化论到阶级论”和“三个家”等等，无论具有多么大的价值，都只是别人对鲁迅的评价，而并非鲁迅自己的思想。鲁迅研究的真正使命是挖掘和阐释鲁迅自己的而非外界赋予的独特思想，不能总在前人评价的模式中回旋，也不能总从概念出发往鲁迅身上硬套。新时期以来，鲁迅研究界一直致力于鲁迅自己独特思想的挖掘和阐释。1981年，王得后在《鲁迅研究》第5辑上发表了长篇论文《致力于改造中国人及其社会的伟大思想家》，首次提出鲁迅独特的思想是“立人”，并且对鲁迅的“立人”思想予以了系统、独到的阐释。以后，鲁迅研究的前沿学者实际上都在继续从事着这一工作。而到1997年底召开的“鲁迅‘立人’思想学术讨论会”上，这一工作的宗旨就完全明确化了。
1998年，《鲁迅研究月刊》与《方法》杂志同时自第一期起连载这次会上关于鲁迅“立人”思想的讨论文章，以“立人”为总题，揭开了新一年鲁迅研究的序幕。
钱理群的《绝对不能让步》认为：“鲁迅的基本思想，他的元思想，出发点与归宿”，“就是鲁迅的‘立人’思想”。“立人”“也即人的彻底解放，这是中国现代化的出发点(“人立而后凡事举”)，也是最后的归宿。”“在他看来，国家(民族)的独立、富强、民主，是必须以保障每一个具体个体精神自由为前提的；如果相反，以对个体精神自由的剥夺与压抑来换取国家的独立，统一，富强与民主，那么，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国家(“人国”)
----人依然没有摆脱被奴役的状态(不过是以新的奴役形式代替了旧的奴役形式)，也就是没有从根本上走出原始的‘奴隶时代’。”“尽管鲁迅终生也没有找到使中国人与人类彻底走出‘奴隶时代’之路，但他最后仍然坚持(或者说又回到了世纪初的起点)‘人的个体精神自由’的目标，这本身即是有着重大的意义的。”“在具体的操作层面上，个人利益与民族国家利益是可能发生矛盾的，这需要彼此的协调，以至一定程度的妥协；但在终极价值层面上，在现代化的目标上，‘个体精神自由’是绝对不能让步的。这是‘作人’还是‘为奴’的最后一条线。守不住这条线，就永远走不出‘奴隶时代’，这本是本世纪现代化历史已经证明了的。”
王得后的《立人：革新生存的根本观念》指出：“鲁迅‘立人’的思想，在中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根本不同于孔夫子‘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鲁迅的‘立人’思想，一面在发扬人的心智，做到‘人各有己’；一面在改变中国传统文化规范的，不允许改变的人的生存的根本观念，而建立新的根本观念。”“人的生存，依托于物质条件；人怎样生存，却决定于生存的根本观念。‘立人’成为一种独立的思想，鲁迅是一棵独立的大树，大概就是这样吧？”
高远东的《立“人”于东亚》论述了“立‘人’与东亚社会之间的联系”，认为：“如何消除广泛存在于思想、制度、文化等领域的主从关系，停止奴役关系的再生产？鲁迅在现代东亚的存在是非常耐人寻味的。作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和新文化的代表，鲁迅的意义和价值或许正体现在这里。无论其旨在谋求人类尊严生活和探索精神发展可能性的‘立人’思想，还是对‘精神胜利法’等国民劣根性的批判，以及对觉悟者命运的关注乃至对中国**革命的接近，我们都可以看到他苦心寻觅的身影。”
徐麟的《首在立人》着重论述了鲁迅关于个性自觉的观点，认为：“鲁迅启蒙主义的目的，并不直指向经济和政治操作，而是指向个体人格的现代化，即‘个人’的自觉、自主与自决，也就是说，鲁迅想要解决的，是一个古老民族的现代生存方式和精神基础问题。任何一种文化存在最终的承载基础，都只能是个体人格，而任何一个民族的人文素质，都取决于它的个体成员的人格素质及其量的积累。”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认为鲁迅反对政治民主化的改革，“鲁迅反对的是，以这些具体项目的改革，来排斥或取代启蒙主义的根本任务和战略目标，即再造国民人格。这是中国民族走向现代化的必经之途和现实基础，而历史已不会为中国的犹豫和徘徊留下太多时间。”
为了深化对鲁迅“立人”思想的研究，中国鲁迅研究会于1998年7月15日至18日在辽宁丹东市召开了“鲁迅的‘人学’思想”学术研讨会。中国鲁迅研究会常务副会长陈漱渝在开幕词中说：“希腊神话中的阿波罗神早向人类下过一道神谕：‘认识你自己！’这个神话对于人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因为人是宇宙最伟大的生命，对人的哲学理解是古今中外哲学家的一个永恒主题。如果我们对人类本身都缺乏正确认识，就不可能真正认识和彻底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一切迫切问题。令人遗憾的是，迄今为止，人对自身的认识仍然是一个众说纷纭、歧义迭出、争议不止的问题。无怪乎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尖锐指出：‘人类的各种知识中最有用而又最不完备的，就是关于‘人’的知识’。(《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所谓‘人论’，就是人把自身作为对象来自觉思考的一门学问，是人类精神觉醒的显示。它是文化理论的中心部分，也是人类思想史、认识史上的重要部分。作为一个为祖国、为民族殉道的‘人之子’，作为一位自觉探讨人的问题的思想家，鲁迅全部文化活动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对人的主体性给予从始至终的关注。”“真正实现鲁迅‘立人’的目标和建立‘人国’的理想并不是遥不可及，而是一个历史进步和人的解放的实现过程，研究鲁迅的人学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不言而喻、不可低估的现实意义。”
中国鲁迅研究会副会长、法人代表袁良骏在闭幕词中说：“这次学术研讨会，是鲁迅研究一次新开拓。新的视角，新的话题，新的论断，构成了这次学术研讨会的主流。当然，鲁迅的‘人学’思想，并不是一个新课题。”“而在改革开放之后，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在拜金主义的污染下，不仅旧的国民劣根性死灰复燃，而且新的国民劣根性纷至沓来。凡此种种都不能不令我们痛心疾首！这也正是我们不能不百倍珍视鲁迅‘人学’思想的原因，不能不深入研究鲁迅‘人学’思想的原因。”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张梦阳作了题为《<阿Q正传>·“鲁迅人学”·阶级论》的长篇发言(后来刊载在《鲁迅研究月刊》1998年第10期上)，他认为：“《阿Q正传》是‘鲁迅人学’的艺术结晶，绝非阶级论的产物。”是“鲁迅这样的伟大作家，从哲学人类学、亦即人学的高度，在人类的整个历史发展范畴内，对人类的根本性的生存境遇和精神状况进行全方位、深层次的天才观照和哲理反思，从而创造出的由不朽形象所构成的艺术精品。”“《阿Q正传》对阶级和阶级矛盾的真实反映，与狭隘的阶级论观点、特别是后来被推向极端的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理论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其一是鲁迅虽然对阿Q这样的被侮辱被损害的农民和浮浪农工寄予了同情，却并没有站到他们的立场上去，以他们的是非为是非，以他们的好恶为好恶，而是从一种超越阶级的人学立场出发，对阿Q们的是非观、好恶观以至整个精神世界进行了更为严厉的冷静批判。”“其二是鲁迅在人类的整个历史发展范畴内对未庄的出路和阿Q的命运作了宏观反映，并非把视野局限在农民革命的短期进程中。”《阿Q正传》所体现的“鲁迅人学”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人的个体精神自由是群体觉悟的前提；(二)阿Q是“末人”的形象，从反面给人们提供了一面明镜；(三)深入到人的精神机制中去，概括出精神胜利法这一人类的普通弱点，为人类认识自己做出独特的贡献。而鲁迅“从人类黑暗和苦难面切入的特殊思维方式和对被压迫者悲惨命运的深切同情，又使他的思想和作品具有宗教式的哲学深度和为受难者而牺牲的高尚的人格魅力。这一切与‘尊个性而张精神’、注重个体精神自由的启蒙逻辑结合在一起，使得‘鲁迅人学’和鲁迅的主要作品《阿Q正传》、《狂人日记》、《孤独者》、《野草》以及诸多‘人史’杂文等等，具有了永远不会消失的现代意义。”
鲁迅人学思想的研究，也激发了中青年鲁迅研究学者的浓厚兴趣，投入了巨大的精力，作出了可喜的成绩。1999年，《鲁迅研究月刊》从第3期到第5期以显著篇幅刊载了李新宇的长篇论文《鲁迅人学思想论纲》。该文认为：“作为中国现代启蒙主义思想家和文学家，作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话语的奠基者和现代文化的立法者，鲁迅对中国现代化历史最伟大的贡献是他的人学思想。因此，不准确地把握鲁迅的人学思想体系，就不能正确地理解鲁迅。”于是从鲁迅人学思想的文化生成、鲁迅人学思想的内部构成、鲁迅人学思想的历史境遇三个方面系统、全面、深刻、独到地论述了鲁迅的人学思想，最后指出：“只要人的解放的进程没有完成，在中国，鲁迅的人学思想就永远闪闪发光，只要不相信人已经死了或者不希望这一宣告成为事实，就不会忽视鲁迅留给我们的这笔最为珍贵的遗产。”
二、 鲁迅人学思想的哲学阐释
逼近20世纪末的1999年7月，鲁迅研究又取得了一项异常重要的成果，这就是王乾坤著的《鲁迅的生命哲学》(以下简称《生命》)。该书实质上是沿着鲁迅人学思想研究的线索继续深化和升华的结晶，是鲁迅人学思想的哲学阐释，是鲁迅研究学术史发展链条上的重要的最新的一环。
学术是一环扣一环地不断发展的。王乾坤没有否定前人的作用，他坦然承认自己与汪晖是相衔接的：“用‘中间物’三个字作为借代，用以‘标示……鲁迅个人的客观的历史地位’和‘深刻的自我意识’，用以概括鲁迅的‘一种把握世界的具体感受世界观’，是汪晖对鲁迅研究的贡献。”但是，汪晖“没有明确地把‘中间物’作为鲁迅世界的原点来肯认，来规定，因而也没有将这个命题辐射到该达到的角落和领域。”这样，王乾坤既肯定“‘中间物’概念的提出，是中国鲁迅研究思路的一个转变”，又没有止步不前、就地踏步，做起重复前人模式的学术游戏，而是针对既往鲁迅研究忽视元性质或元基础问题的理论缺陷，紧紧抓住“中间物”这个鲁迅思想的原点(元点)，把汪晖的“历史中间物”概念处理成“存在论中间物”或“生存中间物”，追根求源，盘根诘底，以一种新的视野、新的话语方式和新的学术规则推动学术的发展。
他以“中间物”为鲁迅的生命轴心，以“有限”为理论切入点，打开了鲁迅的各个思想扇面，“还原”了鲁迅与古今中外精神文化的内在源渊关系：儒家以“中庸”、“圆满”为“无限之至境”和人格的“终极价值”，而鲁迅对儒家哲学的批判正是由这一点出发的，他不相信而且讨厌“圆满”的“范本”，因为“中间物”正是对“圆满”、“中庸”的反拨，他宁可“化为泼皮”，也不以“圣贤”、“善人”自塑。这从生命哲学上说，就是突现人的有限性以打破无限性、普遍性的统治。但是，又正是一个“泼皮”韧性地趋向无限，也就同时在趋向“中”，趋向“圣”。所以，鲁迅既消解了儒家的“中庸”，又汲取了其“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中国“固有之血脉”，成为批判与继承的成功先例。以尼采为代表的新神思宗与鲁迅的精神联系，一直是难解之谜，而“中间物”这一理论原点又显现了破解的“发窍处”：鲁迅和尼采“都从现世的有限性方面来把握人，因而把人看作现实的、中间状态的(变易的)、个性化的生命，从而对人的共性、普遍本质有一种本能的抗拒。”“他们最大的相通首先是都不留情地、终生不怠地消解终极实体”。因而，“立足大地，以轶众的意志正视和反抗绝望，这应该是鲁迅与尼采共同的悲剧人生选择。”鲁迅一生与佛保持着不解之缘，其中原由始终没有搞清，还是“中间物”这一理论原点散发出“一点灵明”：“鲁迅一一地扑灭形而上学的终极实体，认为万事无常，一切都是中间物，不承认有一种与当下对等着的独立本体和永恒的存在，从而把无限收回当下、有限，这与上述佛学的缘起存在观及中观智慧在哲学上是相通的。”的确，如果鲁迅“没有研佛的功夫，就不可能有第二视力，见人所不见，因而也就不可能有存在论上的‘绝望’和‘反抗绝望’，就没有《呐喊》、《彷徨》，更不可能有《野草》。”
《生命》把“中间物”的理论原点贯彻得那样彻底，以至摒弃了一切隐匿之所。这从对《过客》的透辟分析中清晰可见：“过客”所说的“前面的声音”“源于何处？发自谁的喉舌？天？神？领袖？前驱？民族或某种集团？人民？自我？……？简括地说，是来自于‘他’，还是来自于‘我’？或者说，这神圣的审判律令属于‘他律’，还是属于‘自律’？”这的确是鲁迅研究中一个极有研究价值的问题。经过极为严密的逻辑推论，终于得出了“声发自心，朕归于我”的结论。不仅把天才的鲁迅与以为声来自天的Talent的周扬严格区别开来，而且使《生命》本身也透发出天才的灵气。而最叫绝的还是对结尾的评析：“《过客》没有告诉我们前面是什么，而只告诉了‘还是走好’----只是把这种自由自律的生存动姿写了出来，这是极其深刻的画龙点睛。不少人认为这个结尾太灰色。这才真是‘未闻大道’。如果结尾如读者所愿出现一个光明的尾巴，过客也便不成其为过客，而《过客》也就不是一篇生命哲学，而充其量只是一篇优秀的社会性习作了。”“未闻大道”，是对历来诸多忽视元性质或元基础问题、没有“中间物”意识的鲁迅研究者(包括笔者自己)的恰当评语：不仅自己平庸，还要以缺乏理论凭借的空疏研究和泛泛之论让研究对象----鲁迅也一起落于平庸。《过客》结尾所显现的“无”的境界，正是生命的本真，反映了鲁迅生命哲学的真谛----“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只能把人的安慰之源从任何对象性希望中收回到“此在”，收回到自身，走就是了，“把一切外在于己的虚妄寄托或希望一一撕开，剩下的只有中间物状态的我和黑沉沉的大地。”这与《红楼梦》的结尾一样与佛教的“熄灭”观相通。曹雪芹正是把握到这种“宇宙人生本来性质”，世上遂有中国真正意义上的悲剧----《红楼梦》。鲁迅和王国维也正是在这个思路上高度肯定了《红楼梦》的价值。因为其悲剧不是一种例外的社会性不幸，也不是主角个人特有的罪，而是原罪。所以，《生命》不同意“‘反抗绝望’便是克服悲观主义”的说法，指出：“‘克服’了绝望，也就是没有了鲁迅的生命哲学。这是因为，绝望是他消解了种种终极希望的思想成果，而‘克服’即意味着向终极实体的回归，向逃难所的躲避。”像鲁迅那样敢于绝望并且“绝望地抗战”，在中国历史上罕有其匹，“空前的勇敢”的哲学注脚应该由此去寻。
《生命》毫不妥协的逻辑推论引来的是哲学玄思的清明，拨清了鲁迅研究历来所存在的诸多概念和逻辑上的混乱：
个性主义往往与“利己主义”混为一谈，《生命》则明晰地指出二者迥异：鲁迅是“把倡言‘朕归于我’与呼唤‘群之大觉’，与解民于倒悬的道义、牺牲精神相提并论”的。“逻辑推论应该是这样的，‘以己为终极’并不排斥别人，因为人各有己，都有各各的‘终极’，所以每个人都有其不可侵犯的价值与尊严，因而其个人性都要受到尊重。只有明确了‘人各有己’的人，才有可能把他人当一个人看待。”才能“想到他人的自己”，才能出于个性的自觉，以“流血的爱之心”付出牺牲，做到“我以我血荐轩辕”，“俯首甘为孺子牛”。而离开了个人的独立与自由的集体，则只可能是奴隶群体。
这样，也就分清了鲁迅与尼采的相异处：尼采充满了贵族气息，主张剥夺那些“失败的人”继续生存的权利，难怪纳粹向他伸出了求援精神力量的手！鲁迅却是因为爱，因为“对世界的一种感同身受的悲悯，激发了绝望抗战、舍身饲虎之大勇。”所以人民热爱他。
这样，也就自然道明了所谓“救亡压倒启蒙”说的谬误：“在鲁迅的上辈和同代人中，宗本个性自由者不乏其人。但是，一个共同的现象是他们后来几乎都放弃了，或以各种各样的集团主义话语取代之，或以传统的逍遥偷换之。对这种先恭后倨、先扬后抑现象，论者多以救亡压倒启蒙解释之。但是，救亡何以能压倒个性启蒙？当然有耳熟能详的那些原因：一个民族处于生存危机中，其它的矛盾退居其次。但是，如果启蒙学者所奉行的自由指的是一种现代个性的独立，那么，在价值观上，它与救亡不仅不冲突，而且是其价值基石。”因为真正的现代意义上的民族解放是以人的解放和个性的自由、独立为基础的。“压倒”说正出于概念和逻辑上的混乱。
《生命》提醒我们说：“你反对‘极左’所用的参照，与‘极左’共着一个背景，同一条根。”而该书最可贵之处正在这里：不仅指出了鲁迅研究中长期存在的一些迷误性的观点，而且深掘出了这些观点在认知逻辑、思维方式上的根源，挖出了我们与“极左”的“同一条根”：“几千年传统思维定势的同化力”所造成的简单化的混乱概念与荒唐逻辑。所以该书主张“最好不用‘左倾’、‘右倾’之类的术语”，并反复强调：“鲁迅不是政治活动家，也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