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
《走进鲁迅—评论与研究》作者：走进鲁迅—评论与研究 2017-04-13 14:26
槟郎
槟榔园文学书院 [libins]
鲁迅一生参加过四个有影响的带有政治性质的社会团体。年轻时，在日本留学，鲁迅参加过光复会，在三十年代，又接连参加过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鲁迅的战斗性既体现在他的文章中，也充分显示在他的实际社会活动中。
这四个社会政治团体中，自由运动大同盟和左联是属于**势力的，另两个团体则是国民党势力的，国民政府的高级官员，国民党的元老蔡元培是这两个团体的负责人。光复会是清末以推翻满清王朝，建立民国为宗旨；三十年过后的民权保障同盟则是国民党势力内部的民主左派和无党派激进知识分子的联盟，是同国民党政权展开特殊的斗争，在中华民国宪政体制内继续推进社会进步，保障人民权利的团体。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立于1932年12月17日，在1933年6月杨杏佛被国民党特务刺杀后无形中自行解体，实际上只存在了半年多的时间，但它的事迹可以大书特书的，是中国民主运动史上的一个大事件。尤其是鲁迅在这个团体中的活动和表现是民族伟人鲁迅一生战斗业绩的重要组成部分。
1932年12月17日，宋庆龄，蔡元培，杨铨等人在上海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便发表宣言，将该组织定性为“不是一个政党”的社会民间政治团体。该团体的任务主要是三点：争取释放国内政治犯；予政治犯以法律的辩护及其援助；协助关于争取公民权利，如出版，言论，集会和结社自由的斗争。该团体规定，它的最高领导机关是全国委员会，由执行委员会主持工作，全国委员会由各地分会组成。12月30日，该团体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临时执行委员会已成立，主席宋庆龄，副主席蔡元培，总干事杨铨，宣传主任林语堂。蔡元培没有忘掉曾追随自己参加过光复会的老乡鲁迅，在新的时代使命面前，他需要鲁迅这样的老战士。1933年1月4日，鲁迅接到蔡元培来函邀请。鲁迅跟清末的国民党和掌权以后的国民党打了三十多年交道，对所谓的中华民国政府的**性质非常了解，他在给台静农的信中便认为国民政府不会允许国内出现反对派的，“民权保障会大概是不会长寿的”，但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只要做，多少会有一点效果的，他还是答应了。除鲁迅外，周建人，许寿裳，胡适，胡愈之等都曾经是这个团体的成员。
1月11日，鲁迅正式加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会员号是第20号，会员证号是第3号，实际上鲁迅早在这一天之前便参加了这个团体的活动。1月17日，鲁迅参加了同盟上海分会的成立会，宋庆龄，蔡元培，杨铨，林语堂，伊罗生，鲁迅等九人被选为上海分会的执行委员。后来实际上除上海分会外，只短暂存在了一个北平分会，全国代表大会一直没有召开过，总会的临时执委会人员与上海分会的负责人不少是重复的，几乎是两个牌子一套班子，经常在一起活动。鲁迅虽是分会的执行委员，实际上参加了总会的工作。
鲁迅经常参加同盟的活动，每次都按时到会，他的日记上有不少这样的记载，如1月6号他还不是正式成员，日记就记载了“下午往商务印书馆邀三弟同至中央研究院人权保障同盟干事会”。宋庆龄在《追忆鲁迅先生》一文中就赞扬鲁迅，“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每次开会时，鲁迅和蔡元培二位都按时到会，鲁迅，蔡元培和我们一起热烈讨论如何反对白色恐怖，以及如何营救被关押的政治犯和被捕的革命学生们，并为他们提供法律的辩护及其他援助。”
开会时常常由总干事杨铨做报告，谈到有些什么案子，抓了什么人？介绍这些案子的情况以及营救的办法。鲁迅就和大家一起热烈讨论：如何反对白色恐怖，如何营救被关押的政治犯和青年学生，并为他们提供法律的辩护和其他援助。每次开会都有外国记者参加。结果是向国民党抗议，发表宣言。会议的消息和宣言，有时不能在国内发表，就靠史沫莱特，伊罗生，等外国记者，用电报发到国外，或刊登在美国人办的英文报刊《中国论坛》上，这对国际舆论产生很大影响。肖伯纳，爱因斯坦，罗曼·罗兰等著名人物，据此发表宣言，打电报向国民党抗议，使它在国际社会中声名狼藉。这样的工作方式的确不带有“政党”，倒象是一个新闻俱乐部和律师事务所。在“国民革命”虽尚未成功，但已经“告别革命”的社会高级知识分子看来，是表达社会人文关怀的很好方式。
由于反动当局的迫害，同盟的存在只有六，七个月，但在接待肖伯纳来华访问，声援牛兰夫妇，设法营救被捕的廖承志，罗登贤，陈赓等**人，以及营救作家丁玲，潘梓年，抗议德国法西斯暴行，与胡适展开关于民主运动的法理争论，为杨杏佛举行送殓仪式等活动中，还是发挥了重大的社会影响和作用。鲁迅在这些活动中，既能文，又能行，表现了一个精神界战士的高贵品质。
牛兰，原籍波兰，原名保罗·鲁挨格，是“泛太平洋产业联盟”上海办事处秘书，也是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工作人员。1931年6月17日，牛兰夫妇同在上海被国民政府拘捕，送到南京监禁，第二年7月1日，以“危害民国罪”受审。牛兰夫妇不服判决，进行绝食斗争。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曾组织“牛兰夫妇营救委员会”营救。但国民党政府置之不理，两人直到1937年日本侵略军占领南京前夕才出狱。
1933年，德国狂人希特勒当权，建立法西斯政府，中国的国民党也开始学习德国，国民政权一段时间逐渐法西斯化。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站在世界反法西斯的战线上，很早就同希特勒进行了斗争，这是中国知识界值得自豪的。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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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一生参加过四个有影响的带有政治性质的社会团体。年轻时，在日本留学，鲁迅参加过光复会，在三十年代，又接连参加过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鲁迅的战斗性既体现在他的文章中，也充分显示在他的实际社会活动中。
这四个社会政治团体中，自由运动大同盟和左联是属于**势力的，另两个团体则是国民党势力的，国民政府的高级官员，国民党的元老蔡元培是这两个团体的负责人。光复会是清末以推翻满清王朝，建立民国为宗旨；三十年过后的民权保障同盟则是国民党势力内部的民主左派和无党派激进知识分子的联盟，是同国民党政权展开特殊的斗争，在中华民国宪政体制内继续推进社会进步，保障人民权利的团体。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立于1932年12月17日，在1933年6月杨杏佛被国民党特务刺杀后无形中自行解体，实际上只存在了半年多的时间，但它的事迹可以大书特书的，是中国民主运动史上的一个大事件。尤其是鲁迅在这个团体中的活动和表现是民族伟人鲁迅一生战斗业绩的重要组成部分。
1932年12月17日，宋庆龄，蔡元培，杨铨等人在上海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便发表宣言，将该组织定性为“不是一个政党”的社会民间政治团体。该团体的任务主要是三点：争取释放国内政治犯；予政治犯以法律的辩护及其援助；协助关于争取公民权利，如出版，言论，集会和结社自由的斗争。该团体规定，它的最高领导机关是全国委员会，由执行委员会主持工作，全国委员会由各地分会组成。12月30日，该团体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临时执行委员会已成立，主席宋庆龄，副主席蔡元培，总干事杨铨，宣传主任林语堂。蔡元培没有忘掉曾追随自己参加过光复会的老乡鲁迅，在新的时代使命面前，他需要鲁迅这样的老战士。1933年1月4日，鲁迅接到蔡元培来函邀请。鲁迅跟清末的国民党和掌权以后的国民党打了三十多年交道，对所谓的中华民国政府的**性质非常了解，他在给台静农的信中便认为国民政府不会允许国内出现反对派的，“民权保障会大概是不会长寿的”，但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只要做，多少会有一点效果的，他还是答应了。除鲁迅外，周建人，许寿裳，胡适，胡愈之等都曾经是这个团体的成员。
1月11日，鲁迅正式加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会员号是第20号，会员证号是第3号，实际上鲁迅早在这一天之前便参加了这个团体的活动。1月17日，鲁迅参加了同盟上海分会的成立会，宋庆龄，蔡元培，杨铨，林语堂，伊罗生，鲁迅等九人被选为上海分会的执行委员。后来实际上除上海分会外，只短暂存在了一个北平分会，全国代表大会一直没有召开过，总会的临时执委会人员与上海分会的负责人不少是重复的，几乎是两个牌子一套班子，经常在一起活动。鲁迅虽是分会的执行委员，实际上参加了总会的工作。
鲁迅经常参加同盟的活动，每次都按时到会，他的日记上有不少这样的记载，如1月6号他还不是正式成员，日记就记载了“下午往商务印书馆邀三弟同至中央研究院人权保障同盟干事会”。宋庆龄在《追忆鲁迅先生》一文中就赞扬鲁迅，“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每次开会时，鲁迅和蔡元培二位都按时到会，鲁迅，蔡元培和我们一起热烈讨论如何反对白色恐怖，以及如何营救被关押的政治犯和被捕的革命学生们，并为他们提供法律的辩护及其他援助。”
开会时常常由总干事杨铨做报告，谈到有些什么案子，抓了什么人？介绍这些案子的情况以及营救的办法。鲁迅就和大家一起热烈讨论：如何反对白色恐怖，如何营救被关押的政治犯和青年学生，并为他们提供法律的辩护和其他援助。每次开会都有外国记者参加。结果是向国民党抗议，发表宣言。会议的消息和宣言，有时不能在国内发表，就靠史沫莱特，伊罗生，等外国记者，用电报发到国外，或刊登在美国人办的英文报刊《中国论坛》上，这对国际舆论产生很大影响。肖伯纳，爱因斯坦，罗曼·罗兰等著名人物，据此发表宣言，打电报向国民党抗议，使它在国际社会中声名狼藉。这样的工作方式的确不带有“政党”，倒象是一个新闻俱乐部和律师事务所。在“国民革命”虽尚未成功，但已经“告别革命”的社会高级知识分子看来，是表达社会人文关怀的很好方式。
由于反动当局的迫害，同盟的存在只有六，七个月，但在接待肖伯纳来华访问，声援牛兰夫妇，设法营救被捕的廖承志，罗登贤，陈赓等**人，以及营救作家丁玲，潘梓年，抗议德国法西斯暴行，与胡适展开关于民主运动的法理争论，为杨杏佛举行送殓仪式等活动中，还是发挥了重大的社会影响和作用。鲁迅在这些活动中，既能文，又能行，表现了一个精神界战士的高贵品质。
牛兰，原籍波兰，原名保罗·鲁挨格，是“泛太平洋产业联盟”上海办事处秘书，也是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工作人员。1931年6月17日，牛兰夫妇同在上海被国民政府拘捕，送到南京监禁，第二年7月1日，以“危害民国罪”受审。牛兰夫妇不服判决，进行绝食斗争。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曾组织“牛兰夫妇营救委员会”营救。但国民党政府置之不理，两人直到1937年日本侵略军占领南京前夕才出狱。
1933年，德国狂人希特勒当权，建立法西斯政府，中国的国民党也开始学习德国，国民政权一段时间逐渐法西斯化。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站在世界反法西斯的战线上，很早就同希特勒进行了斗争，这是中国知识界值得自豪的。1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