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魯迅碰到尼采時（2/2）
《走进鲁迅—评论与研究》作者：走进鲁迅—评论与研究 2017-04-13 14:26
穩定的階段分不開的。很多人都指出,"精神界之戰士"就是魯迅對別人尤其是對自己的期望,而且其中固然有尼采"超人"的精神, 也有章太炎(1868一1936)等人的影響因素在內。事實上,章太炎的影響就正如梁啟超的影響一樣,形成了魯迅對尼采"親 和性",但由於本身性格特性和愛好,魯迅是更認同於尼采的啟 示的。為了說明這一點,有必要分析一下"精神界之戰士"的複雜因素。"精神界之戰士"無疑是具有"超人"的特點,諸如自尊自強、 不與世俗同流、與社會抗爭、不懈的鬥志、追求人道主義的理想等等,都與"超人"相通。但是另一方面,其中亦有時代色彩和 魯迅自己的愛好,具體地說,就是革命活動家和浪漫的詩人。但 從魯迅以後的主張和實踐來看,後兩項因素都是短暫的,或者是有意壓抑了的,因而在其文藝運動中是非主流的成份。魯迅之所以選擇一些充滿戰鬥性的浪漫詩人來標榜"精神界之戰士",正是 由於當時風氣喜歡慷慨激昂,叫喊復仇和反抗易惹人感應。總之,是時代的需要。他所重視的"指歸在動作"亦如此。隨著時 代的改變-辛亥革命的成功,亦即改造國民性第一階段的完結 -這種因素也就自然消失。事實上,魯迅之加上這些特色,也跟他年青時的浪漫傾向有關。早在南京求學時期,他便刻有"戎馬書生"和"戛劍生"的石章,又常騎馬,頗思"動作"。但魯迅雖然浪漫,卻到底並非屬於"動作"的那類人,因為他"看事情.太仔細,即多疑慮,不易勇往直前"。他參加光復會後,有人要他進行暗殺,他便由於顧慮到母親,令"上級"不悅,不要他幹了。看來,他對於自己的想當軍醫,後來也覺察到是受這種既要英雄又多顧慮的意識驅使所至,因而頗為自責。在"五?四"以後，他對青年學生示威遊行便不大贊同,他不喜歡"挺身而出"的戰鬥方式。至於魯迅與詩,是個頗為複雜的問題。他這時之愛好和重視詩歌,受浪漫主義詩人的感染,部分原因自然是當時慷慨激昂的風氣和年青人的熱情敏感、富於幻想的特性使然。但魯迅那種認真、太認真了的性格和冷靜乃至冷酷的現實主義態度,以及現實給他挫折,很快就令他離開了那種過於理想化的浪漫主義的影響。但這並不表示他不愛詩。雖然,他後來曾表示過不喜歡做詩:也不懂詩,始終不能有詩人朋友,但所指的當為新詩及詩人的浪漫主義態度,因為他到底是"南社"分支"越社"的成員之一,而且後來也做過不少精彩的舊詩。對於這種矛盾的現象,有人分析指出,這是因為魯迅為了實現新文化革命和未來的社會革命而犧牲了自己的對舊詩的創作。從另一角度看,也就說明了魯迅不再把詩作為改造社會的文藝運動的重要手段,儘管他對詩是一直喜歡的。
把浪漫主義的詩人和革命活動家的因素剔除之後,"精神界之戰士"所剩下來的,就是更鮮明的尼采"超人"的氣息,而這正是魯迅所更重視並在以後的日子裡堅持下去的因素。而在這些因素之中,我們可以看到魯迅與章太炎之間的異同。
章太炎一生中有相當長的時間參與政治活動,其主張因時勢而變,甚至前後矛盾,是並不奇怪的。幸而他對魯迅的影響, 主要是從他開始主編《民報》(1906年9月),至魯迅返國(1909年8月)的一段時間,而他此時的主張還是相當一致的。他們之間,的確有很多相同的觀點,例如主張建立宗教、復古、強調個人的主觀力量、提倡類似個人主義的主張等等,其中有些可以籠統稱之為影響,有些則似乎是當時的風氣使然。魯迅提倡復古和"別立新宗",顯然是受章太炎影響的。雖然內容上也有值得注意的差別；但在個人與社會之間的對立問題上,魯迅的認識比章太炎還要早,他們大概是受當時無政府主義風氣的影響。在個人主義方面,章太炎提出"依自不依他"、推崇自尊自信,則與魯迅"任個人、""張靈明"的提法頗為合拍。何況,就其活動來看, 章太炎亦堪稱發揚個性於極至的個人主義者,而這對魯迅無疑是有深刻影響的;他在《民報》的言論,也頗有文化批判、"重估一切價值"的氣慨。以上諸點,不少也是魯迅從尼采中得到的。我們還可以從下面一段引文中,了解到章太炎在魯迅與尼采之間所扮演的角色。章太炎在(笞鐵錚)中說:
"王學深者,......,及其失也,或不免偏於我見。然所 謂我見者,是自信而非利己,猶有厚自尊貴之風。尼采 所謂"超人",庶幾相近(但不可取尼采貴族之說)。排除生死,旁若無人,布衣麻鞋,徑行獨往,上無政黨猥賤 之操,下作懦夫奮矜之氣,以此楬櫫,庶於中國前途有益。這裡除了顯示他所理解的"超人",乃自主自尊、意力非凡、排除俗見(雖然不要"貴族之說"),與魯迅所見者相同外,還可以看到他們都把"超人"揉合到一個革命活動家身上。因此,至少可以認為,魯迅認同尼采的"超人"學說,因章太炎的影響而得到加強。(事實上,章太炎是1906年才到日本的,比魯迅遲,而魯迅赴日之前,尼采已開始在日本流行,章太炎不過是尼采對魯迅影響的中介。)然而，"精神界之戰士"的革命活動家功能,只是一種短暫的附屬物,雖然其精神、情操對魯迅是有終生的影響的,但此處只就其改造國民性的救國方案而論,可略而不談。儘管有上述眾多的相同之處,魯迅與章太炎還是有兩點很大的不同。第一,是文藝的問題,魯迅以文藝為重要工具,而章太炎(梁啟超也一樣)則以倡導及改革道德為主；章太炎顯然對文藝並不重視，也頗為外行,魯迅對他的見解就頗不以為然;第二,是進化問題,魯迅從尼采處得到進化的信念,而章太炎對此則不以為然, 他認為善惡同時而進,以將來必會更好是沒有根據的。此外,章太炎雖知外族入侵對中國之害極深,但他跟梁啟超一樣,沒有像魯迅那樣看到對國民精神的破壞。章似乎更重視"衣冠文物"所 受的破壞,這一點看來是魯迅與章太炎在改造國民性問題上的根本分歧之處。魯迅認為只知征服者的虐殺和舊制度的破壞,並 未真正了解被征服的苦痛;真正的愛國者雖懷古,卻應專重現世 以及將來。所以推翻滿清之後,章太炎的言論便過時了。到了新文化運動開始,他們也就分道揚鏢。揉合在"精神界之戰 士"中的章太炎的影響,也就消褪了。魯迅更認同尼采的進化觀, 雖然這是"偽影響"。前面說,魯迅以"精神界之戰士"自期,實際上他還付諸實 踐。他為了提倡文藝運動,與人合辦雜誌《新生》,雖然計劃流產, 但業績卻在。他的幾篇文言文長文、兩冊《域外小說集》和一篇《懷舊》,都表明他肩負起"精神界之戰士"的使命。我們還可以從 魯迅自己的話中得到印證。魯迅表示,他從這次活動的失敗中, "看見自己了:就是我決不是一個振臂一呼而應者雲集的英雄"；而"精神界之戰士",正是"動吭一呼,聞者興起"的呢!而且, 魯迅亦承認過,他曾想做"超人",所以"精神界之戰士"的"超人"成分,也是無庸置疑的。 魯迅提倡文藝運動失敗之後,感到很寂寞,並且沉默了下 來。在他重新起來戰鬥之前,魯迅有沒有把尼采拋到一邊,就如同青年時代的慷慨激昂過後,便把那些詩人忘掉了呢?沒有。 不但沒有,而且是更認同尼采了。事實上,從"五?四"前後魯迅 的文章看來,提到尼采之處更多了,而且不少地方是單獨提他的。其中的尼采氣息也較前濃烈鮮明。從發表那幾篇文言長文之後十多年,其中提到的許多人物已不復再現於筆下之際,魯迅獨將《察拉圖斯特拉如是說?前言》譯介給讀者,其更加認同尼采,是毫無疑問的。魯迅之更認同尼采,主要是《察拉圖斯特拉如是說》這本魯迅唯一的尼采著作,正非常投合魯迅當時內心的戰鬥。我們可以從辛亥革命實質上的失敗,看出尼采"超人"思想在他內心引起的反響和強烈的共鳴。
前面談過,魯迅以種族革命為改造國民性的前提,但其結果, 確是"受了奴隸的騙,變成他們的奴隸了"，革命並沒有掃除改造國民性的障礙,只不過是揭開了國民不肯改革自己壞根性的遮醜布。魯迅於是從新如置身於荒原之中,並且還跟社會產生了對抗:他很喜歡阿爾志跋綏夫(MikhailPetrovich Artsybashev,1878- 1927)的《工人綏惠略夫》，因為裡面寫了一個先是為社會做事, 社會卻迫害他,於是便不惜一切地向社會反抗的人物。而魯迅正覺得民國以前和以後,許多改革者的境遇和綏惠略夫很相像,於是"借他人的澆杯",把它譯了出來。而魯迅又認為"綏惠略夫"卻確乎顯出尼采式的強者以色彩來"！而尼采對魯迅的影響，便又多了一項:對"虛無"的反抗。雖然,兩者的反抗與"虛無"其實是並不盡同的。而以"個人的無治主義者"比擬為"超人",也還是近於"偽影響"。
把浪漫主義的詩人和革命活動家的因素剔除之後,"精神界之戰士"所剩下來的,就是更鮮明的尼采"超人"的氣息,而這正是魯迅所更重視並在以後的日子裡堅持下去的因素。而在這些因素之中,我們可以看到魯迅與章太炎之間的異同。
章太炎一生中有相當長的時間參與政治活動,其主張因時勢而變,甚至前後矛盾,是並不奇怪的。幸而他對魯迅的影響, 主要是從他開始主編《民報》(1906年9月),至魯迅返國(1909年8月)的一段時間,而他此時的主張還是相當一致的。他們之間,的確有很多相同的觀點,例如主張建立宗教、復古、強調個人的主觀力量、提倡類似個人主義的主張等等,其中有些可以籠統稱之為影響,有些則似乎是當時的風氣使然。魯迅提倡復古和"別立新宗",顯然是受章太炎影響的。雖然內容上也有值得注意的差別；但在個人與社會之間的對立問題上,魯迅的認識比章太炎還要早,他們大概是受當時無政府主義風氣的影響。在個人主義方面,章太炎提出"依自不依他"、推崇自尊自信,則與魯迅"任個人、""張靈明"的提法頗為合拍。何況,就其活動來看, 章太炎亦堪稱發揚個性於極至的個人主義者,而這對魯迅無疑是有深刻影響的;他在《民報》的言論,也頗有文化批判、"重估一切價值"的氣慨。以上諸點,不少也是魯迅從尼采中得到的。我們還可以從下面一段引文中,了解到章太炎在魯迅與尼采之間所扮演的角色。章太炎在(笞鐵錚)中說:
"王學深者,......,及其失也,或不免偏於我見。然所 謂我見者,是自信而非利己,猶有厚自尊貴之風。尼采 所謂"超人",庶幾相近(但不可取尼采貴族之說)。排除生死,旁若無人,布衣麻鞋,徑行獨往,上無政黨猥賤 之操,下作懦夫奮矜之氣,以此楬櫫,庶於中國前途有益。這裡除了顯示他所理解的"超人",乃自主自尊、意力非凡、排除俗見(雖然不要"貴族之說"),與魯迅所見者相同外,還可以看到他們都把"超人"揉合到一個革命活動家身上。因此,至少可以認為,魯迅認同尼采的"超人"學說,因章太炎的影響而得到加強。(事實上,章太炎是1906年才到日本的,比魯迅遲,而魯迅赴日之前,尼采已開始在日本流行,章太炎不過是尼采對魯迅影響的中介。)然而，"精神界之戰士"的革命活動家功能,只是一種短暫的附屬物,雖然其精神、情操對魯迅是有終生的影響的,但此處只就其改造國民性的救國方案而論,可略而不談。儘管有上述眾多的相同之處,魯迅與章太炎還是有兩點很大的不同。第一,是文藝的問題,魯迅以文藝為重要工具,而章太炎(梁啟超也一樣)則以倡導及改革道德為主；章太炎顯然對文藝並不重視，也頗為外行,魯迅對他的見解就頗不以為然;第二,是進化問題,魯迅從尼采處得到進化的信念,而章太炎對此則不以為然, 他認為善惡同時而進,以將來必會更好是沒有根據的。此外,章太炎雖知外族入侵對中國之害極深,但他跟梁啟超一樣,沒有像魯迅那樣看到對國民精神的破壞。章似乎更重視"衣冠文物"所 受的破壞,這一點看來是魯迅與章太炎在改造國民性問題上的根本分歧之處。魯迅認為只知征服者的虐殺和舊制度的破壞,並 未真正了解被征服的苦痛;真正的愛國者雖懷古,卻應專重現世 以及將來。所以推翻滿清之後,章太炎的言論便過時了。到了新文化運動開始,他們也就分道揚鏢。揉合在"精神界之戰 士"中的章太炎的影響,也就消褪了。魯迅更認同尼采的進化觀, 雖然這是"偽影響"。前面說,魯迅以"精神界之戰士"自期,實際上他還付諸實 踐。他為了提倡文藝運動,與人合辦雜誌《新生》,雖然計劃流產, 但業績卻在。他的幾篇文言文長文、兩冊《域外小說集》和一篇《懷舊》,都表明他肩負起"精神界之戰士"的使命。我們還可以從 魯迅自己的話中得到印證。魯迅表示,他從這次活動的失敗中, "看見自己了:就是我決不是一個振臂一呼而應者雲集的英雄"；而"精神界之戰士",正是"動吭一呼,聞者興起"的呢!而且, 魯迅亦承認過,他曾想做"超人",所以"精神界之戰士"的"超人"成分,也是無庸置疑的。 魯迅提倡文藝運動失敗之後,感到很寂寞,並且沉默了下 來。在他重新起來戰鬥之前,魯迅有沒有把尼采拋到一邊,就如同青年時代的慷慨激昂過後,便把那些詩人忘掉了呢?沒有。 不但沒有,而且是更認同尼采了。事實上,從"五?四"前後魯迅 的文章看來,提到尼采之處更多了,而且不少地方是單獨提他的。其中的尼采氣息也較前濃烈鮮明。從發表那幾篇文言長文之後十多年,其中提到的許多人物已不復再現於筆下之際,魯迅獨將《察拉圖斯特拉如是說?前言》譯介給讀者,其更加認同尼采,是毫無疑問的。魯迅之更認同尼采,主要是《察拉圖斯特拉如是說》這本魯迅唯一的尼采著作,正非常投合魯迅當時內心的戰鬥。我們可以從辛亥革命實質上的失敗,看出尼采"超人"思想在他內心引起的反響和強烈的共鳴。
前面談過,魯迅以種族革命為改造國民性的前提,但其結果, 確是"受了奴隸的騙,變成他們的奴隸了"，革命並沒有掃除改造國民性的障礙,只不過是揭開了國民不肯改革自己壞根性的遮醜布。魯迅於是從新如置身於荒原之中,並且還跟社會產生了對抗:他很喜歡阿爾志跋綏夫(MikhailPetrovich Artsybashev,1878- 1927)的《工人綏惠略夫》，因為裡面寫了一個先是為社會做事, 社會卻迫害他,於是便不惜一切地向社會反抗的人物。而魯迅正覺得民國以前和以後,許多改革者的境遇和綏惠略夫很相像,於是"借他人的澆杯",把它譯了出來。而魯迅又認為"綏惠略夫"卻確乎顯出尼采式的強者以色彩來"！而尼采對魯迅的影響，便又多了一項:對"虛無"的反抗。雖然,兩者的反抗與"虛無"其實是並不盡同的。而以"個人的無治主義者"比擬為"超人",也還是近於"偽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