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乾坤再致张梦阳（2/2）
《走进鲁迅—评论与研究》作者：走进鲁迅—评论与研究 2017-04-13 14:26
?“8"字写横了。于是众人跟着起哄"啊啊，写横了！"你看这有什么值得气愤的？从他那个级别的标准看来，横着写确实错了，确实值得得一"非"。
反批评当然是同样应该的，问题是品格要高。理性的反批评是指出这个不成熟，是站在更高的水平上与之平等的对话，而不是以语言霸权居高临下，更不是动用别的什么力量禁止其说话。如果让小孩合理的长大，他就会在相应的水平上接近鲁迅，与之辩论或对话。而鲁研的长进、文明的创造就在其中。不然鲁迅就只能是一个图腾一般的文物。我们一些人似乎很甘于如此。把对鲁迅的感情过份地投入鲁迅研究往往会事与愿违。遵嘱上网收看了你与网友的座谈，很同意你对非鲁者的态度。但我以为还要从更高的视野看这个问题。现在我这样设问：如果王朔根本就没有肯定过鲁迅，你能不能有这份宽容？如果有，那你这种宽容建立在什么基点上？它与"骑墙"、"无是非观"乃至"乡愿"区别在哪？我同意你对王朔的"可爱"一说。王朔的书我一本也没有看，但小文章是看过一些的，他所编的电视也看过的。王朔是一个自由撰稿人，他不求体制性遮护，这在习惯了\"以毛附皮\"的中国文人中是不容易的。就凭这点也有让我等职业化学人惭愧的地方。以一人之力谋生，以本己率性嘲弄正统，嘲弄道德（但要分辩），嘲笑中产阶级，尽管不无"痞子"气，但至少不能说，其品格就比帮忙与帮闲的\"学者\"、\"教授\"更卑下，更有害，比惨淡经营或勾心斗角于职称或头衔的\"研究员\"们更卑微，更可笑。他对鲁迅的批评可以当童言视之。不能要求一个这样的作家进入鲁迅的深层。
从网上看来，你对拙著有点偏爱。其实我很清楚它的短处。从宏观上说，我至今困惑不安的有两点：第一是自序中提到了的，太多地运用了西方概念，这种描述虽然可以克服中国既有话语模式之不足、不准，而接近鲁迅之本来，但也容易淹没"这一个"：似乎鲁迅就是一个西方式的存在主义者。这不是我的意图，我无意这样去牵扯，所以对西方人物我能不说就不说，达意为止。我甚至舍去了柏格森的"绵延"理论。鲁迅提倡拿来主义，但不曾臣服过西方霸权；这是两码事，民族主义容易把这二者搅在一起。鲁迅有他独特的风致，其中有中国文化的精微和他本人的独有的生命气息。言述方式的选取择这是一个两难，如果要我再写一遍，我大概也只能减弱其颜色而无法消其弊。所以我只有请求读者不要拘泥于西方语言的"梯子"，应"过河折桥"。我担心自己是不是陷入误区，也尝试找一种更好的言述方式，然而至今毫无进展，所以常常希望有识者教我。第二，在一个没有宗教背景的国度，生命如何健康地淀放，鲁迅想的并不多；对自己的生命中的阴影，他固然在爱的河床中常常予以洗涤，但不曾寻找过可以确定的终极的爱之源。也就是说，在他的哲学中，爱并没有被"终极立法"。这个缺陷留下了被人曲解的大隐患，以暴易暴的"斗争哲学"就这样钻了空子。鲁迅没有完成这个思考，后来的鲁研者应该从鲁迅这里开始审理其生命哲学，但却是后退了；他们以法定继承人的身份跟着斗争哲学一起涂抹不再开口的夫子，弄得一塌糊涂。此书虽然力图还原其生命哲学，却同样没有对上述问题作继起性审理（但有引而不发的伏笔在）。这个话题太大，远不是一个鲁研话题，也不是一两个章节可以说清，况且现在的学术气候也不成熟，不如置后。这是本书的第二大缺憾，我希望在历史条件允许的时候，有学者来做这种工作。
祝好。王乾坤2000年7月12日
反批评当然是同样应该的，问题是品格要高。理性的反批评是指出这个不成熟，是站在更高的水平上与之平等的对话，而不是以语言霸权居高临下，更不是动用别的什么力量禁止其说话。如果让小孩合理的长大，他就会在相应的水平上接近鲁迅，与之辩论或对话。而鲁研的长进、文明的创造就在其中。不然鲁迅就只能是一个图腾一般的文物。我们一些人似乎很甘于如此。把对鲁迅的感情过份地投入鲁迅研究往往会事与愿违。遵嘱上网收看了你与网友的座谈，很同意你对非鲁者的态度。但我以为还要从更高的视野看这个问题。现在我这样设问：如果王朔根本就没有肯定过鲁迅，你能不能有这份宽容？如果有，那你这种宽容建立在什么基点上？它与"骑墙"、"无是非观"乃至"乡愿"区别在哪？我同意你对王朔的"可爱"一说。王朔的书我一本也没有看，但小文章是看过一些的，他所编的电视也看过的。王朔是一个自由撰稿人，他不求体制性遮护，这在习惯了\"以毛附皮\"的中国文人中是不容易的。就凭这点也有让我等职业化学人惭愧的地方。以一人之力谋生，以本己率性嘲弄正统，嘲弄道德（但要分辩），嘲笑中产阶级，尽管不无"痞子"气，但至少不能说，其品格就比帮忙与帮闲的\"学者\"、\"教授\"更卑下，更有害，比惨淡经营或勾心斗角于职称或头衔的\"研究员\"们更卑微，更可笑。他对鲁迅的批评可以当童言视之。不能要求一个这样的作家进入鲁迅的深层。
从网上看来，你对拙著有点偏爱。其实我很清楚它的短处。从宏观上说，我至今困惑不安的有两点：第一是自序中提到了的，太多地运用了西方概念，这种描述虽然可以克服中国既有话语模式之不足、不准，而接近鲁迅之本来，但也容易淹没"这一个"：似乎鲁迅就是一个西方式的存在主义者。这不是我的意图，我无意这样去牵扯，所以对西方人物我能不说就不说，达意为止。我甚至舍去了柏格森的"绵延"理论。鲁迅提倡拿来主义，但不曾臣服过西方霸权；这是两码事，民族主义容易把这二者搅在一起。鲁迅有他独特的风致，其中有中国文化的精微和他本人的独有的生命气息。言述方式的选取择这是一个两难，如果要我再写一遍，我大概也只能减弱其颜色而无法消其弊。所以我只有请求读者不要拘泥于西方语言的"梯子"，应"过河折桥"。我担心自己是不是陷入误区，也尝试找一种更好的言述方式，然而至今毫无进展，所以常常希望有识者教我。第二，在一个没有宗教背景的国度，生命如何健康地淀放，鲁迅想的并不多；对自己的生命中的阴影，他固然在爱的河床中常常予以洗涤，但不曾寻找过可以确定的终极的爱之源。也就是说，在他的哲学中，爱并没有被"终极立法"。这个缺陷留下了被人曲解的大隐患，以暴易暴的"斗争哲学"就这样钻了空子。鲁迅没有完成这个思考，后来的鲁研者应该从鲁迅这里开始审理其生命哲学，但却是后退了；他们以法定继承人的身份跟着斗争哲学一起涂抹不再开口的夫子，弄得一塌糊涂。此书虽然力图还原其生命哲学，却同样没有对上述问题作继起性审理（但有引而不发的伏笔在）。这个话题太大，远不是一个鲁研话题，也不是一两个章节可以说清，况且现在的学术气候也不成熟，不如置后。这是本书的第二大缺憾，我希望在历史条件允许的时候，有学者来做这种工作。
祝好。王乾坤2000年7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