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新青年》（2/2）
《走进鲁迅—评论与研究》作者：走进鲁迅—评论与研究 2017-04-13 14:26
弊病，暴露国民的劣根性。以此为出发点，打着"祖传老病"的旗号反对吃药的"国粹派"，自然成了他心目中的最可恶的敌人。
"国粹"是什么呢？他打了一个出色的比喻?“即使无名肿毒，倘若生在中国人身上，也便'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以残酷为乐，丑恶为美，腐朽为神奇，这就是"国粹"--野蛮文化的混合体。鲁迅没有停留在社会现象的罗列上面，犀利的目光，总是穿透事实而直及国民思想性格的底层。他指出，中国人"自大而好古"，而且没有"个人的自大"，而只有"合群的自大"，因此党同伐异，扼杀夭才的悲剧是不可避免的。自私，取巧，专谋时式的成功的经营，以及对于一切的冷笑，这就是国人的事业。中国社会的现状，简直是将几十个世纪缩在一时，许多不同甚至对立的思想和事物挤在一起。这样，人们也便容易使出中庸、调和的老法子来。但结果如何呢？他写道?“正如我辈约了隧人氏以前的古人，拼开饭店一般"，"伙计们既不会同心，生意也自然不能兴旺，--店铺总要倒闭"。
鲁迅的深刻性，在于他不但批判了"旧思想旧本领的旧人物"，而且当"新人物"风头正盛的时候，揭露了他们"学了外国本领，保存中国旧习"，"说是应该革新，却又主张复古"的"二重思想"。
他指出，"新人物"可以搬用所有关于改革的语汇，制订各种关于改革的规划，但是却又步步设防，用了固有的原则对改革实行规限，实际上等于取消改革，延缓旧世界的灭亡。对于改革，鲁迅主张坚决，彻底，甚至不惜使用过激的手段。他说?“要想进步，要想太平，总得连根的拔去了'二重思想'。因为世界虽然不小，但彷徨的人种，是终竟寻不出位置的。"
在反对国粹派的斗争中，鲁迅不但把社会意识同个人意识相联系，而且把爱国意识同世界意识结合起来。他认为，传统文化并不能决定自身的意义，只有从人出发，才能对它作出合理的价值判断。作为传统，它不应当被绝对化和固定化，真正的落脚点在未来的时间维度上。因此，在"国粹"和"我们"之间，他明确地提出了"保存我们"的观点。他说：做了人类想成仙；生在地上要上天；明明是现代人，吸着现在的空气，却偏要勒派朽腐的名教，僵死的语言，侮蔑尽现在，这都是'现在的屠杀者'。杀了'现在'，也便杀了'将来'。--将来是子孙的时代。
其实，"子孙的时代"是怎样的时代，鲁迅自己也弄不清楚。他只凭着一颗善良的心灵，臆想孩子将来应当成为"完全的人"，有"血的蒸气"，"醒过来的人的真声音"。这是基于人性的一种要求，不过，作为对现实世界的逆向观照，抽象的人性仍然是具体的。
他的目光常常含着哀矜，垂直向下，投向众多无主名的牺牲品，尤其是妇女和儿童的身上。正是他们，以惨痛的死亡、畸形。无从反抗的沉默，显示了**政体和封建礼教的非人性。他的"随感录"，开篇就是以妇女和儿童为本位写作的。此外，他还写了两篇专论：《我之节烈观》和《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愤怒地抨击中国的亲权、父权和夫权，沤歌尚未灭绝于名教的斧钺发下的人类天性，表示了使人类都受正当的幸福的希望。他以复调弹奏出自己的最深沉的心声："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早在《新生》运动期间，个人意识被他从现实存在中抽取出来加以特别的强调，标榜自我，张扬个性，体现了一种崇高的孤独感。到了20年代，他已经不能无视作为异己力量的社会传统的巨大压迫了，从失败和痛苦中生长起来的忧患意识，把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统一在他的身上。如果说他早期的文学活动带有相当浓厚的浪漫主义气息，那么，清醒的现实主义便成了新时期的文学创作的基点。
"国粹"是什么呢？他打了一个出色的比喻?“即使无名肿毒，倘若生在中国人身上，也便'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以残酷为乐，丑恶为美，腐朽为神奇，这就是"国粹"--野蛮文化的混合体。鲁迅没有停留在社会现象的罗列上面，犀利的目光，总是穿透事实而直及国民思想性格的底层。他指出，中国人"自大而好古"，而且没有"个人的自大"，而只有"合群的自大"，因此党同伐异，扼杀夭才的悲剧是不可避免的。自私，取巧，专谋时式的成功的经营，以及对于一切的冷笑，这就是国人的事业。中国社会的现状，简直是将几十个世纪缩在一时，许多不同甚至对立的思想和事物挤在一起。这样，人们也便容易使出中庸、调和的老法子来。但结果如何呢？他写道?“正如我辈约了隧人氏以前的古人，拼开饭店一般"，"伙计们既不会同心，生意也自然不能兴旺，--店铺总要倒闭"。
鲁迅的深刻性，在于他不但批判了"旧思想旧本领的旧人物"，而且当"新人物"风头正盛的时候，揭露了他们"学了外国本领，保存中国旧习"，"说是应该革新，却又主张复古"的"二重思想"。
他指出，"新人物"可以搬用所有关于改革的语汇，制订各种关于改革的规划，但是却又步步设防，用了固有的原则对改革实行规限，实际上等于取消改革，延缓旧世界的灭亡。对于改革，鲁迅主张坚决，彻底，甚至不惜使用过激的手段。他说?“要想进步，要想太平，总得连根的拔去了'二重思想'。因为世界虽然不小，但彷徨的人种，是终竟寻不出位置的。"
在反对国粹派的斗争中，鲁迅不但把社会意识同个人意识相联系，而且把爱国意识同世界意识结合起来。他认为，传统文化并不能决定自身的意义，只有从人出发，才能对它作出合理的价值判断。作为传统，它不应当被绝对化和固定化，真正的落脚点在未来的时间维度上。因此，在"国粹"和"我们"之间，他明确地提出了"保存我们"的观点。他说：做了人类想成仙；生在地上要上天；明明是现代人，吸着现在的空气，却偏要勒派朽腐的名教，僵死的语言，侮蔑尽现在，这都是'现在的屠杀者'。杀了'现在'，也便杀了'将来'。--将来是子孙的时代。
其实，"子孙的时代"是怎样的时代，鲁迅自己也弄不清楚。他只凭着一颗善良的心灵，臆想孩子将来应当成为"完全的人"，有"血的蒸气"，"醒过来的人的真声音"。这是基于人性的一种要求，不过，作为对现实世界的逆向观照，抽象的人性仍然是具体的。
他的目光常常含着哀矜，垂直向下，投向众多无主名的牺牲品，尤其是妇女和儿童的身上。正是他们，以惨痛的死亡、畸形。无从反抗的沉默，显示了**政体和封建礼教的非人性。他的"随感录"，开篇就是以妇女和儿童为本位写作的。此外，他还写了两篇专论：《我之节烈观》和《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愤怒地抨击中国的亲权、父权和夫权，沤歌尚未灭绝于名教的斧钺发下的人类天性，表示了使人类都受正当的幸福的希望。他以复调弹奏出自己的最深沉的心声："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早在《新生》运动期间，个人意识被他从现实存在中抽取出来加以特别的强调，标榜自我，张扬个性，体现了一种崇高的孤独感。到了20年代，他已经不能无视作为异己力量的社会传统的巨大压迫了，从失败和痛苦中生长起来的忧患意识，把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统一在他的身上。如果说他早期的文学活动带有相当浓厚的浪漫主义气息，那么，清醒的现实主义便成了新时期的文学创作的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