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将"与"楷模"----鲁迅与胡适（2/2）

"宣统皇帝"逊位逊到坐得无聊的时候，我们的胡适之博士曾经尽过这样的任务。见过以后，也奇怪，人们不知怎的先向；他们怎样的称呼，博士曰："他叫我先生，我叫他皇上。"那时似乎并不谈什么国家大计，因为这"皇上"后来不过做了几首打油白话诗，终于无聊，而且还落得一个赶出金銮殿。现在可要阔了，听说想到东三省再去做皇帝呢。（《二心集》）溥仪要见见胡适，胡适就去了。今天看来，这算不得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儿。而当时，却沸沸扬扬，议论纷纷，有的说"胡适为帝者师"，有的说"胡适请求免拜礼"等等，不一而足。为了弄清真相，胡适写了上面提到的《宣统与胡适》一文。文中还写道，他们谈的大概都是文学的事。胡适还说："这位17岁的少年，处的境地很寂寞的，很可怜的！他在寂寞中，想寻找一个比较也可称得是一个少年人来谈谈，这也是人情上很平常的事，不料中国人脑筋里的帝王思想，还没有洗刷干净，所以这样本来很有人情味口的事，到了新闻记者的笔下，便成了一条怪异的新闻了。"虽然胡适认为"这也是人情上很平常的事"，但到后来的鲁迅文章中，显然可以看出，他对胡适称溥仪"皇上"感到肉麻，所以用讽刺的口吻挖苦了胡适。其实，胡适的称"皇上"，既不是要讨好"皇上"，也不是保皇的一种表现，就像我们仍称已经离任的某市长为"市长"一样，这很大程度上是中国人的一种特殊的礼节。建国后，**在中南海宴请溥仪，也说："我们先前都是'皇上'的子民呀！"还说请"皇上"用这道菜之类的，这也仅仅是一种礼节，至多是戏谚，如此而已。前几年，有人还引了胡适称溥仪为"皇?“，骂胡适"卖身投靠"．这是无知又无聊的无稽之谈。鲁迅之所以在胡适见溥仪的当时没有提出非议，而到胡适与丁文江见了蒋介石以后再旧事重提，可见主旨是在见蒋，而不是见溥仪。鲁迅有疑问，胡适见了蒋介石以后该怎么称呼呢？"现在没有人问他怎样的称呼。"鲁迅说："为什么呢？因为是知道的，这回是'我称他主席……'！"为什么鲁迅知道他非称"主席"不可呢，因为有"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教授，因为不称'主席'而关了好多天"的先例。而刘文典与胡适是"老同乡，旧同事，博士当然是知道的，所以，'我称他主席'"！不过，我有费解之处了，蒋介石是"主席"，称他"主席"，这能说明什么？他是"主席"，不称他"主席"，又能说明什么？称呼问题只是一个话头，问题的根本是胡适不该见蒋，见了蒋就是投靠了--言外之意大致是如此，此后人们也是这样批判胡适的。古今中外，历朝历代，统治者都见过许多文化名人，被见的文化名人，是不是都是"卖身投靠"了呢？不能说没有，也不能说都是，这个问题并不那么简单。**也见过他认为和他不属于一个阶级的章士钊，但这又能说明什么呢？胡适是卖身投靠吗？我认为，胡适是一个资产阶级学者，他的政治理想是希望英美式的国家制度在中国得以实现。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政府，基本上是亲美的资产阶级政府（虽然它有相当浓厚的封建色彩）。因此，虽然国民党政府有种种弊端，但他认为在当时条件下是"好政府"，在胡适心目中国民党政府是合法的。自然，蒋介石的领导地位也是合法的。与其说他投靠国民党政府，还不如说他是忠诚于自己的政治理想。因此，他一生中都体现了一个美式教育培养出来的真正的自由主义者的矛盾。当当局与他的政治理想并不冲突的时候，他是支持当局的；当当局与他的政治理想发生矛盾时，他成了当局的"诤友"、"诤臣"。因此，西安事变时，他认为张学良"是毁坏国家民族的力?“，认为"蒋先生如果发生事故，中国要倒退二十年"！（转引自白吉庵《胡适传》第377页一378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蒋介石兵败大陆以后，胡适决定去美，并发表讲话，声称"我要以我的道义力量，支持蒋介石先生的政府"。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胡适对**也有同情；对国民党政府是时有激烈抨击的，有时，其激烈程度，也决不在马寅初等人之下。这样的例子可以举出一大串，我们略举几例。胡适拥护国民党政权，他支持国民党统一全国，但主张用和平方式而不是武力。比如建立"民意机关"、"国会制度"等办法来达到国家的统一。他说："现在统一的最大障碍是在各地割据的局面之上绝没有一个代表全国或全省人民的机关，所以割据分裂的趋势无法挽回。挽救的方法只有在各割据防区之上建立全省民意机关……只有这一类的民意机关可以领导民众在法律的轨道内逐渐造成制裁割据军阀的势力。"（胡适：《统一的路》《独立评论》8号）显然，胡适的话是书生之见，对牛弹琴，但这也可证明，他是反对军阀混战的，他把希望寄托在"民意与法制"上。为了国家的统一，他曾异想天开地写了一篇文章，主张把东北让给中国**，由他们去试验搞**，试验好后，再行推广。据罗尔纲回忆说："这篇论文他写了一个通宵，曾拿给我看过，但不敢用，感到很为难。"胡适的这一思想和主张，在美国作家史沫特莱《中国的战歌》一书的59页上，也有反映。三十年代初期，史沫特莱到北平，曾会见过胡适等人。她在书里回忆说：在一次谈话中，"有一位（指胡适）对我说，应该拔给**者一个省去实验他们的主张。如果证明切实可行，其他各省可以仿效"。由此可见，罗尔纲的回忆是确凿不误的。这大概是中国最早的"特区"理论吧！这样的见解，是蒋介石断然不可接受的，这正说明，胡适虽然拥护蒋介石，但仍保留着自己独立的人格和见解，并不是盲从的。胡适甚至与蒋介石发生过正面冲突。1958年4月10日，胡适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就职典礼上，蒋介石和"副总统"陈诚都到了。蒋介石在"训辞"中赞扬胡适"个人之高尚品德"，并号召"发扬'明礼义，知廉耻'之道德力量"。胡适当面反驳了蒋介石的这一提法。他说："刚才总统对我个人的看法不免有点错误，至少，总统夸奖我的话是错误的；我们的任务，还不只是讲公德私德；所谓忠信孝悌礼义廉耻，这不是中国文化所独有的，所有一切高等文化，一切宗教，一切伦理学说，都是人类共同有的。总统年岁大了，他说话的分量不免过重了一点，我们要体谅他。我个人认为，我们学术界和中央研究院应做的工作，还是在学术上。我们要提倡学术。"（根据胡适秘书王志维与陈漱渝的谈话和胡适秘书胡颂平当时的记录）胡适侃侃而谈时，蒋介石已怫然变色，听众也目瞪口呆。事后，有朋友规劝胡适，认为他当时的态度有些过分，胡适不接受。1954年，当时台湾要召开伪国民大会第二次会议，改选"总统"。蒋介石第二次推荐胡适为总统候选人。胡适表示，他是个有心脏病达15年历史的人，连人寿保险公司都不愿意保他的寿命，怎能挑得起"总统"这副担子？当有人问他如果真被提名甚至当选时将怎么办？胡适答复道："如果有人提名，我一定否认；如果当选，我宣布无效。我是个自由主义者，我当然有不当总统的自由。"（1954年2月19日台湾《中央日报》）胡适确实是这样，是一个倾向国民党的自由主义者。六鲁迅"骂"胡适，还有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关于对日本入侵的态度问题，而所谓"征服中国民族的心"，这一直成为胡适"卖身投靠"的一条罪状。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1933年3月18日，胡适在北平对新闻记者的谈话中说：日本"只有一个方法可以征服中国，即悬崖勒马，彻底停止侵略中国，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见3月22日《申报·北平通讯》） 此后，鲁迅在多篇文章中，以此为根据，臭骂了胡适，说他为日本侵略者献策。比如，1933年3月26日《申报·自由谈》以"何家干"的笔名发表的《出卖灵魂的秘诀》（此文乃瞿秋白所作，用鲁迅的笔名发表，后来鲁迅将其收入《伪自由书》）一文中说："胡适博士不愧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但是，从中国小百姓方面说来，这却是出卖灵魂的唯一秘诀。"此外，在《花边文学》的《算帐》一文，《且介亭杂文》的《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一文，《且介亭杂文二集》的《田军作＜八月的乡村＞序》一文，都提到了"征服中国民族的心"的问题，鲁迅给予了不留情面的抨击。那么，胡适果真是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军师"吗？胡适果真是不抗日的吗？我以为，从胡适的言论，到实际的行动，都不是这么回事。其实，就是在1933年，胡适受当时长城抗日的59军军长傅作义之嘱托，还为该军战死将士（有尸首）的公墓写了碑文。傅作义在信中说："我以最虔诚的敬意和悲痛的情怀请先生为牺牲在抗日战役的将士们作一篇纪念碑文。"接着介绍了全军将士奋勇上阵，顽强抗日的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并称，先生文章久已钦仰，如蒙惠撰，刻之于石，一定更能激发国民的爱国心。胡适接到来信后，读了傅作义对该军将士英雄事迹的介绍，十分受感动，于是用白话文写了一篇千余字的纪念碑文，并请钱玄同用楷书抄出。在这篇碑文里，他比较详细地叙述了国民党军队于1933年3月至5月在华北长城一带与日本侵略军英勇作战的经过：如宋哲元部队在喜峰口的苦战，如徐庭瑶、关麟徵、黄杰所率中央军队在南天门一带十余日的血战，如傅作义所部第7军团第59军在怀柔一战，与两倍于我的敌军交战，敌军虽有精锐武器装备，但在我抗日部队英勇顽强地阻击下，他们也不能前进一步。胡适以饱满的热情歌颂了抗日将士的英雄事迹，最后作诗以为纪念：这里长眠的是二百零三个中国好男子！他们把他们的生命献给了他们的祖国。我们和我们的子孙来这里凭吊敬礼的，要想想我们应该用什么报答他们的血！这些诗文，反映了胡适在外敌入侵的时候，还是表现了深切的爱国主义精神的。全面抗战以后，胡适先是以北京大学文学院长的身份到欧洲各国开展国民外交，宣传中国人民团结抗战的决心，井争取各国政府与民众的同情与支持。在旧金山，胡适作了题为"中国能战胜吗？"的演讲，他说："算盘要打最不如意的算盘，努力要作最大的努力。"以此来勉励侨胞，并表示国内民众团结抗日之决心和争取胜利之信心。此外，在回答美国合众社记者提问时说："此次中日战争，已暴露日方兵力上之弱点。"说明了日本侵略军并不可怕，他们最终是要失败的。他又以"中国处在目前危机中对美国的期望"为题，发表演说。在这篇讲稿中，他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例，说那时美国也是采取中立立场，虽然同情英法，但绝不愿卷入战争，其时间之长达三年之久。可是后来形势转变，逼迫美国不得不加入战争。历史雄辩地说明，战争是不以人们的和平意愿为转移的。接着，胡适批评了绥靖主义。认为仅靠消极的绥靖主义而没有建设性的和平政策为后盾，绝不能保障列位希望的和平。胡适认?“在第二次大战中"，最后将"再一次地以战争来终止战争"。胡适大胆断言，美国将会被黩武主义者逼迫而卷入这场战争。后来事实证明，美国被日本偷袭珍珠港事件而拖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胡适的话不幸而言中了。后来，胡适出于"现在国家是战时。战时政府对我的征调，我不能推辞"之考虑，出任驻美大使。胡适任内，力疾从公，为国事奔走呼号，赢得国内外一片赞扬声，日本政府是非常注意胡适使美这件事的。当时代表日本舆论界的东京《日本评论》曾建议一对策，说："日本需要派三个人一同使美，才可抵抗胡适。那三个人是鹤见祜辅、石井菊次郎、松岗洋右。鹤见是文学的，石井是经济的，松岗则是雄辩的。"（桓武：《胡适与外交战》，《东南日报》1938年10月12日）这样一个胡适，会是要日本"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的人吗？我心存疑虑。我查了几本胡适的传记，比如，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白吉庵著的《胡适传》等，就没有提到此事。鲁迅是根据新闻记者采访胡适的谈话来判断的。胡适有没有说过这样的话呢？现在没办法证明有，也没办法证明没有。新闻记者的采访录之类往往是靠不住的，鲁迅自己不是也说，关于他的报道、言论，也多极了吗？他不是一概不予理睬吗？鲁迅不是也证明，他没有对记者说过"我的兄弟是猪"，但记者却登出来了吗？退一步说，胡适即使说过类似的话，但也不能抓住一点，不及其余；更不能只看一个人偶尔的言论，而不看实际的行动、作为。七1933年3月15日，鲁迅写了后来被收入《伪自由书）的《"光明所到……"》一文，批评胡适为国民党监狱涂脂抹粉的行为。鲁迅认为："中国监狱里的拷打，是公然的秘密。上月里，民权保障同盟曾经提起了这问题。"然而，胡适看过几个监狱后，"很亲爱的"告诉记者，说"据他的慎重调查，实在不能得最轻微的证据……他们很容易和犯人谈话，有一次胡适博士还能够用英国话和他们会谈。监狱的情形，他说，是不能满意的，但是，虽然他们很自由的诉说待遇的恶劣侮辱，然而关于严刑拷打，他们却连一点儿暗示也没有"。鲁迅毕竟是深知中国人的，胡适作为社会名流，来看监狱，监狱当然可以临时穿上一件文明的外套，让鉴赏者观赏一番。中国弄权的好人，要骗一两个书呆子还不容易吗？然而，胡适观后，还在津津乐道什么："公开检举，是打倒黑暗政治的唯一武器，光明所到，黑暗自消。"对此，鲁迅很尖锐地指出："他就是'光明'，所以'光明'所到，'黑暗'就'自消'了。"鲁迅进而问道：但不知这位"光明"回府以后，监狱里可从此也永远允许别人用"英国话"和犯人会谈否？如果不准，那就是"光明一去，黑暗又来"了也。而这位"光明"又因为大学和庚款委员会的事务忙，不能常跑到"黑暗"里面去，在第二次"慎重调查"监狱之前，犯人们恐怕未必有"很自由的"再说"英国话"的幸福了罢。呜呼，光明只跟着"光明"走，监狱里的光明世界真是暂时得很！胡适的著名的观点是："拿证据来。"我认为，如果胡适看到了严刑拷打的证据，他不会保持沉默的。他只是一个善良的被国民党当局愚弄的书生。不过，应该指出的是，他的言论客观上为国民党监狱的黑暗抹上了一些亮色，从这一意义上说，他是有罪的。1932年底，宋庆龄等人在上海发起组织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鲁迅从一开始就加入了同盟并任上海分会执行委员。不久，北平等地也成立了分会，胡适被推举为北平分会的主席。本来，胡适理应支持"中国民权同盟"的工作，保障民权。然而，由于他的立足点是把国民党政府当作合法政权，所以他时不时站在当局一边，为虎作伥，甚至攻击"同盟"，具有一定的破坏性。1933年初，胡适认为同盟会上海分会转给他的两封检举信"纯系捏造"，并借此题，于2月19日在《独立评论》第三八期上发表《民权的保障》一文，为国民党统治辩护。他提出"把民权保障的问题完全看作政治问题，而不肯看作法律问题，这是错的"，声称要求释放政治犯，"这不是保障民权"。他认为"一个政府要存在，自然不能不制裁一切推翻政府或反抗政府的行动"，换言之，"一个政府为了保卫它自己，应该允许它有权去对付那些威胁它本身生存的行为"。显然，胡适是不把国民党政府当作反动政府的。他持的是一种一锅煮的无区别的政府论。胡适的言论，引起社会的不满。2月28日，宋庆龄、蔡元培为此电请胡适更正，"否则惟有自由出会，以全会章"。胡适不予理睬。3月3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会议议决将他开除出盟。对于胡适的言论，鲁迅持蔑视态度，他在1933年6月18日致曹聚仁的信中说："我但于胡公适之之侃侃而谈，有些不觉为之颜厚有忸怩耳。但是，如此公者，何代蔑有哉。"就在鲁迅写这一封信的上午，因积极参加同盟活动的杨杏佛被特务在上海暗杀，鲁迅先是赶往出事地点，继而又冒着生命危险毅然出席杨杏佛的入殓仪式。归来后，鲁迅心情沉重地写下了《悼杨铨》：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当鲁迅为杨杏佛遇害而伸张正义的时候，胡适对昔日的学生和朋友之死，始终未置一词。八鲁迅逝世后，胡适多次谈到了鲁迅。这些评论，不可避免地带上了某种政治偏见，即便这样，也还有一些客观的内容。1936年11月，苏雪林致函胡适，针对"新文化产业，被左派巧取豪夺"，"今日之域中，已成为'普罗文化'之天下"的情况，也针对"鲁迅死后，左派利用之为偶像，极力宣传，准备将这个左翼巨头的印象，深深打入青年脑筋，刺激国人对**之注意，以为酝酿反动势力之地"的情况，请求胡适站出来做所谓"取缔'鲁迅宗教'"的工作。苏雪林在同一封信中，还谩骂鲁迅为"假左派"，是"一个刻毒残酷的刀笔吏，阴险无比，人格卑污又无耻的小人"。（《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胡适接读书信后回答苏氏说："我很同情于你的愤慨，但我以为不必攻击其私人行为，鲁迅狺狺攻击我们，其实何损于我们一丝一毫？他已死了，我们尽可以撇开一切小节不谈，专讨论他的思想究竟有些什么，究竟经过几度变迁，究竟他信仰的是什么，否定的是什么，有些什么是有价值的，有些什么是无价值的。如此批评，一定可以发生效果。"（《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这里，胡适首先是把鲁迅当作对立面的；其次，即使针对鲁迅这样的对立面，他也认为应该不纠缠小节，要大处着眼，具体问题具体对待。在同一封信中，胡适又说?“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早年的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说鲁迅抄盐谷温，真是万分的冤枉。盐谷一案，我们应该为鲁迅洗刷明白……如此立论，然后能使敌党俯首心服。"胡适的目的，是为了"使敌党俯首心服"，但他事实上是否认了苏雪林那种粗暴卑劣的作法，在反鲁迅的势力甚嚣尘上的情况下，客观上一定程度的维护了鲁迅。胡适到了台湾以后，1958年5月在台北中国文艺协会作了一次题为《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的演讲。他仍然肯定鲁迅在"新青年"时代"是个健将，是个大将"，他还认为鲁迅、周作人翻译的《域外小说集》"翻得实在比林琴南的小说集翻得好，是古文翻小说中最了不得的好。"不过，他铺垫一番以后，接着骂了鲁迅："但是，鲁迅先生不到晚年--鲁迅先生的毛病喜欢人家捧他，我们这般'新青年'没有了，不行了；他要去赶热闹，慢慢走上变质的路子。"什么叫做"变质"呢？就是和**搞在一起，参加了"左联"。胡适认为，鲁迅加入了"左联"，也是不自由的。他说："那时**尽量欢迎这批作家进去，但是**又不放心，因为**不许文艺作家有创作自由。所以那时候监视他们的人－－左翼作家的监视者，就是周起应，现在叫周扬，他就是在上海监视鲁迅这批作家的。"（《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上）第551一552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很明显，站在台湾岛上，是很难对鲁迅有公正的评价的。在同一演讲中，胡适还谈了萧军加入**的事，这我在《鲁迅与"四条汉子"》一文中有介绍。这说明，一个人倘若戴上了有色眼镜，就难免会出现甚至是常识性的偏差--严肃、谨慎如胡适者，尚且不能例外，更遑论其他？九晚年对胡适打击最大的是震动台湾岛的"雷震案"。雷震是胡适的好朋友，两人曾共同创办了《自由中国》杂志。由于《自由中国》杂志屡次冒犯最高当局的统治，引起了蒋介石的忌恨。1960年9月4日，台湾警备总司令部以"叛乱"罪名逮捕了雷震和《自由中国》部分工作人员，对他们严刑逼供，《自由中国》也被迫停刊。不久，台湾军事法庭又判处雷震10年徒刑。胡适又震惊又气愤，他找蒋介石求情，蒋介石王顾左右，不予理睬。胡适无可奈何，连呼："大失望，大失望。"胡适本来就有严重的心脏病，"雷震案"的刺激使他旧病复发，被急送医院打针、输氧，总算死里逃生，但他的身体却大不如前，一下子竟好像老了20岁。胡适树大招风，举手投足都引入注目，再加上他心里有话憋不住，讲话常常偏激，就给反对他的人以口实。1960年11月6日，美国国际开发总署主办的"亚东区科学教育会议"在台北召开，胡适推辞不过，带病做了25分钟的演讲。他又重弹老调，贬低中国古文明，力主向西方现代文明看齐。遭到攻讦与围剿，甚至到了人身攻击和谩骂的地步。胡适已是古稀之年的老人了，如何承受得住这种波折，他又病倒了。不得不住院治疗，连他71岁的生日，也是在病床上度过的。1962年6月24日，刚出院不久的胡适在蔡元培馆主持了中央研究院第五次院士会议，选出七位新院士。胡适这天颇为高兴，这次到会的院士较多，许多是特意从国外赶回来的，一方面参加会议，另一方面也为了看看他。另外，新老院士中也有不少是他昔日的学生。中午，胡适与院士们共进午餐，回到寓所时，已是两点半钟。他给自己把了下脉，一分钟80下，一切正常，便上床休息，准备参加下午五时欢迎院士的酒会。本来，这天会前医院出于对胡适身体状况考虑，曾打算派医护人员陪同左右，但胡适不同意，说："今天的会是喜事，他们一来，像是要办丧事。"不幸这话竟被胡适言中了。四点刚过，胡适就呆不住了，他催促秘书说："今天我是主人，我们应该早点上山去。"到了山上的蔡元培馆，已有100多位来宾聚集在那里，大家发现胡适来了，都热情地鼓掌致意，几位活跃的新闻记者，还拉着胡适合影留念。下午五时，酒会开始。胡适兴致勃勃地走到麦克风前，致开幕词。他幽默而风趣地说：自己对物理学一窍不通，但却有几位世界闻名的物理学家是他的学生，至于杨振宁、李政道等人，则是他学生的学生了，真是桃李满天下啊，这是他平生最得意，最自豪的事。过了一会儿，胡适想起临行前太太反复叮嘱他少讲话，忙说："今天因为太太没有来，我多说了几句话，下面，请李济讲话。"李济是位考古学家，在胡适来台湾前曾主持过中央研究院工作。他的讲话有些悲观，他说台湾的科学设备都是进口的，有成绩的学生最后都要出国，我们自己有什么拿得出手的东西呢？他还提到了胡适因为那次演讲而遭受围攻的事，感慨台湾缺乏科学研究的环境。旧事重提，勾起了胡适的痛楚。刚才还在谈笑风生的他，脸色一下子阴郁下来，一时似乎喘不过气来。秘书见状不妙，忙示意他不必介意。胡适摆摆手，冲着话筒生气他说："我去年讲了25分钟的话，引起"围剿"不要去管它，那是小事体，小事体。我挨了40年的骂，从来不生气，并且欢迎之至……"胡适讲到这里，声调很激动，他忽然感到心脏不适，急忙煞住话头："好了，好了，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大家再喝点酒，再吃点点心吧，谢谢大家。"这时正是六点半，宾客们陆续开始散去。胡适还站在刚才讲话的地方，含着笑容和客人们握手告别。只见他正要转身和谁说话，突然面色苍白，身体晃了一晃，仰面向后倒下，旁边的人赶紧伸手搀扶，已经晚了。他先是脑袋磕到桌沿上，又重重地摔在水磨石地上。人们赶忙就地急救，给他做人工呼吸，打强心针，可他的心脏已停止了跳动。一代哲人就这样溘然长逝了，在场者无不悲恸落泪。胡适去世后，人们整理遗物发现，除了书籍、手稿外，余款只有153美元。在众多的挽胡适联中，有一幅道出了胡适一生的尴尬：孟真死于闹，今公死于噪，行在纵多才，何堪如此？共党既骂之，国人又骂之，容身无片土，天乎痛哉！**骂胡适"卖身投靠"国民党，胡适不懂"中国特色"，却以美国的标准去向国民党要自由，结果是挨骂半个世纪，栖栖惶惶，如丧家之犬。胡适是独立的，彼也不容，此也不容。在这里，我想介绍一下鲁迅的葬礼，是为了与胡适作一比较。鲁迅逝世时，遗体着白色纺绸衫裤，咖啡色薄棉袍袄，白袜黑鞋，外裹咖啡色之棉裳，上覆绯色面子湖色夹里之彩绣棉被。棺为宋庆龄赠，深红色，楠木，西式，四周有铜环，上加内盖，半为玻璃，露出头部，任人瞻仰。四天中，瞻仰遗容者络绎不绝，签名的有：个人，9470人；团体156个。未签名者不计其数。扶枢上车的有巴金、欧阳山、张天翼等十几位青年作家，执绋者6000余人，送葬者数万人。半路上，自发加入送殡群众无以计数，队伍足足有二里多长！到达墓地后，由蔡元培、沈钧儒、宋庆龄、内山完造等人作了安葬演说。由上海民众代表献"民族魂"白地黑字旗一面，覆于棺上，抬棺徐徐入穴。鲁迅去世后，**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认?“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新民主主义论》）胡适的葬礼也热闹非凡。胡适遗体着蓝色长袍和黑马褂，脚着布寿鞋。棺木上，覆盖的是北大校旗。据说，他出丧那天，有100余个团体参加公祭，自发送殡者多达30万人。不少商店停业，工厂停工，学校停课；从离墓地两公里外开始，沿途居民家家燃香，户户路祭。自1936年鲁迅去世之后，没有其他文化人享受过这种殊荣。蒋介石的《挽胡适与胡适墓园题辞》是：新文化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新思想的师表。德学俱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