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火”重温——以此纪念鲁迅逝世六十周年（2/2）

“近代的超克”命题的卓越思想家，他把鲁迅看 作是代表了亚洲超越近代性的努力的伟大先驱。在分析鲁迅与政治的关系时，他认为鲁迅的一系列杂文中贯注着关于“真正的革命是‘永远革命’”的思想。竹内好 发挥鲁迅的看法说，“只有自觉到‘永远革命’的人才是真正的革命者。反之，叫喊‘我的革命成功了’的人就不是真正的革命者，而是纠缠在战士尸体上的苍蝇之 类的人。”（竹内好：《鲁迅》）对于鲁迅来说，只有“永远革命”才能摆脱历史的无穷无尽的重复与循环，而始终保持“革命”态度的人势必成为自己昔日同伴的 批判者，因为当他们满足于“成功”之时，便陷入了那种历史的循环－－这种循环正是真正的革命者的终极革命对象。 　　这是鲁迅的慨叹，我每次记起都感到深入骨髓的震撼和沉痛：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 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这个与那个》）这慨叹其实与他对“中国的脊梁”的称颂异曲同工：他们“有确信，不自欺”， “一面总在被摧残，被抹杀，消灭于黑暗中，”一面“前仆后继的战斗”。（《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鲁迅倡导的始终是那种不畏失败、不怕孤独、永远进击的 永远的革命者。对于这些永远的革命者而言，他们只有通过不懈的、也许是绝望的反抗才能摆脱“革新－保持－复古”的怪圈。然而，“永远革命”的动力并不是超人的英雄梦想，毋宁是对自己的悲观绝望。 在鲁迅的内心里始终纠缠着那种近乎宿命的罪恶感，他从未把自己看作是这个世界里无辜的、清白的一员，他相信自己早已镶嵌于历史的秩序之中，并且就是这个他 所憎恶的世界的同谋。“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当初虽然不知道，现在明白，难见真的人！”（《狂人日记》）他不能克制地“举起投枪”，不是为了创造英雄 业绩，而是因为倘不如此，他就会沦为“无物之阵”的主人：“那些头上有各种旗帜，绣出各样好名称：慈善家，学者，文士，长者，青年，雅人，君子……。头下 有各样外套，绣出各式好花样：学问，道德，国粹，民意，逻辑，公义，东方文明……”（《这样的战士》）呜呼呜呼，我不愿意，我不如彷徨于无地。（《影的告别》）鲁迅的文化实践创造了真正的革命者的形象，那形象中渗透了历史的重量和内 心的无望的期待。这个革命者形象的最根本的特征是：他从不把自己置于嘲讽、批判、攻击的对象之外，以自身与之相对立，而是把自己归结为对象的一个部分。也 因此，否定的东西不是这个世界的局部现象，而是整体性的，是包容了他的反叛者的。这是一个变动的世界，革命者也是这个变动的世界的有机部分，从而革命者对 世界的攻击、嘲讽和批判包含了一种反思的性质。这形象也构成了鲁迅评判世事的准则。在一篇文章里，鲁迅谈到许多眼光远大 的先生们对后来者的劝告：生下来的倘不是圣贤、豪杰、天才，就不要生；写出来的倘不是不朽之作，就不要写；……“那么，他是保守派么？据说：并不然的。他 正是革命家。惟独他有公平，正当，稳健，圆满，平和，毫无流弊的改革法；现在正在研究室里研究着哩，－－只是还没有研究好。”（《这个与那个》）鲁迅尖锐 地发现，智识者的这种态度和方式不过是这个世界的“合理”运作的一部分，在这个不断升沉的世界里，这种态度和方式表达了对这个世界的永恒性的理解。鲁迅对于中国的知识者的批评，多半缘于此的。鲁迅不是以革命为职业的革命家，他向来对于那些把革命当作饭碗的人保持警 惕。他也不是某个集团的代言人，他似乎对集体性的运动一直抱有极深的怀疑。但，真正的革命，他是向往的。从“五四”时期，到三十年代，他对俄国革命及其文化 曾经有过很大的期待，那不是因为狂热，而是因为他期待中的革命颠覆了不平等的但却是永久的秩序。另一方面，经历过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张勋复辟、袁世凯称 帝，以至“五四”的潮起潮落，鲁迅不仅对大规模的革命运动的成效深表怀疑，而且也相信革命伴随着污秽和血。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这是他的自况，也是时代的真实写照。他不是怀疑革命能否成功，而是怀疑革 命创造的新世界不过是花样翻新的老中国，变了的，是台上的角儿，不变的，是旧日的秩序。这就是“总把新桃换旧符”的阿Q式的革命。 　　鲁迅的革命经验对他的社会战略具有重大的影响。他不再致力于大规模的革命， 也不再致力于组织严密的政治活动，而是在现代都市丛林中展开“游击战”：创办刊物，组织社团，开辟专栏，变换笔名，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实施小规模突击。 他把这叫做“社会批评”与“文化批评”，这本书中所录的便是他的“游击战”的战例。借用葛兰西的话说，“在政治方面，实行各个击破的‘阵地战’具有最后的 决定意义，因为这些阵地虽然不是决定性的，却足以使国家无法充分调动其全部领导权手段，只有到那时‘运动战’才能奏效。”（葛兰西：《从运动战（正面进攻） 变为阵地战－－在政治领域里亦然》）鲁迅的那些杂感，包括收录在这本书里的众多的文章，也正是一种“阵地战”，他所涉及的方面和人物并不都是直接政治性的， 但这些斗争无一例外地具有政治性－－对于一切新旧不平等关系及其再生产机制的反抗。鲁迅也并没有放弃通过文化批判创造出非主流的社会力量、甚至非主流的社会 集体，他一生致力于培育新生的文化势力，“以为战线应该扩大”，“急于要造出大群的新战士”。《雨丝》、《莽原》、《奔流》，以至版画运动，“左联”，等 等－－所有这些与鲁迅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刊物、运动和社会集团，都标志着这样一种努力：在由政客、资本代理人、军阀、帮忙与帮闲的文人所构成的统治秩序中， 不断地寻找突破的契机，最终在统治者的世界里促成非主流的文化成为支配性的或主导性的文化。鲁迅不是用他的说教、而是用他的实践创造了关于知识分子的理解。 　　鲁迅把自己看作是智识阶级的一员，但却是叛逆的一员。他不认为自己属于未来或者代表未来的阶级，不是因为他相信知识分子是“凝固了的社会集团”，是“ 历史上的不间断的继续”，“因而独立于集团斗争”（如葛兰西所批评的），而是因为他深怀愧疚地认为自己积习太深，不能成为代表和体现未来的“新”知识分子。 但是，读一读他的《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吧，他显然相信他从事的运动代表着新的社会集体，是新的历史形势的产物，而绝不是已被淘汰的社会集团的抱残守 缺的余孽，或者是历史中早已存在的超越一切新的社会关系的“纯粹的知识分子”。鲁迅关于阶级性、特别是文学的阶级性的讨论的要害，并不在于是否存在人性，或 者，人性与阶级性的关系怎样。鲁迅始终关心的是统治关系及其再生产机制，因此，他急于指出的毋宁是：在不平等的社会关系中，人性概念遮盖了什么？也许不应忘记的是：即使在那样的团体中，他也仍然不懈地与不平等的权力关 系作斗争。在那些“新”的集团内部，在那些“沙龙里的社会主义者”中，也同样再生产着旧时代的气息。“左”与“右”相隔不足一层纸的。鲁迅是杰出的学者、卓越的小说家。但他的写作生涯却既不能用学者、也不能 用小说家或作家来概括。说及鲁迅的学术成就，学问家们不免手舞足蹈，我也时有此态。试读《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以及更为人称道的《魏晋风度 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鲁迅在中国文学史研究方面的贡献毋庸置疑。曹操以不孝为名杀孔融，鲁迅从中看出了文人与政治的关系；许多人以为晋人的轻裘缓带是 高逸的表现，鲁迅偏偏拉出何晏的吃药为之作注解；嵇康、阮籍毁坏礼教，鲁迅又说他们是因为太信礼教的缘故；陶潜是千古文人的隐逸楷模，但鲁迅却说他其实不 能超于尘世，“而且，于朝政还是留心，也不能忘掉‘死’……”－－鲁迅如此地洞烛幽隐，那奥秘就在他深知“中国之君子，明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庄子· 田子方》）而且“大凡明于礼义，就一定要陋于知人心的，所以古代有许多人受了很大的冤枉”。（《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鲁迅以这样的历史洞察力 做过讲师、教授，但终于还是离去了。他不愿把自己及其研究编织进现代社会日益严密的牢笼，不愿意自己的社会批评和文化批评被学院的体制所吸纳而至于束缚， 不愿意他那不仅明于学术而且更知人心的研究落入规范的圈套。他宁愿成为一个葛兰西称之为“有机知识分子”的战士。 　　战士，这是鲁迅喜欢的词，一个更简捷的概念。在鲁迅生前，就已经有过告别阿Q时代的讨论。今天的社会与鲁迅所处的时代 相比，变化是深刻的。那么，这种变化是怎样的变化呢？鲁迅所处的时代是一个革命与变革的时代，也是一个急剧动荡的时代，而今现 代化进程已经瓦解了那时的革命阶级，从而激进革命的可能性不复存在。现代化运动的特征是通过渐进的、合法化的途径，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组织进韦伯所说的 那个“合理化”的秩序之中。这个“合理化”的秩序如今已经超越国界，成为全球化进程的一部分。鲁迅时代的知识和文化活动与大学体制密切相关，但那一时代的知识分子的思 想活动与社会生活保持着密切的、有机的联系，而当代文化生活的重要标志之一，却是鲁迅式的“有机知识分子”逐渐分化和退场，并最终把知识分子的文化活动改 造成为一种职业活动。职业化的进程实际上消灭或改造了作为一个阶层的知识分子。

    与此相关的是，媒体，特别是报刊，在鲁迅时代的知识和文化活动中具有特殊 的地位，但在当代社会这一现象却发生了深刻变化。除了媒体的特有的政治功能之外，它也日益成为消费主义文化的主要场所。鲁迅时代的批判的知识分子通过媒体 的活动直接地与社会、政治和公众建立有机的联系，他们的文化实践、特别是他们对所处时代的各种社会不公的批判和反思，成为有效的社会文化变革的重要动力。 当代媒体中也不断地出现“学者”或“知识分子”形象，但这种“形象”的“知识分子”特性却经常是一种文化虚构和幻觉，因为推动“知识分子”的媒体活动的主 要动力，是支配性的市场规则，而不是反思性的批判功能。因此，当我们谈论“有机知识分子”的传统时，不是简单要求知识分子重返媒体，而是指出这一变化本身 不过是社会结构性变化的一部分。上述变化如此明显地改变了当代知识分子的文化活动的方式。曾经有人把这种 变化看作是知识分子的某种态度和价值的变化（例如“人文精神的失落”），却没有充分意识到“有机知识分子”的退场是现代化运动的历史结果。伴随着现代化的 进程，中国社会进入了日益细密化、专业化、科层化的社会过程，知识的生产也越来越具有与之相应的特征。作为专业化的知识生产的最重要体制的大学，其根本要 务即在培养与上述社会过程相配合的专业人员。对于这个社会过程的反思，特别是对于日益分化的知识的反思，没有也不可能成为大学体制的主导方面，因为大学体 制恰恰是以知识分化的日益细密化为前提的。体制化的知识生产不仅是整个社会现代化进程的有机部分，而且它的任务本身即是为这一进程提供专家的培养、知识的 准备和合法性论证。知识分子的文化活动既然是体制化的活动的一部分，从而也必须遵循体制化的规范。无论是教育体制，还是科学研究制度，都意味着现代社会中 的知识分子对社会和文化的思考日益带有学院的特征。我们也许可以争辩说：“反思性”一直是敏感的学者和知识分子的学术活动的重要特征，然而，我们却不得不 承认：它并不是体制化的知识生产的主要特征。学院方式本身意味着作为职业活动的学术与一般社会文化活动的分离。这种分 离的后果明显地具有两重性。一方面，由于学术活动的学院化特征，学者的研究与社会过程之间没有直接的联系，教育与科研体制为专门的知识活动提供了再生产的 条件；在这个意义上，学院为反思性的活动提供了独特的空间和可能性，并使得知识活动的自主性大大增强。但是，另一方面，由于学院方式同时意味着体制化的知 识生产活动，这种活动本身不仅没有反思性可言，而且它还以脱离社会的方式再生产社会的支配关系。因此，只有那些具有特殊敏感性的知识分子才会把学院的空间 当作反思的场所，并致力于反思性的知识活动。更为重要的是，日益细密的分科通过知识的专门化把知识分子分割为不同领域 的、难以相互交流的专家，而公众对于专家所生产的知识既无理解、也无批评的能力，从而知识分子与公众的有机性联系消失了。职业化的知识生产不仅压抑了知识 分子的批判能力，而且也使得民间文化彻底地边缘化了。因此，一方面，知识分子的反思性文化对当代生活的影响日渐减弱，另一方面，公众与知识分子之间的互动 关系也无以建立。有人批评先前的知识分子的启蒙姿态含有过度的精英主义倾向，这也许是对的；但是，真正导致知识分子精英化的动力不是“心态”，而是体制化 的过程，是知识分子身份向职业身份的转化过程。专家文化加速了知识分子的精英化过程，使之成为远离公众、并居于某种控制地位的阶层。当他们成为各种法律、 制度、规章以至价值的制定者的时候，他们也不再是知识分子。他们的知识随之转化成为社会控制的权力。当社会的重大变化来临之际，那些仅存的知识分子只能成 为这种变化的被动的承受者，而无力发出自己的批判的声音－－即使发出这种声音，也无法让人理解。这就是我们重温鲁迅遗产的当代情境。我们身处的时代是一个“理性化”程度越来越高的时代，从而也是反思性文化 和民间文化边缘化的时代。大学和媒体有效地生产着适应政治经济关系的文化产品，并成功地把自己组织进这个庞大的、具有再生产能力的机械运动之中。没有人否认： 现代社会仍然存在着严重的社会不平等；也日渐有人发现：新的社会关系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干预和限制人的生活－－这种干预和限制的方式经常象是“自然的事件” ，以至任何一个对其合法性进行质疑的人，都被视为没有理性的人。鲁迅的思想遗产在今天所以具有重要的意义，是因为他揭示了历史和社会中不断出现的合法化知 识与不平等关系的隐秘的联系，他的思想遗产应该成为当代知识分子的批判思想的重要源泉。鲁迅的文化实践为置身于职业化的知识生产过程的知识分子提供了参照系，促 使我们思考当代知识生产方式的限度及其社会含义。我不是一般地反对体制化的和职业化的知识生产，在现代化的逻辑中，没有人也没有单一的社会能够简单地反对 这一过程，那等于自取灭亡。然而，鲁迅揭示了一切有关世界的唯一性、永恒性和无可争议性的陈说不过是虚假的幻象，从而也暗示了现代世界的各种可能性。详尽 地讨论作为文化再生产场所的学院体制不是本文的任务，我在此着重考察的是这种知识生产与批判思想的关系，并以这种关系为轴心反思我们身处其间的知识活动。 我的问题仅仅是：当代教育和科研体制中的分科类型及其知识生产明显地与职业教育和职业知识相关，批判的知识分子难以在这样的知识活动中反思他们的知识前提， 以及他们的知识活动与当代社会进程的复杂关系。正是在这样的知识状况下，在“有机知识分子”成为一种日益边缘化的文化现象的时代，鲁迅所创造的辉煌业绩值 得我们思考：在一个日益专家化的知识状态中，在一个媒体日益受控于市场规则和消费主义的文化状况中，鲁迅对社会不公的极度敏感、对知识与社会的关系的深刻 批判、对文化与公众的关系的持久关注，以及他的灵活的文化实践，都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再创知识分子的“有机性”提供了可能性。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伟大传统。读鲁迅及其论敌的论战文字，我经常象是一位战史研究者，推敲攻守双方的战 略战术。读完之后，我则更象一位心理分析学者，想象着鲁迅的内心世界。这篇文字也许本该写成更象序文那样的东西，至少不该离题千里。这实在是应该抱歉的。 相信明智的读者不会为我的文字所蛊惑，因为鲁迅和他论敌的文字俱在，那是昨日的林中响箭。对于置身太平的圣哲们，那不过是文人相轻的梦呓，没有是非的胡闹， 不值得关心的。 　　“在这样的境地里，谁也不闻战叫：太平。”至于我自己，是有些困倦了，在这深的夜中。看着窗外的高楼，我心里却有些 想念鲁迅后院的两棵枣树：它们如铁似地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不知何故，我竟有些怀念那夜游的恶鸟了, 或者还是女吊有些暖意？一九九六年九月十一日夜于北京寓所注：本文是为《鲁迅与他的论敌》一书所作的序言，该书还同时刊有王得后、 钱理群、王富仁的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