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鲁迅研究之谜（2/2）

为。这是理性的反抗，现代的反抗，并非从前的 农民“造反”，更不是“文革”式的乱斗一气。说到《水浒》，他就十分反感那抡起板斧“排头砍去”的李逵式作法，斥之为“流氓”。他从来珍视人类的生命， 对于那些随意以牺牲为代价，葬送群众性命的“革命者”，他是憎恶的，他明确表示：“革命是并非教人死，而教人活的”。可以认为，斗争是他的人道主义和 个人主义的思想原则的最高体现。他不惮孤身一人，挑战权力者乃至整个社会，乃是为了捍卫人类生命个体的生存和发展的权利，活着的全部尊严。他深知，剥 夺了斗争，就剥夺了这一切。谢泳文中把胡适和鲁迅相并论列，问：“在鲁迅的时代里，人们总认为鲁迅 是拆台的，而胡适才是补台的，为什么一个以拆台为基本特点的人的思想总是被利用，而一个总想补台的人的思想却不受欢迎呢?”远在1927年国民党“清党” ——鲁迅谓之“血的游戏”——之后，鲁迅就明明白白反对一个唯靠武力支持而不是经过民选的不合法的政府，野蛮的政府，“一党专政”的独裁**的政府； 而此时的胡适，倒是立志要做“政府的‘诤友’”的。当时，国民党在“台”上，**还在“台”下，因此鲁迅反抗国民党政府，正如寄同情和支持于被迫害、 被屠杀的在野的**，表明了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的立场。由于有了这样一种历史渊源，台上台下，或拆或补，全都变得可理解的了。当说及鲁迅与胡适时，谢泳还说到一个话语问题。他说，胡适的话是明白的， 没有再阐释的可能；鲁迅的话是晦涩的，故而存在被曲解的可能性。比较胡适，鲁迅是一个独异的隐喻的思想者。他的文章确乎充满激情，意象丰富，但又同时 具有健全的理性和缜密的逻辑，尤其是论战的文字。在恶劣的政治环境里，他已然失去发表的自由，因而不断地变换笔名，且不得不“曲曲折折”、“吞吞吐吐” ；然而，即便如此，叛逆的思想指向仍然是明白的。谢泳问：“可为什么在中国最黑暗的年代里，那些读过鲁迅书的红卫兵连最 起码的人道主义都不懂?”“那么多读鲁迅书的人怎么就不学好呢?”我也不妨问：“可为什么在中国次黑暗的年代里，那些读过或不读过鲁迅书的知识者便连最起 码的人道主义都不说?”“那么多不读鲁迅书的人难道就学好了吗?”鲁迅，一人而已，用他的话来说，其实亦不过惟有一支笔，能对一个“黑染缸”般的大社会 负多大程度的责任?权力者的力量，知识者的力量，意识形态的力量，教育的力量，实际运动的力量，社会的综合力量，不是要比一个人的力量大得多吗?何况 这个人已经被权力者连同知识者双方从上到下从左到右弄得简直面目全非了呢!作为独立思想者的思想，要穿透公共空间——或可看作一个既成的、传统的或正 统的“场”——是困难的；愈是独特，愈是深刻，则愈见困难。倘使承认鲁迅的思想是一笔宝贵的遗产，而且真正能为进步的社会力量所接受，所利用，那么， 就必须同**者的利用，以及“帮忙”和“帮闲”的知识者的拒斥作斗争——虽则我们对斗争本身并不见得有前定的需要，或先天的嗜爱!说到被利用，鲁迅尝慨叹道：“回忆先前的经历，觉得现在的社会，大抵是 可利用时则竭力利用，可打击时则竭力打击，只要于他有利。”对于身后的被利用，他也不是没有预感的。在一篇文章中，他写道：“文人的遭殃，不在生前的 被攻击和被冷落，一暝之后，言行两亡，于是无聊之徒，谬托知己，是非蜂起，既以自炫，又以卖钱，连死尸也成了他们的沽名获利之具，这倒是可悲哀的。” 在这里，所说的仅属“无聊之徒”，尚未及于如他所说的“有力者”；可见世人世事的险恶，远比他——一个尝自谓“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中国 人——预想的要厉害得多。近百年来，环绕鲁迅所花的口舌笔墨可谓多矣，由此，亦可照见中国社会及 诸般人士的面目。但我想，鲁迅既为战士，那么无论生前死后，被人攻击、歪曲、利用，都不足为怪；惟独为别的战斗者所不解，所误解，这才是最深重的悲哀!1998年7月4日，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