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做梦”--“改造国民性”思想之二（2/2）

*，多数人**。凡是持不同意见的在当时都称为“花岗岩脑袋”，要把他们“淹没在群众的汪洋大海之中”。“拔白旗”运动不但在农村、工厂基层广泛展开，在大学里也普遍推行，北大就是一个重灾区，反专家、反教授、反知识，“知识越多越蠢”。当时称这样的群众大批判运动为“革命的狂欢节”。这首先是语言的迷信，语言的狂欢。前面说过的赛诗会的诗一句比一句激动人，显示了语言的魔力。这种狂热的语言可以称为群众的“高调逻辑”，对人们有催眠作用，人在语言的迷恋中，丧失了自我，进入半睡眠状态。这里还包含“从众心理”，在群体中，在语言魔力的召唤下，人变得大胆了，勇敢了，富有幻想，无所顾忌了。“从众心理”有保护作用，无论做什么事都可以不负责，这实质上是用精神、语言的魔力将人的本性迷惑。人的语言也变成一种“施暴”的力量，特别是在“大批判会”上，年青人运用语言的暴力强加于自己的老师，其实也在践踏作为自身存在基础、理由的知识与科学理性。但没有人会对此有任何的反省，因为每个人都处在高度兴奋的狂热中，都有一种莫名的神圣感，仿佛自己在创造历史，为“真理”而战。一切都有看似合理的逻辑，是在“破除迷信”的口号下鼓动人们去迷信，并赋予“正义感”和“合道德”性。这就使这类“狂信的**”又带上了某种道德理想主义的色彩。

    在全民梦想造成的全民族的灾难中，知识分子扮演什么角色，负什么责任？客观地说，知识分子是受害者，另一方又是推波助澜者。比如说，亩产上万斤的粮食上报是由省的农业科学院副院长作证的，某大科学家亲口对**说：“根据科学研究，在理论上亩产上万斤是可能的。”无数的诗人、作家都参加到“全民的狂欢节”中，田汉写了《十三陵畅想曲》，更是火上浇油。本来知识分子应该在全民狂热中起“清醒剂”作用，但却推波助澜，这恐怕是出于中国知识分子的劣根性：中国知识分子总想领导潮流，总要“得天风气之先”，而实际上是在赶时髦，为虎作伥，充当帮忙与帮闲而不自觉。这里也隐含着对于权力，对于“**的狂信”的恐惧，进而在“从众”心理中寻得平衡，找到为自己辩护的理由。这样的“赶潮流”之风至今也没有停息，知识者仍有可能继续充当“推波助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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