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胡适的两种选择（2/2）

从技术的层面，为中国的现代进程，设计了诸种方案。80年代以后，我们文化与经济起飞的过程，实际上正隐含着他们的精神余脉。这两种独立之精神，为今人摆脱贫困与奴役，提供了良好的范例。虽然，这些影响有时还是有限的。德国的亨利希.曼说：“一个向统治阶层靠拢的知识分子是在背叛精神。”作为一个具有清洁精神的人来说，独立于这个世界，恪守心灵的圣地，是难能可贵的。知识分子所以是知识分子，乃是具有一种属于自我独立不倚的价值世界。它以在野的声音，向权贵世界发出逆俗的声音。胡适不能说是没有独立精神的人，但他却不能像鲁迅那样走向黑暗的深谷，与陈腐的权贵彻底决裂。胡适的独立意志的表达方式，常常是利用现政权的缝隙，或者说利用已有的社会机体，进行渐进的变革。但这种“利用”不是简单的依附，他从未跪在统治者面前乞求恩赐。在求索的路上，他没有低下高贵的头。他其实知道，真理的实行常常伴以自我的丧失，思想在现实转换，有时不得不染以俗谛。社会的进化，是不能以“纯粹”来实现的。在通往真理的路上，要有尼采、叔本华、鲁迅、萨特，但也需要黑格尔、歌德、高尔基、胡适这样的人。这是一种文化的生态。当黑暗过于强大时，铲除黑暗的人，身上不免拖着黑暗的余影。中国知识界的悲哀在于，这一黑暗的余影太长了。所以，无论是鲁迅的反抗，还是胡适的挣扎，都是个未完成的精神表达式。抵抗奴役的路，对他们而言，只意味着刚刚开始。中国的现代进程中，这两类人，都是非健全的。但在这里，能真正提供精神自由和反奴役意志资源的，也许只有鲁迅。在灵魂的深与思想的深上，鲁迅是一座高峰。他矗立在那儿，提示着人们去注意新的主奴关系的生成。如果说中国的知识界缺少什么，我们与鲁迅的距离有多长，那么所欠缺的就有多长。这决不是耸人听闻之谈。坦率地说，胡适的选择是常态人生的记录，鲁迅则是非常态的。高远东先生将鲁迅精神比做“药”，把胡适思想看成“饭”，正是很好的注释。在鲁迅消失了的地方，胡适便凸现出他的意义。但悲哀的是在我们这个国度，鲁迅的话题竟是长恒的，一个病态的民族，胡适的自由之梦，常常没有鲁迅式的绝望之声，更具有广泛性。我以为要梳理中国“被现代”历程最富魅力的因子，鲁迅与胡适的互补性是重要的。或许，国民精神重塑的新途，他们是真正的奠基人。我毫不怀疑这两种选择的必要性。饥饿的民族最急需的是“饭”，但不要忘了，鲁迅这副“药”，永远是不能或缺的。对鲁迅与胡适，或许当如是观。其实，抵抗奴役的路，会有多种。鲁迅与胡适，不过提供了两种可能。探索“现代性”，或说“被现代”的问题，我们固有的资源不多。但倘若从鲁迅与胡适的异同中去发掘探索，那么会发现，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苦难的症结，似乎正写在那里。中国人倘解决不了鲁迅与胡适身上呈现的悖论，那我们的苦运将会更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