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完没了的“华盖运“ 东京：1902--1909（2/2）

办文艺杂志《新生》倾注极大的热情，但真正称得上留学结晶的却是《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破恶声论》等论文及与周作人共同翻译的两册《域外小说集》。我们知道，鲁迅的东渡，本抱“科学救国”目的赴学，也就是说，他是来学医而非来学日本的。但经历“弃医从文”的蜕变后，他的精神旨趣从普遍转向了特殊，从科学转向了人文，但其重要的思想主题“精神界之战之战士”和“摩罗诗人”的形象来自欧洲，与“东洋”无涉，而日本学者关心的中日文化之“命运共同体”的使命感之类，则从未进入其思想视野。伊藤虎丸在《亚洲的近代与“个”的思想》一书曾指出，鲁迅留学日本最大的收获，在于通过接触日本流行的思想和文艺思潮，找到并确立了思想的原点“个”的自觉，“人”因此从家族、国家乃至阶级、党派的管束中解脱出来，获得了独立和自由，成为了主宰。这使鲁迅一下子跃居亚洲思想的前列。但我们也知道，所谓“个”的自觉，其实是鲁迅从尼采、施蒂纳、克尔恺郭尔、叔本华等人那里“拿来”的，鲁迅对亚洲思想的真正贡献，或者说对“东洋”思想的根本改造，不仅在以“个”的自觉作思想的原点，而且在于把它引入了相互关系领域，把单向的“成为主体”发展为“互为主体”的关系格局。1909年7月，鲁迅怀着创办《新生》失败的记忆回国了。作为“逃异地，走异路，寻求别样的人们”生活的最重要部分，8年留学给了他太多的“异”感：“医学救国”梦的破灭、深入20世纪文明“根柢”的上下求索、做“真的人”和做“奴隶的奴隶”的极端经验、“精神界之战士”坐标的确立、并非“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浪漫英雄的自省等等，这既赋予他反省和批判中国传统的方向，也使他在寻求“立人”、“立国”的精神和方法时远离了“异地”日本———这个使鲁迅初步成为鲁迅、却未遗留下任何“旧居”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