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檀园集》（2/2）
《施蛰存作品集》作者：施蛰存作品集 2017-04-13 14:05
未能达之也。真能“达其性情”的
诗人，他对于诗的形式上一定是“能为工”者；可是逆言之，在形式上“能为工”者，
却未必一定是“能达其性情”者。所以李流芳以为“能为工”并不算得工，必须要“能
为工而不必工”的诗才是真的“工”诗了。
既然“能为工”何以又“不必工”呢？“不必工”岂不就是不必“求达其性情”呢？
初读此语，似有矛盾，尤其是在与“求工于诗者，固求达其性情而已矣”这一句对看的
时候。实则“不必工”非不工也，自然而为工也。诗人满肚皮的性情，正如平常人一样，
总要表达出来的。于是把“人人所欲达者”用老婢都能通晓的形式表达出来；把“人人
所欲达而不能达者”用惊人之句表达出来。这些“老婢都能通晓的”或“惊人的”作品，
何尝是作者刻意结撰出来的？作者咏歌嗟叹之顷，任其性情之自择一种方便的形式而表
现之，不表现则已，既表现则作者虽未尝措意于工，而自然会工也。所以：“能为工而
不必工之为工也”这句话，从诗的内容方面解释起来，就是说：有表现的能力而并不刻
意去想表现，听其性情之自然的流露，这才是“工”的诗；从形式方面解释起来，便是：
不必苦心推敲，而随口吟咏出足以表现其性情的音节章句来，这就是“工”的诗。
但是，我们在这里，也许会得更发生一个问题了。李流芳既然说“求工于诗者”，
只是“求达其性情而已矣”，而同时又明明说诗人的性情与平常人的性情完全是一样的；
那么，又何以惟诗人能成其为诗人，而平常人不能为诗人呢？况且下文又说得明白，以
惊人之句所表达者，固然是平常人所“欲达而不能达者”；而另外一种以“老婢都能通
晓其意”的篇章表达出来的，却分明是“人人之所欲达”者，这岂不是说任何人都至少
可以做“大众语文学家”吗？这个疑问乃是一个疏忽之结果。我们倘把“人人所欲达而
达之”与“人人所欲达而不能达者而达之”这两个半句仔细玩味一下，就可以发现一个
文艺批评家的机智了。今试问：“人人所欲达而不能达”，则达乎？曰：未尝达也。盖
其故在“不能”；又问：“人人所欲达”者，达乎？曰：亦未尝达也，仍止于“欲”而
已矣。此平常人之所以终非诗人或作者也。我们从《沈雨若诗草序》中看到李流芳对于
这个问题的解释。
“夫诗人之情，忧悲喜乐，无异于俗，而去俗甚远，何也？俗人之与情，固未有能
及之者也。雨若居然羸形，兼有傲骨，孤怀独往，耿耿向人，常若不尽，吾知雨若之于
情深矣。夫诗者，无可奈何之物也。长言之不足，从而咏歌嗟叹之，知其所之而不可既
也，故调御而出之，而音节生焉，若导之使言，而实制之使不得尽言也。非不欲尽，不
能尽也。故曰无可奈何也。然则人之于诗而必求其尽者，亦非知作者也。”
这个“情”字即上文所谓“性情”，亦即我们所谓“感触”也，诗人的性情既与平
常的一般无二，而平常人又万万不成为诗人，这个神秘，据李流芳的揭示，乃是因为诗
人能“及”于情，而平常人则不“及”于情。这个“及”字，我们倘若使它相当于现在
之所谓“交感”（sympathize）或“反射”（reflect），就可以使它的意义更清楚一些。
总之，平常人虽有感触，但是他与这种感触并不想，也决不会，有密切的关系。消失了
就消失了，并不觉得惆怅；表达出来就表达出来，也并没有什么畅快；即使是有意识地
想表达出来，也往往还不是一种热忱。至于诗人，则他的感触会得在他胸中起作用的。
李流芳形容他的朋友沈雨若：“居然羸形，兼有傲骨，孤怀独往，耿耿向人，常若不荆”
这虽然似乎是很抽象的说法，但我们已经可以想象得到一个能够对于自己的感触起反射
作用或交感作用的人——也即是所谓深于情者——的容仪了。
底下的半节文字，又推广到诗人的表现方法上去了。诗人既然与平常人不同，对于
性情有一种特殊的感受力，但是他也决不能将他所感受到的完全吐露出来，而事实上他
也吐露不全。如果他居然照实地将他所感受到的情绪完全吐露出来了，最好的也只能是
一篇好的散文，而决不能成为诗。若要做诗，便不得不将这些吐露不尽的情绪“调御而
出之”。诗的音节，正如李流芳所说的，就是由于这种情绪的调御而得到的。所以诗的
音节是与情绪的节奏相和谐的。
我们试将李流芳的意见归纳起来，那就是：诗之目的，在表现性情，要做诗，就应
当培养自己的性情，使自己对于所感受的情绪有交感作用或反射作用。然后从胸臆中顺
着这情绪的节奏而施之以文字与声音的调御，以达到言若尽而意未穷的“蕴藉”的境界。
因此，作诗决不能掇拾饾饤，而从纸上去摹仿的。至于诗的体裁，是老婢都解其意的大
众体，或通篇都是惊人之句，这都是诗人在求表现其性情的时候的自然的选择。
这样的提要，我们不是处处都可以看出他是与娄坚的“真”字相吻合的吗？娄坚所
谓“识真”者，岂不即是李流芳所谓“求之性情”吗？识真“则无古无今，有正有奇，
道一而已矣。”这岂不就是李流芳所说的“求工于作者，固求达其性情而已矣”的绝妙
说明吗？所谓“有正有奇”，亦与“通”及“惊”之说相为呼应，宛然如出诸一人之口
者。所以，我臆断起来，大抵嘉定四先生这一个诗派，其所以异于王李者，在排斥摹古；
其所以别于钟谭者，在反对求字句之新异；而大旨则以“自然地表现真性情”为归，即
娄坚之所谓“贵在识真”也。
诗人，他对于诗的形式上一定是“能为工”者；可是逆言之，在形式上“能为工”者，
却未必一定是“能达其性情”者。所以李流芳以为“能为工”并不算得工，必须要“能
为工而不必工”的诗才是真的“工”诗了。
既然“能为工”何以又“不必工”呢？“不必工”岂不就是不必“求达其性情”呢？
初读此语，似有矛盾，尤其是在与“求工于诗者，固求达其性情而已矣”这一句对看的
时候。实则“不必工”非不工也，自然而为工也。诗人满肚皮的性情，正如平常人一样，
总要表达出来的。于是把“人人所欲达者”用老婢都能通晓的形式表达出来；把“人人
所欲达而不能达者”用惊人之句表达出来。这些“老婢都能通晓的”或“惊人的”作品，
何尝是作者刻意结撰出来的？作者咏歌嗟叹之顷，任其性情之自择一种方便的形式而表
现之，不表现则已，既表现则作者虽未尝措意于工，而自然会工也。所以：“能为工而
不必工之为工也”这句话，从诗的内容方面解释起来，就是说：有表现的能力而并不刻
意去想表现，听其性情之自然的流露，这才是“工”的诗；从形式方面解释起来，便是：
不必苦心推敲，而随口吟咏出足以表现其性情的音节章句来，这就是“工”的诗。
但是，我们在这里，也许会得更发生一个问题了。李流芳既然说“求工于诗者”，
只是“求达其性情而已矣”，而同时又明明说诗人的性情与平常人的性情完全是一样的；
那么，又何以惟诗人能成其为诗人，而平常人不能为诗人呢？况且下文又说得明白，以
惊人之句所表达者，固然是平常人所“欲达而不能达者”；而另外一种以“老婢都能通
晓其意”的篇章表达出来的，却分明是“人人之所欲达”者，这岂不是说任何人都至少
可以做“大众语文学家”吗？这个疑问乃是一个疏忽之结果。我们倘把“人人所欲达而
达之”与“人人所欲达而不能达者而达之”这两个半句仔细玩味一下，就可以发现一个
文艺批评家的机智了。今试问：“人人所欲达而不能达”，则达乎？曰：未尝达也。盖
其故在“不能”；又问：“人人所欲达”者，达乎？曰：亦未尝达也，仍止于“欲”而
已矣。此平常人之所以终非诗人或作者也。我们从《沈雨若诗草序》中看到李流芳对于
这个问题的解释。
“夫诗人之情，忧悲喜乐，无异于俗，而去俗甚远，何也？俗人之与情，固未有能
及之者也。雨若居然羸形，兼有傲骨，孤怀独往，耿耿向人，常若不尽，吾知雨若之于
情深矣。夫诗者，无可奈何之物也。长言之不足，从而咏歌嗟叹之，知其所之而不可既
也，故调御而出之，而音节生焉，若导之使言，而实制之使不得尽言也。非不欲尽，不
能尽也。故曰无可奈何也。然则人之于诗而必求其尽者，亦非知作者也。”
这个“情”字即上文所谓“性情”，亦即我们所谓“感触”也，诗人的性情既与平
常的一般无二，而平常人又万万不成为诗人，这个神秘，据李流芳的揭示，乃是因为诗
人能“及”于情，而平常人则不“及”于情。这个“及”字，我们倘若使它相当于现在
之所谓“交感”（sympathize）或“反射”（reflect），就可以使它的意义更清楚一些。
总之，平常人虽有感触，但是他与这种感触并不想，也决不会，有密切的关系。消失了
就消失了，并不觉得惆怅；表达出来就表达出来，也并没有什么畅快；即使是有意识地
想表达出来，也往往还不是一种热忱。至于诗人，则他的感触会得在他胸中起作用的。
李流芳形容他的朋友沈雨若：“居然羸形，兼有傲骨，孤怀独往，耿耿向人，常若不荆”
这虽然似乎是很抽象的说法，但我们已经可以想象得到一个能够对于自己的感触起反射
作用或交感作用的人——也即是所谓深于情者——的容仪了。
底下的半节文字，又推广到诗人的表现方法上去了。诗人既然与平常人不同，对于
性情有一种特殊的感受力，但是他也决不能将他所感受到的完全吐露出来，而事实上他
也吐露不全。如果他居然照实地将他所感受到的情绪完全吐露出来了，最好的也只能是
一篇好的散文，而决不能成为诗。若要做诗，便不得不将这些吐露不尽的情绪“调御而
出之”。诗的音节，正如李流芳所说的，就是由于这种情绪的调御而得到的。所以诗的
音节是与情绪的节奏相和谐的。
我们试将李流芳的意见归纳起来，那就是：诗之目的，在表现性情，要做诗，就应
当培养自己的性情，使自己对于所感受的情绪有交感作用或反射作用。然后从胸臆中顺
着这情绪的节奏而施之以文字与声音的调御，以达到言若尽而意未穷的“蕴藉”的境界。
因此，作诗决不能掇拾饾饤，而从纸上去摹仿的。至于诗的体裁，是老婢都解其意的大
众体，或通篇都是惊人之句，这都是诗人在求表现其性情的时候的自然的选择。
这样的提要，我们不是处处都可以看出他是与娄坚的“真”字相吻合的吗？娄坚所
谓“识真”者，岂不即是李流芳所谓“求之性情”吗？识真“则无古无今，有正有奇，
道一而已矣。”这岂不就是李流芳所说的“求工于作者，固求达其性情而已矣”的绝妙
说明吗？所谓“有正有奇”，亦与“通”及“惊”之说相为呼应，宛然如出诸一人之口
者。所以，我臆断起来，大抵嘉定四先生这一个诗派，其所以异于王李者，在排斥摹古；
其所以别于钟谭者，在反对求字句之新异；而大旨则以“自然地表现真性情”为归，即
娄坚之所谓“贵在识真”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