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檀园集》
《施蛰存作品集》作者：施蛰存作品集 2017-04-13 14:05
自来读中国诗者，辄好读唐宋，即研究诗学者，也总是首先注意于唐宋，其实明朝
一代，短短二百七十余年中，诗风之丕变，较之唐宋，实更为繁复。我常常觉得明朝诗
人的纷争，其留给我们的最好的成绩，乃是他们的诗论。除了整部的诗话或其他论诗的
书不算，试看自唐以来文人的别集中，论诗之处，有多于明人者乎？我们倘若能从明人
的文集中，逐一摘出其论诗的文字，加以整理，一定能够对于，不但明代的诗，甚至自
古乐府以迄于唐宋的诗，得到许多研究材料的。
明代最后一个诗派是由被称为“嘉定四先生”的唐时升，程嘉燧，娄坚，及李流芳
所建立的。这四个人生当公安竟陵炽盛之时，虽然又都与三袁钟谭相熟识，但是他们对
于诗的主张却另有独立的意见。娄坚曾说：“近世之论，非拘求于面目之相肖，即苟为
新异，抉摘字句为悟解，如是焉已。凡为诗若文，贵在能识真耳，苟真也，则无古无今，
有正有奇，道一而已矣。”他所谓“拘拘求面目之相肖”，显然是指的王李之摹古，而
“苟为新异，抉摘字句为悟解”，这句话就不客气地道出了公安竟陵诸人评选之风的弱
点了。在下一句中，他又提出了一个“真”字，我们倘若要寻找一个字来代表嘉定四先
生的全部的诗论，也许这个“真”字是最适当的了。
我未尝见唐时升的《三易稿》，但曾见他的《与曾长石书》，其中有这样一节：
“作诗之道，非难非易。易，故三百篇多出于野夫游女，难，故成一家言者，代不数人。……
臂锦组织，一经一纬，一玄一素；虽由女工之手，而必成于杼轴；疏密轻重，各有其度，
不可违也。能取古人之言而吟讽之，嗟叹之，久之知其言之所以然，又知其言之不得不
然，由是而得之杳冥之中，出之恍惚之际；不规规于古人，而自与之合，如是知不为作
者笑矣。”即此一节，已可想见他对于古人诗的全部态度。他虽然要“取古人之言而吟
讽之，嗟叹之”，但并不是要如王李辈的剽窃古人的风格与形式，而是要“知其言之所
以然，又知其言之不得不然”，这就是要参悟一种自然的，同时又是必然的表现法。所
以，“不规规于古人，而自与之合”，这所“合”者，也并不是“面目之相肖”，而是
自己的诗与古人所作的诗有一个共同点，这共同点自然就是“真”。
我曾见七卷本的初刻《松园浪淘集》，全是诗，没有文，所以程嘉燧的诗论无从参
证，但是最近却买到了那非常推崇他的李流芳的《檀园集》，使我得以引录几节李流芳
的诗论来作唐娄两家的意见的参证。
李流芳的诗的见解，最足以与唐时升的话相表里而为娄坚所提出的“真”字作注脚
者，乃是《蔬斋诗序》里的一节：“杜子美云：‘语不惊人死不休’，而白乐天诗成，
欲使老婢读之皆能通其意，两人用心不同，其于以求工，一也。然余尝有疑焉，以为诗
之为道，本于性情，不得已而咏歌嗟叹以出之，非以求喻于人也。激而亢之而使人惊，
抑而平之而使人通，岂复有性情乎？曰：非然也，夫人之性情与人人之性情，非有二也，
人人之所欲达而达之则必通，人人之所欲达而不能达者而达之，则必惊；亦非有二也。
然则求工于诗者，固求达其性情而已矣。诗之传也，久而且多，凡为诗者，不求之性情，
而求诸纸上之诗，掇拾饾饤而为之，而诗之亡也久矣。”
对于一般人所认为绝对不同的两种诗的艺术观，给予了一个共同的理论的根据，这
实在是很足以提供给我们现代的文艺批评家作参考的。我们倘若以杜子美的“语不惊人
死不休”主义作为现代的注重文学的艺术价值的这派文艺观的典型，而以白乐天的“欲
使老婢读之皆能通其意”作为现代的主张大众语文学这派文艺观的典型，而以李流芳的
方法解释之，那么我们同样也可以从这一向被误认为是相互的仇敌的两者之间，获得一
个本质上的共同点。文艺作品，不仅是诗，但尤其是诗，所表现的对象，无论怎样的繁
复错综，总之是作者的一种感触（sensibility）亦即是李流芳之所谓“性情”者也。无
论这个作者要怎样地注意于艺术价值之崇高，要怎样的辞藻华丽，风格新颖，甚而至于
要求着语必惊人，他的目的还是在于要表现他的感触，正如那些竭力使自己的作品大众
化，而希望“老婢皆能通其意”的作家一样。以忠实地表现其感触，即所谓“求达其性
情”，为一切作家对于一切文艺作品之最终目的，则前者固然是“求工”，后者亦何尝
不是“求工”呢？表现人人所欲表现的感触，自然而然地会写出老婢皆能通的文章来，
表现人人所欲表现而不能表现的感触，则也自然而然会创造出惊人的句法来——这并不
是句法本身能惊人，人因为自己不能如此表现而惊耳。也并不是作者必须要作惊人之句，
乃在此时此地，非此惊人之句不可耳。故李流芳断然曰：“两人用心不同，其于以求工，
一也。”
李氏既然以杜子美白乐天两人的好像是绝不相同的作诗法，解释作同样是“求工”
的结果。而他对于“求工”的见解，除了上文说明了是“求达其性情”以外，我们还可
以从《沈巨仲诗草序》中看到一句较具体的话：“诗非能为工之为工也，能为工而不必
工之为工也。”此语大是精微！但与“求达其性情”一语参详起来，似乎一则偏重精于
内容方面，一则偏重于形式方面了。然而这两者是分拆不开的。夫性情既达，则内客工
矣，内容工则形式自然亦工。若读诗者有形式未工之感，必然是没有了解到作者的性情。
何以不能了解作者性情？曰：非性情不真，即作者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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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短短二百七十余年中，诗风之丕变，较之唐宋，实更为繁复。我常常觉得明朝诗
人的纷争，其留给我们的最好的成绩，乃是他们的诗论。除了整部的诗话或其他论诗的
书不算，试看自唐以来文人的别集中，论诗之处，有多于明人者乎？我们倘若能从明人
的文集中，逐一摘出其论诗的文字，加以整理，一定能够对于，不但明代的诗，甚至自
古乐府以迄于唐宋的诗，得到许多研究材料的。
明代最后一个诗派是由被称为“嘉定四先生”的唐时升，程嘉燧，娄坚，及李流芳
所建立的。这四个人生当公安竟陵炽盛之时，虽然又都与三袁钟谭相熟识，但是他们对
于诗的主张却另有独立的意见。娄坚曾说：“近世之论，非拘求于面目之相肖，即苟为
新异，抉摘字句为悟解，如是焉已。凡为诗若文，贵在能识真耳，苟真也，则无古无今，
有正有奇，道一而已矣。”他所谓“拘拘求面目之相肖”，显然是指的王李之摹古，而
“苟为新异，抉摘字句为悟解”，这句话就不客气地道出了公安竟陵诸人评选之风的弱
点了。在下一句中，他又提出了一个“真”字，我们倘若要寻找一个字来代表嘉定四先
生的全部的诗论，也许这个“真”字是最适当的了。
我未尝见唐时升的《三易稿》，但曾见他的《与曾长石书》，其中有这样一节：
“作诗之道，非难非易。易，故三百篇多出于野夫游女，难，故成一家言者，代不数人。……
臂锦组织，一经一纬，一玄一素；虽由女工之手，而必成于杼轴；疏密轻重，各有其度，
不可违也。能取古人之言而吟讽之，嗟叹之，久之知其言之所以然，又知其言之不得不
然，由是而得之杳冥之中，出之恍惚之际；不规规于古人，而自与之合，如是知不为作
者笑矣。”即此一节，已可想见他对于古人诗的全部态度。他虽然要“取古人之言而吟
讽之，嗟叹之”，但并不是要如王李辈的剽窃古人的风格与形式，而是要“知其言之所
以然，又知其言之不得不然”，这就是要参悟一种自然的，同时又是必然的表现法。所
以，“不规规于古人，而自与之合”，这所“合”者，也并不是“面目之相肖”，而是
自己的诗与古人所作的诗有一个共同点，这共同点自然就是“真”。
我曾见七卷本的初刻《松园浪淘集》，全是诗，没有文，所以程嘉燧的诗论无从参
证，但是最近却买到了那非常推崇他的李流芳的《檀园集》，使我得以引录几节李流芳
的诗论来作唐娄两家的意见的参证。
李流芳的诗的见解，最足以与唐时升的话相表里而为娄坚所提出的“真”字作注脚
者，乃是《蔬斋诗序》里的一节：“杜子美云：‘语不惊人死不休’，而白乐天诗成，
欲使老婢读之皆能通其意，两人用心不同，其于以求工，一也。然余尝有疑焉，以为诗
之为道，本于性情，不得已而咏歌嗟叹以出之，非以求喻于人也。激而亢之而使人惊，
抑而平之而使人通，岂复有性情乎？曰：非然也，夫人之性情与人人之性情，非有二也，
人人之所欲达而达之则必通，人人之所欲达而不能达者而达之，则必惊；亦非有二也。
然则求工于诗者，固求达其性情而已矣。诗之传也，久而且多，凡为诗者，不求之性情，
而求诸纸上之诗，掇拾饾饤而为之，而诗之亡也久矣。”
对于一般人所认为绝对不同的两种诗的艺术观，给予了一个共同的理论的根据，这
实在是很足以提供给我们现代的文艺批评家作参考的。我们倘若以杜子美的“语不惊人
死不休”主义作为现代的注重文学的艺术价值的这派文艺观的典型，而以白乐天的“欲
使老婢读之皆能通其意”作为现代的主张大众语文学这派文艺观的典型，而以李流芳的
方法解释之，那么我们同样也可以从这一向被误认为是相互的仇敌的两者之间，获得一
个本质上的共同点。文艺作品，不仅是诗，但尤其是诗，所表现的对象，无论怎样的繁
复错综，总之是作者的一种感触（sensibility）亦即是李流芳之所谓“性情”者也。无
论这个作者要怎样地注意于艺术价值之崇高，要怎样的辞藻华丽，风格新颖，甚而至于
要求着语必惊人，他的目的还是在于要表现他的感触，正如那些竭力使自己的作品大众
化，而希望“老婢皆能通其意”的作家一样。以忠实地表现其感触，即所谓“求达其性
情”，为一切作家对于一切文艺作品之最终目的，则前者固然是“求工”，后者亦何尝
不是“求工”呢？表现人人所欲表现的感触，自然而然地会写出老婢皆能通的文章来，
表现人人所欲表现而不能表现的感触，则也自然而然会创造出惊人的句法来——这并不
是句法本身能惊人，人因为自己不能如此表现而惊耳。也并不是作者必须要作惊人之句，
乃在此时此地，非此惊人之句不可耳。故李流芳断然曰：“两人用心不同，其于以求工，
一也。”
李氏既然以杜子美白乐天两人的好像是绝不相同的作诗法，解释作同样是“求工”
的结果。而他对于“求工”的见解，除了上文说明了是“求达其性情”以外，我们还可
以从《沈巨仲诗草序》中看到一句较具体的话：“诗非能为工之为工也，能为工而不必
工之为工也。”此语大是精微！但与“求达其性情”一语参详起来，似乎一则偏重精于
内容方面，一则偏重于形式方面了。然而这两者是分拆不开的。夫性情既达，则内客工
矣，内容工则形式自然亦工。若读诗者有形式未工之感，必然是没有了解到作者的性情。
何以不能了解作者性情？曰：非性情不真，即作者仍